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节

城内，与先入城者内外配合，巷战肉搏3个小时之久。日、伪军不支，自东门向经棚方向逃遁。沦陷2个多月的多伦，经过血战终于光复。在收复察东四县的战斗中，共毙伤日、伪军1000多名，俘虏数百名。

同盟军也伤亡1600多名，4名团长受重伤。 克复多伦，全国军民莫不欢欣鼓舞。各界同胞、抗日爱国团体或发函祝贺，或捐款、献物慰劳支持。著名学者章炳麟给予很高的评价，谓：“近世与外国战，获胜者有之，地虽一砦一垒，既失，则不可复得矣。得之自多伦始。以争一县，死将士几二千人，虽在一隅，恢复之功，为九十余年所未有。” ---------------------- 039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抗日同盟军的解体TOP ---------------------- 抗日讨贼军的组建及失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及其抗日活动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要求，得到全国广大爱国军民的声援和响应，但不符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等国民党上层人物十分仇视这支军队，必欲除之而后快。 抗日同盟军成立之始，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即下令断绝平绥线上的客车通行。

不久，国民党当局派出铁甲车向张家口逼近，并策动阎锡山屯兵于晋察边界；《塘沽协定》签订之后，将冯钦哉、傅作义、庞炳勋部从平东调到察哈尔，向抗日同盟军施加压力；又调徐庭瑶第17军、王敬久第87师到平绥线，形成围攻的态势。因而，抗日同盟军从成立之日起就陷入了国民政府军和伪军包围的境地。这种状况，对于刚刚成立的、内部尚不巩固的抗日同盟军来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利用抗日同盟军内部不团结，派遣特务潜入内部搜集情报，制造谣言，挑拨离间，对抗日同盟军进行收买拉拢，致使同盟军的将领鲍刚、冯占海、李忠义、檀自新等先后投蒋，邓文则被暗杀。 与此同时，日伪也乘机分路向察省进犯。8月8日，日机轰炸沽源平定堡，南路日军入侵沽源，北路日军向多伦急进。经吉鸿昌率部抵抗，虽暂时阻止住日军，但事态却日益严重。冯玉祥眼看抗日同盟军受日、蒋的重重围困，外援无望，内部不稳，粮秣、服装已感缺乏，现金则更无法筹借，财政经济窘困达于极点，于8月5日发出“歌电”，表示“完全收缩军事”，并请国民政府让宋哲元回察办理善后。冯自卸同盟军总司令，总部撤销，人员解散。他于8月14日抱恨离察，解甲归泰山。

冯一离察，形势骤变。8月中旬，多伦复被日军攻陷。何应钦指挥宋哲元剿、抚并用。抗日同盟军虽由方振武代理总司令，但人心动摇，不易收拾。宋哲元按照何应钦“少编大遣”的旨意将抗日同盟军收编。收编情况如下： (一)委阮玄武为商都警备司令。阮各部共编为2个团，富春部编1个团，归其指挥；(二)委张凌云为康保、宝昌警备司令，乜玉岭为副司令，所部编为2个团；(三)委黄守中为察省游击支队，所部编为2个大队；(四)委刘桂堂为察东游击司令，所部编为3个团；(五)孙良诚部编为1个团，暂归张允荣指挥，孙即日通电宋哲元，自解兵权离察；(六)刘震东部编为1个团；(七)唐聚五部编为1个团；(八)张砺生由省府聘为顾问，所部解散归还地方；(九)檀自新、张人杰、李忠义各部均照军分会规定编制；(十)姚景川、苏雨生、宋克宾、李子铎各师拟分别编遣；(十一)清乡司令韩青芳部已下令解散；(十二)冯玉祥部军官队4个大队及佟麟阁部独立旅约500余人均已遣散。另拟给方振武以名义，令其出洋，但他不愿离开军队，令阮玄武与彼商洽。 被收编的部队动摇分化，甚至掉转枪口对准抗日同盟军反戈一击。

此时只有方振武、吉鸿昌爱国立场屹立不动，矢志抗日。 冯玉祥出走后，国民政府军队向抗日同盟军发起猛烈的进攻。方振武就任同盟军代总司令，他命令部队东向独石口开发。吉鸿昌所部则西向商都转移，准备经绥远退入宁夏，因受傅作义、张凌云部的追堵，在二台子东与敌接触，被俘“三百余人”，不得不改向东进独石口，与方振武会合。 9月10日，吉鸿昌赴云州(今赤城北)与方振武、汤玉麟、刘桂堂等召开军事会议，共同作出了整编队伍的决定，将抗日同盟军改名为“抗日讨贼军”，推方振武为总司令，汤玉麟为副总司令，刘桂堂为右路总指挥，吉鸿昌为左路总指挥，并决定从独石口出发进攻密云、怀柔，限旧历八月十五(公历10月4日)攻进北平。 会后，方、吉率部向北平挺进，方部右路军在长城线以西沿白河向东南前进，吉部在长城以东经黑河挺进怀柔。两部先后越过长城。9月20日、21日，吉、方两部先后攻进怀柔、密云，逼近北平。北平军分会十分惊恐。 在方振武部攻占密云的当日，日本驻北平领事馆柴山与何应钦在居仁堂密晤。此后何应钦发表书面谈话，称：“关东军电复，充分谅解。因方、吉坚持抗日，如不限期退出非武装区域，关东军将予以讨伐。”

同时，日关东军以信守《塘沽协定》为由，警告石友三等部不得与方、吉“勾结”，否则将“绝不容许”其“存在”。9月25日，方振武部攻占高丽营。日飞机在空中监视，并抛下“警告方振武及其联合驻军”的传单，限其于9月26日退出“中立区”。9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方振武驻地。时方、吉商定以五六千人、枪约半数的兵力，分3路向北平发动进攻。10月初，方、吉部在昌平、大小汤山等地被商震、关麟徵、庞炳勋等部堵截包围。激战多日。每战，方、吉均亲上前线，士兵亦非常勇敢，但因连续苦战，人员、粮弹俱无补充，部队伤亡惨重，残存者仅四五百人，被迫接受改编。方、吉于10月16日脱险，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到天津继续进行秘密的抗日活动。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于11月24日英勇就义。临刑前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豪迈遗言。方振武则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 ---------------------- 040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

事变到西安事变 抗日同盟军失败的原因TOP ---------------------- 从“九一八”事变起，经“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运动，达到国民党爱国官兵与抗日民众武装联合、中国共产党与各抗日爱国武装力量联合而进行抗日斗争，这还是第一次。说明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逼入、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民族抗日热潮的高涨，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心充当亡国奴的伟大民族气节和不甘受卖国理论愚弄的爱国精神。抗日同盟军的英勇斗争，进一步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破坏抗日的行径，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抗日反蒋斗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失败，首先是由于蒋介石施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以重兵进行围剿。其次是抗日同盟军主要领导人在关键时候动摇。冯玉祥矢志抗日，对蒋、汪妥协的政策十分不满，但对他们又抱有幻想。他钦佩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斗争精神，却又怕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的力量；在扩充抗日武装上，他着眼于收编旧部、反正的伪军和抗日义勇军，而不想扩大民众武装。这种矛盾心理决定了他的斗争立场不够坚定。

加上抗日同盟军内部矛盾重重，当国民政府进行拉拢或威吓时便撒手出走，使抗日队伍顿时瓦解。第三是抗日同盟军内部复杂，主张不一。抗日同盟军是几种抗日力量的联合体，鱼龙混杂是必然的。由冯玉祥旧部骗成的各军，其长官有的是为了做官，有的原来就有隔阂；东北抗日义勇军各部队成分更为复杂，在同盟军兴起时蜂拥而至，一遇到复杂环境便各寻出路；反正过来的伪军在抗日问题上更是摇摆不定，他们和日、伪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形势逆转时，便又倒过去。这样庞杂的队伍在蒋、日的联合攻击下分裂、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第四是财政的困窘、供给的缺乏。察哈尔省面积小，塞外苦寒，物产不丰，人口稀少，经济落后。同盟军成立之初，冯玉祥寄希望于两广陈济棠、李宗仁，但陈、李只发了支持电。为解决财政上的困难，特别是械弹上的补给，冯玉祥曾派人见苏联驻天津总领事，要求苏联给予援助，但苏联担心给日本以口实，拒绝给予援助。由于经济上极端困难，抗日同盟军始终是“官兵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辛酸惨苦，困难万分”。要解决上述困难，单靠察哈尔一地和冯玉祥一人是无能为力的。

---------------------- 041 第二部分：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变 日本侵绥的战备企图和中日双方在绥远地区的兵力部署TOP ---------------------- 侵占我国的内蒙古，是日本侵略者“满蒙计划”的一部分。日本自1933年侵占热河和冀东之后就计划建立一个类似伪满洲国的“蒙古国”。为此，日本将实现该目标分为三步：第一步占领蒙东。从“九一八”事变到侵占热河，这一步已经实现。第二步是利用内蒙古民族分裂主义者和上层统治势力，如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等制造“内蒙古自治运动”。自日本占领蒙东地区之后，就加紧实施这一步。第三步，在此基础上侵占察哈尔、绥远两省，建立一个名为“蒙古大元帝国”或“大元共和国”的傀儡政府。 日本侵占绥远，必须先占领察哈尔。1935年初，日本制造了察东事件。6月，日本企图通过签订“秦土协定”强迫中国军队从察东撤出。

7月25日，关东军制定了《对内蒙措施要领》的绝密文件，决定了“扩大和加强内蒙古的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的进展，而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的方针。同年冬，日军借口张北事件，指使伪军李守信部占领了察北六县和察东八旗，又在1936年2月1日成立了伪“察哈尔盟公署”。日本在察哈尔得手之后，便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绥远。 绥远在内蒙西部，北接外蒙古，南界晋、陕两省，东临察哈尔，西接宁夏、甘肃。控制了绥远，就构成了对华北、西北的包围态势，就获得侵入华北、西北的理想通道。“从东北经察绥，西至宁夏新甘，造成封锁中国，隔绝中俄的阵线，是某(日)方最近一二年来努力的目标”。日本通过1936年5月建立的伪“蒙古军政府”，控制了察北和察东地区，直接威胁着平绥铁路和晋北的大同及绥远的包头。 为了侵占绥远，日关东军的《对内蒙措施要领》规定了从政治上对绥远省的傅作义进行收买的政策；如果收买难以实现时，就抓住有利时机，把他(傅作义)打倒，驱逐到山西省内。

接着，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参谋田中隆吉、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太原特务机关长和知鹰二等人纷纷蹿到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对傅作义威胁利诱，进行策反，声称傅若不与日本“携手合作”，日本则支持德王以“武力解决”。这一切都遭到了傅作义的拒绝。于是关东军决定发动对绥远的武装进攻。 1936年5月12日，在日本关东军的操纵下，在化德成立了傀儡政权——蒙古军政府。由日军供给军费、武器，在各机关、军队中配备了由日本人充任的顾问、指导官、教官。伪蒙古军共编成2个军、9个师，总人数在1万人以上。第1军军长李守信，辖第1、第2、第3、第4师和炮兵团等，驻张北地区；第2军军长由德王兼任，辖第5、第6、第7、第8师和炮兵团等，驻化德。第9师为警卫师。原在绥西五原、临河一带活动的土匪头子王英也纠集了绥远一带的土匪游杂部队，拼凑成立了“大汉义军”，以王英为总司令，下辖4个旅，总人数达6000人以上，驻尚义、商都。 同年10月，关东军制定了侵绥计划。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接任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直接指挥伪军行动。11月5日，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布置攻绥计划。

决定兵分三路：李守信第1军部署于绥东兴和一带为左翼；德王第2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地带，并以伪蒙军第7师进驻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为右翼；以王英军为主力，进攻红格尔图和土城子。计划先夺红格尔图，然后李守信和德王部从百灵庙和兴和同时出动，会同王英部一举攻占归绥市，再分兵进占绥东集宁和绥西包头及河套地区。 会后王英率部离开商都向西移动；李守信率第1军从张北移至商都，作为第二线；德王的第2军主力布置在尚义、化德一带，为后援，其第7师绕经后草地进驻百灵庙，为北线作战的主力。伪军总兵力在1.5万人以上。其目的是以商都和百灵庙为据点，对傅作义部取外线包围态势，以便南袭归绥，西攻包头、固阳，东攫集宁，迫使绥远守军退回山西。同月中旬，伪蒙军1万余人和王英的“大汉义军”5000余人在察绥边境和绥北集结。田中隆吉吹嘘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而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

1936年春，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已有变化，蒋介石调中央直属部队5个师进入山西，准备进攻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同时也准备支援晋绥军，抵抗入侵绥远的日伪军。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表示对日本入侵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并成立国防会议。阎锡山在日军欲取绥、晋的情况下，也提出了“抱着弱国的态度，守土抗战，踢破经常范围，加紧自强”的方针。 傅作义料敌必将大举侵绥，一面加紧准备抗击，一面向蒋、阎报告。阎对绥远军队的部署和指挥关系作了如下调整：“第19军(王靖国部)在晋部队(该军原有4个团在绥)及第68师(李服膺部)并独立第7旅(马延守部)、独立第8旅(孟宪吉部)、炮兵4个团，为先遣入绥增加抗战之部队，尔后视情况之必要，凡属晋省部队，全数入绥抗战。先以68师一部开绥，其余分驻晋北及大同附近集结，由……(傅作义)随时调要(用)。” 8月9日，第68师一部到达兴和、丰镇，担任前方警戒。9月18日，中央军炮兵1个大队抵绥。10月14日，蒋介石致电阎锡山，告知已调汤恩伯第13军(2个师)和门炳岳部骑兵第7师增援绥远。

10月21日，蒋介石又电告阎锡山：“谈判仍无进展，默察情势，绥远敌在必得，且预料其攻绥时期，当不出下月初旬。”并指示：“乘敌准备未完以前，决经（以）优势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东取积极攻势，并以有力部队由丰镇进至兴和，遮断匪伪南北之连络，迅速扑灭匪军，以绝其占领绥远之企图。” 10月30日，阎锡山、傅作义面见蒋介石，研究了兵力部署及作战等问题。11月11日，阎锡山以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身份发布关于绥远作战序列的命令： (一) 傅作义为晋绥剿匪军总指挥兼第1路军司令官，第1路所部为第35军，附第205旅(欠第407团)、独立第7旅，补充第10团并炮兵第21、第29团及小炮大队(欠第1、第3中队) (二) 汤恩伯为第2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13军，附第72师及炮兵第27团。 (三) 李服膺为第3路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68师，附炮兵第24团及小炮第1、第3中队。 (四) 王靖国为预备军司令官，指挥所部第70师(欠第205旅，该旅第407团由师直接指挥)，附独立第8旅。 (五) 赵承绶为骑兵军司令官，门炳岳为副司令官，指挥骑兵第1师、第2师及第7师。

参战部队的主力由傅作义的第35军及赵承绶的骑兵军组成。第35军辖2个旅、6个团：第211旅，下辖第419、421、422团；第218旅，下辖第420、435、436团。该军和骑兵军各以一部驻绥东、绥北前线。王靖国率第70师驻绥西包头一带。李服膺率第68师集结于晋北高阳、天镇等地。汤恩伯率第13军由陕西向绥远开拔(绥战开始后，该部还在途中，未参战)。 11月5日，伪“蒙古军”正、副总司令德王和卓特巴扎布向傅作义发出通电，为侵绥战争制造借口。8日，傅作义在复电中对德王作了驳斥。蒋介石也致电德王，对其进行规劝和责备。但德王在关东军的怂恿指挥下发动了对绥远的进攻。 二、 绥远作战经过 绥远抗战从1936年11月15日开始，到12月19日结束。整个抗战又分为红格尔图战斗、百灵庙战斗和锡拉木楞庙战斗。其中尤以百灵庙战斗影响最大，因而人们通常把绥远抗战称作“百灵庙战役”或“百灵庙大捷”。 (一) 红格尔图战斗 1936年11月13日，王英所部伪军兵分两路从商都分向兴和、红格尔图进攻。15日，伪军1500人进抵红格尔图附近的阳坡村，与驻绥军前哨部队接触。

16日，伪军向红格尔图猛攻，守军据垒抗击，“战斗二小时，匪死伤六七十名，被击退”，敌攻势顿挫。 红格尔图属绥远陶林县，为千余人口的小镇，西距县城80公里，南离集宁90公里，东距敌伪盘踞的商都30公里，为绥、察交界之要冲，是绥东北的门户，是商都通往百灵庙的必经之地。驻守这里的是骑兵第1师彭毓斌部的3个连。 彭毓斌在获悉战讯后即派骑兵第6团增援。16日、17日两天中，田中隆吉、王英指挥2个骑兵旅、1个步兵旅向该镇猛扑。守军拼力奋战，红格尔团始终在绥军手中。 傅作义、赵承绶于11月15日午夜到达集宁前线指挥。傅分析各方面的情况后认为：进犯红格尔图的伪军虽非敌之主力，然其诸兵混合，队伍庞杂势众，如敌首战取胜，可增伪军气势，威胁绥省安全，影响晋绥军士气，并能西进绥西，对晋绥军形成危害。于是决定首战应击破红格尔图当面之敌。采取“守点以抑留敌人，集中主力进攻”的作战方针，即“借各城镇之既设工事，以民众守要点(县城及有工事之较大村镇)，使正规军队机动出击敌之据点”；或向来犯敌人主动出击，先击一路，各个击破。

11月16日上午，傅作义与赵承绶发出作战命令：由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率骑兵4个团，由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率步兵2个团及炮兵1个营，在彭毓斌、董其武统一指挥下，以秘密、迅速的行动歼击红格尔图附近之敌，并限于17日夜间发起袭击。并调驻丰镇的第68师第401团至大六号，掩护集宁东北一带，支援出击部队。 此时，伪军王英部在前线约三四千人，其一部围攻红格尔图，余分布于土城子、打拉村、台道湾等处。18日凌晨1时30分，晋绥军发起全线攻击，战至上午7时，土城子大部被攻占，红格尔图东、南、北三面之敌向北方逃窜。8时半，骑兵第1师师部进入红格尔图。此役击毙伪军500余人，俘20余人，连同前3天的保卫战，共毙伪军1000余人。晋绥军从俘虏中找出了王英军的电台台长、日本人牟礼吉和雇员松村利雄。在红格尔图激战的同时，李服膺部1个团在兴和与敌展开了攻防战，经17、18两日激战，王英部伪军于20日全部退出兴和。 傅作义于红格尔图初战告捷的当晚，乘敌一时难以再犯之机，先发制人，立即发起百灵庙战役。

蒋介石也于11月16日从洛阳致电阎锡山：“即令傅作义主席向百灵庙积极占领，对商都亦可相机进取……非此时乘机占领百灵庙与商都，则绥远不能安定也。”驻绥军遂准备进攻百灵庙。 (二) 百灵庙之捷 百灵庙位于绥远北部，是马兰察布盟草原上著名的寺庙，距省城归绥约160公里，距武川120公里，四周群山环抱，为喇嘛、蒙牧民聚集中心。有公路北达外蒙古库伦(乌兰巴托)，东通化德，西南接包头，东南连归绥。如果说绥远是连接中国东北、西北的津梁，而“东西策应的根据地就是百灵庙”。 百灵庙名义上是国民政府的蒙政会所在地，实际上日本和德王把它经营成进行侵绥战争的后方基地。驻守这儿的有伪第7师(骑兵)约1800人、德王直属骑兵1000余人，另有专任指导的日本军官四五十人。总计约为3000人。同时运来大批的粮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