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节
日本首先组建了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接着逼迫国民政府建立了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王揖唐、王克敏等人主持），实际上把冀、察两省划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这理所当然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１２月９日，北平学生举行爱国示威活动，并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响应。在此形势下，日本政府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３日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了《处理华北纲要》。《纲要》中说：虽然“自治的区域以华北五省为目标”，但“不能为扩大地区而操之过急”，要“先求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再“进而使其他三省自然地与之合流”。紧接着，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于１９３６年１月２１日在日本议会第６８次会议上公开发表了“对华三原则”。这是根据军部的意见、针对蒋介石的“和平提案”制订的。 蒋介石于１９３５年夏派驻日公使蒋作宾向日本政府送交了《中日和平提案》。
主要内容有四点：“一、 东北问题中国暂置不问。二、 中日关系于平等基础上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但与东三省有关的不平等条约暂时除外；同时中国停止排日教育，日本停止对华优越主义之宣传。三、 以平等互惠为原则，中日经济提携。四、于经济提携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广田基本上同意该提案，但军部反对，坚持要蒋介石承认伪满洲国，因而广田在“日军制订在华北进行军事行动计划的同时”，令外务省东亚局与陆、海军当局合作，于１９３５年８月５日制订出“利用外交手段征服中国的计划”。１０月４日，该计划由首相和陆军、海军、大藏等大臣通过，秘密发给驻外外交官。公开后发表的三原则要点为：一、 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 承认伪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三、 中日共同反共。但广田在对外交官作补充指示时解释三原则的实质和公开发表的不尽相同。其主要区别为：一、 在第一条中要求中国停止依附欧、美的政策，在具体问题上和日本合作；二、 如暂时难以承认伪满洲国时，目前可暂且对伪满洲国的独立加以默认，至少在与满洲毗连地区的华北方面，与伪满洲国之间实行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互助合作；三、 省略了“中日两国根据相互尊重独立的原则来合作”
这句话。据广田说，“中国政府已经充分谅解，对以上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其实“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法西斯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和首相冈田启介的私人秘书官（误认为是冈田），并击伤了日本天皇的侍从长。政变被镇压后，３月９日组成了受军方控制的广田弘毅内阁。为加速侵略步伐，陆军和海军都提出了修改《国防方针》和扩充军备的要求。４月６日，日军在北平设立了“中国驻屯军司令部部附办公处”，由松室孝良少将以驻屯军司令官代表的资格负责“从速使华北局势明朗化”。４月１８日，新任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元帅宣布： 将“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职务由原来军部任命的少将级提升为天皇直接任命的中将级；同时决定向华北增加兵力，将中国驻屯军的人数由１７７１名增至５７７４名，使之成为一支编组有步、炮、骑、工诸兵种和坦克队的野战兵团。５月１日，任命田代皖一郎中将接替多田骏少将为司令官。
１９３６年６月８日，经陆军和海军共同制订的日本《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和《用兵纲领》等文件修改完毕。这次作为假想敌国的主要目标是美国和苏联，同时包括中国和英国。“国防方针与过去一样采用速战速决主义，强调在作战一开始即发挥强大威力。这是因为日本已经感觉到以现有国力，不能承受长期持久的消耗战。但是，所确定的假想敌国美国、苏联、中国，以及新增加的英国，都是大国，对此并没有必定取胜的手段，无论同哪一国开战，都有成为长期作战的可能性。因此要增加能维持长期持久作战的必要思想认识与准备。”〔１３〕关于“国防所需兵力”，陆军确定：“战时５０个师团，常设师团为２０个，其中６个满员师团设置于满洲，同时重视航空军备，先准备１４０个中队，将来必须更加快速地扩充。”海军决定：“负责外线作战的部队以下述兵力为基干，并配备适当的辅助兵力： 主力舰１２艘，航空母舰１０艘，巡洋舰28艘，驱逐舰战队６个（旗舰６艘、驱逐舰９６艘），潜艇战队７个（旗舰７艘、潜艇７０艘）。”另外有“陆基航空兵队６５个（每队常用机１２架、备用机６架）及舰载飞机２９１架”。
１９３６年８月７日，日本五相（首、外、陆、海、藏相）会议制定了《国策基准》，规定日本当前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同日，四相（首、外、陆、海相）会议还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规定当前“对华实际措施的重点，在于首先使华北迅速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区，并且一面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备，一面使整个中国反对苏联、依靠日本”。根据这个方针，８月１１日日本内阁有关各省又制定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更明确地规定了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除仍“把该地区（华北地区）作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同时有利于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一方面防备苏联的侵入”外，对南京国民政府要“具体地设法促使该政权逐步采取反苏的态度而接近帝国，特别应采取措施，使该政权不能不自行进一步努力改善华北的事态”；要求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防共军事协定》，订立日华军事同盟和“解决日华悬案”。主要有“使国民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最高级的政治顾问，参与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等方面的机要工作”，“使国民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军事顾问和军事教官”，“建立日华航空联系”
和签订《日华互惠关税协定》等。此外还要求加强“日华经济合作”，“力求形成一种日华不可分割的关系”。 与此同时，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昭和１２年（１９３７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为： 对华北方面，使用２个军（５个师团，根据情况发展，可再增加３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地区和华北五省；对华中方面，使用第９军（３个师团）占领上海附近地区，另组建第１０军（２个师团），从杭州湾登陆，两军互相策应向南京方向推进，占领并确保上海、杭州、南京三角地带；对华南方面，使用１个师团占领广州一带地区。要求海军一开始就控制中国沿海及长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主要地区。但限于兵力，为避免与中国打持久战和全面战争，在作战指导方针上，规定打速战速决的局部战争。 正当日本积极准备扩大侵华战争之际，恰巧于８月间发生成都事件，９月间又发生北海事件。日本即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并进行武力威胁。９月９日，日海军第３舰队司令长官米内光政派第13驱逐队和第１６驱逐队开广东、北海。１５日海军军令部制定了《北海事件处理方针》。
其主要内容有：“从速贯彻日前正向国民政府进行的要求，促使其迅速表明排除在北海的抵抗的决意”；决定向北海增派兵力： 第１航空战队、第２航空战队、第８战队和特别陆战队１个大队，另外令第２舰队、第１水雷战队、特别陆战队３个大队及舰载战斗机和攻击机各２４架为待机兵力……“与上述措施并举，进行外交交涉，同时与成都事件合并强行解决”。同日，日本参谋本部也制定了《对华时局对策》。其主要内容有：“对华中、华南，在目前形势下，不以陆军行使实力。如抗日行为波及华北，为预防不祥事件发生，于适当时机派遣一个师团至满洲，在锦州附近待命。万一在华北发生有损帝国军队威信之事件，中国驻屯军应断然予以惩罚。此时，上述之一个师团及关东军司令长官所属部队之一部，可加入中国驻屯军……军队的行动，应神速机智，在最短时间内予以闪电打击，以最小限度的要求局部地解决问题。”
在中国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谈判期间，日本为要处理成都、北海事件，提出与日本缔结防共协定，在华北实行特殊制度，彻底禁止排日，政治、军事机关聘用日本顾问、教官，与日本缔结关税协定，降低税率，福冈与上海间建立航空联系，成都开埠，中日合作开发四川经济等要求。这些要求全是日本于８月１１日制定的《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中的内容，与成都、北海事件并不相干。中国当然不可能接受。谈判陷于僵局。日本陆军和海军对如何打开僵局，意见不完全一致。海军主张以武力迫使国民政府屈服。９月２６日海军部制订的《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就规定：“在整备对华作战准备的同时，依靠增派的兵力威势，促进外交交涉”，“要求蒋介石返回南京（当时在广东），使之迅速负责与我直接交涉”；如果蒋介石不回南京，或国民政府不答应前面要求时，准备使用武力，对华作战。作战的规模，预定：“固守上海（海、陆军协同），保障占领青岛（海、陆军协同），封锁华中、华南要点（海军兵力），轰炸华中、华南的航空基地及主要军事设施等，陆军出兵华北”。
但是在１０月1３日内阁会议上商讨对华作战问题时，陆军大臣等基于陆军装备现状及对苏战备等考虑，对马上进攻中国颇为犹豫。 就在日本政府和陆、海军在对华是否立即用兵的问题上彷徨未决之际，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内部形势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日本对此感到突然，于１２月１４日制定了《西安事变对策纲要》，原则上采取不干涉方针，静观事态的发展；但也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 海军部令第３舰队加强警戒，令馆山、木更津、佐伯、大村、鹿屋各航空队的一部及横须贺、吴港、佐世保各镇的特别陆战队１个大队作好战斗准备，并向汉口、上海增派特别陆战队。１９３７年１月，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为今后的行动制定了《关东军的方针》，决定暂时停止侵绥的作战，整顿在百灵庙等地失败的伪蒙军，巩固在察哈尔的占领地区；令德王以察境蒙政会的名义于１８日发出通电，攻击张学良，并表示“为使中央无后顾之忧，专心讨逆，暂时中止对绥军事行动”。很显然，日本是在盼望中国因西安事变而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以便从中渔利，乘机侵占中国。但事与愿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共两党逐渐走向停止内战、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道路。日本的妄想完全落空。
日本国防方针所确定的假想敌国，虽然陆军方面的首要目标是苏联，海军方面的首要目标是美国，但不论是北进或南进，国家战略的第一步都必须先征服中国。１９３７年６月９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对苏对华战略意见书》说：“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的形势，我们相信： 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为上策。”这当然是从纯军事战略上提出的；从国家战略的角度上说，先征服中国，不仅可除去后顾之忧，更重要的是可以获得日本所缺乏的战略资源。至于所观察到的目前中国形势，则是指国共两党虽已走上停战、合作的道路，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乘此时机发动侵华战争最为有利。这是东条英机、关东军和日本统治集团内多数人的想法。“七七”事变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爆发的。 ---------------------- 046 第三部分：“七七”
事变和平津作战 日本和中国的国力、军力概况TOP ----------------------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在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巨大冲击下，先天不足、资源缺乏的日本受到的打击格外严重。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下降了３２９%，对外贸易输出额减少了４７%，输入额减少了５５%，国际收支赤字从０７亿日元上升到２９亿日元，采矿工业和重工业等基础工业各部门的开工率仅达其生产能力的５０%。大批企业倒闭，失业工人多达３００万。一些重工业产品和大米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都降低了一半左右。由于农作物价格暴跌，出现了“丰收饥馑”的现象，一般农民陷入破产的境地，生活异常困苦。 日本统治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夺取新的资源基地和商品市场，并实现其由来已久的“大陆政策”，一方面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的东北；一方面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并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国家用于发展军事工业的支出高达７０亿日元，各财阀资本也迅速向军事工业方向转化。日本政府还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管制，颁布和修订了许多法令，使整个经济为战争服务。
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５年，全国共建了３５万个卡特尔和１７个托拉斯。政府通过这些垄断组织把大批中、小企业引上战时经济的轨道。由于经济军事化和大量掠夺中国东北的资源等原因，日本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较早渡过了经济危机。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３７年间，日本工业增长的平均速度达９９%，是资本主义大国中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１９３７年，日本产钢５８０万吨、生铁２３９万吨、石油１６９万吨、水泥６１１万吨，发电量３０３万千瓦，工业总产值已近６０亿美元，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８０%，成为工业强国。但是其他战略物资，如棉花、橡胶、羊毛及铅、锡、锌等军工所需有色金属原料和石油、煤等燃料仍甚缺乏，必须仰赖进口。特别是军事工业最必需的铁矿，日本自身年产仅４５万吨，加上朝鲜的６０万吨，只仅能满足所需的１/６，每年要从中国和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输入数百万吨。 日本为了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在１９３６年８月制定的《国策大纲》中确定大量增加军事工业投资，把“扩充国防军备”摆在首位。１９３７年军事工业投资达２２３亿日元，比１９３６年增加了２２倍，占当年工业投资总额的６１７%。
其武器装备的生产能力达到了年产飞机１５８０架、大口径火炮７４４门、坦克３３０辆、汽车９５００余辆的水平，造船能力为４０余万吨，造舰能力为５万余吨。至于步兵轻武器及小口径火炮等的年生产量，完全可以满足进行大规模战争时的年需要量。 日本在增加军事工业投资的同时还大量增加直接军费。１９３７年的预算，陆军为７３亿日元，海军为６8亿日元，总计达１４１亿日元，占当年国家总预算的４７%。由于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和大量增加军费的关系，日本军队的数量及技术装备水平迅速提高。“七七”事变前夕，日本陆军有１７个常备师团、４个混成旅团、４个骑兵旅团、５个野战重炮兵旅团、３个战车联队（包括坦克、装甲汽车）、１６个飞行联队（５４个飞行中队）以及守备队（相当于步兵旅团）等，共约３８万人。日本实行的是征兵制度，凡年满１７岁至４０岁的男子都必须服兵役。除现役兵３８万人以外，尚有预备役兵７３８万人、后备役兵８７９万人、第一补充兵１５７９万人、第二补充兵９０５人，总计约４４８万余人。此外还有第一、第二国民兵役。日本海军的动员情况大致与陆军相同，只是服役年限与陆军不同。
日本如果全部动员，陆、海军共可达１０００万人。 侵华战争前期，各作战师团大都附有若干装备有步兵轻兵器的补充大队。它们不列入战斗序列，用以随时补充缺员。因而，日军１个师团投入战斗的实际兵力大多超过其编制人数。例如１９３７年淞沪会战，日军第９师团于９月下旬增援至上海，经过１个多月的战斗，死伤１２３６０人，但它不经休整仍能继续向南京进攻，并担任主攻方向的作战任务，最先攻占了南京的中华门及光华门，其原因就是有补充大队随时补充战斗减员。不过，侵华战争后期日军消耗巨大，兵员短缺，已无力做到在战场上随缺随补。 日本陆军师团“为各兵种联合的战略单位”，明治以来一直沿用两旅团四联队编制。其常备师团下辖步兵旅团２个，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联队各１个，另有通信队、卫生队和第１、第２、第３、第４野战医院以及兵器勤务队、病马场等；其步兵旅团下辖２个联队，每个联队下辖３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辖４个中队。全师团共有步兵中队４８个。师团编制的人数，战时多于平时，而且各个时期亦并不相同。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调查，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时，日军师团平时１３万人，战时约１８万人；至１９３７年“七七”
事变时，每师团平时１５万人，战时约２万人。据日军文件，每师团平时１１８５８名，战时２１８００名，有的达到２５２００名。 由于两旅团四联队制已不太适应当时战术的要求，１９３６年日本在充实军备的计划中预定： 除现有常备师团及少数新建师团仍为两旅团四联队制外，今后采取联队制的编制，取消旅团。１９３７年９月间，以独立混成第１１旅团为基础，试行改建为三联队制的第２６师团。１９３８年４月至６月，参谋本部又下令新组建了６个三联队制的师团（第１５、第１７、第２１、第２２、第２３、第２７师团）。但这时尚无统一的编制，如第２６师团有２个炮兵联队，第２２师团则有１个装甲中队等。随着侵华战争的深入和持久化，一方面急需扩大兵力、增加军队，一方面又愈来愈感到兵源不足。１９４０年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统一三联队制师团的编制，人员定额较前大为减少，定额８８７２名，战时编制也只有１２８００名。其编制为： 师团下辖步兵团１个，搜索、炮兵、工兵、辎重兵各１个联队，通信１个队；步兵团下辖３个步兵联队，联队下辖３个步兵大队、１个炮兵中队和１个通信中队，大队下辖３个步兵中队和１个机枪中队。以后新建的野战师团基本上均按此编成。
太平洋战争开始后，又撤消了步兵团这一级，由师团直辖３个步兵联队。此外，新建的一些“丙种”师团，如第６０、第７０、第１１７、第１１５等师团，仍为两旅团制，但旅团下不设联队，每旅团仅辖４个独立步兵大队，战时编制人员也只有１１９８０人。所以抗日战争后期日军师团投入战斗的兵力，已远较初期为少。 日军的独立混成旅团虽然不是战略单位，但由于它是由不同兵种的分队组建而成，自身既有独立的指挥机构，又有较为齐全的特种兵可互相支援，所以也可以单独地执行一个方向的战斗任务。局部抗战时期和全面抗战的初期，它还只是一种战斗编组，由各师团抽调建成，无固定编制。一般下辖若干个步兵大队及特种兵队，兵力由４０００人至８０００人不等。１９３９年日军转变战略之后，新建立了许多独立混成旅团，则已是有固定编制的建制单位，下辖５个独立步兵大队、１个炮兵队、１个通信队及辎重队等。全旅团定额４９００人。 由于日本陆军编制内的特种兵数量大，装备较中国军队精良；加之日军为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重视军队的训练，并灌输武士道精神作为其思想支柱，所以总的来说，其军事力量较中国军队为强。
关于日本海军，据日本海军当局１９３７年６月统计，当时已服役的作战及辅助舰艇有战列舰（主力舰）９艘（２７２万吨——此为总排水量，下同）、航空母舰４艘（６９万吨）、重巡洋舰１２艘（１０８万吨）、轻巡洋舰２１艘（１０７万吨）、驱逐舰１０２艘（１２６万吨）、潜水舰５９艘（７６万吨）、练习战舰１艘（１万吨）、水上机母舰２艘（３１万吨）、潜水母舰５艘（３１万吨）、布雷舰６艘（２万吨）、海防舰７艘（５５万吨）、炮舰１０艘（０５万吨）、水雷舰８艘（０４万吨）、扫雷舰１２艘（０７万吨），另有修理舰、运输舰、练习特务舰、测量舰、布雷艇、猎潜艇等，总计２８５艘，总排水量１１５.３万吨。此外，正在建造中的尚有主力舰２艘、航空母舰２艘、轻巡洋舰４艘、驱逐舰１２艘、水上机母舰３艘、水雷舰４艘等（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不久，即编入战斗序列）。其实力仅次于英、美，居世界第三位。 日本海军的第３舰队是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时组建的，专为侵华而设，配置于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沿海和长江流域。其编制为下辖第１０战队、第１１战队、第５水雷战队和上海特别陆战队。
日本没有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属于陆军和海军。 “七七”事变爆发时，日本陆军编有１个航空兵团，下辖第１、第２、第３飞行团及关东军飞行集团、航空兵团直属飞行队。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