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任督办。然杨宗瀚到任后水土不服，不久生了场大病，无奈辞职。台湾铁路商务委员李彤恩更因水土不服不久辞世。生病的不仅仅是官员，瘴气和瘟疫开始在修路士兵中蔓延。上海的《申报》对这件事情进行了报道：淮军昌字营、铭字营自去年冬天进驻基隆附近开始修筑铁路。这里山势险要，杂草丛生，树木阴森，瘴气非常严重。加之近来阴雨连绵，寒暖不定，士兵工作本就辛苦，遇到这种天气，大多染上疾病，每天都有很多士兵死去。

虫沙渺渺无非战士之魂，云水迢迢难返故乡之亲。实在可悲！基隆附近多山，铺设铁轨时遇山阻挡只能挖隧道。当时没有任何的挖掘机器，全凭士兵们用斧头刨、铲子挖，颇具愚公移山的味道。基隆附近有一座狮球岭，从东到西有九十丈宽。昌字营和铭字营从大山两边同时开凿隧道，于中间汇合。在士兵的努力下，狮球岭似乎屈服了，很快凹陷四十余丈。兵士们互相庆贺，这样下去，不久隧道即可竣工。然而，士兵们还没缓过神来，山洞忽然崩塌！连日阴雨是酿成这一事故的主要原因。无数淮军将士的英魂留在了狮球岭。刘铭传也雇佣了不少当地山民修筑铁路。他们对瘴气有天然的抵抗能力，对周围地理环境也十分熟悉，不过雇佣民工最大的问题就是花钱。投资铁路的商人们开始采取观望态度，停止继续投资。刘铭传本已筹集股银七十万两，但仅收现银三十万两。铁路才修到淡水，长约六十里，其中仅雇佣民工和铺设桥梁费用就花掉十九万两。商人们认为成本太高，收回成本恐怕需要上百年。困难重重，刘铭传始终没有气馁。刘铭传登上基隆炮台，东望日本，感慨地说：“如果今天我们不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成为他们的俘虏。”刘铭传决定将台湾铁路改为官办，将福建方面提供的一百零四万两白银用于筑路。

他采取分段修筑之法，修成一段开通一段，边修筑边营业，以营业收入补贴铁路建设费用。这一方法成效显著。台北铁路甫一建成，刘铭传马上命令通车。他委派台湾商务总办张士瑜管理铁路营运。张士瑜将火车分为客、货两部分，客车又分头等、二等和三等车厢，不同等级规定不同的车费。头等车厢小洋三角、二等车厢小洋两角，三等车厢小洋一角。托运行李则按重量计算，每一百斤收小洋一角，五十斤减半。火车未开通前，台湾人大多乘坐轿子来往，一趟轿子钱七角到八角不等；火车通行后，即使最好的车厢，价钱还不到轿费的一半，速度却不知快了多少倍。没钱坐轿子的穷人也可花一角小洋舒舒服服地搭一趟火车。自开通后，火车营业状况一直不错。最热闹的时候是每年开春新茶上市时。火车简直成了茶叶运载专列，茶商们一趟趟穿梭不绝，生意着实红火。

商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内兴修铁路乃大势所趋。广东商人陈承德向海军衙门申请承建天津至通州一线的铁路。李鸿章和奕譞决定公开招募商人入股。不久，上海的报纸刊出中国铁路公司建造津通铁路招商集股的广告。朝中的保守官僚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决定不再沉默。他们一呼百应，展开对洋务派和李鸿章的声讨。第二次大论战爆发。同第一次论战相比，这次双方均是有备而来。反对派主要成员有：内阁学士文治、户部尚书翁同龢、国子监祭酒盛昱、礼部尚书奎润、户部给事中洪良品、仓场侍郎游百川、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河南道监察御史史余沅等；赞同派主要成员是：李鸿章、醇亲王奕譞、两江总督刘坤一、台湾巡抚刘铭传、署理江苏巡抚黄彭年等。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一：修建铁路是否为外敌入侵打开方便之门？反对派：铁路一开，天津至北京一线畅通无阻，等于门户洞开。李鸿章称修建铁路是为防御敌人，我们认为反倒是引狼入室，其居心叵测！赞同派：敌人入侵，想要利用我们的铁路，也得有火车运载才行。他们从哪里得到火车呢？夺取我们的火车么？不可能。我们早将火车撤回，令其无车可夺。用他们自己的火车么？也不可能。因为车的数量少了无济于事；数量多了，他们的船也运不来。

况且遇有敌人入侵，我们将铁轨撤掉，埋上地雷，敌人不可能长驱直入。对方说修建铁路会把敌人引来，可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被迫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那时候是没有铁路的。所以，胜负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强大的兵力，能不能有效利用这些兵力，而决不在于铁路！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二：修建铁路是否扰民？反对派：修建铁路必定要铲除坟墓、拆毁房屋、蹂躏田地、填堵水井，还有很多其他想象不到的破坏，这一切都会严重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百姓如何承受？尤其是铲平坟墓问题激起民愤最大，连祖宗都跟着我们遭殃，铁路之罪实在太大了！赞同派：这一问题我已反复讨论，结论是修路时尽量回避百姓的住宅和坟墓。不仅津通铁路如此，修建唐芦、津沽铁路过程中我们也尽力不打扰百姓，实在躲避不开，我们也给予重金赔偿，并帮助迁徙。事实证明，百姓都能给予理解和支持。我们对于对方的质问表示惊疑，因为津通铁路负责勘探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未核定占用哪些地方、迁徙谁家的坟墓，老百姓对此事更不知晓，怎会引起民愤？这定是对方“借传闻失实之事，造危言耸听之词”，企图以此阻止津通铁路的修建！双方论战的焦点之三：修建铁路是否会剥夺小民生计？

反对派：津通一带以车船运输为生之人共有六万余人。他们本来过着平稳安定的生活，社会秩序也在正常运转。如今火车一开，这些人都将失业，令其何以为生？合理的社会秩序被扰乱，必定带来社会动荡。对方只顾修铁路谋利益，可有为那些生活艰难的百姓着想？赞同派：西方各国的经验表明，铁路开设之后，原以水陆运输为业者既可仍操旧业，也可从事与铁路有关的行业。例如，搬运货物行李、卖报纸、贩茶果等。他们的就业机会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怎会有失业之民？如唐芦铁路已行车两年，铁路旁边的新河民船仍穿梭往来，并行不误，人们出行只是有了更多选择，所谓铁路剥夺小民生计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这次论战中李鸿章是绝对的胜利者，为修筑铁路扫清了障碍。反对派只能在“见电杆而伤心，听铁路而掩耳”的无奈中，慨叹世道无常，人心不古。这场辩论中还有一些首鼠两端的中间派。两广总督张之洞便是其中代表。他并不反对修铁路；但也不支持李鸿章的津通铁路修筑计划。他建议不要继续修筑津通铁路，应修筑一条由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这样可大大便利南北交通。为平息论争，清廷采取了惯用的扬此抑彼策略，宣布暂停修筑津通铁路，改筑芦汉铁路。

对于这一细微变化，奕譞并未看出其中的门道。他以为此次论战已取得彻底胜利，公开赞扬张之洞的芦汉铁路计划“别开生面”。然李鸿章清楚，张之洞其实想用芦汉铁路之名扼杀修筑津通铁路之实。芦汉铁路全长三千余里，所需经费达三千余万两白银，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不过六千余万两，修成这条铁路几乎不可能。津通铁路已向外国银行借债二百多万两，花掉了十三万余两，李鸿章原本打算以津通铁路所得收入归还所欠洋债、并支付津沽铁路商股的利息。如今，一切化作泡影。就在清政府为修建铁路而争论不休时，沙俄进一步逼近中国，直接威胁龙兴之地——满洲。李鸿章联合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上奏，请求缓修芦汉铁路，先办关东铁路。清政府授权李鸿章全权办理关东铁路事宜，他再次将筑路之权握于手中！关东铁路属官办性质，将芦汉铁路每年二百万两经费全部挪用，其中户部拨款一百二十万两，十六省各分摊五万两。李鸿章将津沽铁路接修至山海关，再由山海关延伸到牛庄、沈阳、吉林，形成东北铁路干线。两年后，关东铁路铺至山海关，全长一百多公里，1894年正式通车。

1870年，天津接连发生幼童迷拐案。城内一时谣言四起，认为天主教所办育婴堂专用迷药诱拐儿童，将其挖眼剖心以制西药。6月18日，当地民众捕获了匪徒武兰珍。据武所供，迷拐幼童正是使用法国教堂提供的迷药。此讯传出，城内百姓群情激愤，纷纷到法国教堂门前示威，声讨杀人者。迫于压力，育婴堂的修女们同意民众入内巡查。21日，法国领事丰大业率书记官西蒙持枪闯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通商大臣崇厚见势不妙躲入后堂。丰大业赶往教堂途中，路遇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将其射伤。丰大业的强盗行径激起民众的强烈不满。他们将丰大业和西蒙当场打死，其后又冲入法国教堂，打死两名神父和十名修女。四名法国男女、三名俄国人和三十多名中国教民也在着情激愤中被打死。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久压的怒火一时间迸发出来，将法国领事馆砸毁。此即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天津教案。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立即通电总理衙门，同时命法国军舰在大沽口作好战争准备。清政府急令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教案。曾国藩深知此行凶多吉少，临行前立下遗嘱，命家人准备楠木棺材一口。由此可见事态之严重。曾国藩到天津后，对教案“元凶”

作出严肃处理：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充军黑龙江，十五人处以极刑，二十一人流放。这一处理，使曾国藩招致了卖国贼的骂名，弄得他“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好不尴尬。正巧新任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清廷给曾国藩找个台阶，令其回任两江；同时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处理天津教案。李鸿章接手前，专门拜会了老师曾国藩。曾国藩忧心忡忡地问李鸿章：“你准备如何与洋人交涉？”李先是谦虚一番：“门生正要向老师讨教。”然后道：“与洋人交涉，我首先要同其打起‘痞子腔’。”曾国藩怒道：“‘痞子腔’怎么打法，你倒打给我瞧瞧？”李鸿章道：“门生信口胡说，望老师指教。”曾考虑良久，道：“关键在于‘诚’。洋人也是人，只要以诚相待，一定会令其感化。”李答曰：“诺！”由此可见曾、李二人在外交策略上存在很大不同。曾国藩一味同外国人讲道理，结果适得其反。李鸿章却又是打“痞子腔”，又是拖延，又是寻找调解人，外交手腕灵活多变。李鸿章的“痞子腔”倒是在外交场合为自己赢得了尊严。1897年，李鸿章接见法国公使施阿兰。施阿兰少年得志，根本没把李鸿章放在眼里，态度非常傲慢。两人交谈几句后，李鸿章突然问道：“阁下今年贵庚多少？”

施阿兰一愣，告诉李鸿章自己的年龄。李鸿章大笑道：“你和我的孙子同岁啊。我在巴黎曾和你祖父谈得很投机，不知你是否记得？”施阿兰讨了没趣，此后见到李鸿章总是十分恭敬。李鸿章到天津后积极进行外交斡旋，希望英驻华公使威妥玛充当调解人。李鸿章对威妥玛说，丰大业两次向中国官员开枪，显然事端由其挑起。驻华外交官公然向中国官员开枪，绝无先例，曾国藩处决杀人者的裁定最公平不过。至于法国人提出的张光藻和刘杰应为丰氏抵命，也无道理。刘杰确为丰大业枪击致伤，然杀丰大业的人却非张、刘二人。命运之神眷顾了李鸿章。当时正值普法战争时期，天津教案后不久法军于色当战役中惨败，法皇拿破仑三世也被普鲁士军队俘虏。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希望早日完结天津教案。清政府正法案犯二十人，发配二十五人；向法国赔偿白银二十一万两，赔偿被害人白银二十五万两；派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作为特使亲赴法国道歉。天津教案到此完结。天津教案是李鸿章政治生涯的又一转折点。不久，清廷命其兼任北洋大臣，他从曾国藩手中接过了汉人第一权臣的指挥棒。一位英国外交家在1883年这样说：“总理衙门不过是李鸿章天津衙门的下属机关罢了。”

甲午战败，国人纷纷将责任集中于北洋海军的统帅——李鸿章一人身上。其实，李鸿章看到自己倾力创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心中滋味可想而知。编纂《李文忠公全书》的幕僚吴汝纶后来追忆道：“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旅顺失守，愤不欲生”。此时，一度意气风发的光绪帝也没了主意，哭着要求老师翁同龢想办法。慈禧最终决定：起用李鸿章负责善后事宜。当时李鸿章已被革职，清廷赏还李鸿章三眼花翎及黄马褂，委任其为全权大臣。有人评论此事云：中国的政治实在民主，前天是权倾一时的重臣，昨天就变成罪该万死的误国蠢材，今天又成为代表大清帝国的谈判代表。李鸿章受命赶至北京。临行前他提出，“割地与否，鸿章不敢做主”。户部尚书翁同龢亦认为，割地不可行，不妨多赔点款。大学士孙毓汶则指出，割地议和乃唯一可行之道。光绪帝左右为难，向慈禧太后请命。慈禧却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表态。光绪帝无奈，授予了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次日，李鸿章请求带上曾任驻日公使的儿子李经方随同谈判，得到允准。赴日前夕，李鸿章上折道：我会审时度势，尽全力同日人辩争，商定一个最为可行的条约。所做一切，只要有利于国家，我甘愿承受怨谤。

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评价李鸿章的远行：“炮口勒逼之下的委曲求和既是难事，又是污名。但面对‘日人方图远略，举倾国之师，逼我和款，所索即奢，且不愿遽和’的局面，却没有一个人愿为天下作计，分担难事和污名。‘诸人相对默默’正写出了当初一腔义愤与如今一腔和心的对比。若以这些人作为反衬的景观，李鸿章白发远行的伶仃身形确乎显出了挺拔和刚毅。”1895年3月19日下午，李鸿章一行三十三人抵达日本马关。3月20日，双方全权代表举行首次会谈，是为第一次谈判。互换全权文凭之后，中方代表宣读了拟请停战的英文备忘录，日方答以次日作覆。随后，双方转入一般性的谈话。李鸿章向伊藤博文婉转地表达了乞和之愿，他说：“在亚洲，中日两国最为邻近，且使用同一种文字，怎可自相残杀？两国应团结对外，反抗欧洲白种之民侵蚀亚洲黄种之民。”3月21日，中日举行第二轮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的话题。谈判记录如下：李鸿章：日军并未到达大沽、天津、山海关，为何条款规定占据此三地？伊藤博文：议和停战乃中方要求，为体现诚意，日军需占领三地作为抵押。李鸿章：驻扎此三处的中国士兵很多，日军占据后他们到哪里去？伊藤博文：随便去哪里，只须划定两军界限即可。

李鸿章：天津的官员怎么办？伊藤博文：这个问题以后再谈。此议案你能照办吗？李鸿章：这个问题关系重大，不能不谈。天津是通商口岸，日本也要占领么？伊藤博文：可暂时归日本管理。李鸿章：三地均为险要之所，如停战期满议和不成，日本先行占据，岂不是反客为主？伊藤博文：停战期满，和约签订，日军马上撤离。李鸿章：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贵国所定条款未免欺人太甚，是否还有其他解决办法？伊藤博文：别的办法我们还没想到！现在两国相争，中国忽然要求停战，对日军士气大有妨碍，所以要先占据险要之地作为抵押，才不会吃亏。李鸿章：我乃直隶总督，三地均归我管辖。伊藤先生设身处地想想，我怎么会答应？伊藤博文：中堂为贵国考虑，要求停战；我也从本国利益出发，只有此法可行！在抵押三地问题上，李鸿章坚决不肯让步。双方谈判陷入僵局。李鸿章转而提出先不讨论停战条件，双方应直接切入和约谈判。由于日本根本不想真正议和，一时拿不出和约草案，双方商定三天后继续谈判。

这次会谈结束前，李鸿章对伊藤博文说：“希望议和条款不要像停战条件那样苛刻。贵大臣应顾全大局，所拟和约应体谅本大臣力所能及之处。”伊藤博文弦外有音地说：“本大臣也愿顾全大局，以有益于两国长远利益，只是不清楚贵大臣以为如何！”会谈结束后，李鸿章立即给总理衙门发去电报，表示日本以三地为抵押的要求坚决不能答应；非但如此，还要在大沽、天津、山海关一带严加戒备。三天后的3月24日下午，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举行第三次会谈。伊藤博文一改往日的彬彬有礼，凶相毕露地提出：李鸿章必须无条件接受二人所订和约，不经清廷批准就立即生效，否则战争会继续升级。李鸿章道：“此事关系重大，希望您考虑到我权力有限，力所能及的可当场应允，难以实行的必须要由中国皇帝作出裁决。”说罢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索要和约文本。李鸿章：美国前总统格兰特游历中国时曾对我言及，不可轻言战事。我一直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此次与日本国开战，贵大臣难道不知这并非我本意么？伊藤博文：战争确实劳民伤财，然两国乃为形势所逼，不得已而开战。李鸿章：战争乃不仁之举。我现在年纪大了，不忍再看杀人的场面了。贵大臣才是年富力强，雄心勃勃。

伊藤博文：战争开始时，议和条款极为简单，可惜贵国并不同意。譬如人走路，相距几里路，不会有冲突，现在只有几百米，回头就难了。李鸿章：少走几百米不行吗？纵然你再走几千里，难道能将中国尽行占领？伊藤博文：我国军队现正在攻打台湾，不知台湾民情如何？李鸿章：贵国不愿议和的真正目的可能就在于此。然贵国出兵台湾，恐怕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伊藤博文：此事有损于中国，未必有损于英国。李鸿章：别忘了，台湾与香港相邻。伊藤博文：两国相争，无损第三国利益。李鸿章：听说英国不愿他人有盘踞台湾之意。伊藤博文：贵国如将台湾送给别国，别国必将笑纳。李鸿章：台湾是中国的一个行省，决不能送与他国。这次会谈基本没有涉及实质性的条约内容。会谈结束后，李鸿章乘马车返回住处。行至宾馆时，忽有一人从人群中跳出，朝李鸿章开枪射击。子弹击碎左侧眼镜片后伤及李鸿章左眼下颧骨，血流不止。李鸿章当即晕厥。此事发生后日本方面陷入被动。迫于国际压力，日本宣布无条件停战。李鸿章身受一颗子弹，换得了三周的停战协定。李鸿章并未进行手术治疗，而是抓紧时间同伊藤博文磋商议和条件。伊藤博文：停战期限短促，和议条款应迅速签订。

我已经准备好条款节本，中堂大人看后可表态同意或不同意。李鸿章：不准分辩了么？伊藤博文：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李鸿章：第一款提出军费赔偿白银二亿两，为数巨大，不能承担。伊藤博文：减到此数目已不能再减。战争再打下去，数额将更多。李鸿章：借款利息太重，此数目中方绝对无力承担，还请再减一些。伊藤博文：借债还款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谈判进入僵局。李鸿章只好转入割地问题。李鸿章：泰西各国交兵，未有将占据之所尽行割让的先例。伊藤博文：西方的惯例对日本无效。李鸿章：台湾全岛日军还未侵占，为何强行割让？伊藤博文：这是彼此商让之事，无论兵力到与不到！李鸿章：我不肯让，又将如何？伊藤博文：如果一定限于兵力所到之处，日军已占山东及东北各省，你们能全行割让么？况且，中国吉林、黑龙江已割让俄国，台湾问题可援引此例。李鸿章：让与俄国多为不毛之地，人烟稀少；台湾已立行省，不能相比。

伊藤博文：尺寸之土，均为国家社稷，哪有荒凉与繁盛的区别？李鸿章：总之，二万万赔款数目太大，营口请贵军退出，台湾亦不必再提。伊藤博文：不能照办，就算驳回。李鸿章：不许反驳了么？伊藤博文：你只管驳我，但条件不能稍有改变。日军已在广岛准备补给船六十余艘，运输量为两万吨。兵粮均已备齐，只等停战协定到期。李鸿章：赔款还需再减五千万两，台湾不能相让！伊藤博文：这样，我们立即出兵台湾！朝中几番争议，最后，李鸿章得到光绪帝批示：赔款尽量减少；允许割台湾一半地方；牛庄、营口尽力争取。4月15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进行了最后一轮谈判，在辽东割地划界、赔款利息及占地军费上进行了局部的改动。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代表中日双方在马关春帆楼签署《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回国内，举国愤慨，朝野沸腾。李鸿章父子一时成为民族罪人。即使对李鸿章中枪一事，民间亦谣言四起。甚至有人向光绪禀报：“今道路传言，云有见李鸿章者，谈笑自如，依然故态，面上并无一点伤痕。然则非真中枪也，恐人议与倭通，故假捏之耳。”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政治上失势。清廷革去其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职，徒留文华殿大学士虚衔。日本在东北势力的急剧膨胀，引起了俄国的警惕和担忧。俄国政府借1896年5月2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机会向清政府发出邀请，希望能派员参加，更重要的是，借机讨论如何限制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李鸿章当时赋闲在家，且是亲俄路线的坚决拥护者，自然是出使大臣的最佳人选。清廷决定派使团赴俄，顺访英、法、德、美等国。1896年，李鸿章已是七十四岁高龄的老人。临行前家人恐其不测，专门准备一副楠木棺材随行。李鸿章使团一行除其子李经方、李经述外，还有兵部主事于式枚、洋员德国人德璀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弟弟赫政、英国医生伊尔文等人。4月30日，李鸿章一行抵达俄国圣彼得堡。李鸿章并未安排在国宾馆住宿，而是住在一位名叫巴舍夫的商人家中。巴舍夫是俄国著名的巨商，富比王侯。李鸿章到巴舍夫私邸时首先看到的是一座中式大牌楼，上面插满龙旗，中间竟镶嵌着李鸿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