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诸军兵种回眸
本章导读
新中国成立之时，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是一支以单一步兵为主的陆军部队。为适应保卫国防和军队建设现代化的需要，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由单一陆军向海军、空军和其他特种技术兵种在内的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发展。20世纪50年代先后新组建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兵领导机构和部队。至此，人民解放军的军兵种建设已初具规模。60年代，人民解放军迈开了军兵种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步伐，1966年组建了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基建工程兵。在50年代中后期和80年代初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国内建设之需要，先后对防空军、公安军、铁道兵、基建工程兵进行了撤销或合并，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的军兵种设置更趋科学合理，加快了合成军队建设的进程。几十年来，人民解放军已发展成为一支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合成军队。
一、蓝天卫士--人民空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而诞生。50多年来，人民空军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体经历了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全面建设、“文革”10年曲折前进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发展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取得了建军、作战和建设祖国等光辉业绩。人民解放军空军已成长为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以航空兵为主体，包括高炮、地空导弹、空降兵等作战部队以及雷达、通信等保障部队、多兵种合成的技术军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为建立现代化的强大的人民空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筹建人民空军
1、筹划创建人民空军
富有远见卓识的共产党人，深知空军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渴望建立一支自己的人民空军。早在2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派了少数干部去苏联学习航空，1939年又派了40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到新疆盛世才的部队学习飞行和飞机维护，1946年3月，在中国东北的解放区牡丹江创办了第一所航空学校，当时惟一的一架高级教练机就有125个补丁（机身在作战中被打穿的地方打上补丁）。飞机起飞要先烧柴火给发动机加温，再用手摇惯性起动机才能起动。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训练出了100多名飞行员，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骨干。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并向全党发出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指示中，最早提出了建立空军的任务。指示提出：1949年及1950年，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并且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当时东北老航校已经集结和培养了一大批空、地勤人员和其他技术人才，而且在已经解放的广大地区内接管了不少机场，缴获了一批飞机和航空器材，具备了建立空军的主客观条件。
1949年3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陈云、彭德怀、董必武、林伯渠、贺龙、陈毅、邓小平等领导人，特地召见东北老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和副政委王弼听取汇报，了解航校培养航空技术人才的情况。毛泽东等领导人对东北老航校的建设很感兴趣，对创办航校取得的成绩十分高兴。当常乾坤谈到航校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已经培养出飞行、领航、通信、机械等各类技术人员500多名时，毛泽东连连称赞：“了不起！了不起！”毛泽东等领导人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酝酿着创建人民空军的步骤和蓝图。
1949年六、七月间，毛泽东等分析认为，在海上尚有解放台湾、海南岛两役需费大力，而且国民党亦正企图以台湾为其进行军事抵抗和经济封锁的指挥基地，故欲达全胜，必须渡海解放台湾，而渡海作战的关键必须有空军、海军和内应。但现有的空军力量太弱，难以担当渡海作战的重任。因此决定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
毛泽东于1949年7月10日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建立空军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据朱德建议，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苏联）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同时须考虑在闽、浙两省建立飞机隐蔽库。请周召有关同志商酌。周恩来随即着手进行组建空军的各项实际工作。1949年7月26日，中央军委在给第四野战军的电报中进一步提出，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首要任务。此种条件已渐渐生长，准备一年左右可以用于作战。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说：“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中共中央在做出建立人民空军决策的同时，即着手组建空军领导机关。
2、组建军委航空局
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根据当时形势、任务的需要，决定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一批人员，组成军委航空局，负责统一领导中国人民的航空事业。3月30日，中央军委任命常乾坤为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为政治委员。同日，航空局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开始办公。军委航空局的机构，开始设有作战教育处、航空工程处、民航处、情报科和供给科，暂编64人；渡江战役后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得到解放，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扩大，遂于1949年5月增设航空管理处、秘书处、政治处，扩编为172人。
军委航空局抽调干部组成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接管缴获的航空器材和收容航空技术人员。在各野战军的关怀和支持下，接管航空器材和收容航空技术人员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1949年10月底，共接收国民党空军飞机113架，航空发动机1278台，各种航空物资器材4万余吨；接管飞机修理、器材等工厂32个；收容航空技术人员2267人。这样初建时拥有航空技术人员2983人，飞机159架。军委航空局积极组织各地修复机场，迅速开辟空中运输线。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军委航空局于1949年8月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20多架飞机，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并组织该中队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的受阅飞行。
军委航空局精心设计制定了人民空军的机徽和军徽，在报经中央军委批准后，人民空军的机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两边配以镶有金黄色边缘的红带，它标志着人民空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是在陆军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象征着空军在祖国大地上奋飞的雄姿。人民空军的军徽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红星军徽的基础上，配以雄鹰的两翼，它象征着人民空军的英勇果敢，为捍卫祖国领空安全而翱翔无阻。机徽和军徽沿用至今，已成为人民空军光荣的象征。军委航空局是人民空军领导机关的前身。
3、筹建空军司令部
1949年六、七月间，决定设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中央军委确定由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担任空军司令员。7月11日周恩来召见刘亚楼，向他谈了建立空军的设想，并责成他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和领率机关组成的方案。刘亚楼在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报告。拟议中的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8月19日，第14兵团机关由参谋处长何廷一、组织部长王平水率领，共2515人由武汉抵达北平，10月下旬与军委航空局合署办公。10月25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萧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萧华未到职），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11月初，总参谋部就空军的名称及级别问题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和“中国人民空军司令部”两个方案。毛泽东看后圈定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并暂时按兵团一级。11月9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报告，空军领率机关正筹备就绪，空军领率机关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具备。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诞生
1、空军领导机关的成立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原航空局所有人员及业务工作全部交空军司令部。从此，空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后来中央军委将1949年11月11日确定为人民空军的成立日。经军委批准，空军领导机关设立司令部、政治部、训练部、工程部、后勤部等5大部。并任命原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原军委航空局政委王弼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治委员。不久，刘亚楼司令员提出空军领率机关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系统表，经毛泽东批准，首先建立司令部（开始称参谋部，王秉璋任参谋长，何廷一任副参谋长）、政治部（萧华任政委兼主任）、训练部（常乾坤任副司令员兼部长，薛少卿任第二部长）、工程部（王弼任副政委兼部长，谢唯进任政委）。后勤部和干部部由于第14兵团无相应的组织机构，当时暂缺。为了解决空军初建时期后勤方面繁重的保障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1950年1月，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6分部改编为空军后勤部。4月22日任命谷广善为部长（原四野后勤部运输部部长）、杨尚儒为政委（原四野后勤部第2分部部长）、石忠汉为第二部长（原四野后勤部第6分部部长）。9月7日正式成立空军干部部，吴法宪任副政委兼部长，杨春甫任副部长（原四野第五十一军政委）。
与此同时，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空军党委，由刘亚楼、吴法宪、常乾坤、王弼、王秉璋、薛少卿、谷广善、杨尚儒、杨春甫、方强（华东军区空军司令员，因故未到任；后由原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担任）、王集成（华东军区空军政委）、李世安（空军第四混成旅政委）、刘风（空军第二航校校长）、吕黎平（空军第4航校校长）、黄玉坤（空军第三航校政委）等15人组成。刘亚楼任党委书记，吴法宪任副书记。至此，空军领导班子基本配备齐全，领率机关的工作开始走上正轨。空军领率机关组成后，在加紧领导机关本身和业务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纪律等方面建设的同时，全力大办航校，组建军区领导机关和组建部队。
2、成立军区空军领导机关
1949年至1950年2月，各军区先后组建了航空处。航空处属军区建制，在业务指导及航空器材、航空人员的调度上，接受军委航空局的领导。其任务是：接收、清理和保管各地国民党空军遗留的航空器材，接收航空技术人员，保护修建各地的机场和航空修理厂、气象站等，管理各区范围内有关航空运输的事宜。
为适应空军初建时期的迅速发展，中央军委决定把军区航空处机构扩建为军区空军司令部。1950年8月，在沈阳成立东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东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和辽东军区、辽西军区、陆军第171师部分机构合编组成。第一任司令员段苏权，副司令员胡奇才，副政治委员王德贵，参谋长欧阳家祥，政治部主任赵正洪。不久，由于抗美援朝作战的需要，中央军委调刘震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后又调周赤萍任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
1950年10月，在北京成立华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华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为基础，并调步兵第205师师部机关大部和华北军区部分人员加以充实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徐德操，政治委员漆远渥，参谋长油江，政治部主任李克如。
1950年8月1日，在南京成立华东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扩建而成。第一任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王集成，副司令员张藩，参谋长蒋天然。
1950年9月24日，在武汉成立中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由中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与陆军第51军军部合并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刘震，副政治委员吴富善，参谋长黄炜华，政治部主任王建中。1955年7月，中南军区空军机关由武汉移驻广州。
1950年9月22日，成立西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西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扩建组成。第一任司令员傅传作，政治委员余非，参谋长欧阳挺，政治部主任陈浩。
1951年7月，西北地区开始筹组空军部队和学校，12月，在兰州成立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其机构以西北军区司令部航空处与陆军第六军军部合并组成，第一任司令员罗元发，副司令员张贤约，副政治委员赵光远，参谋长陈海涵，政治部主任张孝德。
军区空军司令部受军委空军和大军区双重领导。
（三）空军的全面建设
人民空军诞生至60年代中期，空军建设全面展开与发展。特别是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军委首长对空军建设精心谋略，全面规划，在空军首长的亲自领导下，在全体空军指战员的共同努力奋斗下，空军建设取了辉煌的成就。
1、空军建设方针和任务的确定与初期发展计划的拟制
人民空军成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初，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建起来的。要创建一支空军，决非轻而易举，需要有掌握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需要有机场、飞机和各种复杂的装备器材。但是在当时，这些条件都非常差，可以说几乎没有。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注意并着手培养了航空人员，但是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这方面还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军队只有40多名红军干部在新疆学习航空；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在东北建立的第一所航校，也只培训了很少一部分飞行和技术人员。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以后，接收了国民党空军留下的烂摊子，机场遭到严重破坏，飞机只有88架。
空军是一个掌握复杂技术装备的新军种，应该怎样进行建设，确立什么方针，是人民空军初创时期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空军刘亚楼司令员等空军首长高度重视，在1950年三、四月召开的空军政治工作会议和参谋工作会议上，探讨了空军建设的方针问题。会后，刘亚楼又对空军建设的方针问题在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思想。1951年2月空军常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建军方针。其基本指导思想包括：空军建设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基本制度坚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作战的方针原则、制度和优良传统；党委制，集体领导，政治思想工作；在业务上，以苏联空军为榜样，尽快把技术学到手，等等。在上述方针的指导下，保证了空军各项建设的顺利发展。
人民空军的任务是什么？朱德和毛泽东作了明确的指示：1950年3月10日，朱德总司令指示说：“我们建设空军，要达到和完成怎样的任务呢？首先，要配合完成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消灭残匪的任务，做到在一定的领海和领空上完全取得制空权，能够击退任何侵略者的进攻。”4月15日，毛泽东主席给《人民空军》杂志创刊号题词：“创建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这一题词，对人民空军的任务作了完整的表述。
根据空军建设的方针和任务，1950年8月，空军拟制了1950年至1953年的《建设大纲》。根据当时国家经济发展的可能和空军担负作战任务的需要，1953年底的主要发展目标：从1950年11月起扩大已建立的7所航校的培训规模，四年内毕业三期学员2.54万名；组建航空兵部队97个团，即：以航校第一期1950至1951年毕业的学员组成23个航空兵团，第二期1952年毕业的学员组成45个航空兵团，第三期1953年毕业的学员组成29年航空兵团；装备飞机4507架，其中作战飞机2640架；组成1个空军陆战旅；建立11个飞机修理厂；修建机场107个；培养干部，选送80～90人出国留学，在陆军大学内开设一个航空系，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成立一个航空工程系，这两个系积累经验后，再组成单独的航空大学，空军总员额29万人。
2、第一支飞行中队的组建和飞行编队参加开国大典阅兵
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入北平。5月4日，国民党空军出动B-24型轰炸机6架，对北平南苑机场进行轰炸，投下炸弹30枚，毁伤飞机4架，炸坏机库1座，炸毁房屋196间，伤亡24人。为了保卫北平的安全，保卫预定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周恩来于6月指示军委航空局，迅速组建一支空军作战分队，负责北平的防空。军委航空局向中央军委建议调集10名左右的飞行员，装备相应数量的战斗机，组建一个飞行中队，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建议。飞行中队的建制属华北军区航空处，作战指挥由军委航空局负责。1949年8月5日，飞行中队在北平南苑机场正式组成，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个担负作战任务的飞行中队。飞行中队的中队长徐兆文，政治委员王平阳。各分队的分队长是：第1战斗机分队长赵大海，第2战斗机分队长杨培光，第3轰炸机分队长邓仲卿。飞行员有：阎磊、谭汉洲、刘卓生、王延洲、王树荣、毛履武、禹庆荣、王玉珂、任永荣等。为了加强作战力量，9月上旬，又从东北老航校选调飞行技术较好，飞过P-51战斗机的林虎、孟进两人参加飞行中队。地面分队长为刘平凡，机务人员40人。
飞行中队最初有飞机10架，其中P-51战斗机6架、蚊式轰炸机2架，PT-19教练机2架。飞行中队经过短时间恢复技术后，从9月5日起，正式担负北平地区的防空任务。飞行中队的建立和担负防空任务，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空中作战部队。10月，为了进一步充实飞行中队的作战力量，又从东北老航校调来了一批骨干，有刘玉堤、徐登昆、阮济舟、李汉、吉世堂、马杰三、李国治、李宪刚、牟敦康、刘耀西、陈亮等飞行员和一部分地勤人员。同时增调作战飞机19架，其中P-51战斗机17架，蚊式和B-25轰炸机各1架。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执行日益繁重的空运任务，在飞行中队又增编第4运输机分队。这个分队装备C-46、C-47运输机3架。分队长谢派芬，飞行员有杨宝庆、徐骏英、王恩泽、于希和、王洪智等人，还有领航、通信人员10余名。飞行中队除防空作战外，还担负航空侦察、空中护航、空运、救灾、陆空合练等任务。
组成飞行编队参加开国大典受阅。1949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在举行新中国开国大典时，要组织阅兵和群众集会，进行隆重的庆祝活动。聂荣臻要求军委航空局组织机群参加空中分列式，通过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军委航空局受领任务后，立即调集各型飞机17架，按照机种的类别，组成6个空中分队。受阅飞行的总领队，最初由南苑机场飞行中队中队长徐兆文担任，后因徐在受阅训练中飞机发生故障跳伞负伤，临时决定调东北老航校负责训练工作的邢海帆任代理中队长和空中受阅总领队。空中受阅的地面指挥由华北军区航空处处长油江担任，组织计划工作由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处长方槐负责，飞行航线的领航计算等工作由刘善本负责。
受阅飞行编队的飞行要求很高，难度很大。在队形排列和飞行速度上，既要显示出整个队形的严密、完整、紧凑、壮观，又要防止过于拥挤，危及安全；在飞行高度上，既要使天安门城楼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广场上的群众看得清楚，又要考虑到飞机陈旧一旦发生故障，能够滑翔到郊外迫降。从飞行中队受领任务到正式受阅仅有一个月的时间，他们紧张地进行训练，先组织分练，尔后组织合练，还进行了两次预演。9月23日受阅机群第一次预演，编队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会，代表们听到空中有机群通过的声音，关切地询问是哪里来的飞机？周恩来欣然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人民的飞机，他们是来保卫政协会议的，并准备参加开国大典受阅，正在组织训练。
开国大典于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举行，北京30万军民欢聚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亲自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朱德总司令宣读了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的命令。随后，阅兵式开始。4时，受阅的机群从南苑机场起飞，按照规定的航线、高度、速度出航，在北京东郊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盘旋待命。4时35分，空中受阅的分列式开始，受阅的机群排列着整齐的队形由东往西，朝天安门飞去。飞在最前面的是9架P-51战斗机，分为3个分队，编成“品”字队形，从天安门广场上空轰鸣而过。第1分队长机由邢海帆总领队担任，左右僚机飞行员是孟进、林虎；第2分队长机是杨培光，左右僚机飞行员是阎磊、王延洲；第3分队长机是赵大海，左右僚机是谭汉洲、毛履武。紧接着飞来的是两架蚊式轰炸机，编成第4分队，排着“一”字队形，长机飞行员是邓仲卿，僚机飞行员是王玉珂。后面是第5分队，3架C-46运输机，编成“品”字队形，在长机刘善本率领下，平平稳稳地向前跟进，飞行员有谢派芬等人。
最后是第6分队，由2架PT-19教练机和1架L-5联络机组成，长机飞行员方槐，左右僚机飞行员是安志敏、任永荣。17架飞机编成一个完整的受阅队形。当人民空军的机群通过天安门广场上空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仰望着迅速掠过的机群，频频招手致意。天安门广场上数十万群众纵情欢呼。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和群众的欢呼声汇合在一起，整个广场形成一片沸腾的海洋。
3、组建航校
要建设空军首要的任务是培养飞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实现这项任务，最重要的首先开办航校进行培训。中共中央根据空军面临的作战任务、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建立一批航校。空军首长决定立即集中一切力量，投入航校的筹建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只有一所在1946年3月建立的东北老航校，远远不能适应迅速建设人民空军的需要。中共中央确定以东北老航校的干部、学员为骨干，争取苏联政府的援助，尽快建立第一批航校。1949年7月11日，刘少奇访问苏联，在同斯大林会晤时提出：需向苏联购买飞机和装备，请苏联派出专家来华协助创办航校。苏方表示同意后，8月1日，中共中央即派刘亚楼率王弼、吕黎平等人去莫斯科商谈具体事宜。最后达成如下协议：由苏联帮助中国创办6所航校，卖给中国各型飞机434架，派出专家878名来华协助工作。10月6日，中央军委批准了创办6所航校的方案。空军随即召开第一次航校工作会议，并提出了“一切为了办好航校”的方针，力求以最快的速度做好航校开学的一切准备工作。
中央军委1949年12月20日正式颁布命令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7航空学校。此时，向苏联买来飞机185架。对航校校长的人选，全部由东北老航校有飞行经验的干部担任。即：第1航校校长为刘善本，第2航校校长为刘风，第3航校校长为陈熙，第4航校校长为吕黎平，第5航校校长为方子翼，第6航校校长为安志敏，第7航校校长为魏坚。空航校政治委员，从各野战军中选调。各野战军遵照毛泽东的批示，共提出19名预选对象，中央军委从中选定了7名，即：第二野战军第28师政治委员姚克祜任第1航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15师政治委员李世安任第2航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101师政治委员王学武任第3航校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3师政治部副主任李发应任第4航校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第63师政治部副主任王绍渊任第5航校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141师政治委员张百春任第6航校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54师政治委员罗野岗任第7航校政治委员。各航校所需的其他干部来自四个方面：一是从东北老航校抽调；二是从陆军中选调，其中90%以上的人员是从各野战军部队中选调来的；三是从国民党空军起义和留用人员中任用；四是从大专院校学航空专业的学生中招收。
由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6所航校仅用50多天就建立起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在1949年至1950年期间，仅批阅空军有关办航校的请示、报告就有49件。再就是得到了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6所航校于1949年12月1日开学。12月11日，朱德总司令、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陪同下，参加了第6航校的开学典礼。第7航校于翌年1月5日开学。
为了适应空军组建的需要，1950年空军采取了3次措施扩大航校培训规模，培训能力显著增长，但仍不能满足航空兵部队迅速发展的需要。于是空军决定从1951年开始，增建新的航校，将初期创办的既训练飞行人员又训练地勤人员的综合性航校，分建为单一的空勤航校和地勤航校。5月将第4航校培训的歼击机地勤学员分出来，由在沈阳新成立的第8航校负责培训。翌年8月，又将第1、2航校培训的轰炸机地勤学员分出来，由在长春新成立的第9航校负责培训。同年将第3、5、6航校培训的歼击机地勤学员也调出，由在太原新成立的第10航校负责培训。空、地勤人员实行分校训练后，由于专业技术比较单一，不仅有利于加强领导，提高教学质量，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培训规模。1953年1月，在陕西户县成立了第11航校。该校最初的任务和歼击机航校相同，后来改为担负轮训部队飞行中队长和新机种改装的训练任务。2月，在山西临汾又成立了第12航校，担负培训歼击机飞行学员的任务。空军初建时期，参战任务紧迫，急需提高指挥员战术素养与指挥能力，1953年1月，在北京南苑成立了空军中级指挥员训练班。
该训练班主要负责轮训航空兵部队大队和团一级指挥干部，以学习战术为主，并有重点地研究部队急需解决的飞行技术问题。经过4年的艰苦努力，到1953年底，空军航校共培训出飞行人员5945名，机务人员2.4万余名，军事干部396名，政治干部690名，后勤干部310名，为一批又一批地组建航空兵部队创造了条件。
培训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人员。为了提高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发挥她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中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决定培养新中国的女飞行人员。1951年初，空军从华东军政大学和航空预科总队选调55名女学员。这批学员到牡丹江第7航校学习训练飞行员14名，空中领航员6名，空中通信员5名，空中机械员30名。经过刻苦训练，到1951年11月，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黄碧云、邱以群、戚木木、施丽霞、陈志英、何月娟、武秀梅、阮荷珍、周真明、万婉玲、周映芝、王坚、伍竹迪、秦桂芳等14人，仅用7个月的时间，就闯过了学习中的一道道难关，掌握了飞行技术。她们平均每人飞行77小时44分。同时学习的女空中领航员、空中通信员和空中机械员41人，也先后毕业。55人个个学成，无一掉队。毕业以后分配到空军运输航空兵部队。
195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女飞行员们为首都人民作了第一次飞行表演。这一天，7000余名首都各界妇女代表和50多位各国驻华使节的夫人、记者等，来到西郊机场参加庆祝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起飞的盛典。飞行表演前，朱德总司令、全国民主妇联副主席邓颖超、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等，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陪同下，检阅并接见了女飞行人员。朱德在讲话中指出，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批女飞行人员，是新中国妇女的光荣，也是解放了的中国妇女学习的榜样。邓颖超讲话说：“今天举行女飞行员起飞典礼，这也证明，妇女只要打破自卑感，有信心，有勇气，自强不息，努力学习，艰苦奋斗，一切工作都可以做，而且能够做好。”女飞行员戚木木汇报了她们学习航空技术的情况，并代表女飞行人员表示，一定要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努力奋斗。3月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女飞行人员。毛泽东主席关切地询问：她们都成器啦？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回答：都成器了，能够独立执行任务了。
在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人员编入部队服务以后，空军又先后培训了多批女飞行人员。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培养女飞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
院校全面建设。1954年以后，空军院校从创建阶段进入巩固加强、整顿提高、稳步发展的阶段。由单一的航空学校训练逐步建立起与空军编制相适应的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由速成性质的训练逐步走上正规训练的轨道。在总结已有办校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教育训练的规律，进行教学改革，基本上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空军建设需要的办校道路。
健全院校培训体制。1954年以后空军根据任务的需要，新建了一批院校，并对院校培训体制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为了解决各类专业干部的培训问题，1954年10月在太原组建空军后勤学校，在洛阳成立空军政治学校，分别担负培训后勤和政治工作基层干部的任务；1955年8月，国务院批准将北京气象专科学校划归军队建制，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气象专科学校，由空军领导，负责培训气象人员；1956年10月，在四川新津组建空军第14航空学校，负责培训基层通信技术、指挥干部；1958年9月，在陕西户县组建空军第16航空学校，将原在轰炸机航校与飞行员合训的空中领航员和通信射击员，集中在此校培训，1961年4月，在长春组建空军卫生学校，负责培训初、中级医务人员。
由于航空兵部队的发展，原有的第8、第9、第10等3所地勤航校已不能满足需要，为此，1956年空军确定将第8、10航校的训练任务调整为专门培训歼击机地勤各类技术师。1956年4月，在成都以第4预校为基础组建空军第13航空学校，主要培训歼击机地勤各类技术员。1959年9月在吉林组建空军第17航空学校，专门培训歼击机机械员。1967年空军第8、9、10、13航校依次改名为空军第1、2、3、4航空机务学校。另外，将原有的8所预校作了精简。除第3、4预校改为通信学校和第13航校外，撤销第5、6、7、8预校，仅保留第1、2预校，负责空勤学员转入航校前的军事、政治基础训练。1957年，将原防空军所属高级防空学校、高射炮兵学校、雷达学校、技术学校和防空学校划归空军建制。撤销了技术学校。防空学校与雷达学校合并，称为空军雷达兵学校，1958年9月，在保定组建特种武器学校，称为第15航空学校，为全军培训地对地、地对空、地对舰导弹技师。
为了培训中、高级工程技术人员，于1958年9月在北京组建空军学院。由空军副司令员刘震兼任院长和政治委员。该院是以原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空军系为基础扩建的，主要培训航空兵团（营）级指挥、参谋干部和大队以上领航主任，轮训空军师以上指挥、参谋干部和团以上政治、后勤干部。于1961年2月在西安组建空军工程学院，由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兼任院长和政治委员。该院是以原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为基础扩建的，主要培训中队以上航空工程机务干部、机场建筑工程技术干部和气象工程技术干部。由高级航校、高级防校、气象专科学校和第15航校承担另一部分营（大队）、团以上指挥、技术干部的培训任务。1963年3月，这4所学校依次改名为空军第1、2、3、4高级专科学校。
到60年代中期，空军院校体系构成是：空军学院、空军工程学院、高级专科学校4所，空勤航校10所，地勤航校5所，政治、后勤、高炮、雷达、通信、卫生学校各1所，航空预备学校2所，共计29所院校。初步建立起多专业、多兵种、多层次的院校培训体制。
4、组建航空兵部队
航空兵部队是空军的主要组成部分。组建各机种配套、能够执行多种作战任务、具有战斗力的航空兵部队，是人民空军在创建时期的根本任务。
筹划空军师、团机构和装备。组建航空兵部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要有空、地勤人员；第二，要有师、团领导机构；第三，要有飞机装备。空军航校培训的空、地勤人员，为组建航空兵部队创造了第一个条件。但是部队的领导机构和装备的来源尚未解决。1950年4月1日，空军向中央军委提出报告，建议从陆军抽调现成的师、团领导机构，组成空军的师、团领导机构。报告称：各航校第一期空、地勤学员全部毕业后，可编成7个航空兵师，中央军委采纳了空军的建议。这样，由各野战军选调步兵师部及团部的现成机构，再由空军配以若干技术干部组成空军的师、团机构。从1950年至1951年，陆军部队先后调给空军成建制的师部有12个、团部有49个（含零星调入团部10个）。这些从陆军调来的师、团领导机构，大都经过陆上战斗锻炼，有的是屡建战功的老部队。在1951年底至1952年上半年组建的航空兵部队，其师、团领导机构多是由陆军各单位零星抽调人员组成的。1952年底以后，由于空军航空兵部队已有相当的基础，再组建新的部队时，其师、团领导机构则主要从空军内部抽调人员组成。
飞机装备的来源。组建航空兵部队初期所需的飞机装备，只能向苏联购买。为了解决空军的武器装备问题，毛泽东、周恩来于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曾向苏联斯大林、布尔加宁等领导人发电报、信件32次。1950年1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参加中国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同苏联政府谈判，向苏联政府订购各型飞机586架（其中拉-9歼击机280架，图-2轰炸机198架，教练机和通信机108架）。后来，因上海地区连续遭到国民党空军轰炸，中国政府商请苏联政府派空军部队协助保卫上海地区的安全。苏联巴基斯基中将率部于1950年二、三月间到达上海、南京、徐州等地，担负防空任务。10月巴基斯基所部调回苏联，其装备经两国政府商定作价卖给中国。中国空军遂于10月中旬，接收驻上海、南京等地苏联空军部队的武器装备，计有各型飞机119架。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一批组建的部队。按照中苏两国政府的协议，苏联空军别洛夫师于1950年8月到达中国东北担负防空任务。后来采取同样办法，将其装备作价移交给中国空军，计有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122架，教练机和通信机16架。这些飞机装备了中国空军第二批组建的部队。
同年10月、12月，苏联空军13个航空兵师（其中9个米格-15、米格-9喷气式歼击机师，1个拉-9歼击机师，2个伊尔-10强击机师，1个图-2轰炸机师）到达中国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这些苏联空军部队，除协助担负上述地区的防空任务外，并负责帮助中国空军部队进行训练。后来，中国空军有偿地接收了其中12个师的装备。这批装备，是中国空军组建第三、第四批航空兵部队所需装备的主要来源。随后组建的第五、六、七批航空兵部队的装备，主要是从苏联进口和在中国空军内部调整、替换解决的。
组建航空兵部队。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在南京成立，这是解放军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4混成旅共111架飞机。8月8日移驻上海。华东军区司令员聂风智兼任旅长，调第2航校政治委员李世安任旅政治委员，王志增、刘善本任副旅长，王香雄任参谋长，谢锡玉任政治部主任。旅部机关由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90师师部改编组成，共308人。旅所属4个团：第10团，1950年6月9日在徐州成立，团长夏伯勋，政治委员王学武。其团部以步兵第116师第348团团部为基础组成。第10团是人民空军第一个装备喷气式歼击机的战斗团。第11团于6月23日在南京成立，团长方子翼，政治委员张百春。其团部以华东军区南京警备第102师第306团团部和第304团部分人员为基础组成。7月29日移驻上海江湾机场，接收苏联空军部队的拉-11活塞式歼击机。第12团于6月23日在南京成立，代理团长刘忠惠，政治委员黄文。其团部以华东军区上海警备第100师第299团团部为基础组成，装备图-2轰炸机，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支轰炸机部队。第13团于8月1日在徐州成立，政治委员葛振岳。其团部以华北军区步兵独立第206师第616团团部为基础组成，装备伊尔-10强击机，是人民空军的第一支强击机部队。
第4混成旅的全体指挥员，按照空军领导的要求，在苏联顾问帮助下，经过3个月的努力，完成了换装训练。参加训练的飞行员，有98名按计划完成了训练任务，平均每个飞行员飞了16小时25分。该旅自1950年10月19日零时起，担负保卫上海的防空任务。飞机增加到155架。
组建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师。空军在组建歼击、轰炸、强击等作战部队的同时，为了适应空中运输任务的需要，也抓紧组建了空运部队。1950年2月在北京西郊机场成立了一个空运队。空运队的飞机是缴获国民党空军的12架C-46、C-47运输机；空、地勤人员大部队是起义人员和各地解放后的留用人员，还有一部分是东北老航校培养出来的技术人员。这个空运队担负过许多专机和空运任务。1950年3月，为了给进藏部队空投粮食等物资，先后从华北和西南军区航空处调集C-46、C-47运输机，又组成一个空运队。周恩来于9月16日向苏联提出订购42架伊尔-12运输机及必要的油料、器材，同时聘请苏联顾问58名，帮助中国空军训练空运部队。9月空军筹组了高空运输训练大队，附设在长春第2航校进行训练。该训练大队共有学员237名。11月24日正式开课，经过两个多月的突击训练，于1951年1月30日毕业，分配到西南军区组建空运部队。1950年11月24日，空军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团———空运输团在四川新津正式组成，由向黑樱任团长。团组建后，继续执行支援进军西藏的空投任务。1951年4月24日，以高空运输团为基础，又从第2航校抽调部分运输机和空、地勤人员，在四川新津组建空军第一个运输航空兵师，即空军第13师。第一任师长为刘绍堂。该师下辖第37、38、39团，有飞机47架。
组建第一支空降兵部队。1949年8月刘亚楼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商谈时提出聘请伞兵顾问和教员41名，并订购了第一批伞兵用的降落伞。1950年7月17日，中央军委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1旅”的番号。7月26日，空军陆战第一旅以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第30军第89师师部为基础在上海组成。旅长由朱云谦担任。8月1日，旅部由上海移驻开封。9月16日，在开封召开空军陆战第1旅成立大会，共计5000余人，分别来自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山东、华东、东北军区等40个军以上单位。全旅人员共产党员占88%，英雄、模范、功臣占93%，参加过战斗的占83%。12月，空军陆战第1旅改编为空军陆战第1师，后来又改称伞兵师、空降兵师。
组建28个航空兵师。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空军采取一切有效的措施，加速建新部队的步伐。10月5日，空军歼击第3旅旅部和所属的第7、8、9团，以原步兵独立第209师师部及所属第625、626、627团团部为基础在沈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高厚良任政治委员。不久方调走，由夏伯勋任代旅长。
10月28日，由空军第4混成旅改编的空军歼击第4旅在辽阳成立，方子翼任旅长，李世安任政治委员。4旅组建时下辖2个团，第10团、第12团。
同年10月31日，空军部队的番号名称由旅改为师，遂将空军歼击第3、4旅，依次改称为空军第3、4师。
11月25日，空军第2师以华东军区抽调的干部为基础在上海成立。该师由刘善本任师长、张百春任政治委员，下属第4、第6团。1950年11月下旬至1953年底，又组建了5批25个航空兵师60个团。即：1950年11月20日至12月27日组建了强击机的第5师，歼击机第6、7、9师，轰炸机第8师。1950年12月下旬至1951年5月组建了轰炸机第10师，强击机第11师，运输机的第13师，歼击机第12、14、15、16、17、18师。1951年11月至1952年5月组建了歼击机第19、21、24师，轰炸机第20、23、25师，强击机第22师和侦察机独立第1、2团。1952年12月至1953年3月组建了歼击机第26、27师，强击机第28师，运输机独立第3团，轰炸机独立第4团。与此同时，将每师二团制逐步扩编为三团制。1953年底和1954年初，组建了歼击机第29师，侦察机独立第5团。至此，空军共组建了28个航空兵师、70个航空兵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担负了保卫祖国和抗美援朝的防空作战任务。
5、建立空防合一的空军体制
50年代初，空军与防空军，是两个独立的军种。1957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防空军合并于空军。5月17日合署办公。军区空军和军区防空军机关及其所属部队的合并工作也相继完成。从此，防空军称号撤销。
防空军的创建与发展。早在1948年8月9日，中央军委针对一些城市相继解放，国民党空军的空袭日益增多的形势，提出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到1949年底，共有16个高射炮兵团，分别部署于沈阳、鞍山、抚顺、北京、上海、南京、武汉、长沙等地。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大规模轰炸上海后，中央军委对加强城市要地防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各地相继建立了防空指挥机构和防空组织，组建了一批防空作战部队。1950年3月至5月，先后组建了3个高射炮兵师：3月12日，由河南警备第2旅所属机关和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合并在武汉组成高射炮兵第1师，由蔡爱卿任师长，程明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1、2、3、9团，部署在雷州半岛、广州、武汉等地。4月12日，以驻东北地区的高射炮部队为基础在沈阳组成高射炮第2师，由谢兴华任副师长，孙文采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4、5团，部署在沈阳、鞍山、小丰满等地。5月13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高射炮指挥所与陆军第100师师部合并，组成高射炮兵第3师，由李大磊任师长，杨汉林任政治委员。该师下辖第11、14、17、18团，重点部署在上海。
1950年9月，中央军委为了统一对城市防空的领导，加强国土防空建设，并准备应付朝鲜战争日益扩大的局势，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同年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任命周士第为防空部队司令员，钟赤兵为防空部队政治委员。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同日，中央军委任命谭家述为防空部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经过多次充实、调整扩建，到1957年5月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时，防空军共有沈阳、北京、南京、广州等4个军区防空军领导机关，1个防空军军部，8所学校和以高射炮兵、探照灯兵、对空情报兵等组成的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防空部队，总人数14.9万余人。
合并后的空军主要领导干部：司令员为刘亚楼，政治委员为吴法宪，副司令员为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
空防合并后的空军各兵种建设。1957年5月空防合并后，空军除航空兵、空降兵外，增加了高射炮兵、雷达兵、探照灯兵等兵种。1958年又组建了地空导弹部队。此后，空军各兵种根据战备任务需要和装备发展又有所变化。
航空兵包括歼击、轰炸、强击、侦察、运输和各种专业航空兵部队。在抗美援朝作战结束后到1959年这段时间，主要是调整、充实原有部队，一部分老的师由二团制扩充为三团制。1960年到1965年，为了沿海地区的严密防空，先后新建了一批歼击航空兵师。
高射炮兵在空防合并时，已发展到11个师。1959年以后，除抽调一个高射炮兵师师部改建为地空导弹训练基地外，随着国家建设的发展，需要保卫的目标增多，高射炮兵部队一度有所发展。
地空导弹兵是空军的一个新兵种。1958年10月，空军开始组建地空导弹部队。当时所需的装备是从苏联购买的。第一批组建了3个营。第1营营长为张建华，第2营营长为岳振华，第3营营长为杜先照。1964年3月1日，成立了第一个地空导弹师──空军高射炮兵独立第4师，由张伯华任师长，贺芳齐任政治委员。翌年，国产地空导弹兵器开始装备部队，地空导弹部队的建设速度加快，每年都新建一批部队。地空导弹部队逐步发展成为国土防空作战的一支重要力量。
空防合并后，防空军的对空情报兵改名为空军雷达兵，成为空军的一个兵种，担负全国范围的空中情报保障任务。
探照灯兵在空防合并后成为空军的一个兵种。当时有6个探照灯团，部署在几个主要地周围，配合歼击航空兵和高射炮兵部队夜间作战。
空军原有一个空降兵师。1961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将陆军第15军改编为空降兵军。原有的空降兵师也同时划归该军建制。由赵兰田任军长，廖冠贤任政治委员。当时，空降兵立足于敌后，空降营以小分队作战，在编制、装备、训练上体现以步兵为主，以轻武器为主。为了保障空降兵执行作战、训练任务，1964年10月组建一个运输航空兵团配属空降兵建制。
空军和军区空军机关的调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以后，根据武器装备的发展、组织体制的变化和领导部队工作的需要，空军和军区空军机关经历了几次大的调整。在1956年以前，按照与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对口的原则和空军业务工作的特点设有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军事学校管理部、工程部、军事订货部、修建部、后勤部、财务部、直属政治部等11个部和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1957年由于空防合并，增加了高射炮兵指挥部、雷达兵部、探照灯兵部等3个部。同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将空军财务部并入空军后勤部。同年9月，根据国防部命令将空军司令部通信处改为空军通信兵部。在1958年至1965年期间，又增设了2个部，合并了5个部。1966年6月又分出，成立空军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合并的5个部门，都是业务相近的，空军订货部并入空军工程部，空军修建部并入空军后勤部，空军探照灯兵部并入空军高射炮兵指挥部，空军干部部并入空军政治部，空军通信兵部并入空军司令部。经过调整，空军领导机关仍有11个部，即：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工程部、军训部、军校部、科研部、高射炮兵指挥部、第二高射炮兵指挥部、雷达兵部、直属政治部。
各军区空军机关是随着各大军区的变动和战备任务的需要而调整的。1954年，空军有6个军区空军机关，即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和西南军区空军。1955年5月，各大军区重新划分，军区空军亦随之改变名称，原东北、华北、华东、西北军区空军相应地分别改为沈阳、北京、南京、兰州军区空军；原驻武汉的中南军区空军更名为广州军区空军，移驻广州；原驻成都的西南军区空军更名为武汉军区空军，移驻武汉。1958年8月，根据入闽作战的需要，组成福州军区空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指挥驻福建、江西两省的空军部队，由聂风智任司令员。1967年6月，以原驻济南的空军第6军军部为基础，组建了济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统一领导、指挥驻山东省的空军部队，由吴宗先任司令员，李勃任政治委员。为便于领导和指挥驻昆明、成都、新疆军区的空军部队，1960年8月和1965年7月，分别在昆明和成都组建了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和成都军区空军指挥所；1964年12月在乌鲁木齐成立了空军第9军，后来，改为新疆军区空军指挥所。以上3个指挥所都行使军一级权限，直属空军建制。
6、战斗保障体系建设
其主要有：航空侦察建设。航空侦察的目的在于短时间内获取较大面积的各种战术、战役和战略目标的情报资料，为空军等部队的作战行动提供情报。所以，航空侦察既是一项战斗保障，又是一种战斗行动。在组建空军部队的初期，没有单独建立侦察航空兵部队，只在歼击航空兵部队中配有少量装备有航空照相机的飞机，执行照相侦察任务。随后在一些歼击航空兵部队中，编制了侦察分队。1951年11月，在南京组建了独立第1、2团，这是空军最早建立的侦察航空兵部队。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为了加强航空侦察力量，空军又陆续组建了几个独立侦察团，并在各歼击、强击、轰炸航空兵师建立了侦察分队。与此同时，建立了相应的图像情报处理机构，逐步形成了空军的航空侦察系统。空军侦察航空兵部队使用的飞机，大都由现役飞机改装而成。
雷达情报建设。空防合并后，空军原有的引导雷达站和原防空军对空情报兵所属的对空监视哨、警戒雷达站，合并整编为空军雷达兵部队，使警戒雷达和引导雷达由两个系统合为一体。雷达兵部队的特点是驻地分散，指挥集中。1959年空军改变确定雷达兵以雷达站为基层单位，团为最高单位，在团和站之间因地制宜地设情报营部或管理营部，组成团、营、站三级或团、站两级体制。60年代中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将雷达兵部队全部编成团、营、站三级体制。雷达兵部队从1953年开始装备中国自行设计生产的警-1型雷达。到1957年，已装备了5种型号的国产雷达，60年代中期，技术性能较好的国产大型警戒和引导雷达装备部队，使雷达保障能力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通信导航建设。在编制、体制方面，陆续建立了通信业务部门，通信团、通信营、通信队等通信部（分）队，以及通信器材修配厂、通信器材仓库等。空军对空指挥和空中指挥通信，建立了超短波地空通信系统，为地面和空中根据需要转换指挥和协同关系，提供了有效的通信手段。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到60年代中期，已构成了指挥、情报、协同、航行、气象等无线电通信网路。
领航保障建设。1954年空军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领航保障建设的措施：从难、从严进行领航、轰炸、引导训练；进行定期技术检查、考核；强化领航业务理论教育；对领航人员采取多种渠道进行培训，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到1956年，初步形成了一支具有一定水平的地面领航员队伍。60年代又采取了新措施，加强地面领航人员队伍建设。从1955年至60年代中期，地面领航人员共引导空军飞机击落击伤入侵的美国和国民党空军的飞机58架，有67名地面领航员荣立战功。
气象保障建设。空军初建时期的气象保障比较薄弱，从1954年开始逐步加强了气象网的建设。除在东北、华北地区组建了区域性气象网外，在华东、中南、福建地区组建了一批气象台站，在内蒙古、西藏等边远地区组建了一批机动气象站，构成了小范围的区域性气象网。在全国范围160多个气象台站建立了危险天气通报网，在一些主要地区建立了临时气象观测哨，在沿海地区则利用对空监视哨和海军观测站观测报告天气实况。还组织了近600个地方气象台站分别向空军提供气象情报。为了提高气象情报的传递时效和气象保障能力，1960年先后在京津、沪杭、旅大、广州等地组建了区域天气实况传递网；在沈阳、南京、武汉、西安等地建立了区域气象广播台，定时播发空军气象台站和有关地方气象台站的天气实况以及其他气象资料。为了收集国外气象情报，60年代中期，在北京、武汉、兰州、昆明等地建立了用以收集传递国外气象情报的收发信台。尔后，空军建立了气象室20个、台站189个，气象工作人员1万余人，基本上初步建成了以气象室为枢纽、以气象台站为基点的气象保障体系。
飞机管制建设。到50年代后期，基本上形成了空军、军区空军、军和航空兵师、校（机场）等四级飞行管制系统。飞行管制设备不断改善。在飞行管制的各项建设中，空军十分重视建立和健全飞行管制的法规，使全国的飞行管制工作能够严密地组织和顺利地实施，有效地保证了飞行安全。
7、健全后勤保障体系
从空军诞生到60年代中期，空军后勤工作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1950年至1959年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由全面向苏联空军学习，逐步转变到认真结合抗美援朝作战的后勤保障经验，探索中国空军的后勤建设道路，使各项后勤工作得到稳步发展。1960年至1965年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在苏联撤走专家、停止援助和国家连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广大后勤人员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了困难，保障空军部队完成了作战、训练任务。其主要有物资保障、国防工程保障、机场防护工程建设、后勤装备技术保障体系建设、卫生勤务保障、飞行后勤保障等。
（四）空军建设的挫折
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空军搞阴谋活动，使空军各项建设遭受到严重的损失和破坏。
吴法宪追随林彪，在空军大搞唯心主义，鼓吹“突出政治”、“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批判“单纯军事观点”，制造思想混乱。军事训练受到严重削弱。在“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口号下，军事干部不敢抓军事，经常出现飞飞停停的现象。1968年，平均每个歼击机飞行员仅飞了23小时45分。航空兵部队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1972年，全空军只有6.2%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简单气象作战任务，只有1%的飞行员能担任夜间复杂气象作战任务。1974年保卫西沙群岛作战时，有的参战航空兵部队，拿不出建制作战分队，只好把大队长以上干部组织起来执行任务。院校建设遭受挫折。由于大砍院校，长期停课，以致部队中经院校培训的干部比例大大下降，影响了部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干部队伍的成长，给部队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文革”十年虽然使空军遭受严重的干扰破坏，但是由于广大指战员坚守战斗岗位，积极工作，完成了一些必须进行的工作，部队建设在曲折中前进。在备战、战场建设、科研试飞、作战、支援国家建设和维护国家稳定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如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美国和国民党当局不断派出侦察机和战术战斗机，对西南边境和福建沿海地区进行侦察和挑衅活动。空军担负作战的部队在社会上十分动乱的情况下，保持稳定，严守战斗岗位，先后击落入窜的美国和国民党空军的飞机16架，保卫了祖国领空的安全。
（五）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空军先后在邓小平、江泽民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核心的领导下，以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和江泽民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论述为指导，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各项指示，从整顿各方面工作入手，实行拨乱反正，医治10年动乱造成的创伤，开创空军建设的新局面，空军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各级领导班子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稳步前进；武器装备和各项保障工作有了改善和加强；人员的政治思想、文化素养、作风纪律，都呈现新的风貌。空军广大指战员常备不懈地担负着保卫祖国领空的光荣使命，积极地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圆满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各项重大任务。空军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了现代化建设新步伐，取得了巨大成就，英姿勃勃跨入了21世纪。在新世纪里，人民空军与时俱进，跨越发展。
1、“十大整顿”
1976年10月，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空军党委率领空军部队深入揭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有牵连的人和事，进行全面整顿，拨乱反正，医治创伤，很快恢复了元气。1977年4月，中央军委对空军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任命张廷发为空军司令员，高厚良为空军政治委员。新的空军领导班子组成后，一面以极大的政治热情率领部队投入揭发批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清查帮派体系，落实干部政策；一面努力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奋力扭转“重灾区”的局面，实行全面整顿。全面整顿包括领导班子、规章制度、军事训练、战备工作、政治工作、纪律、航空工程机务工作、后勤工作、机关作风等十个方面，称为“十大整顿”。
领导班子整顿：一是组织整顿，于1978年年底，把军、师、团三级领导班子调整完毕，使各级领导班子达到政治上强，作风过硬，比较年轻、精干。二是政治思想整顿，解决“软、懒、散”的问题。规章制度整顿，从机关到部队，从干部到战士，都建立了岗位责任制，做到人人有专职，事事有人管，办事有标准，工作有检查。修订和恢复过去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整顿训练工作，首先抓好飞行技术、航空理论基础训练，在空军各兵种各专业人员中广泛开展岗位练兵，掀起一个像1964年那样的群众性练兵热潮，院校按定额接收学员，培训空军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恢复和健全战备方面的各项规章制度，统一空军作战指导思想，拟制、修订各种作战计划、预案，提高业务水平和指挥能力。政治工作整顿，由上而下、分期分批地对各级政治机关进行整顿，端正思想路线，纯洁干部队伍。整顿纪律，强调坚决执行命令，一切行动听指挥，做到了令行禁止，步调一致。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发动群众同事故作斗争，把空中和地面各种事故减下来。整顿航空工程机务工作，恢复以往行之有效的机务维护规章制度，改进维护作风，办机务教导队，提高机务新兵训练质量，恢复驻厂军代表制度，把好验收关和产品质量关。
整顿后勤工作，提高后勤保障能力，加强场站建设，教育后勤保障人员明确树立为飞行服务的思想，分期分批地整顿国防仓库、油库，确实查清库存物资和装备的数量、质量状况，加强管理维护。整顿机关，提高工作效能，建立科学的工作程序，改进文风，精简会议和文电。整顿作风，贯彻治军要严的指导思想，要求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批评、艰苦奋斗等优良传统作风恢复和发扬起来。十项整顿是互相关联、相辅相成的，重点放在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流毒和影响。到1978年底，十项整顿基本完成，取得了显著成果。从上到下建立了岗位责任制，修订和恢复了各种规章制度，无章可循和有章不循的局面已经改变。航空兵部队和航校的飞行总时间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18.4%；航空兵部队年平均飞行时间87小时39分，突破了多年来在60小时左右徘徊的局面，训练质量和技术水平明显提高。严重飞行事故万时率下降到0.36，是10年来最低的。地面部队和院校的教育训练，年终考核成绩优异。
经过整顿、调整和恢复，使空军的各项工作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为空军建设的全面发展进步奠定了基础。
2、开创空军建设的新局面
在全面整顿、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空军依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军委的要求，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开拓前进，有计划地推进空军的全面建设，开创了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空军的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加强院校建设，培养高素质人才。1976年以后，空军院校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加强院校的全面建设，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培训体系，朝着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方向发展。1978年初，据邓小平指示，空军院校的恢复工作迅速展开。在已恢复和改建第1、2航空预备学校、通信学校、军医学校和雷达学校的基础上。1978年3月至6月又重新恢复了空军政治学校、空军后勤学校、空军高射炮兵学校和空军学院。到1979年，空军地面院校的学员定额，已由“文化大革命”期间的5650名，增加到1.86万余名。同时，还根据部队的需要，新增设了28种专业。空军院校经过紧张的重建和扩张工作，到1979年已大体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规模。各航校在人员、飞机、器材基本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每年的飞行总时间不断增加。1980年航校全年飞行时间达53万小时，比1977年增加53%。
对学员的培养，全面打好基础。空军院校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于中国共产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牢固树立为革命而飞的思想；在技术业务方面的要求，要熟练掌握飞行加强技术，达到训练大纲规定的质量标准，并扎实学好航空理论基础知识，以指导飞行实践；在作风纪律方面的要求，要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雷厉风行，机智灵活，一切行动听指挥；在身体素质方面的要求，要具有适应紧张的飞行训练所需要的体力、耐力和平衡机能。空军院校在贯彻全面打好基础的工作中，始终把打好政治思想基础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方面。为此，空军专门对飞行人员提出了必须具备的八项素质，即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宽广的胸怀、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严格的纪律、顽强的作风和强健的体魄。还针对空军部队驻地分散、条件艰苦、常年战备等特点，对学员加强树立坚强的革命事业心的教育和立志定向教育，使学员毕业后服从分配，到边疆、高山、海岛、戈壁、沙漠地区工作。
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各类人才。1986年6月，中央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教育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力争在本世纪末，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军队特色的现代化军事教育体系。”1986年以来，空军院校以进一步理顺培训体制、改革训练内容、改善训练条件和手段为重点，进行了大量工作，以实现多层次、多渠道培养各类人才。将空军学院改称为空军指挥学院，政治学校改称为政治学院，航空学校改称为飞行领航学院，通信学校改称为电讯工程学院，后勤学校改称为勤务学院，高射炮兵学校改称为高射炮兵学院，航空机务学校改称为航空技术专科学校，军医学校改称为医学专科学校，航空预备学校改称为飞行基础学校。同时撤销了第9、10、11航校。气象学校和雷达学校在1979年6月和1983年6月，已分别改称为气象学院和雷达学院。空军院校的精简整编，主要是进一步理顺培训体制，即指挥军官分初、中、高三级培训，专业技术军官分两等（中等、高等）、5种层次（中专生、大学专科生、大学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训。为了扩大知识面，增强工作的适应能力，从1987年开始，师（旅）职军事、政治、后勤指挥军官（含军以上机关参谋）实行合训。空军还逐步发展了函授教育、业余大学、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等形式的在职教育，采取多种途径培养人才。进入八九十年代后，空军院校的教学手段向现代化发展，空军院校在开展模拟训练上亦有长足进步，技术训练模拟器已运用计算机控制。
为了适应新时期院校建设与发展的需要，提高训练质量和效益，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军院校把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和院校领导干部的教学管理能力，摆到了重要位置。在建立与健全空军院校教员选拔与使用制度的同时，1980年对航校的飞行教员提出了“五条要求”：（1）飞行事业心强，出满勤，带全期；（2）两种气象能教，三种气象能走；（3）会讲，会作，会教，会做学员的思想工作；（4）能给学员讲一门与飞行训练穿插的航空理论课；（5）达到大学专科文化程度。对地面院校的专业理论教员规定了“四项指标”：（1）热爱教学工作，教学质量比较高；（2）能完整地讲授本门课程，且有熟练的操作技能；（3）具有比较扎实的讲、写、演、画课堂教学基本功；（4）具有大学专科以上的基础理论水平。并要求各院校在此基础上，培养各类教学“尖子”和学科带头人。
截至1987年，空军院校已经拥有各类教员9200余人，形成了一支较好的教员队伍。其中有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实验师等450人，具有硕博士以上学位的186人，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的占91.4%。飞行教员达到两种气象能教、三种气象能走的占89%，获特级和一级飞行教员称号的有1385人。还有520余名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水平较高、掌握本学科前沿知识的学科带头人。这批辛勤“园丁”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智慧，为空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空军院校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一支年龄、知识、专业结构趋向合理并适应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教员队伍已形成；一批熟悉院校教育、管理理论和专业技术的行家，已走上院校领导岗位，正在为空军各级机关和部队源源不断地输送合格人才。
跨越式发展，改善武器装备。①提高武器装备管理水平。通过装备整顿，落实了各项规章制度，普遍建立了各类岗位责任制，加强了技术人员的培训。1980年至1982年的三年中共培训各类技术人员14万人次，为部队培养了装备维修、管理的骨干，提高了部队的装备水平。各部队自筹经费修建了各种库房、场地，大大提高了各类装备的放库率。检修各种装备20余万件，各类装备的完好率都有明显提高。装备平均故障率由1979年的4.7%，下降到2.3%，涌现出一批装备管理好的先进单位。1983年11月，空军颁发了《空军装备管理达到科学化、制度化、经常化的十二条标准》，作为检查、衡量部队装备管理的尺度。随后，空军各兵种部队分别进行了检查评比，制订装备管理工作条例，逐步实现从经验型管理到科学型管理的转化。②开展技术引进和装备更新。新时期，空军抓紧了武器装备的技术引进和装备更新工作，以提高空军主战飞机、地空导弹、防空雷达、作战指挥控制系统和电子对抗系统的技术水平和作战效能。70年代末，空军开始有重点、有步骤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以提高作战能力。为了解决装备的配套，1984年11月从美国引进了“黑鹰”
直升机，1986年2月从法国引进了“超美洲豹”直升机，1985年8月从苏联引进了图-154m型运输机，还有一些其他装备。1986年2月，歼-8型飞机定型批准生产。歼-8Ⅰ型飞机是歼-8型飞机原设计方案的“全天候型”飞机，1981年4月首次试飞，1985年7月设计定型。歼-8Ⅱ型飞机是根据对未来作战对象的分析和中国航空工业的现有能力，经过充分论证后确定战术技术要求的。1984年6月12日，歼-8Ⅱ型飞机首次试飞成功。歼-7Ⅱ型飞机是歼-7Ⅰ型飞机的改进型，增强了攻击能力，1986年2月装备部队。歼-7Ⅲ型飞机是在歼-7型飞机的基础上加装改装了部分设备，经过试飞，已批准设计定型。强-5Ⅰ型飞机是在强-5型飞机基础上改进的，1983年12月开始装备部队。后来，又在强-5Ⅰ型飞机的基础上改进成强-5Ⅱ型飞机，性能进步上得到了改善，生存力和作战能力有较大提高。空军和航空工业部门共同设计、研制的轰-6型飞机的自动领航轰炸系统，使该型飞机具有远程机动作战、低空突防、搜索识别和突击目标的能力。1981年3月试飞，7月交付空军部队服役。空军勤务保障飞机也有一定的发展。
与作战飞机配套的各型教练机相继装备部队：军用运输机、直升机、侦察机、通信机、电子对抗机等。
在新型号地空导弹、防空雷达、机载雷达、电视跟踪、激光、红外和夜视技术等方面的研制取得了新成果。
90年代，空军部队又研制出歼击轰炸机“飞豹”FBC-1等一批新式武器装备，有的已装备部队，有的即将装备部队。
空军按照攻防兼备的要求，基本形成歼击机、对地攻击机、运输机和多种支援保障飞机相结合的装备体系，构成了高中低空、远中近程相结合的地面防空火力配系和覆盖全国的地面情报雷达网。
执行重大任务。1979年2月至3月空军一批航空兵部队奉命在中越边境中国一侧巡逻掩护，采取高、中、低空分层配置，有效地保证了中国边防部队还击作战的顺利进行。担负运送作战急需物资和抢救伤员中，运输机、直升机穿云破雾飞行228架次，运送人员1465名、物资151吨。担任前线战场运输、救护的直升机分队，不分白天黑夜，穿梭于边防前线的崇山峻岭之间，被地面部队称为“轻骑兵”，较好地完成了配合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经受了战斗锻炼。
1981年，华北地区大演习，空军有12个航空兵师、3个独立团、1个空降兵师，近3万人、476架飞机参加。在9月14日至18日的正式演习阶段，航空兵出动了30个团次，114批833架次，投弹1145吨，发射火箭960枚，发射航炮弹1600发。强击航空兵部队在学习的4个课题中，对13个目标进行了实弹和模拟攻击，在地形复杂的条件下做到了按时到达，射击准确，航空火箭命中率达98.3%，航炮命中率为90%，受到地面部队赞誉。轰炸航空兵配合地面部队实施空中火力突击，按照合成军指挥部的统一要求，准时到达目标上空，实施轰炸突击，投弹命中率达100%；歼击航空兵部队出动大批飞机进行了空中巡逻、掩护；运输航空兵和空降部队出动大批飞机进行了空中巡逻、掩护；运输航空兵和空降部队在狭窄的地域实施了大机群准确空投、空降；空中侦察完成任务率达95%。演习过程中，空军5个机种在演习场上空，高、中、低分层配置，进行巡逻掩护、轰炸、扫射和空投、空降、布雷等活动，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1984年10月1日，空军部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5周年国庆受阅。1999年10月1日，空军部队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50周年国庆受阅。在气象十分复杂的情况下，飞机分别从南苑、杨村、遵化、唐山等机场起飞，在浓密的雾霭中，均准时通过天安门上空，充分显示出空军部队良好的军事素质。
航空保障现代化建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空军抓紧各项保障工作的现代化建设，改善技术装备，注重培养人才，使保障能力有较大的提高。
一是战斗保障技术装备不断更新，人员的技术素质普遍提高。如雷达情报保证，仅1979年到1987年，先后装备了9种新型警戒、引导雷达，特别是以自动录取和传输目标数据的三坐标雷达和一批低空性能较好的雷达投入使用，改进和提高了雷达的低空探测性能和引导保障能力，加快了半自动雷达情报处理系统的建设，雷达情报处理容量提高了2倍，传输速度提高6倍，错漏率减少80%。
通信导航：1979年后，无线通信逐步实现了以单边带通信为主，并建立了一条散射接力数字通信线路。有线通信开通了长途直拨电话和选通电话，以及传真通信和计算机网络通信等。空军主要机场普遍装备了着陆雷达，部分机场还装备了米波仪表着陆设备，装备了近程测向、测距导航系统、超短波双频段通信系统机载电台，以及新型盲降雷达、导航机、信标机等，提高了通信导航保障能力。
领航引导：新的机上领航设备先后装备部队，提高了轰炸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突防能力和突击能力。自动化指挥引导设备陆续装备部队。微型计算机的使用，提高了领航计算、资料检索、方案优选和决策论证的效能。
气象保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80年代以后，陆续装备了先进的航空气象保障仪器设备，自动化程度明显提高。组建气象卫星接收站，利用卫星气象资料，掌握和监视各种天气系统的活动规律。为实现高空气象要素探测自动化，自行研制了自动计算测风经纬仪和激光测云仪、自动收发报选报、填图系统，高速有线气象传真网已在北京地区建立，高频无线电话危险天气警报系统，在气象保障中发挥了作用。还装备了近距离有线图像传输、视频积分分层显示以及回波图像自动照相录取等设备。计算机技术广泛用于天气预报、气象情报传递和资料处理，实现了气象雷达和卫星云图资料数据处理自动化。
飞行管制：飞行管制设备1985年5月正式投入使用后，提高了飞行管制能力，对保证飞行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建立了飞行计划处理系统，实现了飞行计划传递和飞行调配的自动化，缓解了机场密集、飞行活动多、空域拥挤地区飞行管制的紧张状况。仅1977年到1986年，空军保障各种飞行3500万架次，为保证飞行安全做出了贡献。
航空侦察：改装研制的照相侦察机、电子侦察机和无人驾驶侦察机，先后装备部队。长焦距相机、微波成像雷达和地面图像处理设备，陆续投入使用，提高了航空侦察能力。
防原子、防化学武器有了较快发展。“航空辐射测量仪”、“核爆炸自动观测仪”，收集核爆炸样品的取样器、剂量率仪和自动记录仪等先后装备部队。空军已有了一定数量的测定和防护原子、化学武器的装备以及技术熟练的专业保障人员。
二是航空工程保障建设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空军航空工程保障建设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如：航空工程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理顺关系，推进航空工程保障工作。在团属机务大队设立两个保障中队、一个排除故障中队、一个定期机修中队，实行机组专责制和排除故障专业化相结合的维修作业体制，提高了飞机维修效率。
改善维修手段：新一代通用电子检测车通过技术鉴定，这种检测车采用了微机技术，装备闭路电视，能在车上对飞机各系统故障实施监测和判断，可以自动检测、记录，自动识别设备状况，大大提高了检测速度和精度。在维修中还大量推广应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如激光校靶、利用电涡流无损探伤和飞机发动机故障微机诊断程序等，提高了工作效率。
改革维修方式：80年代中期开始，以改革维修方式为重点，在航空兵部队进行了试点，提出了定时和视情相结合的维修方式，建立了中间预防修理、周期性检测和视情检查机结合的维修制度，使维修工作更加科学化，更符合维修工作客观规律。
修改制定维修规程、条例：为适应航空工程维修工作的发展，空军对航空工程条例作了全面系统的修改补充，增加了科学化管理内容。把整个航空工程工作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统筹规划安排，工程机务、部队修理、工厂修理、航空订货、统计工作等，作为系统工程的各个分支，综合考虑，互相照应，增加了条例的科学性。修定后空军正式颁发执行。
建立质量控制系统，加强维修管理：1980年开始，空军各航空兵部队建立了维修质量控制机构，1983年6月，空军确定了8项机务统计指标，除飞机良好率、飞机误飞千次率外，增加了飞机可用率、平均故障率、机务责任事故率、飞行任务保障率、飞机维修工时率和航材消耗率等。控制和掌握这些指标的变化情况和信息，采取相应的维修对策，实现了维修工作的科学管理。1985年开始，陆续在机场建立固定的机务指挥中心，加强机务保障的现场调度和指挥，加速了维护现场管理。
开展航空工程维修科学研究：航空维修理论研究，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科学，是航空科学的分支，包括航空装备的维修管理、维修技术、设计等理论。1980年3月开始，在空军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学术理论研究，并编译了出版了《航空修理可靠性基础》、《航空维修管理基础》等一批管理书籍，已出版一批航空维修理论专著，经十几年的努力已取得了一批重大成果。
“三位一体”的新机技术保障体系的形成。空军发扬开拓进取的精神，90年代对新机技术保障开展研究，围绕新型飞机的故障处理、维修规律、保障等特点合力攻关，取得了信息系统软件开发、飞行参数处理系统等一大批前沿性成果。经过6年的摸索和实践，到1998年空军形成了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三位一体”的新机技术保障体系，为新装备尽快形成战斗力走出了一条新路。为适应空军部队装备新型战机的需要，空军还制定了新型飞机《技术保障若干规定》等一整套规章制度，建立了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三位一体”的工程技术保障新格局。这样形成了部队、院校、科研单位优势互补的维修系统。空军广大工程机务人员刻苦钻研业务技术，勇于开拓创新，涌现了一批先进机务工作者个人和单位，为保障航空兵部队的作战和训练任务的完成做出了贡献。
后勤保障能力全面提高。新时期的20多年，是空军后勤建设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经历了恢复、改革、发展、提高的过程。首先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破坏，进行全面整顿，使各项业务建设逐步走上正轨。尔后以全面提高后勤保障能力为目标，有重点地进行后勤现代化建设。1985年实行战略性转变以后，特别是90年代后空军后勤建设开拓进取，面向现代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建设，空军后勤的现代化建设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空军先后任司令员的有：刘亚楼、吴法宪、马宁、张廷发、王海、曹双明、于振武、刘顺尧、乔清晨；先后任政治委员的有：萧华、吴法宪、余立金、王辉球、傅传作、张廷发、高厚良、朱光、丁文昌、乔清晨、邓昌友。
二、海上长城--人民海军
中国有辽阔、富饶、美丽的海疆，属于太平洋沿岸国家。东部和南部濒临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沿海岛屿星罗棋布，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就有6500余个。属于中国管辖和拥有资源主权的辽阔的海区内，不仅有通航贸易之利，而且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生物资源。充分利用和开发海洋资源，保障海上贸易，是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辽阔的海洋、众多的岛屿，对国家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自然条件。
可是，古代曾经创立海上光辉业绩的强盛的中国，到了近代竟成了任人欺凌的弱国。百余年中，美丽富饶的海洋成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通道，从1840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外国侵略者从海上入侵中国次数之多是十分惊人的。日、英、美、法、俄、德、奥等国的军舰，入侵中国沿海地区达470余次之多，其中规模较大的有：从辽东半岛入侵4次，从渤海湾入侵10次，从山东半岛入侵12次，从江苏沿海入侵10次，浙江沿海入侵9次，从福建沿海入侵8次，从台湾入侵10次，从广东沿海入侵21次。尤其是日本入侵中国沿海地区次数最多，占各国入侵总数的41%。日本对台湾统治长达50年，对旅大统治40余年。至于外国侵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更是罄竹难书。中国从辽东半岛的大孤山到海南岛的三亚港，几乎所有的重要港口、港湾、岛屿都遭到了敌人的蹂躏。香港、台湾和澎湖相继沦丧。胶州湾、旅顺、大连、九龙、威海卫、广州湾等或先或后地以租借之名被列强控制。中国沿海贸易权和内河航行权也纷纷落入外人之手。
历史上血的经验教训告诉中国人民：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开拓海洋、征服海洋和保卫海防的光荣传统，为了保卫新中国的独立主权和维护海洋权益，必须在建立强大的陆、空军的同时，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建立巩固的海防。
1949年4月23日，新中国成立前夕，人民海军诞生了。它走过50多年光辉的历程，建成了一支拥有北海、东海、南海舰队和海军航空兵等部队，辖有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陆战队和岸防部队等多兵种的合成军队，成为一支初具现代化规模的近海防御力量。50多年来大体经历了这样3个大的发展时期：从1949年到50年代中期，人民海军在战斗中诞生边打边建，各兵种部队相继建立，初具规模；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海国建设在曲折中前进；80年代以来，海军建设进入了以现代化为中心的全面发展新时期。
（一）第一支人民海军诞生
在革命战争年代，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人民解放军基本上没有海军力量。解放战争后期，为了迎接全国的解放，创建海军的问题提到了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深切认识到建立海军的重要性。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争取尽快组建“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
1949年1月21日，江苏泰州已经解放。为便于指挥渡海作战，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于4月4日率领野战军部分人员到达靠近长江的白马庙乡地区，在一座小楼内设立了前线指挥部。鉴于长江下游的国民党海军舰艇在酝酿起义，而且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会接收更多的国民党海军人员和装备设施，渡海作战的任务也即将提到解放战争的日程上，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华东军区负责组建军区海军。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在白马庙乡第三野战军东路渡江作战指挥部驻地宣告成立，由原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袁也烈，副政治委员赵启民，政治部主任康志强。以原第三野战军教导师师部644人为基础组成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三个办公厅。这样中国人民组建了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这一天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的成立日期。
大陆上的解放战争到1950年春基本结束，绝大部分省、市转入了经济恢复时期；而东南沿海不少地区和海域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仍然处于封锁反封锁、袭扰反袭扰的战争状态。海上战场是陆上战场的延伸，人民海军参加的反封锁、反袭扰以及解放沿海岛屿的战斗是完成解放战争大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由此也形成了人民海军创建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在战火中诞生，在战斗中成长。东南沿海面临的严重敌情首先是海上封锁。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于1949年6月刚刚拼凑起以阎锡山为首的行政院，就做出了封锁大陆海区、摧毁大陆经济的决定。随着大陆东南沿海省、市的相继解放，国民党政府实施海上封锁的区域也逐步扩大，实际上包括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所有沿海港口、近海航道以及他们所能控制的全部岛屿。一是在长江口布放水雷。二是出动舰艇20余艘，巡弋封锁，对任何突破封锁线航行的船只实施袭击或扣留。三是搜罗拥有小型艇船的海匪，令其分散进行海上抢劫破坏活动。四是连续出动飞机对沿海经济、军事重地进行狂轰滥炸。轰炸尤以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为主要目标，他们扬言：“不等他们出海就统统消灭掉！”1949年4月26日至9月24日，刚从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的9艘军舰就有“惠安”、“吉安”、“太原”、“安东”、“永绥”、“楚同”6艘被国民党飞机炸毁。此外，还有一艘“民权”舰遭重创。
在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海军，在与敌人反复较量中不断加强自身的建设。到1954年上半年，逐渐壮大的人民海军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和其他战斗部队，配合陆军、空军向沿海敌人展开了全面进攻，进行了数十次战斗。至1955年1月，终于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以外的全部东南沿海岛屿。新中国人民海军的创建者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毅然迈开了第一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写下了崭新的篇章。
（二）海军建设全面展开（1949年～1955年）
1、海军建设总方针和指导思想的提出与确立
海军建设的总方针和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有一个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过程。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中提出“争取组成……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给国民党海军“重庆”号起义官兵的复电中已把海军看作是建设“强大的国防”一个组成部分。8月，毛泽东为华东军区海军题词：“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海军，这支海军要能保卫我们的海防，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可能的侵略。”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宣告：“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海军创建之初，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势力虽已土崩瓦解，但仍妄图卷土重来，东南沿海封锁反封锁、袭扰反袭扰的斗争依然十分激烈。面对这样的形势，1950年8月海军召开建军会议，专门研究海军的建设和发展问题。会议根据华东军区海军一年来创建海军的实践，参照苏联海军建设的经验，结合中国海军具体情况，解决了两个问题：
一是确立了海军建设的指导思想，吸收大量的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争取团结和改造原海军人员，建设人民的海军。这一建军指导思想，强调了海军必须把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同时也重视技术业务建设，较好地处理了当时海军中由陆军调来的人同与原海军人员的关系，增强了相互团结，为海军的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
二是制定了海军建设的具体方针：“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根据这一方针，会议制定了海军近期建设规划。其主要内容是：（1）尽快组建水面舰艇部队、潜艇、海军航空兵、岸防兵、海军陆战队和各种专业勤务部队，初期以空（海军航空兵部队）、潜（潜艇部队）、快（鱼雷艇部队）为主。（2）为提高机动能力和战术进攻威力，舰艇吨位可以小一点，但航速要大，舰上火炮、鱼雷和深水炸弹等武器装备要强。（3）主要着眼于近海作战，不仅能配合陆军进行登陆与抗登陆作战，而且能单独执行海上反封锁、保障海上运输安全、保护渔业生产、打击敌人海上骚扰等任务，必要时还能破坏或封锁敌之港口，阻截敌海上交通线，进行扫雷、布雷、维护海防设施等。
1953年2月21日毛泽东还为海军舰艇部队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1953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海军的发展作了精辟论述，提出：“为了肃清海匪的骚扰，保障海道运输的安全；为了准备力量于适当时机收复台湾，最后统一全部国土；为了准备力量，反对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的侵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根据工业发展的情况和财政的情况，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这些为海军建设指明了方向。
2、组建海军领导机构
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部。为统一管理指挥各地人民海军，中央军委于1949年12月发出电令，调第12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组建海军领导机构。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1月30日，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机关及第四野战军后勤2分部部分机构和人员调来北京，于4月14日正式建立海军领导机构。1952年又增调第二野战军第10军军部和直属部队加以充实。海军领导机关的成立，标志着人民海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海军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参谋长罗舜初。
海军领导机构初建时，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和卫生部。1950年11月，又增设了秘书处、干部管理部和军法处。1952年后，又成立了海军航空部、海岸炮兵部、军械部、舰船修造部、工程部、学校管理部、防空部、财务部、直属政治部和防险求生处。秘书处并入司令部。
人民海军组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人民解放军陆军中选调。到1955年止，先后拨归海军的有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兵团部（第12兵团），第二、三、四野战军的5个军部和直属队（第10军军部、第11军军部和直属队、第30军军部和直属队、第35军军部和直属队、第44军军部），以及各野战军的11个师级单位（第173师、补2师、第三野战军教导师、第129师、第30师、第138师、第131师、炮6师等）和28个团级单位。为了加强海军各级领导力量，中央军委还从各野战军选调了一批文化程度较高、年轻精干的中高级军政干部。
成立军区海军领导机构。1950年12月3日，调陆军第173师直属队、第四野战军补训2师的部分人员，成立了中南军区海军领导机构。1952年10月又增调陆军第44军部分机构和人员充实机关、部队。中南军区海军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方强，副司令兼参谋长周仁杰，政治部主任吴罡。
1950年4月，以第四野战军后勤2分部部分人员和第12兵团部分机构和人员为基础组成海军青岛基地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赵一萍，副主任委员许培仁。同年9月9日与第二野战军第11军军部和直属队合并，正式成立海军青岛基地。青岛基地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易耀彩，政治委员段德彰，副司令员赵一萍、郑国仲，参谋长杨国宇，政治部主任胥治中。
1955年5月，以铁道公安部队领导机关为基础正式组建海军旅顺基地。旅顺基地第一任领导人为：司令员罗华生，政治委员彭林，副司令员刘昌毅、邵震，副政治委员宁景华，参谋长谢正浩，政治部主任邓可运。
成立舰队领导机构。人民解放军海军下辖3个舰队：东海舰队、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1955年10月24日，在原华东海军区海军的基础上，东海舰队，陶勇任司令员，袁也烈任政治委员；在原中南军海军的的基础上，成立了南海舰队，赵启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60年8月，在原海军青岛基地的基础上，扩编成立了北海舰队，刘昌毅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治委员。各舰队初建时，其领导机构设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岸防兵部（处）、舰船修理部、防空兵部、工程部等部门。以后，随着海军总部机构的变动而变动。
3、争取国民党海军起义、投诚
从1949年2月至12月不到一年时间内，国民党海军先后有“黄安”号等军舰，海防第二舰队等编队，“灵甫”号、“永明”号等舰舰员，共起义16起，起义舰艇73艘。中共中央领导对国民党海军爱国官兵的起义行动予以高度的评价。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在1949年3月24日给“重庆”号军舰起义官兵的复电中，对他们的英勇起义表示“热烈祝贺”，指出他们“所走的道路乃是爱国的国民党军事人员所应当走的惟一道路”，并勉励起义官兵做“参加中国人民海军建设的先锋”。同年5月18日，毛泽东和朱德在给海防第二舰队起义官兵的复电中，称赞他们的起义是“南京江面上的壮举”，“是值得全国人民热烈欢迎的行动”，勉励他们“团结一致，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思想和工作制度，并继续学习海军技术，为中国人民海军的光明前途而奋斗”。
1949年初，国民党陆军在长江以北的主力和所有精锐部队已消灭殆尽，解放全中国已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已面临军事、政治、经济的总崩溃。在这种形势下，何去何从，已成为国民党海军官兵必须做出的抉择。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政策和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工作，是促使国民党海军官兵相继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周恩来副主席曾签发和修改过有关争取“重庆”号军舰起义的电报，并派人做海防第二舰队领导人工作。山东解放区曾广泛开展“唤夫索子”运动，号召解放区人民唤回他们在国民党军队中参加反人民的内战的亲人，这对“黄安”号、“永安”号、“郝穴”号等舰的起义行动都产生了促进作用。又如，中共中央上海局专门成立了策反工作委员会，配合中央情报机构，同中共中央上海局市委员会、中共南京市委员会和外县工作委员会一道，对策动国民党海军舰艇部队和江阴要塞起义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民党海军纷纷起义。
国民党海军的官兵特别是新型舰艇的官兵，多数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政治上比较敏感。不少人到英、美受训或接收军舰。他们耻于受帝国主义者的歧视，怀有爱国的民族意识。有些人当初投身海军，原想建设一支能为国争光的海军，一雪甲午海战之耻。“重庆”号军舰舰长邓兆祥在马尾海校工作时，就曾把写有“雪甲午耻”四字的匾额悬挂在校图书馆门口，以激励青年学员。以后许多人因为目睹国民党媚外误国，才由绝望而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更多的官兵则是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发动内战的倒行逆施和对国民党统治区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的悲惨状况强烈不满，因而对起义也抱有同情态度。要在国民党控制严密、派系交错、技术复杂、部门繁多的军舰上策动和组织起义，是十分艰难的。有的起义或因事前泄露而招致失败，或在起义过程中因力量悬殊而遭到残酷镇压。
如何使原海军人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调来的人员融合在一起，这是人民海军建设初期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毛泽东于1949年5月28日接见华东军区海军领导人张爱萍和原国民党海军高级军官林遵等人时，提出了一个总的指导思想。他对林遵等人说：“你们懂得科学知识，有技术。我们新海军（指人民解放军陆军调来的人员）要向你们学习。人民解放军有优良的政治工作和战斗作风，你们也要向新海军学习。新老海军要团结，相互学习，共同为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而奋斗。”于是，对原海军人员采取了“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并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组织政治学习，政治上给予信任，生活上给予关怀，量才使用，教育从陆军调来的干部、战士做团结的模范等等。在中国共产党正确政策的感召下，绝大多数原海军人员都焕发出高度的革命积极性，在人民海军的作战、训练和教学等各个方面做出重要贡献。1950年9月召开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时，原海军起义人员梁魁庭、赵孝庵都以自己突出的战功被选为代表参加了会议。林遵先后担任山东军区海军副司令员、海军学院副院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等要职，直到患癌症病危期间，仍为海军部队和院校的建设尽心竭力。邓兆祥先后担任安东海校校长、青岛基地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等要职，还担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大批原海军人员，对争取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