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

会战后期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的基本原因。 台儿庄战斗胜利后，中国统帅部及第五战区许多高级指挥官对胜利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总结，忽略了中日两军总的实力对比，更未对战局发展的可能前途进行合理的预测，因而或多或少地夸大了台儿庄胜利的作用。这样，适合自己想法的失实情报就易于接受，相信“台儿庄胜利已激起日方反战运动，致预定由国内增加8个师团亟早解决华北战局之计划打消”，因而李宗仁一面致电统帅部，一面请白崇禧回统帅部请示向第五战区增兵，“集中所有力量”，企图乘势进行一场“确定胜利基础的战略性战役决战”。最高统帅也同意这一意见，于是大批军队源源不断地调至徐州附近。这种作战指导不符合实际，更违背了持久消耗战的原则。

而且不断将兵力投入第一线，不断向东延伸右翼，形成西起微山湖、东至郯城南，绵亘300余里的防御正面，又未控制强大有力的机动兵力及预备队并发展为实际上的专守防御，违背了攻势防御的原则。当日军从南北分7路向徐州作向心运动并切断了陇海路时，中国部队发觉已被包围，形势危急，被迫部署数十万大军仓促突围，实施战略转移。 (三) 关于花园口决堤 当日军第14师团、第16师团沿陇海路向郑州方向进攻时，拥有数十万主力部队的第一战区竟报请蒋介石批准，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以制造水障来阻止日军的西进。海峡两岸都有一些人认为此举的军事作用显著，既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大片国土不被日军占领，又推迟了日军进攻武汉的时间表，等等。姑不论此举使豫、皖、苏3省40多个县市的地区沦为泽国，数十万人民葬身洪流，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并形成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广大人民带来巨大而长期的灾难等政治、经济、道德方面的后果及影响，仅从军事角度看，上述说法也是值得商榷的。

从国民政府第一战区的角度而言，决堤造成水障，确实起了阻止日军第2军西进的作用，摆脱了被追击和与日军血战的严峻局面，并暂时保住了第一战区所在的豫中、豫西等地区；但就战略范围而言，水障既未能阻止日军进攻武汉，也没有推迟武汉会战的时间。日军第2军即使不受水障所阻，在日本大本营未决定进攻武汉、其国内新扩建的10个师团未派至中国和调整部署以前，该第2军也不可能单独地进攻武汉。而事实上，恰恰是在决堤放水期间，日本内阁、大本营在6月15日御前会议上决定进攻武汉。所不同的，仅仅是主攻方向不是由平汉路南下，而是沿长江西进。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主攻方向本来就有两种选择。国民政府在《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中也判断日军进攻武汉的路线有三种可能，而沿长江西进更能充分发挥日陆、海、空协同作战的优势。日军虽已占领了郑州，其大本营也未必选择由平汉路南下的方案。因为这时的形势和“七七”事变时已有所不同。此时，华北敌后战场已经开辟，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建立，广泛的游击战已经展开。

仅以晋察冀军区第3分区1938年2月上旬的作战为例：先后攻占了新乐、定县、望都3县城及清风店、方顺桥等车站，并袭入满城和保定城关，使平汉路北段交通一度中断。日军如以平汉路为主攻方向，则不仅海军毫无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要保障以平汉路为后方补给交通线的畅通，必需有大量兵力，这比保障长江畅通要困难得多。事实上，不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而沿长江及淮河西进进攻武汉的构想，早在花园口决堤之前，日军“在下令徐州作战时的上旬，大本营已经有了腹案”：令日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并从“5月以后已陆续给中国方面舰队增强了兵力”，以便协同陆军进攻武汉，并于6月3日又发布命令：“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域，保证其交通安全”，还令海军“攻击南京上游的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至于保住了豫中、豫西及陕西等大片国土，则更非决堤制造水障所造成。根本原因是日本兵力不足，无力攻取。当时日军的战略企图是“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以“促使中国军队投降”、使国民政府屈服，而不是占领所有的地区。日军如企图占领豫中，水障是阻止不住的。

假如日军增兵河北、南下进攻，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既挡不住西进的日军，恐亦很难挡住南下的日军。抗击日军的关键是高级将领的抗战意志、指挥能力和部队战斗力。1941年，日军第35师团为策应长沙会战，以5个步兵大队、3个骑兵大队于10月2日强渡黄泛区，10月4日即攻占郑州；1944年，第一战区虽经过3年的经营，日军发动所谓“1号作战”的豫中会战，其第12军第17师团于4月17日由中牟强渡黄河，19日即占领郑州，仅30多天就攻占了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洛阳及豫中地区。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明。所以，对国民政府花园口决堤的军事上的作用是不宜夸大的。 设更进一步探讨，如果不放水淹死数十万人民群众，不使上千万人民群众散逃他乡，而是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游击战争，对抗战必定更为有利。

附表4-3-1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系统表(1938年1月)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军事参议官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副主任龚浩参谋总长 何应钦 副参谋总长 白崇禧部长白崇禧(兼)，副部长刘士毅、陈继承军训部部长徐永昌，副部长熊斌、杨杰军令部政治部部长陈诚，副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唐生智(2月鹿钟麟继任)，副监谷正伦、王懋功航空委员会侍从室主任钱大钧(4月林蔚继任)，副主任毛邦初、黄光锐参事室厅长林蔚(4月吴思豫继任)，副厅长刘泳尧铨叙厅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副院长王树常、张钫各战区司令长官部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陈绍宽，参谋长陈训泳空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周至柔，副总指挥毛邦初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副部长端木杰、卢佐各防空司令部各江防司令部各卫戍司令部附表4-3-2徐州会战日军“华北方面军”

指挥系统表(1938年3月) 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大将)第1军(香月清司中将)第4、第5、第9独立机关枪营第109师团(山冈重原中将)第108师团(下元熊弥中将)第20师团(川岸文三郎中将)第14师团(土肥原贤二中将)第1、第5独立轻型装甲车连第2坦克营第1、第3独立山炮团第2野战重炮旅(第5、第6野战重炮团)第8独立野战重炮团第3、第5迫击炮营第2军(西尾寿造中将)第6、第10独立机关枪营第10师团(矶谷廉介中将)第5师团(板垣征四郎中将)第10、第12独立轻型装甲车连第1野战重炮旅(第2、第3野战重炮团)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中将第114师团末松茂治中将中国驻屯兵团山下奉文中将第3、第4、第5独立混成旅临时航空兵团(德川好敏中将)第3、第9独立飞行中队第1、第4飞行团野战高炮队6队 附表4-3-3徐州会战日军“华中派遣军”

指挥系统表(1938年5月) 华中派遣军(?俊六中将)第18师团(牛岛贞雄中将)第13师团(荻州立兵中将)第9师团(吉住良辅中将)第6师团(稻叶四郎中将)第3师团(藤田进中将)第101师团(伊东政喜中将)第10步兵旅团(天谷直次郎少将)第3飞行团(值贺忠治少将)波田支队(波田重一少将) 附表4-3-4徐州会战后期豫东作战日军主要参战部队指挥系统表 (1938年5—6月)华北方面军寺内寿一大将第1军(香月清司第14师团(土肥原贤二步兵第28旅团(酒井隆少将)步兵第15联队步兵第50联队步兵第27旅团(丰岛房太郎少将)步兵第2联队步兵第53联队骑兵第18联队野炮兵第20联队工兵第14联队辎重兵第14联队及通信队、卫生队等中将，5月30日梅津美治郎中将)中将)(6月2日后配属给第2军)第2军(东久迩宫中将)第16师团野炮兵第22联队骑兵第20联队步兵第30旅团(筱原次郎少将)步兵第22联队步兵第33联队步兵第19旅团(草场辰巳少将)步兵第9联队步兵第20联队工兵第16联队辎重兵第16联队及通信队、卫生队等混成第3旅团步兵第29联队步兵第4联队野炮兵第2联队(欠2个大队)工兵第2联队(1个中队)(田村原一少将，原属关东军第2师团)混成第13旅团步兵第25联队步兵第26联队野炮兵第7联队工兵第7联队(1个中队)(森田范正少将，原属关东军第17师团)濑谷支队(第10师团第33旅团)(濑谷启少将) 附表4-3-5徐州会战后期豫东作战中国主要参战部队战斗序列表 (1938年5月)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参谋长晏勋甫第3集团军(孙桐萱)第12军(孙桐萱兼)第22师(谷良民)第20师(张测民)第81师(展书堂)第55军(曹福林)第29师(曹福林兼)第74师(李汉章)第20集团军(商震)第32军(商震兼)第139师(李兆瑛)第141师(宋肯堂)第142师(傅立平)独第46旅骑第14旅豫东兵团(薛岳)第71军(宋希濂)第36师(蒋伏生)第87师(沈发藻)第88师(龙慕韩)第29军团(李汉魂)第64军(李汉魂兼)第155师(李汉魂兼)第156师(邓龙光)第17军团(胡宗南)第1军(胡宗南兼)第1师(李铁军)第78师(李文)第74军(俞济时)第51师(王耀武)第58师(俞济时兼)第27军(桂永清)第46师(李良荣)第105师(沈克)税警总团第8军(黄杰)第95师(罗奇)第166师(郜子举) ---------------------- 092 第六部分：武汉会战及广州失陷 日军的战略企图及秘密和谈TOP ---------------------- 武汉地处中国中部的江汉平原，东接苏、皖，西邻巴蜀，南连湘、粤，北毗豫、冀，平汉、粤汉铁路和长江、汉水交会于此，使这座城市成为水陆交通的枢纽。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从南京迁至武汉，武汉更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日军攻占了南京后，日本大本营即开始研究进攻武汉的问题。当时考虑的方针是：首先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两个战场，尔后攻占郑州，切断平汉路，再向武汉进攻，同时攻占广州，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但研究后认为在华兵力暂时不足，必须增建军队和作一段时间的休整，才有可能采取行动。因而一方面让侵华日军进行休整和调整部署，一方面积极进行增建部队的动员工作。1938年4月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同时也决定实施武汉会战，不仅令陆军在制订徐州会战计划时要“预想到会战以后的形势，要将武汉会战的实施也考虑进去”，而且令海军“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的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并于5月间陆续给中国方面的舰队增强兵力。6月3日，下令海军“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路，保证交通安全”，“可先攻占南京上游的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5月底，日本大本营便拟定了当年秋季攻占汉口和广州的作战指导大纲，认为“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

，“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了中原地区，实质上即是统治了全中国”。 1938年6月，日本研究和制订国家政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提出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内称“我国推行大陆政策当前的目标，在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当前的战争目标”是“必须在军事行动方面确保很多的战果。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广州以及其他敌人的抗战中枢。同时，随时将沿海岸线的军事的、经济的要地逐个占领，发挥海上封锁的效果。另一方面更必须对中国内地的重要都市和军事设施加强轰炸。”又说：中国“目前虽然已丧失了华北、华中的重要各省，然而只要国民政府还盘据在汉口，汉口就是主要以西北各省为其势力范围的共产军和主要控制着西南各省的国民党军之间的接合点和两党合作的楔子”，“所以首先为了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占领了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同时，攻下汉口，对新政府(指伪政权)说来，可以创造这样的可能性：把汉口以下的长江下游流域归入统治圈内。

这样才可以谋求经济的独立，以及实现华中战区的复兴。相反的，对于国民政府来说，就意味着丧失了湖南、湖北的粮仓地带和中国内地惟一的大经济中心，不但会造成该政府经济自给的困难，并且会减弱现在惟一的大量武器的输入通道——粤汉路的军事、经济价值。这样一来，即使该政府逃到了四川或是云南，以保余命，但在这种山岳地带，也无法发挥比一个地方政权更大的作用了。”基于上述认识，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当年秋季进行攻占武汉及广州的作战。 7月29日至8月11日，在中国东北图们江下游地区发生了苏联军队与日本军队激战的“张鼓峰事件”。由于日本企图迅速结束侵华战争，所以对苏采取了不扩大方针，而对中国仍然决定实施攻占武汉和广州的作战。就在张鼓峰战斗最为激烈的7月31日至8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根据御前会议的决定，拟订出《以秋季作战为中心的战争指导要点》。其方针是：“把灵活的作战指导和各种措施都统一在这个方案之下，由此抓住结束战争的时机。最近，更要统一和加强总动员和军需动员，以促进国力建设和充实军备。”其战略指导是：“(一) 进行指导时，尽量缩短汉口作战和广州作战的时间间隔。

(二) 汉口作战的目的，在于摧毁蒋政权的最后的统一中枢——武汉三镇和完成徐州作战以来的继续事业——黄河和长江中间的压制圈。本次作战对敌方兵力打击愈大则愈有意义。因此，本次作战根据以下各点进行指导： 1. 为了夺取武汉三镇，作战指导上应采取以下策略：对配置于该地防线上的敌方兵力尽力给予重大损害。2. 以后竭力限制战局的扩大，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在汉口附近留下若干机动兵力，即：河南省黄泛区以西的地方，概予放弃；为了占领武汉三镇附近地区，预期北自武胜关、南迄岳州附近构成一条持久战线；在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主旨限于控制沿江岸的各要点。3. 广州作战的目的，在于一面切断蒋政权的主要补给线，一面使第三国，特别是英国的援蒋意图受到挫折。因此，本次作战根据以下各点进行指导：(1) 采取急袭方式，果敢迅速攻占广州。(2) 以后在广州附近，切断粤汉线、珠江、西江的交通，采取紧缩持久的态势。4. 在原则上，除了汉口及广州作战外，不再进行扩大战局的作战。”其政略指导的主要内容是：“在攻击汉口以前，预料国民政府方面会提出和议；又在攻击广州之后，预料国民政府和某第三国会相继提出和议。

对这两种动态，要努力因势利导，重新调整日华关系，及时结束这次事变。”“下一时期的军备对象确定为苏联，在国力、军备上的安排，暂时(大概到昭和16年为止)以陆主海从为原则。”“加强日、德、意合作，以便于结束这次事变，同时造成有利于我方对苏联的国际形势：1. 促进签订日、德、意同盟。2. 加强对德、意的贸易并授予德、意在中国的权利，策划经济合作。3.通过对南洋殖民地问题的处理，刺激国际形势，并加以因势利导。”“秘密研究准备处理英国在华的既得权益，抓住解决事变的关键：1. 除华北和上海外，作为处理英国在华既得权益的基本观点，一般以恢复原状为原则。2. 作为牵制英国的一种策略，关于华中的货币制度，采取日、英、华共同合作方式”等。总之，日本的战略和政略都是以迅速结束战争为中心而制订的。 由于国民政府并未因日本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而断绝与日本的联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及其下属第一科(日本科)科长董遵守仍来往于香港、东京、汉口间暗中进行“和平”活动；而近卫内阁改组后新上台的外相又是与蒋介石和张群均有旧交的宇垣一成，所以当宇垣发表声明说“中国方面有根本变化时，可能考虑和平问题”

时，张群首先致电祝贺宇垣上台，并提出求和试探，表示汪精卫或他本人可以出面与日本谈判。宇垣考虑汪、张二人是人所共知的亲日派，由他们出面反而不利于和谈，因而希望由孔祥熙出面。6月23日，孔祥熙派秘书乔辅三去香港，与日本总领事中村本一会谈。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了《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军事打击与政治诱降双管齐下，要求集中国力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同时“不妨根据条件接受”和谈。7月8日，五相会议又确定了诱使国民政府投降的具体条件：一是使国民政府合并于新兴的中国中央政权(指伪政权)，二是改变国民政府名称或改组旧国民政府，三是放弃抗日容共政策，采用亲日、满与反共政策，四是蒋介石下台。日本政府当即训令中村向乔辅三提出上述四条，以及与陶德曼调停时日本提出的基本相同的条件。7月12日五相会议还决定了《适应时局的对中国的谋略》。其方针是：“为使敌人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应加强目前正在实行的计划”。其实施的纲要是：“1. 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的趋势。

2. 促进对杂牌军的拉拢归顺工作，设法分化、削弱敌人的战斗力。3. 利用、操纵反蒋系统的实力派，使在敌人中间建立反蒋、反共、反战的政府……”7月15日乔辅三回到汉口，孔祥熙与蒋介石密谈。18日，乔向中村也提出了蒋介石的和谈方案：一是中国政府积极实现对日亲善，停止一切反日行动，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持久和平、为改善中日关系而积极努力；二是通过签订中、日、满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三是承认内蒙古自治；四是华北特区划定甚难，但中国承认在平等互惠基础上开发华北经济；五是非武装地区问题，要待日本提出具体要求后解决；六是反共问题虽未充分讨论，但终须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关于是否加入防共协定或缔结特别协定问题，须进一步研究确定；七是中国目前很穷，无力赔款。这一方案基本接受了日本的条件，仅重庆政府参加或合并于伪政权及蒋介石下台两条未能接受。为此，双方僵持不下，谈判陷于停顿。国民政府产生这种妥协的思想并不奇怪。毛泽东在6月初就指出：“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日本内部对诱降方针产生分歧。由于日本军方坚决反对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近卫首相在军方压力下屈从军方意见，停止暗地的和谈活动。国民政府于9月1日撤回了谈判代表，此后提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号召。 二、 国民政府的战略方针及保卫武汉的作战准备 南京失守前，国民政府迁至重庆，但其军事统帅部的军事委员会及许多重要部门则迁至武汉领导抗战。统帅部接受了淞沪会战及南京作战的经验教训，并吸取了南京国防会议上中共代表提出的部分建议，军事委员会于12月在武昌拟订了抗战的《第三期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 第一方针 国军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之目的，应以各战区为外廓，发动广大游击战，同时从新构成强韧阵地于湘东、赣西、皖西、豫南各山地，配置新锐兵力，待敌深入，在新阵地与之决战。 第二指导要领 (一) 各战区 1. 划定各战区范围，并选定根据地，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所有在各区之军队及行政、党务各机关，无论在何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原战区，东击西应，奇正并用，以收长期抗战之效。

各战区根据地，应利用地形，构筑工事，集积粮秣弹药，讲求连络通信方法，以备独立作战。 2. 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止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联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