第40节

救国军的代表，又是被指定的五省大会的秘书长。在会上，大特务赵龙文、周伟龙等认为，京沪杭三角地带我们必须牢牢的控制住，既不容日汪所占据，也不能让新四军渗透利用茅山山脉作抗日根据地。为了对付此“夹攻中”的任务，首先就要利用上海租界作掩护，然后才能使国民党方面的党、政、军、团、特、工商各界的头面人物立住脚，使其有用武之地，以应付非常局面。否则四分五裂，力量分散，即使不亡于日汪也会亡于共产党之手。议来议去，戴笠便提出了建立一个“上海统一委员会”（以下简称统委会）的主意，实行所谓一元化的领导，蒋介石对戴笠的建议自然是没有不批准之理。

1940年夏，文强在忠义救国军任政治部主任，忽然接到戴笠自香港转来一电，大意是说：“为布置东南统一行动到港，公推（杜）月笙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一如苏浙行动委员会推举其为主任委员的运用相同；吴开先代表上海市党部、吴绍澎代表上海市三青团、杜月笙代表上海市工商各界、蒋伯诚代表与军委会之联系，本人（戴笠自称）代表军统．已在港成立。经校长（指蒋介石）指定的五人委员会，实际上能到沪者只有吴、吴、蒋三人，请兄代表本人驻沪出席统委会议。对两昊可若即若离，对月笙驻沪代表徐彩承可多多接近。本局任务另有规定再告，望于接电后，遴调可靠人员为助，克日前往上海报到……”文强接电后，仅仅知道五人委员会的一些情况，究竟军统对内对外不知将作何规定？于是又去电请示。三天后复电到来，指示要”文强取道上饶赴第三战区长官部晋褐顾祝同长官请示机宜。”同时又在这通来电中，规定“文强为对内对外代表军统的联络负责人，在统委会之下，成立对付日江进行收集情报和策动反正的机构，任命文强主持这一策反机构的少（中）将主任委员，委员名单及工作计划另拟呈核。经费可向统委会具领，不足之数，由局拨发。

策委会工作开展后，注意甲、乙两种情况之上报是要”等语。（军统局的所谓‘甲、乙两种清况之上报”，是指的对待战区长官部、统委会等上级机关，只能以公开的一套上报，而有关内部组织人事，以及极关重要的机密情报等，则只专报戴笠，也就是报蒋介石了。）文强自得到复电指示后，暂将忠救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交给秘书罗静芳代行，于6 月中旬离开了广德。

【作者曾分别任上海统一委员会的策反委员会主任、参谋长。】

文强深知军统局特务机关与外间的合作关系，向来是表里不一致的，里面的一套是真，外面的一套是假：这时的第三战区长官部已由皖南之电溪迁移到翰东之上饶，当文强见到顾祝同时，顾首先向文强说：“雨农已自渝来电，知道你要来。上海策反委员会的成立，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既是在战区管辖范围之内，也是统委会的中心任务，与本战区情报部门有密切联系配合的必要”。文强对顾以“老师，’尊称，并表明一切听从指挥，按戴笠来电的指示，死死守住表里两套的原则，装作对顾唯唯听命的样子，顾自然是很高兴的。顾对上海统委会抱有很大的希望，他说：“上海市区在本战区管辖之内，又是在江苏省省区之内，上海有租界地可利用，只要租界不失，戏是好唱的。江苏省仅仅在江北尚保有一小块不毛之地，江南山地无多，现保留在国军之手的地带，又有新四军的盘踞渗透，被它闹得三边（指苏南、皖南、浙西连接地带）不安。正在准备大动手术来割掉这颗疗疮（暗指发动“皖南事变”对新四军下毒手），此事我已与雨农详为筹谋过，今日且不多谈。你今后代表雨农驻上海，以后多与长官部通情报，凡能搜集到的日汪情报，希望系统的寄我一份，如有紧急情报，则从约定的密电中告知。

现任松江专区的行政督察专员平祖仁，是我向江苏省府指派的，代表长官部与统委会联系。另外委派王文甫为少将军事专员，到沪的任务是收集日汪和新四军方面的情报，希望多多予以协助，而且交代是雨农推荐的，与你（文强）是黄埔四期的同学关系。另外本部高参室主任卢旭中将，是我的老友，足智多谋，希望见面多多谈谈今后的联系配合工作… … ”

卢旭是顾祝同身边的阴谋家，在长官部的顾祝同亲信辈中，称卢为“卢毒”，是个自以为跑红而不得好评的人。文强尚未到高参室，卢即先到了文在忠义救国军驻上饶办事处的住处。他说：“是奉长官命来看老哥，在广德有周伟龙代总指挥通消息，在上饶有郭履洲总队长通消息，今将在上海又有文兄通消息，真是消息灵通通四海，不愁奸逆不倒台……”他谈得哈哈大笑，对文如见故人，反而使文有话而不欲多谈。于是卢又滔滔不绝的谈到什么：“东南肘腋之祸非日非汪，而是新四军之不能听命，正如八路军在西北、华北不能听命一样。墨公（顾作同字墨三）肝食宵衣，日以为虑”。又说什么：“日汪尚可拉通关系化敌为友，新四军则绝无拉通为友的可能，江酉十年剿共的经验是如此，委座、墨公悬为座右，亦谆谆以教部属和门生，文兄看法如何？”文答复说：“高论言之有理，长官割疗开刀之策，想系卢公所献，分属军人小卒，一切听命而行。此次去沪任务，重在对日汪收集情报及进行瓦解之策动活动，尔后希望多从这方面赐教”。文强寥寥数语，满想结束谈话，不料卢认为文的答复有点官样文章，微有不悦之色。他最后与文强约好密电本乃告辞而去。第二天文到高参室去回拜，卢不在室，乃留下一纸条，告以候到沪以后从电报中聆教。

文强一行，由上饶折返浙西，取道金华、婿云、丽水、温州之线到上海。在温州为了办理出海手续，停留了两周。经东亚旅社老板介绍，决定乘意大利商轮，乔装商人打扮，将多本密电码本拆散，藏在一对芦花枕头里，以为可万无一失地前往上海了。不料登轮开航出海，刚到温州洋面时，忽然出现一艘日本炮舰，拦截检查。结果，将船长（意大利人）扣押，电台没收．连同商轮也被押送到镇海，停泊海中，不许靠岸。如此羁押一月，日日都有日军官兵登轮搜查，船上淡水已断，商轮上满载出口的生牛皮，被暑气蒸发恶臭，且长了黑壳虫，满船爬行飞舞，与文强随行的副官、译电员等，在惊恐万状中均惶惶不安。文强本欲将两只藏有密本的枕头抛人海中免祸，既恐到沪无密本可用，又恐枕头为日寇所得，反而弄巧成拙，几费筹思，乃下决心与枕头共存亡，并将枕头从译电员手里取作为自用之物。为日军任翻译的华籍人员，多少还有些同情于无辜旅客，从他们口中知道，商轮并非意大利的，轮船上悬挂的意籍旗帜是假的，船长也是白俄冒充的，轮船是中国商人的。不料由于有白俄作船长，日本人反怀疑与赤俄（苏联）有关，因此予以扣押抄查……旅客们明缭了被扣的原因后，才敢推举代表向日方交涉．向日人和翻译送礼行贿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才将这只被扣的商轮连同旅客货物转押到舟山群岛，改乘日轮，将旅客们送到上海。文强一行饱受虚惊，一个多月的失踪，引起了多少人们的猜疑。

8月初旬，文强等人辗转到达上海时，首先要办的事是以军统组织的代表身份，对外与有关各方建立合作关系。当时，上海统委会的主任委员杜月笙尚在香港，CC派的三号人物吴开先代理统委会主任委员。此人望之不似人君模样，军统人员对他是嗤之以鼻的，何况吴这个不孚人望的人，究竟藏在租界的什么地方，文强也懒得去打听。好在早有戴笠密令的指示，找吴不如先找杜的代理人徐彩示。徐在上侮号称为杜的“外交部长”，果然在黄金交易所找到了徐，此人风度翩翩，儒雅可亲，学识丰富，很像一位大学教授，不愧为大流氓集团中难得的人物。他对文说：“吴开老办党多年，上海人是久仰的。今日上海情况复杂万分，极难应付，听说上海党部大批开老的部属，一闻汪伪登台，他们就带着市党部的档案名册去献礼求官，谅先生早有所闻。杜先生不能亲到上海，命我代为照料，当然尽力而为，戴先生与杜先生的交情，我是深知的，以后如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请不要客气。”弦外之音，他对昊的份量是秤得准的，也是抱怀疑和否定的态度的。文闻其言，对吴未加可否，只是要徐转达于吴，说文某已来沪报到了。

接着徐又间文道：“我听说戴先生派到上海的单位很多，天天都在暗杀汉奸日寇，敌伪谈虎色变，是令人称快的，也是令人生畏的。请注意安全为重。最好是能有一个头，免得群龙无首。我听到开老说，文先生是代表雨农先生的，那末，有头了，我以后也就有所仰仗了。”文答复说：“希望对军统方面的，事无巨细，请都来找我。戴杜精诚合作无间，八一三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合作，戴先生推举月老为主任委员，这次统委会扩大的合作，又是戴先味律议最高当局任命月老为主任委员，这是众望所孚，开老不过副其名，真正打开局面，还得仰仗于先生哩”！这次的谈话彼此间是真诚坦白的，文在沪一年多，始终与之保持良好的关系。恰巧这年的隆冬，沪特区行动队长蒋安华策划绑票，受害者是杜月笙的门徒．徐究不知是日汪特务所为，还是渝特所为，对此案摸不到头绪，文即一揽子承担下来，说无论是那方干的，都要查个水落石出。果然很快破案，命沪特区区长陈恭澎出面向徐赔礼道歉，严办部属，陈又央求文强千万不要报给戴老板知道。这一褪在徐的面前打响了，以后也就无往不利，加深了戴杜之间臭味相投的勾结。

吴开先听说文强到了上海，便口头通知到浦东大楼开会，口头通知的大亨是著名的米蛀虫万墨林，此人既是杜家的杂务总管，也是吴开先在租界上赖以打通关系的帮会总管。开会的那天晚间，文强带着忠义救国军驻沪办事处长萧焕文和萧的儿子萧张权一道去的。到会的有蒋伯诚、冯有真、陆鸿勋、万墨林，和其他的男女青年数人，看来是业务会议的性质。五人委员会的人物到场的，只有吴、蒋两人，冯有真是中央通讯社驻上海分社的社长，陆鸿勋是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留美同学，万墨林是杜月笙方面的代表，但徐彩垂不到，万当然说不上是第一号的代表。吴开先对戴笠一向是敬鬼神而远之，对文强当然不会例外。文强则守口如瓶，不吐真言，对上饶之行则言之甚详。吴将话题转到军统打杀日汪的所谓“铁血爱国英雄主义，”大为吹嘘了一番。最后他一本正经的宣布了文强早从戴笠密电中知道的几项事：例如五人委员会的名单、杜指定的对外代表是徐彩垂、联络交通总管是万墨林，等等。他又说到对日汪的情报搜集和策反工作，说：“我是外行，就完全依靠雨农先生的运筹帷握，更重要是靠文兄拿出办法来。统委会每月办公费只有两万元，准备以四分之一交文兄开支。

以后联系见面都不容易，请与墨林大哥约订’等语：这次开会，事实上是专门为了对文强一个人的见面会。散会时，万墨林悄悄的告文强：以后的联系和送文件十请送到我开设的八仙桥米店找某某某副经理就行。这次会，是文强报到后的第一次会，也是最后一次会，因为未过八个月，昊开先、万墨林都被捕而投降汪伪了。在这八个月的过程中，文拟过一份敷衍场面的“情报策反计划书”和“京沪杭三角地带有关日伪军的驻地兵力调查表”。而真的一套则逸报军统局。吴以“卓见茸筹”四字的批示，按月拨付五千元经费，但连续了不到四个月就中断了。文强也没有去查问过原因，因军统局按月另有经费汇来，或由杜月笙自港拨付，这些情况，吴自然是讳莫如深的。

当年策反委员会真正一套的内容是如此安排的：

一、策委会的组织和主要人事主任委员少（中）将文强委员（不定级）蒋群（名君养，江西人，日本留学生，民国元年曾充任国民党元老李烈钧的秘书，是相当有名的政客）;委员（不定级）高汉声（湖北人，民初国会议员，又是有名的洪帮大爷，清高自赏．贫病交加，颇有骨气的书生本色）;委员（不定级）唐蟒（湖南浏阳人，日本留学生，1926 年北伐军中最早的高级政工人员，是南京汪伪政府中的军事参议院院长、湖南省政府主席）;委员（少将）罗子实（江西人，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历任黄埔军校各期的教官、队长，充任过忠义救国军参谋处长、代参谋长，汪伪政府的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武汉绥靖主任公署参谋长等）;委员（少将）龚春浦（湖南湘阴人．充任过北洋军闷时期的盐务统领，与国内洪帮头头人物有交情，也极为熟悉江伪内情）、委员（少将）胡醉天（浙江台州人，保定军校二期毕业，历任黄埔军校各期军事教官、忠义救国军总参议等职）;委员（不定级）罗宝〔 号效植，湖南邵阳人，黄埔第六期毕业，一直在上海过白相人的生活，熟悉帮会内情，也熟悉汪伪某些内情，与戴笠是黄埔第六期的同学关系）; -委员（少将）萧焕文（湖南湘乡人，警官出身，当年充任忠义救国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

二、委员会之下设办公室，组织人事安排如下：少将主任委员文强，驻会办公；少将参谋长沈忠毅（江苏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在国民党充任政工干部多年）; 上校秘书袁耿光（湖南宁乡人，新闻记者出身，充任忠义救国军《 革心日报》 总编辑）; 上校参谋组长沈忠毅（兼）;上校宣导组长左券（湖南邵阳人，复旦大学毕业，历任忠义救国军支队政vlI 室主任、总部政治部科长等职）;上校总务组长傅荣（湖南宁乡县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充任军统局各特警班政治教官、政训组长等职）;少校会计员马仁湛（江苏省人，军统会计训练班毕业，充任过忠义救国军军需处会计员多年）;上尉电台台长某某某L 忘记姓名）;中尉副官李锡年；少尉交通顾名芳；少尉交通萧淑英；少尉交通张含英；少尉译电员程秀华；陈萍；傅霞英。

三、派出的外勤策反专员姓名、驻地：少将专员罗子实，以委员兼任，先驻南京，以后驻武汉；少将专员胡醉天，么委员兼任，驻杭州；上校专员楼亦静，驻无锡；上校专员张辛慈，驻苏州；无级专员朱亚雄，驻南京；无级专员邱仰山．驻浦东。

四、策反计划和活动的三点说明：（一）当年拟汀的策反计划，是针对汪伪汉奸头目及其在日军卵翼下的皇协军（即“和平救国军，' ）部队为主要策动瓦解的对象。当年军统局对待这一工作，是采取多途分头进行的。只许发生纵的关系，避免发生横的关系。拟订计划实施，是以京沪杭三角地带作中心，而且不忘“夹攻中的奋斗”这一原则，把新四军列为与日汪同等重要的假想敌。从力量对比和消长来说，只要能多拉过来一分日汪的力量加人到重庆方面来，便等于抑制了新四军的力量。到了1944 年以后，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在非洲、欧洲战场的胜利结束，在远东的中国战场起了大变化，不论日寇如何凶暴顽强，总归已是强弩之末了。文强等人在拟订计划时，即殷切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事实上，对日汪拉与打的两手，已经开始重拉而不重打了。除了汪精卫没有被拉动之外，连陈公博、周佛海等巨奸都已被浏导倒向蒋介石的一边。在抗日战争快将结束的那段时间里，早已形成了蒋日汪合流，夹击中共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局面。

（二）策委会的工作重心，从一开始就注意京沪杭三角地带，大致是一年后，策反的对象多如牛毛，于是就发展到遍地铺开一把抓。例如在苏北的李长江部队、杨仲华部队，原来就是蒋介石方面的地方部队，投汪后而又策动了过来；西北军系统的刘郁芳、孙良诚等部，驻在开封、苏鲁豫边区，也策动过来了；还有驻武汉的叶蓬部队、驻广州的招桂章部队，甚至还有“满洲国”的王家善等等部队，也都策动过来了。蒋介石的所谓“曲线救国”的反动政策，大有由曲而直线发展的趋势。照戴笠的说法，这叫做“一通百通，千通万通，无所不通了”。

（三）拉与打的两手同时进行，这是蒋介石对日汪作斗争的基本手段，军统局是坚决地执行这一政策的。自从上海沦陷后，被军统特务打手所组织的大小行动队先后暗杀的汉奸，连同日军人员在内，共计约四百余人之多。这一数字是根据军统向蒋介石请领奖金的名单计算出来的，军统一种内部刊物《清白家风》上曾登载过。军统局对待投敌的特务唆罗，同样是采取暗杀的手段，戴笠的口语叫做“杀鸡傲猴”。据文强所知道的有：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长何行健投汪伪后，被暗杀于上海百乐门舞厅门口；军统广州站站长李式曾投汪伪后，被暗杀于澳门中央酒店门口。后来投汪伪的越来越多，杀不胜杀，这些人便成为蒋日汪合流的媒介。上海策委会只专管策反和情报的搜集；打的任务在上海归陈恭澎负总责，长江三角地带其他地区，则由各地行动队去干。忠义救国军所组织的行动队、行动大队、行动总队，以及由郭履洲负责的便衣混成总队等等，也是配合打的行动的。

吴开先被捕前不久，发生了平祖仁和军统南京站站长钱新民的被捕事件，外间议论纷纷，既怀疑是平祖仁被捕后的连锁作用，也怀疑到是钱新民被捕后的牵连，统委会和策委会的人员，都感到人人自危。嫌疑特别重的是平祖仁，他在淞江专区以当行政督察专员为掩护，实际上是为第三战区长官部搜集情报为主要任务。平的为人作风非常活跃，对国民党所属党、政、军、团、特以及工商各界，他都要去钻一钻。所以大家一听到平失踪的消息，便都认为平是一个靠不住的人，等到昊开先、万墨林一被捕，“十九不离平”的谣传更是不径而走。说来平的被浦，几乎无法查明究竟是日本特务机关干的呢，抑或是汪伪特务机关干的？截至文强于1941年12月离开上海为止，也不曾查得明白。至于外间怀疑到是因钱新民被捕而引起的连锁作用，这完全是无根据的猜想。因为钱与统委会从来不发生组织和人事上的关系，这一猜疑不久就被橙清了。

究竟吴等被捕的原因何在呢？根据军统潜伏在汪伪特务机关“76号”的密报查明，是吴开先的亲信沈守良干的。沈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在上海尚未沦陷时，只要出人过上海市党部的大门的，就可看到经常担任门卫的便是沈守良，此人八面玲珑，确实是颇为机灵的白相人，被昊视为亲信。吴代理统委会主任后，只想到亲信当门卫可靠，却没有想到充当过门卫的这个年轻人，早已目标暴露，成为日汪特务的猎获物。吴本人嗜赌如命，每天16圈麻将，如同段棋瑞嗜恋棋一样，不可一日无此君，而且吴似乎是对沈特别怜爱照顾，每天抽水抽头，总是多分一些给沈。本来沈一向谨守岗位，很少外鹜，但一到手边上活动款子多了，便学着油头粉面，经常出人于茶楼酒馆、跳舞场中，"76号”的汪伪特务对他盯梢已久。文强曾暗示吴应注意防范，特别要求亲信人行为检点，吴拍着胸膛说：“吴某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令人听了啼笑皆非。统委会本来就是一座空架子，万一吴被捕，这空架子也就拆了台。文强当年最担心的是八仙桥米店，策委会的人员与统委会的联络，曾经与万墨林打过不少的交道，唯恐万墨林的被捕而受株连。

于是就采取了一些必要的防范措施，特别是有意无意的警告吴、万两人，万一被捕，决不能供出军统方面的人来，否则：“请注意傅筱庵、张啸林的下场”（傅是汪伪上海市长，张啸林是准备降日的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的大流氓头子，都被军统暗杀）。不知是威胁性的警告起了作用，还是由于万墨林保存了一些江湖义气，从整个的策委会的关系来说，是没有受到吴、万被捕任何影响的。万曾间接托人带口信给文强说：“要千个放心，万个放心！”看来，他说的是真话。

吴开先被捕后，文强从潜伏人员的密报中得知，是由原中统局的两个特务头子丁默村、罗君强陪着吴到南京去见汪精卫的。驻南京的日本特务头子影佐，把这看成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对外宣称是重庆国民党宣传部长吴开先的投降，引得南京大小汉奸，弹冠相庆。以后日任以招莺引凤之策，将吴释放回渝，目的在诱降蒋介石，企图进行中日停战的和平谈判，只因时机过晚，日本败局已定，使昊无所成就而已。有关这方面的内幕，吴绍澎先生所写的《纪上海统一委员会》一文中已有详述，这里就不再多言了。

“屋漏何堪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这两句话，正是上海统委会、策委会以及军统在上海组织机构总垮台的写照。

统委会因吴、万被捕而垮台是可以想见的事；吴开先投敌前后，祸不单行，潜伏在上海的军统特务组织这只破船，又处在风雨飘摇中，几乎被日汪特务机关一网打尽：南京区长钱新民在南京路被汪伪特务丁燮林绑架而去；上海特区区长陈恭澎，因人事股长桂某某的投敌拥汪，交出了组织和名册，在陈指挥下的两个行动大队，凡名册上有名的，一个不漏地被汪伪特工描获，区里面的工作人员，当然也成了瓮中之鳖，沪特区共被捕的有一百余人。陈恭澎平日自称硬汉，他是前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投敌拥汪后．特别自平津区的岗位上南调的，谁料到他一被捕，还没有见到汪精卫的面，就先见到了军统一批已经投敌拥汪的大特务，如傅胜蓝、钱新民、廖公助等，这些家伙对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