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将作院，管理工匠事宜；通政院，统管全国的站赤（即驿站）。

元代的驿站称做站赤，驿站组织，更加完善。《永乐大典·站赤》对元朝驿站制度有详细记载，它东北至奴尔干（黑龙江入海口一带），北方到吉利吉斯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达西藏地区，共设驿站1519处。其中，陆站1095处，分为马站、牛站、狗站与车站、轿站，分别以马、牛、驴、犬与车、轿、雪橇为交通工具；水站有424处，备有船只，游弋往来—从而形成全国性的交通网络。这个交通网络的中心就是大都。

元朝政治神经中枢—大都，格局宏大，规划严整，建筑壮丽，气势雄伟。大都城分为大城、皇城和宫城三重城。

大城就是外城，从北朝南，呈一个方整的矩形，周围长28600米，南北长7600米，东西宽6700米。它的南城墙约在今北京市东西长安街的南侧；北城墙在今德胜门和安定门外小关一线，仍有土城遗迹保存；东西城墙南段大体与后来的城墙基址相合。城墙全部用夯土筑成。为了加固城墙，在夯土中使用了竖柱和横木。城墙基宽、通高和顶宽的比例是3∶2∶1。城墙顶部设有半圆形瓦管，以便排水。墙皮不镶砌城砖和条石，而是用芦苇编席，自下而上，将土墙遮盖起来，以避风雨剥蚀。城周设11座城门：正南中央为丽正门（今天安门南），右为顺承门（今西单南），左为文明门（今东单南），北面东为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西为健德门（今德胜门小关）；东面为光熙门（今和平里东），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西面为肃清门（今学院路西），和义门（今西直门），平则门（今阜成门）。城门外筑有增加防御力量的小城—瓮城。元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遗址发掘，是1969年在拆除明清内城西直门城楼时进行的。拆除中发现了包在明代西直门城楼内的元大都城和义门瓮城城门，门洞内的题记标明它是至正十八年（1358年）建造的。城门残高22米，门洞长9.92米，由砖包砌，雄伟壮观。可见中国巨都—元大都11座雄壮城门之一斑。各城门都有壮丽的门楼。城四隅还建着高大的角楼。环城挖有又宽又深的护城河。

皇城在大城内南部中央地区，它的东墙在今南北河沿西侧，西墙在今西皇城根，北墙在今地安门南一线，南墙在今东、西华门大街以南，周长约近10公里。皇城的主要作用是将宫城、太液池、兴圣宫和隆福宫包围起来，加筑一道防御的墙垣。皇城南面中门为棂星门，从棂星门到丽正门之间是皇廷广场，左右两侧为千步廊。这里布设一些重要的中央官署。在棂星门内，有金水河穿流，上建石桥，高柳万株，林水交映，气氛森严。

宫城在皇城内南部偏东，因西临太液池而没有居中。宫城为长方形，周围约4公里余。宫城有四门，东为东华门，西为西华门，北为厚载门，南为崇天门。崇天门东西长约51米，南北深约16米，高约26米，门11间，门上有楼，左右两观，下开5门。宫城内的主要建筑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主体，北面以延春阁为主体。

大明门内，左为钟楼，右为鼓楼，廊庑相连，正中为大明殿。大明殿是皇帝登极、元旦、庆寿、会朝的正殿。它东西长61.44米，南北深36.85米，高27.64米，规模雄伟，建筑宏丽。殿外台基的丹墀上，忽必烈命种上朔漠的莎草，称“誓俭草”。为什么这样做呢？“却倚阑干望青草，丹墀留与子孙看”，传示他的子孙要永远记着草原。殿内设“七宝云龙御榻”，并设后位，皇帝和皇后并坐临朝（这是蒙古族的传统，中国其他封建王朝是没有这种制度的）。在御榻前，陈设七宝灯漏。元代科学家郭守敬设计制造的七宝灯漏，高5.22米，以金为架，共分四层，外饰珍珠，内为机械，用12个木偶人，捧12生肖。每到时辰初刻，两门自开，偶人走出，站在板上，面向御榻，捧辰属生肖报时。它的机械藏在柜里，以水激动机器运转。

延春阁比大明殿更高，通高30.72米，三重檐。大明殿和延春阁的后面都有寝殿，中间有庑廊联接，四周为朱红琐窗，平面如“工”字形，它们分别形成两组小建筑群。元帝曾在延春阁举行盛大的宴会，招待群臣。早在成吉思汗时，就建有斡耳朵宫帐制。据说成吉思汗有妻妾五百人，设正妻、次妻、三妻和四妻共四个斡耳朵，分别统属其余妃妾，财产也分属于四斡耳朵。忽必烈在大都城内修筑宫阙，沿袭成吉思汗旧制，也设四斡耳朵，妃嫔们分别隶属四斡耳朵，贮住各个宫室，以备宠幸。延春高阁，早已不存。幸好1966年出土一件“双凤麒麟纹石刻”，作为佐证。它中心雕刻双凤，欢乐飞舞；下部雕刻双麒麟，衬以沧海波涛。其设计之巧妙，雕工之精细，确是一件艺术珍品。

太液池在宫城的西面，池中盛长芙蓉。它的东、西两岸之间，以仪天殿（今团城）为枢纽，殿建在池中圆坻上，重檐圆顶，中设御榻。今团城上玉瓮亭内，放着元初制作的大型玉瓮，重约3500公斤，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传世玉器。元代原配的汉白玉玉瓮座，浮雕各种海兽，现存法源寺内。仪天殿东为木长桥，通宫城即大内的夹墙；西为木吊桥，中间阙断，架桥船上，皇帝行幸上都期间，移船断桥，以禁往来。仪天殿之北遥对的是万岁山，金称琼华岛，峰峦掩映，松桧浓郁，奇石突兀，秀若天成。引水至山顶，出螭首口，曲折而流，时隐时现，注入方池。伏流至仁智殿后，从石刻螭龙口喷出，然后分东西流入太液池。元顺帝曾偕妃子月夜乘龙舟在池中嬉游。龙舟长36米，高6米，舟行时龙的首眼口爪尾全动。山东麓为灵囿，蓄养奇兽珍禽；山西麓布散亭殿，步移景异，宛转相迷。山巅的广寒殿，藻井彩绘，四面琐窗，中设金龙御榻，前置黑玉酒瓮。缘山之径，萦纡错综，洞府出入，如临仙境。整个万岁山，不仅山绿、水绿、树绿、草绿，而且用碧琉璃石铺盖山体，甚至山顶有的大殿内外皆为绿色。于是，太液池万岁山，山绿、水绿、树绿、草绿、石绿、殿绿，成为一个绿色的世界。显然，这是草原文化在大都宫苑的鲜丽表现。

隆福宫和兴圣宫在太液池之西。隆福宫靠南，围有砖墙，共开六门，主要建筑为光天殿，重檐藻井，琐窗朱栏。其后为寝殿，外有周庑围绕，隆福宫是皇太后、皇子等的住所。兴圣宫靠北，在万岁山的正西，周环砖墙，也开六门，主要建筑为兴圣殿。殿后有延华阁，呈方形，十字脊，东西两殿，互相对应，前有轩间，后为圆亭。兴圣宫主要居住妃缤。元顺帝时，高丽进贡美女，有一奇氏，质丽窕艳，颇受宠幸，被选为第二皇后，生育皇子，就住在兴圣宫里。收藏文物图书、招揽学士才俊的奎章阁，也在兴圣宫内。夹太液池两岸的兴圣宫、隆福宫和大内即宫城，形成鼎立的三组宫殿，构成大都城的核心区域。

大都城的街道整齐，街道分布的基本形式是棋盘形，南北和东西各有几条大街。大街宽24步、小街宽12步。在南北主干大街的两旁，有排水沟渠，用石板砌筑。考古发现在石板上还留了“致和元年（1328年）五月□日石匠刘三”的题记，是修城内下水道匠人名字的罕见记录。城内居民分为50坊，坊均各有门，门上署坊名。

在这里展现一幅《大驾卤簿图书》局部。卤簿指的是古代皇宫仪仗队，宋代卤簿分为四等，大驾卤簿列为第一等礼制，专用于郊祀大礼。《大驾卤簿图书》，北宋绘，全卷横1481厘米，纵51.4厘米。为便于官吏将士演练礼仪，宋太宗命人绘制了3幅《卤簿图》，珍藏秘阁。宋仁宗时，宋绶重新制定大驾卤簿礼仪，编写了《图记》10卷。本图就是在宋绶《图记》基础上绘制而成的。图中共绘官兵5481人、车辇61乘、马2873匹、牛36头、象6只、乐器1701件、兵杖1548件，表现了皇帝进行祭祀天地的庄严宏大场面。绘制时间应在宋皇五年（1053年）至治平二年（1065年）之间，是研究宋代舆服、仪仗、兵器、乐器等制度的图文史料。为什么在此处展示本图呢？因为本图后来流藏于元大都，元帝的祭祀大典礼仪也参酌此仪而行。

大都城是中国古代都城史上，按照《周礼·考工记》都城方正型理念规划与设计的一个典型。这种规制严整的都城方正型理论，是儒家封建大一统思想在都城建设上的体现。在中国历代都城中，符合上述儒家方正型理论的都城，元大都是突出的一例。大都的城墙近于正方。宫城在城内南部，商业区在宫城以北。太庙在宫城之东（齐化门内），社稷坛在宫城之西（平则门内）。城内的街道，也和《考工记》九条之数相符。大道宽广平直：“天衢肆宽广，九轨可并驰。”大都城的布局，有一条贯穿全城南北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穿过皇城的灵星门、宫城的崇天门、厚载门，直达大天寿万宁寺的中心阁。这在中国城市建设史上是一个创举。

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宏伟繁华的城市。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说，大都“城是如此的美丽，布置的如此巧妙，我们竟不能描写它了！”

百货汇聚

大都是元代的商业中心。

大都城中，商业繁盛。城中人烟稠密，市集四布，各种市集有30多处。依照皇都“面朝背市”的设计原则，城市的商业闹市区在宫城以北、全城中心钟鼓楼一带。钟鼓楼西的积水潭，是繁忙的运河码头，南来的货船都在这里停泊。积水潭附近布满歌楼酒肆，是富商贵族寻欢作乐之地，也是官兵市民会聚买卖货物之所。钟鼓楼地区有缎子市、皮帽市、珠子市、鹅鸭市、铁器市、米面市和沙剌（珊瑚）市等。还有城西的羊角市，这里有羊市、马市、牛市、骆驼市和驴骡市等。

漕运、海运和驿站的畅通，促进了大都商业的繁荣。隋炀帝开凿的大运河，因宋、金长期对峙，早已淤塞不通。且隋代运河以洛阳为中心，迂回转折，水陆联运，极为不便。元定鼎大都，开会通河，取直河道，使运河全程缩短400余公里。又开大都至通州的通惠河，疏通由高梁河、海子、通惠河所构成的都城漕运水系。于是，江南的粮食和货物可以经杭州水运直抵大都。京杭大运河的修通，对沟通南北经济，繁荣大都商业，都有着巨大的作用。海运与漕运，互为补充。海运由长江口刘家港入海放洋，运至直沽交卸。海运官船900余艘，分纲航运，多时运粮达330余万石，同时带来大量南方货物。海运和漕运之外，还有驿站。驿站有陆站和水站，在东北地区还有狗站，以狗拉爬犁。元代驿站有1400余处，四通八达，密如蛛网。驿站的设立，主要是为着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也有经济内涵，而贡使的往还，带来大量货物，也买回所需物品。这就促进了大都市场的繁荣。

大都不仅是国内商业中心，而且是国际商业市场。此时蒙古的四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尽管各汗国渐趋独立，但仍加强了东西方的商人往来和商品流通。

元朝的陆路贸易，以大都为中心，由三道通往西方。第一道，经咸海和黑海以北，穿过钦察草原，到达伏尔加河上的撒莱。由此，或西通东欧各国，或经克里米亚半岛越黑海至君士坦丁堡，或经高加索至小亚细亚。第二道，经撒马尔罕、布哈拉，去呼罗珊（今伊朗境），至小亚细亚。第三道，经和田，越帕米尔高原，经阿富汗，至波斯。许多波斯、阿拉伯、外藩商人，往来大都贸易。

元朝的海路贸易，相当发达。海上通路，由杭州、苏州通日本，由泉州、广州等自南海，南达爪哇、苏门答腊，西通印度、锡兰、阿拉伯半岛和东非。海外贸易进口的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玳瑁、象牙、犀角、珊瑚和药物等，从广州、杭州、苏州等地，经驿站、漕运和海运，汇聚至大都。

商品交易，需要货币。元大都留下当时贸易货币的三个印记：“至大通宝”、“至正通宝”和“至元通行宝钞”。元代铸造的金属圆钱，钱币史专家认为只有两次：一次是至大三年（1310年）的“至大通宝”和“大元通宝”，另一次是至正十年（1350年）的“至大通宝”，但都很少，所以元代铸钱显得格外珍贵。发行于元代的纸币“至元通行宝钞”，是1959年在西藏萨迦寺内发现的，纵31厘米，横21.8厘米。这枚“至元通行宝钞”弥足珍贵。显然，元代大都的金属铸币与通行纸币，在当时促进商品流通、加快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特别是这枚“至元通行宝钞”，有极高的历史、文物、艺术和学术的价值。

四域富商大贾，八方奇珍异宝，车载舟运，齐集大都。据载：当时举凡“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化，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文明门外满舶着南来的船只，顺承门外聚居着南方的商客，平则门外多留居西方的商人。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说，汗八里城住着许多商人和外国人，这座城像是一座大商场。世界上再没有别的城市能运进这么多的宝货。每天运进的丝就有千车。汗八里城周围各城市的商民都要来到这里买卖货物。他赞叹说：“外国巨价异物及百货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科技文化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元代是居于世界先进行列的。伟大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所谓天文历法，一是观测，代表仪象；二是历算，代表历法。观测和历算，要有司天台即天文台。北京早在金代就设置司天台，元政府于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大都设置司天台。后来明、清两代的观象台，也都设置在这里。今存观象台为明代所建，台上仪器则为清代所造。

郭守敬是一位勇于创新、勤奋好学的科学家。他在前人基础上，设计制造了测量赤道坐标和地平坐标的简仪，并制造了测量日影长度的圭表等天文仪器。古书记载：“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影适与土圭等，谓之地中。”就是说，圭表用来测量日影长短，所以又叫做量天尺。元代的圭表，圭为石制，表有石制、也有铜制。在大都的圭表，据记载表为铜制，圭为石制。表通高50尺，宽2尺4寸，厚1尺2寸，石圭以上表身高36尺，表上端铸有两条蟠龙，龙半身附表侧，半身凌空擎起一根6尺长3寸粗的横梁，自梁心至表上端为4尺，自石圭上面至梁心40尺。石圭长128尺，宽4尺5寸，厚1尺4寸，座高2尺6寸，圭面中心和两旁均有刻度。这是中国古代最高大的圭表。在大规模仪器观测的基础上，郭守敬主持编制的新历《授时历》，精确度很高，以365.2425天为一年，比地球绕太阳一周的实际时间只差26秒，其准确程度与现行公历相同，但公历的使用要比《授时历》晚300年左右。

郭守敬还进行了恒星位置测量工作，测量出前人未命名的恒星1000余颗，使记录的星数从1464颗，增加到2500颗，并编制成了星表。还有，札马玣丁制造了“苦来亦阿儿子”等七种天文仪器。“苦来亦阿儿子”的“苦来亦”（kure）意为“球体”，“阿儿子”(arz)意为“地球”，即为早期的地球仪。据《元史·天文志》记载：“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串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就是说，在木制的圆球上，七分为绿色的海洋，三分为白色的陆地，并画有江河湖泊。在球面上用经纬线画成许多方格，以便进行幅员宽广远近的计算。这是中国史籍最早记载的地球仪。此外，元顺帝妥跆帖睦尔曾设计制造过计时宫漏。《元史·顺帝纪》载：宫漏“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阴藏诸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西方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悬钟，一悬钲，夜则神人能按更而击，无分毫差。当钟、钲之鸣，狮凤在侧皆翔舞。匮之西东有日月宫，飞仙六人，立宫前。遇子、午时，飞仙自能耦进，渡仙桥，过三圣殿。已而，复退位如前。”这架计时宫漏，以水激转匮内的机械，使飞仙神人，按更报时，配以凤翔狮舞，其精巧构思，精绝技术，令人赞叹不已。这位“鲁班天子”会做木匠，但不会做皇帝，他玩物丧志，腐败已极，终被赶下宝座，逃往蒙古大漠。

元朝皇帝崇奉佛教。皇帝、皇后、贵族、官员等，不断建造新寺。所以大都寺庙比前代数量更多，规模更大，精严雄伟，雕华壮丽。佛教的高僧，尊为国师，佩以玉印。先是，旧蒙古文识者很少，成吉思汗调发兵马，用结草或刻木记事。忽必烈时，高僧八思巴创制蒙古新字。八思巴为喇嘛教萨迦派的第五代祖师。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闻其名，召置左右，从受佛戒。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尊之为国师，赐玉印。至元六年（1269年），八思巴献所制蒙古新字，颁行全国，是为八思巴字。第二年，升其号为“帝师”，进封“大宝法王”。佛教受到特殊的荣宠，就连皇帝、皇后、妃嫔、公主，都因受戒而向他们顶礼膜拜。佛僧享受着特权：民众殴打佛僧者，断其手；詈骂佛僧者，断其舌。而有的佛教僧侣恃势恣睢，气焰薰灼，殴打王妃，作恶多端。

大都的佛寺，华严宏大，宝刹林立，僧徒众多，香火繁盛，其中大圣寿万安寺，精严壮丽，坐镇都邑。忽必烈营建大都时，在今阜成门内，敕建宏伟华丽的白塔。建筑这座白塔，花了8年的时间，还邀请著名的尼泊尔工艺家阿尼哥参加设计，并通过他把尼泊尔白塔的形制传入了中国。又以白塔为中心，历时10年，敕建一座规模宏大、一如内廷的大圣寿万安寺。元朝皇帝即位和正旦的朝仪，多在寺内演习。元末寺被雷火焚毁，明代重修寺院，改名妙应寺，所以这座白塔称做妙应寺白塔，相沿至今。

妙应寺白塔是一座砖石结构的喇嘛塔，因塔身通体皆白，俗称白塔。白塔通高50.9米，由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塔基的基座面积800余平方米，基高9米，叠起三层方形折角须弥座，上面用24个莲花瓣围成圆形莲座，莲座上有5层迭收的环带，使塔从方形折角基座，过渡到圆形塔身，自然而富有装饰性。塔基上面托起一个硕大的覆钵形的塔身主体，直径为18.4米，有7道铁箍环绕，以加固塔身。主体顶上有小须弥座，座上再托起节节拔高的锥体13相轮—用13重圆环形铁圈迭套的塔刹底部。它的顶部，承托一个如伞状之盖，称做华盖。华盖直径9.7米，厚木作底，铜瓦作盖。华盖四周挂着36副铜质透雕的华謦，每副长2米，各悬小风铃。华盖上竖起一座重4吨的铜鎏金宝顶，也呈塔形。它的顶端有8根铁链，牵固着华謦。白塔落成后，大都市容为之生辉。元代碑文赞道：“非巨丽，无以显尊严；非雄壮，无以威天下！”它巨丽、雄壮、秀拔、威严，其“制作之巧，古今罕有！”

白塔中珍藏着许多宝物，其中一宝是1978年夏，北京市文物部门维修白塔时，在塔顶发现一尊“赤金舍利长寿佛”，佛身嵌有44颗红宝石，手中捧着一颗舍利子，圆润晶莹，光泽夺目，是一件文物珍品。

大都与佛教相关的建筑，有居庸关云台。元代的首都在大都，陪都在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大都和上都是元朝的两个政治中心。皇帝每年四月至九月，都要到上都去避暑，许多军政要事都在上都处理。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联系，就成为元朝的政治动脉。居庸关是大都往来上都之路的交通咽喉，元帝几乎每年都要经过居庸关，正如元僧诗中所说：“上都避暑频来往，飞鸟犹能识衮龙。”但居庸关一带山险路隘，道路难行，所以元帝曾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塔寺，以求佛保佑行路平安，并装点山路风光。元至正五年（1345年），在居庸关修建云台，上设过街石塔三座，车马行人从塔下券门通过。云台券门上的浮雕象、狮、大龙神、金翅鸟和洞券内壁的浮雕四大天王、侍从等神像，造型生动，雕刻精美。券洞内壁石刻梵、藏、八思巴、维吾尔、西夏、汉六种文字的《陀罗尼经咒》等，是研究佛教经典和古代文字的宝贵资料。

元朝皇帝不仅崇佛，而且尊儒。国子监是元代的最高学府，主要教授儒学。它建于大德十年（1306年），在今安定门内成贤街。入学的监生有蒙、回、汉、女真等族的学生，还有高丽（今朝鲜）、暹罗（今泰国）、安南（今越南）和日本的留学生。现国子监建筑经明、清两代重修。

孔庙位于国子监的东侧，是祭祀中国儒家学派创始人、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孔子的庙堂。早在成吉思汗起兵之后，攻城略地，掳掠焚杀。耶律楚材向蒙古大汗谏言，要尊儒，用儒生，后被采纳，儒学成为国学。孔庙建于元大德六年（1302年），明、清时又重修和扩建。孔庙有三进院落，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为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和崇圣殿。大成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殿内有祭孔用的礼器、乐器，殿外四周有石护栏。殿后过崇圣门为崇圣祠。它是供奉孔子先人牌位的地方。孔庙院内古柏参天，气氛肃穆。矗立着元、明、清进士题名碑198块，记录着51624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和名次，是颇为珍贵的文物。

元朝皇帝，不仅崇佛尊儒，而且重道，道即道教。道教是产生于中国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