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热血铸固新政权

本章导读

新中国成立前后，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胜利发展，许多大中城市相继解放，如何接收和管理新收复的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一项新的重大任务。城市情况复杂，接管任务艰巨，为保证城市接管的顺利实施，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新收复的城市首先实行军事管制。军事管制，是全党工作中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步骤，对顺利接管城市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建立并向社会主义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为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秩序的确立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一、城市军事管制

新的考验

1949年，相继解放了北平（今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武汉、西安、广州、重庆、兰州等100余座大中城市和1000余座县城。这些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解放之初，由于国民党大溃败时的大破坏，使各大中城市疮痍满目，问题堆积如山。一座座城市虽然回到了人民手中，但国民党潜留了大批特务，反动的党团组织和大批的散兵游勇、盗匪、流氓、银元贩子到处为非作歹。如：上海解放前夕，工业陷入半解体状态，1.2万多家工厂中，只有30%维持开工，机器工业工厂停工80%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是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74%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入半瘫痪状态。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煤只能烧7天，国民党官兵留散在上海近2万人，国民党还留下8个特务组织3万多人，还有一批惯匪、流氓作乱，还有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计达60万人，上海的社会秩序很不安定。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趁新解放城市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大肆进行公开的和隐蔽的破坏。如：西安市刚解放时，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纠集11个师的兵力，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市反扑。

头5天内，发生了170多起抢劫事件。刚解放的广州市，两个月中，发生了831起抢劫案。重庆市刚解放的头1个月中发生各种案件228起。潜伏的特务、反动分子勾结惯匪进行猖狂的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进行抢劫，组织暴乱；有的贴布告，自立番号，企图收编残兵败将；有的骚扰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阻止接管城市工作；有的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有的破坏城市交通，抢劫解放军枪支、粮食物资；有的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据统计，1950年新解放区有4万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反革命分子残杀），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有的纵火、爆炸、投毒、割电线、打哨兵；有的伪装军管人员，打出各种旗号，接管财物，制造混乱。散兵游勇、流氓盗匪也往往流窜街头巷尾，趁机行凶作恶，破坏社会秩序，损坏公共物资，盗窃国家财产。一些奸商、金融投机分子，囤积物资，金融投机活动猖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台湾国民党军飞机对沿海城市的重要设施等进行狂轰滥炸，一些城市遭到破坏，人员伤亡。如：1949年1月9日国民党飞机轰炸济南市时，炸死炸伤市民140多人。

1950年2月6日中午，国民党军飞机4批轰炸上海，投下六七十枚重磅炸弹，千百间民房被毁，500多居民被炸死。由于敌人破坏和捣乱，好些城市时常出现停水、停电、停工、停课、交通中断、供应困难、人心惶惶等混乱局面，严重危害着人民的生活和生命的安全。

解放的这些城市，在新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之际，如何避免混乱，稳定城市秩序，平稳地完成由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大难关。对于军队来说，如何接收城市还是一个新课题。一是过去对解放区周围的一些中小城市，往往是边打边接，边接边交，战斗任务结束，部队即撤出城外，现在是既打又管，有的还要长期参加警备和建设，缺乏经验；二是很多城市都是畸形发展的消费城市，一进城，当务之急就要先抓好几万、几十万或几百万人的生活和生产问题，其复杂程度大大超过了农村；三是阶级状况复杂，还有一套庞杂的反动官僚机构，处理安置政策性很强；四是阶级斗争极其尖锐激烈，敌人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斗争的手段更为复杂；五是将会遇到过去很少遇到的外交外事问题，这就需要按政策处理好外国侨民和外交机构问题，等等。

军管制度的确立

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后，全国大中城市陆续解放，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如何收管好这些城市，如何搞好这一战略转变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几乎是毫无经验而亟待解决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完成这个任务，是新中国得以建立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条件。为此，中共中央对这一战略转变十分重视。1948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注意城市工作经验的指示》，要求：城市工作经验必须引起全党注意。6月10日，中共中央东北局鉴于在过去收复的城市工作中，曾发生过违犯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现象，为了把城市接管好，发出《关于保护新收复城市的指示》，决定：“在新占领城市实行短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必须由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担任该城的军事管理，所有入城工作的地方党政机关及工作人员，一律听其指挥。为此，可以组织军事管理委员会，吸收地方党政负责人参加，将保护新占领城市的全部责任，交由军事管理机关担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一经验，当即转发各地遵照执行。从此，在各新解放城市，开始实行军事管制制度。

1948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指出：“根据各地管理新解放城市的经验，实施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文件提出了城市实施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一、肃清反革命的一切残余势力；二、接收一切公共机关、产业和物资；三、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消灭一切混乱现象；四、收缴一切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其他违禁物品；五、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收缴他们的各种反动证件，登记各级负责人，登记后对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六、逮捕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没收那些应没收的官僚资本；七、建立系统的革命政权机关；八、整理、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九、在工人职员中、青年学生中，进行切实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可靠的基础上，建立工会、学生会及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群众组织，作为城市革命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人民解放军总部相继颁布了《关于新解放区军事管制条例》和《关于新解放城市军事管制时期的各项政策》等，对军管的性质、任务、方式、期限等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要求，从而使军事管制制度不断完善。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同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十四条规定：“凡人民解放军初解放的地方，应一律实施军事管制，取消国民党反动政权机关，由中央人民政府或前线军政机关委任人员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和地方人民政府，领导人民建立革命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并在条件许可时召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军事管制时间的长短，由中央人民政府依据各地的军事、政治情况决定之。”从此，军事管制制度以临时大法的形式正式确定下来。

军事管制制度，产生于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新旧社会交替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新中国建立之初，新解放城市的社会状况的特点是：敌人的军事集团已被消灭，但残存的武装力量如特务、匪徒和持枪的散兵游勇还大批地存在，社会秩序比较混乱；广大人民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人民的政权还没有系统地建立，尤其是革命的法庭、警察等专政工具还不健全。在这种非常的特殊时期，执行人民解放军的军事管制就势在必然。所以，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在新解放的大中城市管制的经验中指出：新解放的城市，成立军管会，执行军事管制的办法，甚为有效。

军管会的优越性有：第一，只有依靠人民解放军这种武装的集团，才能给敌人以巨大的威慑，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摧毁国民党政权，把城市完整地交到人民手中。第二，军事管制又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组织形式。它既担负着实施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可以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又为发扬人民民主创造条件，成为大中城市解放初期，打碎反动统治阶级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新的国家机器最好的组织形式。在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同时，对人民实行民主。军管会的许多干部同时就是各级人民政府的成员。人民解放军战斗队、工作队的光荣传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这种双重任务的完成正是新解放城市走向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需要。也只有解放军的军管会才能担负这种双重的使命。第三，军管会作为初级的过渡性的政权形式，还具有灵活性和试验性的特点。正如1948年11月《中央对新解放大中城市管制经验的通报》中指出的：在军事管制委员会之下，一方面可成立委任式的临时政府，另一方面，凡带紧急性、临时性或试验性的处置，均可以军管会的命令实行之。行之有效者，将来以法令手续肯定之；行之不便需修改或废弃者，可以军管会命令改变或取消之；行之取得经验而须改进者，或即以军管会命令加以补充，或留待将来在法令上改进。

不久，中共中央转发的《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草案》中，明确提出：对新收复的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或工业区，均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理制度；在占领城市初期，应指定攻城部队直接最高指挥机关军政负责同志与地方党政若干负责人，组织该城市的军事管理委员会；军管会为该城最高权力机关，凡入城部队及党政军民机关与各接管工作人员均须接受军管会的统一指挥。根据工作需要，军管会下设若干机构。采取的组织形式和步骤是：解放一个城市就接管一个城市；中央直辖市和重要的大城市的军管会领导人由中央和军委直接任命；省会城市及腹心地区和交通干线上的重要城市，都由所在各省、专区的兵团、军负责接管；其他中、小城市，则由驻该地区的师、团进行接管；各省会、专区市均成立军管会，由所在的兵团、军的主要领导，担任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要领导；城市接管工作均由军管会负责组织实施。

由于军管会对新解放的城市担负着紧急接管任务，因此往往在解放城市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开始了该城市的军管会的组成人选和筹划工作。如北平市是1949年1月31日解放的，1948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即任命了叶剑英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天津市是1949年1月15日解放的，1948年12月中央和军委就任命了黄克诚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陈毅在总结上海市军管会工作时说：我们在部署渡江解放宁沪时，即已着手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成立了各种专门委员会从事专门研究。由于军管任务之重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军管会领导人的选任高度重视，军管会主任都是任命驻军的第一把手或重要军事领导人担任。

如：南京市军管会，先是刘伯承任主任，宋任穷任副主任，尔后，粟裕任主任，唐亮任副主任；上海市军管会，陈毅任主任兼市长，粟裕任副主任；杭州军管会，谭友林任主任；西安市军管会，贺龙任主任，贾拓夫、赵寿山、甘泗淇任副主任；北平市军管会，先是叶剑英任主任兼市长，尔后是聂荣臻任市长兼主任；太原市军管会，徐向前任主任，罗瑞卿、赖若愚、胡耀邦任副主任；天津市军管会，黄克诚任主任，黄敬任市长兼副主任（后黄敬任主任）；武汉市军管会，谭政任主任，陶铸任副主任，张平化任第二副主任；南昌市军管会，陈正人任主任；长沙市军管会，萧劲光任主任，王首道、陈明仁任副主任，福州市军管会，韦国清任主任；广州市军管会，叶剑英任主任，赖传珠任副主任；桂林市军管会，陈漫远任主任，何伟、钟伟任副主任；贵阳市军管会，苏振华任主任，曾固、赵健民任副主任；重庆市军管会，张际春任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任副主任；成都市军管会，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王新亭、阎秀峰任副主任；昆明市军管会，陈赓任主任，周保中任副主任；兰州市军管会，张宗逊兼任主任，张德生、吴鸿宾、韩练成、任谦任副主任；西宁市军管会，冼恒汉任主任，张国声任副主任；银川市军管会，杨得志任主任，马鸿宾、朱敏、曹又参任副主任。

由于接收和管理城市，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一个新任务，所以执行接管任务的人民解放军入城前普遍进行了认真的准备工作。根据陈云1948年11月在东北率领4000名干部接管几个大城市，特别是他担任沈阳市军管会主任，接管沈阳市的经验，军管会入城前，充分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

中共中央西北局为了搞好城市的接管工作，第一书记彭德怀和第二书记贺龙在1949年2月在西柏坡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即商量：由贺龙专门前往东北取经，学习东北接管城市、恢复生产等经验。贺龙在就任西安市军管会主任之前，专程前往东北一趟。入城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有：

组织准备和思想政治动员。担任军管会的干部，挑选比较精明强干的干部，政治上、政策上等诸方面均较全面。为使干部懂得城市接管的重大意义，各部队军管会组建后，都十分注重抓好担负城市接管干部的思想工作。如北平市，早在1948年冬，在人民解放军发起的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叶剑英即同彭真一起被召到西柏坡毛泽东简陋的办公室里，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毛泽东满怀期望地对他们说：这次接管北平，影响到中外，你们务必达到像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和管理成绩，不要落在沈阳和济南之后，特别要防止出现一些“左”的做法。按照党中央的通知，从各地抽调的参加接管北平的干部，先到保定集中。1948年12月17日，中共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市长叶剑英在市委第一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这次接管北平，意义十分重大。北平是一座中外闻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接管工作进行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声望，也影响到其他尚待解放城市的接管。我们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肩上的责任。

叶剑英对进城初期的主要任务作了简练的概括，这些任务是：迅速消灭混乱现象，安定社会秩序，系统地进行接管工作；肃清反革命残余；动员力量，向城市输送煤、粮等生活必需品，力求保证对城市人民的供应；迅速恢复生产。他特别告诫大家：要严格执行政策，遵守纪律，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优良作风，防止剥削阶级思想作风的侵蚀和影响，防止少数人腐化堕落。12月下旬，接管人员先后抵达北平城西南的房山县。叶剑英和彭真又利用解放军同傅作义谈判的这段时间，抓紧训练接管干部，组织大家学习党中央《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辞和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提高对全国形势与和平解放北平必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军管时期的任务和政策纪律。叶剑英给接管干部作了几次形势报告，他说：将革命进行到底，消灭反动势力，特别是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用武力解决，一是通过和平谈判，将国民党军队和平改编。消灭反革命军队是要消灭作为四大家族支柱的武装力量，而不是把他们个个杀掉。因此，用和平谈判、和平改编的方法，解决反动军队，一样可以达到消灭反动势力的目的，这与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完全一致的。

熟悉城市情况。中共中央在转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各城市的指示草案》中指出：在进入城市实行接管之前，应多方收集该城有关材料（事先应特别注意收集该城地图及电话簿），调查该城一切机关、工厂、仓库的具体情况及位置，并针对该城的实际情况来建立接收组织和配备干部，以便入城后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按系统整套接收。西北局早在西安解放的前3个月，就开始了接管西安的准备工作：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西安市的各种情况，研究政策，草拟接管的各种条令、条例等。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提前20多天集中在丹阳集训。各部队把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中共地下组织调查的和城市居民提供的有关城市的各种材料，如历史沿革、工商业和金融情况、国民党党政军机构设置、教育文化机构、物资储存，以及民情风俗、文物古迹等材料，收集整理出来，印发给干部战士阅读、讨论。

政策集训。各部队为把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同每个城市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办集训班，研究和制定具体政策和措施。比如，如何对待国民党政权机构及其成员，管理市场、货币等，一项一项研究，制定出具体政策和措施。通过这样的集训，使干部掌握了关于城市工作的各项政策，也使少数干部克服了无政府无组织状态，加强了请示报告；克服了急躁情绪，避免了把农村阶级斗争的一套办法机械地搬到城市中来。第三野战军在解放上海前夕，对凡能想到的涉及政策的各种问题，都作了周密的研究。不仅如此，他们还制定了许多具体措施。比如，对如何保护宋庆龄的人身安全、人民政府挂什么牌子、如何颁布政府法令、怎样清除垃圾等问题，都做了细致的安排。就连进城后怎样使用抽水马桶、开关电灯、乘坐电梯等，都派专人上课。一次，仅仅为了讲解保管城市档案的目的和意义，陈毅就给接管干部讲了一个多小时的课。

纪律教育。部队良好的入城纪律，对于稳定人心、打开局面起着很好的作用。所以各部队在入城之前，普遍都制定了《入城守则》、《城市生活注意事项》等规定，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如华东局对接管江南城市的部队干部及接收人员提出必须坚决遵守10项入城守则：第一，一切机关、部队、公营企业人员、采购人员、民兵、民工凡未持有军管会所发之通行证，或配带军管会特许之证章者，一律禁止出入市区及工厂区。严厉处罚一切破坏秩序、损坏公物及盗窃国家财产的分子。第二，一切接收人员与入城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执行人民解放军总部及华东军区所颁布的一切命令法规。严禁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第三，入城部队只有保护城市工商业之责，无没收处理之权。除易于爆炸和燃烧的物资，如炸药、弹药、汽油等，应迅速疏散出城并呈报军管会处理外，严禁搬运机器、物资和器材，严禁擅拆车辆及零件。第四，除敌方武装散匪及其他持枪抵抗的人员应加俘虏，及重要特务间谍与破坏分子和重要战犯应加逮捕外，严禁乱打人乱抓人的现象。第五，任何部队有收集散在战场上的弹药、武器、其他军用品及军用物资之责，但无单独处理之权。

必须开列清单呈报军管会转报华东军区统一处理。严禁各部队后勤供给人员离开本身职务投机取巧、乱抓物资或抢购物资。第六，一切入城的机关及部队必须遵照军管会所指定的房屋居住，服从公共房屋管理处的管理与分配，并教育一切人员爱护公物及使用室内一切新式设备与卫生设备的方法。禁止擅移器具设备及盗窃破坏国家财产。所有部队机关一律不准驻在工厂、医院、学校和教堂。第七，在战斗结束后除需要维持城市秩序一定数量的部队外，其他部队一律撤出城外，并在撤出前必须将任务移交清楚。一切驻在城内的部队，应制定适合城市生活习惯的制度和规则，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不许在市内无故鸣枪，如需军事演习或练习射击时，必须得到军管会的批准，并须到军管会所指定的郊外地点演习。第八，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实行公平交易，不得强买强卖。所有部队人员及公务人员乘坐公共汽车，或进入公众游戏场所，必须照规买票。所有汽车及其他车辆入城，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并服从交通警察之指挥。第九，一切机关及部队人员应保持艰苦朴素作风，不准私受馈赠私取公物，反对贪污腐化堕落行为。

第十，厉行奖罚制度，对遵守纪律、遵守城市政策有功者，应给予精神的和物资的奖励，对违反纪律、违反城市政策者，必须彻底追究，并依情节轻重依法处理。

入城的准备工作十分重要，特别是大城市的接管必须做好适当准备，才能进城。如入上海市时，1949年4月30日，邓小平、陈毅等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我党军队未作适当准备草率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中共中央还确定了“慎重、缓进”的方针。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说：“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1949年5月26日晚，上海市即将全部解放之时，华东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率大批接管干部离丹阳向上海市开进，顺利进入上海市。

接管城市的方式

各部队根据收复城市的不同方式和城市的大小等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接收方法。其基本形式有三种：

第一种，对以战斗方式解放的城市，迅速成立军管会，并力求尽快完成以下任务：肃清一切残敌和散兵游勇，逮捕那些应该逮捕的战犯，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没收官僚资本，收缴一切违禁品；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共产党的各级委员会，保证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建立工会、学生会和青年、妇女组织，作为城市人民政权可靠的群众基础。

第二种，凡是以北平或绥远方式和平解放的城市，可按我与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原则协议，协商具体办法，在适当时机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系统的接管，尔后再按政策要求建立政权。如：云南的昆明市1950年3月成立军管会时，经协商，吸收了三名起义的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参加，他们是：曾恕怀（原昆明市市长）、安恩溥（原云南省民政厅厅长）、谢崇文（原云南省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军管会十分重视团结起义人员。军管会主任陈赓要求接交人员都要“破除成见，不算老账，加强团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共产党员要“真正以民主的态度，和各界人士合作”。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部队严格遵守纪律，不能擅自进城或接收起义部队，特别要防止因对敌有仇恨情绪，而忽视统一战线和团结改造的政策。

第三种，因军事进展很快，国民党军队逃跑放弃的中、小城市，在地方干部尚未跟上、政权一时难以建立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社会治安，及时支援前线，则采取解放军派出少数代表任专员，监督原政权人员令其为完成一定任务而暂时工作，或协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联合地方有影响的开明士绅，组成解放委员会或治安委员会，先展开必要的工作，待后接管。如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在川东就采取这种方式，在有的专区解放军只派一个有独立工作能力、懂政策的人去担任，仍能照常工作。

卓著的成效

军管会是城市实现新旧政权顺利过渡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机构，在城市解放之初的一段时间里，直接担负起接收和管理城市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前后，军队完成了对沈阳、济南、北京、上海、天津、太原、西安、武汉、福州、广州、南昌、长沙、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重庆、西宁、兰州等中央直辖市和省会城市接管的同时，还抽出了一部分部队到各省，加强对中、小城市的接收管理工作。由于各级军管会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关接管城市的方针、政策、办法和措施，充分发动群众，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和各阶层人民，紧张而有秩序地开展接管城市的工作。军管会所担负的基本任务和主要作用有：

第一，迅速镇压反革命活动，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城市刚接管时，国民党残余势力趁机进行猖狂破坏活动。有的公开持枪抢劫，有的收编建立反动武装，有的纵火投毒进行暗杀活动，有的伪装成军管人员接管财物，还有的行凶作恶，制造混乱。各地军管会入城之初，当即命令：摧毁一切国民党的反动政权机构和反动党团、特务组织，收复并遣散国民党散兵游勇。从重从快打击反革命活动的坏分子。据此各地军管会迅速采取措施，认真履行对反动派的专政职能，肃清一切进行武装反抗的国民党军队的残余人员，镇压一切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解散国民党、三青团等反动组织，管制少数反动骨干分子，逮捕战犯和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收缴隐藏在民间的反动分子的武器及违禁品等。

如：叶剑英以军管会主任名义发出布告，明确提出要保障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维护社会安宁。接着，陆续发布了关于“收缴一切非法武器”、“北平市国民党特务人员申请悔过登记实施办法”以及“一切社会团体均须申请登记”等布告和通知。在发布这一系列布告和通告的同时，他和彭真领导警备部队和公安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打击和肃清暗藏的敌特，捕捉劫盗匪徒，处理散兵游勇。同时，开展号召反动党团人员和特务分子自首登记活动。到1949年秋仅半年时间，就破获潜藏特务匪徒策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83起，总共肃清职业特务6700余名，查处散兵游勇3.7万多名。破获制造伪钞、盗窃、抢劫案件1.4万多件。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上海市军管会在两个月里，扫除市区近郊地雷2.49万余个，拆除碉堡1.8万余座，收容散兵游勇2.2万余人（内军官2739人），逮捕特务、盗匪共427人，其中判处死刑者13人。天津市军管会在短期内就破获了重要特务组织40多个，逮捕首要特务分子306人。

在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威慑面前，各城市反动党团、特务分子纷纷自首登记。军管会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了管制，并逮捕了一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汉奸、特务和国民党官僚，各地公开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被肃清，初步安定了社会秩序。195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各地军管会坚决贯彻这一指示，由军管会军法处和已建立的人民法院负责审理有关反革命案件。其中，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审理的1950年国庆炮击天安门检阅台阴谋案，影响最大。

第二，迅速接管政权和物资财产。入城以后，军管会的首要工作是迅速把领导权夺过来，彻底打碎旧的政权机构。保证从旧政权到新政权的顺利过渡，减少在通常情况下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的大的破坏。各军管会对政权的接管高度重视，抓得非常紧。叶剑英直接组织并参加对北平旧政权机构的接管。在入城的一个多月时间，即把原旧政权下属的一些主要单位都顺利接收过来。其中，有国民党军“华北剿总”系统和伪中央系统在北平的党、特、军、政、警等机关；有四大家族掠夺华北人民的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各银行在平分行；有作为华北交通、联络枢纽的铁路、邮政、电讯全部系统。有石景山发电厂、炼钢厂、兵工厂等重要工业企业。被接管的职工及一些技术人员等，共9万多人。南京市军管会很快接管了国民党中央机构的749个单位，地方机构的174个单位。上海市军管会在两个多月间，仅市政系统和财政系统即接管数百处单位、20余万人，在短期内稳定了这个中国最大工业中心的形势，为尔后的城市恢复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对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社党及特务机关等反动组织，军管会或市政府出布告，宣布解散，没收其所有公产、档案，严禁其继续进行任何活动。遵照中央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对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对国民党政权机关人员及军事后方机关人员除首要战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逮捕法办外，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责成其负责保护各机关资材档案等，听候接收处理。

迅速接管军事设施。上海在两个月里，接收了原国民党陆军3万多人、营房38处、军事学校几所、两个政工队，接收了原国民党航空12个单位、2600多人、房屋3000多间，接收了原国民党海军18个单位、仓库14个、人员近400人。重庆市军管会刚成立不久，就接收了国民党海军江防司令部之军舰“民权”、“常德”、“永年”、“莫山”、“莫德”号5艘。北京市军管会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收回了美国、法国等国在北京的兵营地产，并征用了这些地面上的兵营和其他建筑物。

迅速开展物资接管，防止转移流失。接管各公营企业与公共机关：对一切官僚资本的企业及其他各种公共企业，如工厂、矿山、铁路、邮电、轮船、银行、电灯、电话、自来水、商店、仓库等等，一律接管。接管官僚资本企业与公共企业。物资接管情况比较复杂，各地军管会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军管会均下设物资接管委员会（或称接管部、经济处等），具体负责物资接管工作。首先是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新中国成立前夕，以蒋、宋、孔、陈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中了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和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80%。没收官僚资本，对建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具有战略意义。军管会入城之初，即将凡“国民党中央政府、省政府、县市政府经营的企业”，一律予以没收，归人民政府所有。北平市军管会所属的物资接管委员会，负责接收敌伪产业及公共物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直接代管属于国家的企业。叶剑英每天都要听取物资接管委员会主任戎子和的汇报，及时掌握接管进度，处理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上海市在两个月中，财经接管工作，计接收国民党政府的银行、工厂、仓库等机构共411个单位，重要资财计黄金2.46万两，白银36万元，金圆券21万亿元，台币2.4亿元，台糖3.5万吨，粮食47万石，汽车1.8万辆，汽油4887万加仑。在上述各机关服务的旧职员工共计15.3万余人。全国到1949年底，共没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2800余家，金融企业2400余家，以及国民党政府所属全部交通运输企业。军管会接收官僚资本企业后，迅速将所接收的企业交有关部门管理和经营，有的还尽量使接收人员和以后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相一致，从而把企业的接收和生产的恢复有机地结合起来。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在接收阶段一方面应责成该企业各原有机关的主要负责人负责办理移交手续；另一方面分别召集该企业各部工人会议，或工人代表会议宣传政策，发动工人群众配合。

第三，抓好市政工作，建立和完善各级政府机构。城市刚解放时，摆在军管会面前的是一个百业待举的局面。如何创业兴业，使全市各项工作逐步建立与开展起来？首先应大力抓好建立人民政权，给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首先建人民政府，再建立市以下各级人民政权机关。军管之初，市人民政府即宣告成立。市长由上级机关任命或军管会任命。市政府内部一般设秘书、行政、人事、外事侨务等处。下属公安、法院、财政、民政、工商、教育、卫生、公用、工务等局。在市人民政府下，一般设区人民政府和街公所两级。城市各级人民政权机构的建立，是巩固革命成果的根本保证。

其次是建立各种群众组织，召开各界代表会议，作为军管会和市政府在军管时期传达政策，联系人民群众最主要的手段。1948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新解放城市中组织各界代表会议的指示中指出：“在城市解放后实现军管的初期，应以各界代表会为党和政权领导机关联系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各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帮助各人民革命团体迅速正式建立，使各界代表会议以各人民革命团体为基础，扩大其代表性。各界代表会的代表的任务是进行咨询和协商，因此，重视各界代表会议，发挥民主讨论和民主动员的力量，来协助政府进行接管和建设工作，以便逐步地由军事管理的制度，过渡到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使人民民主政治更强有力地更健全地建立起来。代表会议既可以向群众传达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又可以反映群众意见，对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建议，是军管会和市政府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这一工作，多次发出重要指示并批转了华北局和北平市委关于召开人民代表会议的报告。

1949年8月13日，毛泽东还亲自参加了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并讲话，祝贺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的成功，希望全国各城市都能迅速召集同样的会议，加强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协助政府进行各项建设工作，克服困难，并从而为召集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他说：“一俟条件成熟，现在方式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即可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成为全市的最高权力机关，选举市政府。”到1951年3月，全国已解放的28个省有23个已召开过人民代表会议，一个正在召开；8个相当于省的行政区，已有7个召开过。有的还代行了人大职权。195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要求：凡尚未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县、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应积极创造条件，以便迅速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第四，抓好警备工作，搞好社会秩序，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要使民心向党，安居乐业，必须整顿城市治安，建立革命新秩序。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各城市的警备部队加强城市警卫，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群众，大量收容散兵游勇和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人员。并采取紧急戒严与武装追捕、秘密侦破和公开搜查等方法，严厉打击敌特的破坏活动，建立和维护革命秩序，这是一项相当艰巨复杂的任务。在解放初期，警备部队实际上要履行某种政权的职能，有警卫（包括机关、仓库和重要的企事业单位），有反特、剿匪和搜集遣送敌军的散兵游勇，有维护法令政策和交通秩序、纠察军容风纪、纠察缉私、打击黑市等等。上海警备部队在上海440多条街道，全长约820华里，设哨5000个，街道的交通卫兵每人监视区域在1000米以上，勤务时间每人每天有长达8小时者。在两个月内收容散兵游勇近3万人，资助疏散难民30余万人。并排除地雷2.4万个，拆除碉堡1.8万座。南京市军管会查获在南京的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非法隐匿国民党政府的财产笆斗山油池7座，令其全数呈交。

重庆市警备部队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先后于1950年1月18日和5月19日在全市两次实行戒严，协同地方公安机关收容散兵游勇，逮捕敌特。经过几次整顿，重庆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北平市在半年里处理流散军人3.7万余人，破获各种案件1.4万多件。西安市国民党军队溃逃后，留下了许多散兵游勇，还有10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其中有六、七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逃来的难民。西安市警备部队配合公安机关在20多天里就捕获了大批特务，破获了36起抢劫案。并对散兵游勇进行了分别处理，对10万失业人员进行了登记，分别不同情况予以区别处理。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西安社会秩序渐趋好转。同时，各地还加强同暗藏的敌人做斗争，摸清敌特活动规律，协同公安部门和依靠广大群众，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这是防止敌人破坏城市，搞好城市社会秩序的重要环节。

安定社会秩序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改革城市的共街政权及公安局派出所。入城之初，由于和平接管的方式，匪特与散兵游勇已事先有计划地潜伏，而工人阶级绝大部分尚无组织，庞大的旧警察机构和人员尚未来得及改造，伪保甲制度亦未摧毁。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联系群众，乃采取以少数老干部和大批工人、学生、积极分子组织工作组，派到各保、各街进行工作，负责调查和了解情况，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反映市民要求，帮助兑换金圆券，发救济粮，肃清散兵游勇，清除垃圾，粉碎保甲制度，与群众建立密切联系。粉碎了保甲制度后，建立新的公安派出所，担负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任务和建立人民民主革命的社会秩序的任务。

第五，接收和处理好反动党团和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这项工作直接牵动着社会的各个阶级、阶层，而且影响着社会安定、生产的恢复和人民生活，因此，军管会坚决贯彻中央规定的“清除少数的首要坏分子，改造多数的有用人员”的方式，尽可能地量才录用，使之成为国家建设人才，防止和克服了那种认为所有旧人员都要不得的“左”的倾向，和不问什么人，一味迁就照顾的“右”的倾向，实事求是地搞好审查，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就是开除或处理回乡的也发给路费，给以生活出路。旧有人员的政治状况，一般是两头小中间大，即是特别反动与特别进步的都不多，不大进步也不大反动的占多数，这些人是大部可以争取教育和改造的。采取的方式、原则：企业部门中的技术人员争取团结和任用；行政机关的职员，量才录用；凡有一技之长，而无显著反动行为或严重劣迹者经过集中训练审查改造后，分别录用，慎重处理。对于暂时不能任用或证据确凿的特务分子，则采用的办法：1、特务分子，送交公安部门处理；2、可以改造教育的，办行政干部训练班集训，或送革命大学训练，或者介绍转业；3、对一般无工作能力的冗员，可资遣回原籍或裁汰。

上海市在两个月内，计接管统计、人事、秘书、会计、新闻、外事、总务、交际等10个处，共有旧人员职工计4.9万余人。除调查处、人事处旧职员大部逃跑或转入潜伏外，其余各局、处95%以上留在原职位照常工作，听候处理和录用。西安市军管会共接收国民党旧政权的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电讯、农林、文教机构和其他企业等240个单位，人员达2.56万余人。绝大部分人员留职工作。所以，西安市在整个接管过程中，邮电通畅，电力和公交迅速恢复，全市社会秩序、生产建设迅速恢复发展。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直接组织并参加对旧政权机构的接管。首先接管旧北平市政府机构。1949年2月3日，叶剑英和徐冰副市长召集旧北平市政府人员，宣布对市政府进行接管，并交代了中共的方针政策。2月4日下午3时半，在原国民党市政府会议厅举行隆重的接管仪式。此后，叶剑英又有步骤地领导接管了各区政权，并先后建立起了各区人民政府。北平市军管会共处理了原国民党党政机关人员3.9万余人，其中留用数占80%以上，开除数仅占2.2%。诸如警察、中小职员等一般人员，70%以上都留用。由于政策对头，使北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局面很快走上轨道。对一般反动党团、教会、道教会门的处理，因涉及较多的群众，所以采取了极其稳重和分别对待的政策，防止了草率简单的做法。

第六，对旧文化事业的接管和改造。文化方面的接管政策性很强，成功地接管和改造旧有文化事业，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条件。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大中城市的过程中，就注意保护一切文化设施。对学校与文化教育机关（如大学、中学、小学、图书馆、博物馆、科学试验室、体育场所等等），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迅速派人到各学校宣布方针，并与他们开会具体商定维持的办法。对原有学校（除国民党党校、军事学校外）一概采取维持原状逐渐改良的方针。例如开始在课程方面，除取消其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外，其余暂时照旧。又如在教职员方面，除去掉极少数的反动分子外，其余应一概争取继续工作。

解放军进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时即迅速出报纸及开始播音，广泛宣传我党政策及政府法令、布告等。对国民党三青团及其他反动派的报纸、刊物和通讯社，一律没收接管。对各个以私人名义经营而有确实反动政治背景的反共反人民的报纸、刊物、通讯社等，没收接管。对其反动政策背景一时无法弄清者，经过调查及法庭判决处理。对进步的和中间性的民营报纸、刊物、通讯社依法登记，在民主政府指导下进行营业。对敌方政府军队及党部管理之电台，全部接收。上海市军管会命令驻上海的美国、英国的新闻处停止一切宣传活动，北平、天津、武汉、南京等地军管会也分别命令各该地美国新闻处停止活动。上海市军管会还公布了《国际电讯检查暂行办法》，规定凡经上海市国际电台发出的电讯、口语广播稿本，均须经军管会电讯检查组的检查。

如上海文化接管工作：在两个月中计高等教育方面接管大专校院19个单位，包括教授、讲师、助教、研究员及职员、工人共2836人，学生共8109人。市政教育方面接管公立学校及教育机关共521个单位，教职员工共8884人，学生17.6万余人。新闻出版方面接管和实行军管的共47个单位，其中报馆、通讯社20个单位，书店、印刷厂等24个单位，广播台及器材厂3个单位。文艺方面共接管18个单位，其中电影9个单位，戏院4个，交响乐队1个，俱乐部1个，美术馆1个，剧校1个，演剧队1个，共计员工907人，技术人员165人。

北平市军管会入城之后，一般设文化接管委员会或文教部。以钱俊瑞为主任的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还下设教育、文艺、文物、新闻出版四部。根据党的政策，军管会对旧有文化机关区别不同对象，谨慎地展开了接管工作。叶剑英对文化接管工作很重视，他定期邀集北平一些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开座谈会，向他们讲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并诚恳地征求他们对建设新北平的建议。被邀集的著名知识分子中，有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叶企荪（清华大学校长）、张奚若、钱伟长等人。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北平市的知识界绝大多数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并对接管工作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和配合。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不仅完成了对清华、北大、戏剧学校、电影制片厂、北平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以及新闻出版等30多个重要文化部门的接管，其他文化单位的接管也顺利进行。对凡属于国民党各级反动政府的报纸、刊物及通讯社，一律予以没收；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设立的新闻出版机构，一律取缔；对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所办之报纸刊物，则予以保护，并令其依法向人民政府登记；对大、中、小学及一般文化教育机关，则采取严格保护的政策。

各城市这类接管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也很成功。董必武曾对原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的接管工作做过这样的评价：像伪总统府、伪国民大会堂以及中山陵、各学术研究机关、学校等都相当完整，无重大破坏，这是南京市军管会、市人民政府执行政策正确的结果。各地军管会还开展了封闭妓院、禁烟禁毒的斗争，荡涤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净化了社会风气，使新中国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各军管会在接收后，即开展改造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改造文化教育事业。加强群众的社会教育，特别是教师职工教育。加强在职干部的政治理论学习，对于各部门愿意为人民服务的旧的教职人员加以教育改造，使他们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服务。各城市军管会贯彻中共中央关于争取知识分子及对新区学校教育的指示，普遍重视文化教育工作。军管会的主要领导人亲自同教授、专家、学者交朋友，勉励他们为人民效力，多为国家培养人才。重庆市军管会协助政府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对全市大、中、小学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进的方针，首先复课，同时废除反动的训导制度和反动的政治课本。军管会和市政府利用寒假组织教师研究会，请各校教授、教员参加，根据新的教育方针，共同研究安排解放后第一个新学年的教学计划。通过一系列工作，学校工作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多数城市的报纸、广播电台，都在军管会成立三五天后即出版和广播。文化馆迅速以新的内容对市民开放，剧院、电影院、游艺场、体育场等，也很快组织新的演出和比赛。医院、幼儿园、福利院等数日后即展开正常工作。公园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游乐的场所。

第七，打击奸商投机活动，保护民族工商业。打击奸商投机活动，稳定市场物价。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长期滥发纸币，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金融投机活动猖獗。各城市军管会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公布人民币比价和兑换办法，取缔各种证券交易所，打击银元贩子和各种金融投机分子。上海市解放不久，一批奸商大搞银元投机，囤积居奇，百物涨价，人心惶惶。上海市军管会决定由警备部队配合公安人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搜查了奸商和投机分子活动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将少数主犯一网打尽，封闭了证券大楼。消息霎时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苏、浙江乃至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从第二天起，上海市的银元、大米、食油纷纷跌价，使市民安居乐业有了保障。在广州，警备部队、公安总队、工人纠察队一起出动，搜查大搞金融投机活动的地下钱庄和钱档，震慑了奸商。成都市的一些暗藏特务勾结奸商，哄抬粮价，制造混乱。军管会将征集到的粮食交由政府大量出售，很快稳定了粮价，安定了社会秩序。贺龙在总结西安市军管会3个月工作时说：在稳定金融、平抑物价、解决群众吃穿等方面作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是一件大事情。

保护民族工商业，重要的问题是正确处理好劳资关系。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具有革命性的一面，中国经济又处于落后的状态，因此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就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在当时却存在着一些矛盾，既有企业内部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又有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的矛盾。为了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中共中央确立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各地军管会认真贯彻这一方针，注意纠正“左”、“右”两种倾向，尤其是当时存在的“左”的倾向，既注意维护工人的正当利益，又积极解决私人工商业存在的问题，扶持民族资本的发展。贺龙在西安明确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他说：对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他对工人们说：在劳动态度上，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做工人，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发展起来。这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

各地军管会还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了解决劳资纠纷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如上海市军管会颁布了《劳资争议处理程序》、《复业复工纠纷处理办法》两个草案。在上海市军管会和陈毅的倡导下，各私营企业都成立了“劳资协商会”，市成立了“劳资协商委员会”，贯彻执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协调劳资关系，调动各方面恢复生产的积极性。荣毅仁的申新纱厂资金困难，上海市人民银行给予低息贷款，帮助他度过难关。这对于推动上海市工商业恢复生产和营业，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市成立了劳动局，制定了处理劳资纠纷办法，明文规定劳动局有权调解、仲裁一切劳资纠纷；天津市军管会拟定了《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等等。经过各地军管会和市政府卓有成效的工作，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保护和发展，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受到了限制。北平解放一年后，有30种经营生产工具和日用必需品贸易的行业，都或多或少地增加了户数。天津私营工业在解放后很快全部复工，并且由原来的9837户增加到12311户，职工人数增加了18.92%。南京从解放到1949年9月，人民生活必需品行业增加了100余家。

各地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还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取消帝国主义的经济特权，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实行了外汇管理，从而使我国的经济迅速摆脱了帝国主义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第八，迅速恢复生产，安定群众生活。城市刚解放时，许多工厂停工减产，学校停课，大批工人失业，学生失学，交通不畅，物资奇缺，群众生活困难。恢复生产是管好城市、稳定局面的关键。军管会在城市中开展共产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工作、工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宣传工作、肃清反动残余势力和维护社会治安工作，都是为恢复和发展生产这个中心服务。各城市的军管会工作人员，以极大的努力学习生产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积极动员广大工人、人民团体和各阶层群众团结起来，战胜困难，恢复生产。

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后，当时上海的1.2万家工厂，有70%停止了生产。有的资本家将资金带到香港、美国。留在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有些人资金短缺，甚至发不出工资，劳资矛盾较大。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大批干部战士，进驻147家工厂，调查和协助解决困难，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增强了军民团结，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重庆市的几十家大工厂，都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严重破坏。军管会接管后，在工人和各界人士的帮助下，根据人力、物力、财力情况，首先使与国防建设、经济建设关系密切的大厂逐步复工，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厂从资金、原料等方面给予扶持。通过这些措施，大部分工厂逐渐恢复了生产。西安市军管会对不少私营企业，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如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万纱锭，但由于资金问题，生产停顿，贺龙主持军管会讨论决定，资金由人民政府筹集，支持恢复生产。同时，对一时搞不清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分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等办法，但不管采用哪种办法，便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

为了发展工农业生产，沟通城乡联系，促进经济建设，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各城市军管会和各地驻军抽调施工力量，努力恢复交通，保障了运输。广州是华南门户，国民党军队溃逃时，将横跨珠江的广州海珠大铁桥炸毁。广州解放后，广州市军管会和广东军区，在财政困难、技术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决心修复这座铁桥。1950年4月，抽调铁道工程部队第三支队和铁路员工担负修复任务，经过6个半月的奋战，使大桥在当年11月8日正式通车。贵阳市军管会抽调工兵部队，带领铁路、公路员工，大力抢修铁路、公路桥梁，到1950年5月，修复公路桥73座、铁路桥13座。

安定人民生活是城市稳定的关键。衣食住行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这方面问题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人心的向背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所以在摧毁国民党旧政权的同时，各地军管会十分注意恢复城市功能，关心衣食住行，安定人民生活。沈阳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接管的工业城市。以陈云为主任的沈阳军管会确定了“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收方法，紧紧抓住与广大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六大问题，即首先恢复电力供应；迅速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旧有警察必须收缴其枪支，又必须用其徒手服务，协助维持秩序；利用报纸，传布政策，稳定人心；妥善解决工人工资问题；迅速处理俘虏与疏散弹药，对散俘首先是收容好，有饭吃，有房住，次一步是分散处理。这些方法与措施，使接管工作进行得快而完整，也使城市正常的生活秩序得以迅速恢复，做到“比较稳定而无多大波动”。中央适时转发了这一经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叶剑英带领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干部，一开始就抓紧了安定全市200多万人民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解决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军管会和市政府在进城前，叶剑英和彭真就指示军管会有关部门，从华北其他地区调运和储备了大批粮食、煤炭及油盐等物资，进城后，采取各种方式将必需的生活资料供应给市民，保证他们的生活需要，并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金融货币政策。市政府按照中央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为北平市本位币，以冀南银行发行的钞票（简称冀钞）和东北银行发行的流通券（简称东北券）为辅币，对伪金元券实行收兑办法，并在市民中进行宣传动员，让工人、学生及其他劳动人民享受优待兑换。不久，又对银元实行了禁止流通、买卖的政策。通过这一系列措施，逐步稳定了北平市场物价，人民生活得到稳定并有所改善，从而安定了民心。

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燃料、肉类、蔬菜、原料等的供应，军管会作了极大努力。为保证各城市的粮食供应，各部队普遍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征粮。广东是缺粮缺煤的省份，人民解放军进入城市后，便立即输送足够的粮食、燃料到城市去，以安定人民的生活，这是军管会进城后重要的工作之一。部队的征粮队经常遭到土匪的袭扰，一些干部战士为了给城市人民征粮，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贵阳市解放时，全市的粮仓只剩下25万公斤粮食，仅够全市23万人吃两天，盐仓存盐也所剩无几。贵阳市军管会和第五兵团派出大批征粮队，还派3个连队护送100辆车，到四川重庆运盐。路上，运盐队打退了土匪一次又一次的袭击，为贵阳人民运回了宝贵的食盐。第138团第2营连长杨殿元在运盐途中，与土匪遭遇，英勇护盐，壮烈牺牲。第178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离带领一个班在成都市郊区征粮时，遭土匪伏击，全部牺牲。许多参加征粮队的地方干部、教师、学生，也同部队指战员一样，不避艰险，忘我工作。刘胡兰式的英雄丁佑君，1950年9月18日在四川西昌盐中区协同部队征粮时，不幸落入土匪手中。土匪用极其残忍的手段百般摧残折磨丁佑君，她坚贞不屈，拒绝向土匪吐露区里存粮和解放军的任何情况，惨遭枪杀，时年仅19岁。根据她生前要求，中共西昌县委追认她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她牺牲的地方，军民一起修建了纪念碑。在她的家乡四川五通桥建起了烈士纪念馆，为她立了半身铜像。

二、全国大剿匪

剿匪部署

人民解放军向全国举行大进军过程中，国民党残余军队在纷纷被歼的同时，国民党却有计划地留置下大量的土匪、特务武装，他们在美蒋反动派支持下，负隅顽抗，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妄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垮台之前夕，在成都陆军军官学校和贵阳市创办“游击干部研究班”，专门培训土匪、特务武装的领导骨干，共达4700余人。后来，这些人秘密潜往各地，积极网罗骨干，建立土匪、特务武装组织，企图扼杀和颠覆人民民主政权。他们趁新解放区社会秩序尚未安定之际，勾结恶霸地主，搜罗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利用反动会道门，发展反动组织，“采取了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煽动了一部分落后分子，和人民政府作斗争”。这批反动残余数量较大，活动猖獗。据1950年初的不完全统计，全国的股匪、特务武装曾发展到上千股，总数百万计，广布全国各省。尤以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甘肃、青海等新解放区最为严重。

这批特务武装的基本特点和主要成分是：以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反动军官为领导，以惯匪、国民党残余部队和散兵游勇为骨干，以地主恶霸、封建势力、帮会团体为靠山，并以一部分被胁迫、受蒙蔽的落后群众作掩护的一种武装反革命集团。土匪的组织成分大体可分为四种：（一）政治土匪，政治上最为反动。这类土匪中，一部分是国民党的溃散部队和有计划留置下来，进行破坏的特务组织；另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其中包括伪专员、县长和乡、保、甲长掌握的武装。他们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直接或间接操纵、指挥下，专以破坏人民民主专政和各项建设事业为目的股匪。（二）惯匪，即所谓职业土匪，也称经济性土匪。这类往往是为生计铤而走险、落草为匪者。他们或以抢劫为生，或为报私仇，多无政治目的，而容易被特务所诱惑利用，活动比较狡猾，有较长期的东抢西劫的经验。（三）游杂武装。这种武装成分复杂，多为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兵痞、流氓、惯匪之类，态度游移不定，多为生活所迫被特务收罗。（四）封建土匪。特务利用封建迷信团体，胁迫、欺骗来的贫民，独霸一方或“占山为王”者，这类土匪的特点，是思想顽固，具有浓厚的地域性，有很深的社会基础。

这些武装匪特无恶不作，对社会的危害性极大，破坏的重点和采取的较普遍的活动方式及斗争手段是：

（一）破坏新生的人民基层政权，杀害基层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封锁或占领一些小城镇，控制农村。仅在1950年头3个月内，广东、广西地区的基层人民政权机关遭受土匪袭击就有170余次，有68个乡政权被摧毁。福建省的东山、明溪、泰宁、光泽、建宁、永安、清流、屏南、安徽省的立煌（今金寨），云南省新平、易门、牟定，贵州省的正安、道真、沿河、雷山等37个县城曾一度被土匪占领。安徽大别山区的14个县，基本上被土匪武装控制。

（二）破坏城乡交通，抢劫运输物资。仅在1950年初的一个月内，蓉雅、川湘两公路的桥梁全部被土匪破坏，成渝、渝筑两路的运输车辆也时遭土匪袭击，人民物资财富受到严重损失，并造成交通中断，致使成都、重庆等城市的粮食供应一度出现困难。华东地区解放初期，上海至南京、浙江至江西的铁路也时常遭受土匪的破坏。

（三）杀害群众和地方党政干部，绑架勒索，奸淫妇女，扰乱社会秩序。1950年1月，华东苏南地区被匪袭击乡、区、县人民政府时，有120多名干部被杀害。云南、贵州地区先后有数千名干部被土匪杀害。广东地区，1950年春，人民政府机关遭土匪袭击近百次，有2个县城、6个区政府被围攻，86个乡政权被摧毁。四川内江县，1950年2月，土匪袭击了5个区政府，打死干部10多人，抓走工作人员38人，轮奸了10名女干部。土匪还抢劫群众财物，致使无数群众倾家荡产，仅四川遂宁、资中两县，就有上万名群众流离失所。匪特还放火投毒，四川仪陇县一次土匪投毒，竟使3800人中毒。湖南邵阳的陈光中匪首，亲手杀过200多人，奸淫妇女400多人，使“丁男不敢耕于野，妇女不敢织于室，老弱死于沟壑，壮者散于四方”。张平及其股匪，曾杀害过3000多名无辜百姓；杀人魔王龙云飞更是凶恶残暴，手段毒辣：挖眼睛，破肚子，活剥人皮，无所不用其极。

（四）骚扰与阻止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袭击、抓捕或杀戮解放军零星外出人员。湖南石门大匪首侯宗汉，在解放军解放石门时，曾立下“见解放军不跑者杀，为解放军送信送粮者杀”等“十杀”禁条。1950年初，仅宁夏军区部队遭匪特袭击即达26次，人员伤亡170余名。一个司务长途经四川灌县竹瓦时，被匪徒抓去活活煮死。

（五）制造谣言，欺骗群众，发展武装，组织暴乱。广西解放后，土匪活动非常猖狂，在许多地区曾一度煽起全面性的暴乱。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新疆等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土匪利用民族隔阂及反动会道门，煽动和组织了大规模地区性暴乱。四川、西康地区的土匪，也曾煽起反革命暴乱。同时，华东地区的海上匪情也十分严重。据统计，1950年5月，浙江、福建海域和长江口外，有海匪1万多人，盘踞在靠近大陆的40多个岛屿上，抢渔船，抓渔民，不断进行破坏活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剿匪斗争是肃清反动势力任务的核心，是解放战争同国民党正规军战斗胜利之后的特殊武装斗争形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为捍卫新中国执行对内职能的首次重大行动。过去解放军长期是以游击战争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军，这时却要居于统治地位来对付进行游击活动的国民党残匪，在作战中遇到了许多新的问题。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于剿匪斗争高度重视，指示解放军在与这些恶匪的作战中，要继续运用人民战争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并根据匪特的新情况新特点，对剿匪的基本方针和战略战术作了明确指示。制定了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在匪情严重的地区，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争取为辅，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在一般情况下，则以政治争取为主，军事打击为辅。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加强地方武装、进行民主改革等项工作结合进行，以求从根本上消除匪特生存活动的条件。规定了对匪特斗争的政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等一系列政策，以此达到争取多数，打击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彻底消除匪特之目的。

遵照上述指示，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约150万人的兵力。在新解放区（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从1949年5月至1953年执行剿匪肃特等任务。在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地区，从1949年下半年开始至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抽调了共大约10个兵团部、41个军部、144个师、2个旅另20个团和海军一部等主力部队，约150万人的兵力，执行剿匪和工作队的任务。在地方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在地方武装、民兵（民兵参加剿匪斗争185万余人，参加战斗10.7万余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协助下，结合建立人民政权、土地改革、减租退押、镇反清霸、抗美援朝等中心工作，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剿匪肃特斗争。整个剿匪过程，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军事进剿。主要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匪情严重的地区，采取奔袭、合围、追击等军事行动，给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能力。第二，分兵驻剿。大股土匪被歼灭和击溃后，小股土匪因慑于解放军强大的军事压力，不敢公开对抗，乃缩小目标，分散活动，避开解放军的锋芒，保存实力。

有的窜入各省边远的山区；有的流入少数民族地区，利用深山密林、云崖隧洞等条件，与解放军继续顽抗；也有的重整旗鼓组织暴乱。针对上述匪情，解放军采取分区驻剿、分片包干的办法，加强对面的控制，使其分散的土匪无法集中，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深入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进一步消灭分散活动的匪特。第三，清除潜散匪特。结合农村的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建立革命政权等项中心工作，深入发动群众，清除潜入深山密林，藏入地沟，逃往邻省、邻县隐伏、隐蔽的匪特分子。

剿匪部队在这场极其艰苦复杂而又特殊的战斗中，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展开了空前规模的剿匪斗争，创造性地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对大股土匪实施军事进剿，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奔袭、全围、追击等战术，给股匪以歼灭性打击，使其失去集中活动的能力。在大股土匪被歼和击溃后，对小股或分散活动的土匪，采取分兵驻剿、分片包干的办法，军事打击、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密切协同，加强对面的控制，加强交通要道的控制，加强重点地区的控制；以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的灵活战术，打击土匪。同时发动群众，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匪属、匪众和匪首，进行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对潜散匪特，深入发动群众和组织捕捉小分队或小组，清除潜入深山密林、藏入地洞、逃往边沿山区隐伏隐散的匪特分子。由于解放军采用了多种多样新的战略战术，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剿匪战绩，全国大规模的剿匪肃特斗争，到1953年下半年基本结束，先后共歼灭匪特270万余人，缴获了一大批武器和物资。

华北剿匪

解放前后，国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华北地区潜伏了大批匪特，组织所谓“地下军”、“敌后游击军”。解放之初，已发现的匪特达3万人，分为股匪（数千数百数十人不等）和伙群（三五成群）等组织形式，活动十分猖獗。以绥远地区为最多，且多为骑匪，危害极大。他们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隐蔽、时而出现，跳跃式地远距离流窜，袭击小部队及地方党、政机关，拦路抢劫，破坏交通运输及各种建设，危害社会治安。其大股土匪，多活动于绥远、察哈尔、平原等省一些解放较晚的地区；其小股土匪活动在天津、北京、太原附近，平原省之新乡和安阳地区较多。

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等首长对剿灭土匪斗争十分重视，于1949年5月，即召开了全区剿匪工作会议。会后，广泛发动群众，于当年下半年开始，则全面开展了剿匪斗争。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组织武装工作队与各级人民武装密切结合，根据剿匪斗争需要，采取时集、时分的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城乡统一行动，对河北、察哈尔、山西、平原等诸省之股匪展开进剿。由于华北地区党政军民的一致努力，至1951年9月，将土匪、特务基本肃清，共歼匪特5.3万余人，缴获火炮10余门、各种枪8800余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