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口岸，应当共同守护。而苏州、南京却非通商口岸，如果洋人插手中国内政，将会后患无穷。大清帝国的军队足以自立，就像家长有足够的权威治家一样，没有必要借别人的棍子来教训自家的逆子！”曾国藩有两层意思，一是不愿留下后患，让洋人捞去更多利益；二是害怕洋兵攻占南京，抢了自己的头功。清廷对此事并未表态。事实上，清廷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救上海之围。

这样，曾国藩不得不从自己的队伍里挑选赴沪人选。究竟派谁去解上海之围？一向做事谨慎的曾国藩为此伤透了脑筋。军中有一个叫吴坤修的湘军将领主动请缨，愿领兵援沪。曾国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上海这块大肥肉怎么能轻易给人？曾国藩想起了弟弟曾国荃，如果派他援助上海，自己主攻南京，双份功劳就都落在曾家手中，岂不两全其美？曾国藩心中初步形成援沪计划：于湘军营内亲选六千名精锐士兵调拨曾国荃援沪，同时令曾国荃赶回湖南老家招募八千名新兵补上空缺。曾国藩对自己的弟弟并不放心，又将得意门生李鸿章派去做其副手和军师，保证此行万无一失。正当曾国荃、李鸿章率近万名湘军奔赴上海时，太平军却连战连捷，将清兵洋将打得溃不成军。且轮船运兵一事仍未筹办妥善，只能从陆路到达上海。水路行军，部队可沿江而下迅速到达上海，占得先机。陆路行军，得穿越太平天国占领区，一路上都要攻城夺池奋勇拼杀。况且湘军到上海后曾国荃部也只能听命于上海道台，事事受人节制。曾国荃哪能忍受这种待遇，马上表态不去。曾国藩两相权衡，决定保大弃小，专意进攻南京拿得头功，将上海之事交给别人办理。既然曾国荃不去，李鸿章自然也去不成。

曾国藩遇事爱和李鸿章商量，当然要把智囊时刻留在身边，随时听取他的意见。即使曾国藩先前派李赴沪，也是因对鲁莽的曾国荃放心不下而不得已为之。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一直在寻找独当一面的机会，如曾国荃不去，自己单独去更好。但既然恩师不准，李鸿章也不好表现出非要去的意思，只好静观其变。曾国藩同李鸿章商量派往上海的人选。李鸿章认为湖南人陈士杰做事稳健，能担此任。曾国藩同意了李的建议。陈士杰受命后立即招募一万人整天操练。可时间一天天过去，陈士杰就是按兵不动，甚至接到“老佛爷”（慈禧太后）催促过江援沪的谕旨后仍不见动静。曾国藩责问陈士杰为何拖延至今，陈眼泪汪汪地说，家里还有九旬老母，如果自己牺牲，孤苦伶仃的老妈无以为靠。晚清不比秦汉，孝顺可当成一切事情的借口。曾国藩没心思琢磨陈士杰究竟是孝顺抑或怕死，朝廷已下了几道催促赴沪的诏书，他只能另找合适人选。四十四岁的总兵冯子材跃入了曾国藩的脑海。当时冯驻军镇江，距离上海很近，且其顶头上司都兴阿早想占据上海。曾国藩于是通知冯子材赴上海救援，但却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历史给了李鸿章崭露头角的机会。曾国藩终于委派李鸿章赴沪支援。

临行前，曾国藩既高兴又惋惜地说：“少荃（李鸿章的号）这一去，我可以高枕无忧了。只是少了一个得力的帮手。”同时，曾国藩向李鸿章表明，湘军目前无兵可用，上海进剿一事须自己解决。这却难不倒李鸿章，他就像变戏法一样，一下子就弄了个淮军出来。

从合肥附近招募兵勇，到编成军队集中安庆，李鸿章用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即使这样，朝廷还嫌李动作太慢，不断下旨敦促。练成的淮勇（后改名淮军）共分五营，按营官的名字命名。潘鼎新领鼎字营，刘铭传领铭字营，张树声领树字营，吴长庆领庆字营，张遇春领春字营，五营营官全是李鸿章的同乡。曾国藩虽对李鸿章短时间招募一支军队深感佩服，但对这支新军却很不以为然。当时的淮勇军容不整，根本不懂行军礼、站军姿；军纪亦不严，一副痞子样，尊卑无别。这些都是治军的大忌。李鸿章却对这支军队充满信心。他和他们是同乡，了解他们，也喜欢他们的样子和神态。一支军队的好坏，关键在于能不能打胜仗，而不在于穿什么衣服，用什么腔调说话。曾国藩同李鸿章商定，淮军的器械装备、饷银粮草、训练方式完全取法湘军。这也是李鸿章后来总提到湘军是淮军母亲的缘故。初创的淮军和湘军一样，主要使用刀矛、小枪，辅以抬枪、小炮、劈山炮等重型武器。这些武器有多厉害呢？我们以每营领到100杆的小枪为例（抬枪每营只有20多杆）。小枪从前膛装火药，然后还得加药线。放枪时点燃药线，如果药线受潮，就成了哑枪。至于抬枪、小炮、劈山炮等也都是些毛病多、威力小的旧式武器。所以李鸿章到上海见到洋枪洋炮时才会惊叹不已，同时改造淮军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淘汰旧式武器。

从合肥招兵买马到安庆组建军队，李鸿章开始考虑如何尽快发展壮大这支新军。吸纳选用人才方面，李鸿章和老师曾国藩不同。曾国藩的湘军将领大多是读书人出身，即所谓“儒将”。湘军将领做事讲究礼法，循规蹈矩，带有浓厚的文人气质。他们打胜仗时喜形不露于色，暗地却做几句酸诗将自己表扬一番；打了败仗则会哀呀愁呀天呀地呀没完没了。李鸿章率领的淮军则大不相同。淮军的很多将领出身草莽，如刘铭传曾是私盐贩子；张遇春兄弟则做过土匪头领。因此，湘军打仗是为报效国家，实现忠君爱国的理想；淮军则只为报答李鸿章的知遇之恩，惟李鸿章之命是从。淮军到上海后，前方传来太仓、嘉定告急的消息。当时英法联军正进攻金山，得知嘉定告急，立即将主力部队撤离金山前线，全力开赴嘉定。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正在南汇与太平军对峙。为防止太平军声东击西，李鸿章不得已将淮军大半主力开往金山前线接替联军，只在南汇留下刘铭传和潘鼎新两营。南汇太平军守将吴建瀛拥有近万人，而李鸿章留下来的两个营加起来人数还不到一千。不料，英法联军不但没能解嘉定之围，反被打得惨败，逃回上海躲了起来。太平军节节胜利，势不可挡。淮军主力和留守南汇的两营被隔为两段，淮军危在旦夕。

这时，幸运之神眷顾了李鸿章。南汇的太平军出现了内讧。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有个养子叫李士贵，号称“忠二殿下”。此人骄横无礼，仗着干爹的势力到处为非作歹。他非但不服从南汇主将吴建瀛管辖，反而常当着士兵的面凌辱主帅。吴建瀛不堪受辱，决定向清廷投诚。他派城中士绅去淮军大营联络投降事宜。刘铭传、潘鼎新对于军力几倍于己的强敌来降，疑窦丛生，担心其中或许有诈。二人决定派密探进城打探虚实。很快传来了确切的消息：吴建瀛不是诈降。刘、潘喜不自胜，当下决定受降，同时禀报主帅李鸿章。李鸿章接到消息，半信半疑，警告刘铭传不可争功心切，轻信敌人的花言巧语。但又怕话说重了，刘铭传接信后拒降，于是星夜召集刘铭传，具体会商实施步骤及预防办法。经过李鸿章的精心安排，淮军最终顺利接纳了太平天国的降军。淮军规模立即得到壮大，李鸿章将投降的太平军重新编成六个营，让太平军降将继续担任统帅，合称“诚勇六营”。李鸿章趁势猛打穷追，一口气把太平军撵到了浙江。上海浦东一带的敌军被肃清了！李鸿章尝到了招降军队的甜头——唾手即得六营兵力不论，且都是不用训练、能征善战的老兵，决心对太平军采取剿抚并重的策略。李鸿章的下一个目标是苏南的太平军。

这次，他没有等待受降，而是主动诱降。他选择了常熟绅士徐佩瑗作为突破口。为取得常熟太平军主将钱桂仁的信任，徐佩瑗向钱提亲，愿将美丽的寡姐许配于他。当然诱人的不止是徐的寡姐，更有大量的金银珠宝作为嫁妆。钱桂仁贪图美色和金钱，答应了这门亲事。结亲后不久，徐佩瑗展开了策反行动，对钱桂仁说：“太平天国迟早会被清军所灭，为前途计，不如早日投靠李鸿章。”钱桂仁禁不住徐的反复游说和金银贿赂，决心叛变。二人商定，等李秀成来常熟巡视时将其杀掉，然后献城投降。然而李秀成并未按期至常熟，同时淮军也未进攻常熟，钱、徐二人只好静待时机。徐佩瑗派弟弟去淮军大营，向李鸿章详细汇报了策反近况，请求立即出兵攻打常熟。李鸿章令徐佩瑗按兵不动，时机成熟后再相机行事。其实李鸿章心中亦有顾虑，一怕消息走漏会引起大规模战争；二怕钱桂仁部的其他将领反对投降。钱桂仁的副将骆国忠、董正勤、钱寿仁都是安徽人，与李鸿章是同乡。淮军出征前，三人就向李鸿章表示愿献城归降。李鸿章与钱桂仁商定，于十二月初一日起事。不料情况有变，迟迟不露面的忠王李秀成突然在十一月一日返回苏州。钱桂仁心中有鬼，以为事机泄露，以汇报军情为由跑到苏州找李秀成去了。

骆国忠害怕钱桂仁向忠王请赏邀功，将他们出卖，决定提前动手。十一月十六日，骆国忠在中军营安排戏剧，召集诸将看戏。戏演到一半时，早有准备的安徽籍士兵把反对投降的将领全部杀死。常熟城内的大部分太平军官兵都不愿投降。骆国忠整整杀戮了一夜。第二天太阳升起时，常熟城内血流成河。活着的兵将则忙着理发，将前额留的头发剃掉。李鸿章一卒未伤，又白赚了十个营的兵力，同时稳固了上海的安全。

李鸿章连续几次纳降成功，凭借的不仅仅是运气。上海道台吴煦也经常花费重金诱降太平军，结果却总是一厢情愿，花钱还受骗，人财两空。李鸿章的诱降策略之所以屡屡奏效，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李鸿章注意拉拢太平天国中的安徽籍将领，以乡情博得其信任，归顺淮军如同回到故乡；其次，李鸿章本着务实的态度，不单纯进行口头允诺，而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让对方看到斗争下去毫无取胜希望；第三，李鸿章最狡猾的地方是不像吴煦那样先赏以重金。事成之前，李鸿章决不轻易给钱，事成后论功行赏，加官进爵，决不食言。除招降纳叛外，李鸿章还专捡别人不要的“人渣”。提拔重用程学启便是一例。程学启本是太平天国将领，与湘军作战时落败投降了曾国藩。曾国藩一贯主张“血诚”之心，认为降将难当重任；加之程学启全无文化根基，甚至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不符合曾国藩选用儒将的标准，因此一直得不到重用。曾国藩对他甚至没有起码的信任，前线作战给他送军粮时将吊桥放下，运完粮草后赶紧收起吊桥，如同对待敌人一般。程学启憋着气要为曾国藩立得军功，曾国藩对外却再三表示程学启随时会反叛，后悔当初没有斩草除根。李鸿章却看上了这个既为降将又属文盲的粗鲁人。

组建淮军时，李鸿章几次向程学启游说，希望他能跟随自己赶赴上海。程学启不愿落得变来变去的名声，屡次拒绝李鸿章。可李鸿章对“舌头勤打滚”的游说工夫极为擅长，他一方面提及程学启在湘军中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展望其在未来淮军中的光明前景；还不惜声泪俱下地动之以情，说湘军是湘人的军队，湘军将领得势后湖南人鸡犬升天，自己同程一样均为客籍，客籍之人永无出头之日！程学启终于被李鸿章说动，当面表示：“宁当鸡头，不做牛尾。上海固然是死地，但在湘军中苟且偷生，大丈夫还不如一死了之！”李鸿章大喜过望：“你程学启去了，上海就不是死地了！”程学启果然没有辜负李鸿章的期望，至上海后几乎指挥了所有的硬仗，且每战必捷，一时被上海人赞誉为“常胜将军”。从不轻易夸赞他人的郭嵩焘也忍不住称道程学启为人中俊杰。淮军上海首战中，太平军潮水般将淮军团团包围，逐渐收缩包围区。初临战阵的淮军哪见过如此阵势，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程学启弹药用尽后，突然发出响雷般的怒吼，身先士卒用石头砖块投掷敌人。太平军虽久经沙场，却也未曾见过如此勇将。淮军士气大长，一鼓作气打退了太平军的进攻。

曾国藩听说上海大捷的战报后，后悔不迭，懊恼地抱怨道：“我手下的将领怎么就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呢！”他仗着对李鸿章多年的知遇之恩向其索还程学启，这时的李鸿章羽翼日丰，打着痞子腔回道：“这是老师对我的恩赐，感谢老师专门为国家储备了这样好的人才！既然老师将其馈赠于我，就恕我不能完璧归赵喽！”程学启到上海后很快坐定李鸿章之下的淮军第二把交椅，成为淮军中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猛将，好不得意！可惜好运不长，上海果真成为他笑谈中的“死地”。两年后，正当李鸿章在上海立稳脚跟时，程学启在战争中受伤患破伤风不治而亡。死讯传来，李鸿章心痛不已，对众将言道：“吾左臂断矣！”同时致信恩师曾国藩，写道：“您把百年难求的将才恩赐于我，我真的无法完璧归赵了！”李鸿章的另两位爱将刘铭传和刘秉璋，也是痞子气很足的人物。刘铭传最初成名即缘于其十八岁时意气用事杀了本族家长。李鸿章从心底里喜欢他们的这股痞子气。他给他们官做，给他们钱花，给他们名誉和地位，同时对他们处处回护。

迈入官场后，这些人还是匪气不消，经常做出不合官场规矩之举：一会儿把这个县令乱棍打死；一会儿又对那个道台施以笞刑……某日，一道台向李鸿章哭诉：“大清二百多年，从未闻说有鞭打道员之事！”李鸿章淡淡一笑：“官场上是没有，我们现在却身处军中，当然按军法从事，军法中是打得的！”李鸿章公开对部下宣称：“一切小错都不用过问，一切大错都由我李鸿章承担！”

李鸿章在半年之内，同太平军连接三次硬仗，取得了三战三捷！这三次胜利使李鸿章不仅在上海站稳了脚跟，也为他赢得了创建淮军的信心。自大轻傲的李鸿章有一个优点，即能够因地制宜、随时接受他人的正确意见。打退太平军后，李鸿章牢记曾国藩警示之语，丝毫不敢懈怠，立即着手整顿淮军。李鸿章对自己招募的“叫花子兵”和“痞子将领”非常得意，对外宣称：“鄙人的淮军土是土气了一点，但最能打仗！”李鸿章整顿淮军主要集中于武器装备。他不惜血本，将淮军旧式兵器全部弃置，一律改装为新式洋枪和劈山炮，每哨配备6个洋枪小队和2个劈山炮小队。于是，淮军鸟枪换炮，在武器装备上大大超越曾国藩的湘军。淮军队伍也得到迅速扩充，由原先的13营增至79营。淮军的日子一天天好过起来。最高统帅李鸿章因战功升任江苏巡抚，逐步裁撤驻守上海的绿营兵，代之以初具规模的淮军。这样，李鸿章在上海实行有效控制的最后障碍只剩下不肯安分的洋人。英国人华尔率领的洋枪队，在李鸿章初至上海时确实出力不少。但正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淮军更换新式武器后，洋枪队就越来越成为李鸿章的眼中钉、肉中刺。

此时，湘军开始加紧对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南京）的围攻，曾氏兄弟几次来信要求李鸿章施以援手，并指名令程学启部率军增援。李鸿章对曾国藩重新收编程学启部的念头心知肚明，便打发洋人的常胜军前往南京增援。这时常胜军首领已由白齐文代替华尔。李鸿章令白齐文率常胜军主力开赴南京，上海道台吴煦和杨坊负责“督带”。李鸿章此招可谓是一石三鸟，既向老师交差，又将常胜军支走，同时还把吴、杨两个非淮系官员排挤出沪。白齐文见李鸿章把自己派到危险的前线去作战，却难以保障充足军饷，哪里肯服从调动。他拒绝率领常胜军开赴南京。白齐文不敢和李鸿章直接作对，便拿在松江的道台杨坊出气。他跑到杨坊家里，将他毒打一顿，同时将杨府中搜到的四万块洋银抢劫一空。白齐文干了坏事自觉理亏，逃到英国军队中隐匿起来。曾国藩对李鸿章援军未至一事倒不怎么在意，因为他要求增援只是想招回程学启部。至于常胜军，曾国藩说过这么一段话：“常胜军不来南京没什么不好，来了倒没有什么好处！”李鸿章却对白齐文不听调遣、殴打朝廷命官且入室抢劫之事不能容忍。当然，这种棘手之事老奸巨猾的李鸿章不会亲自处理，他令吴煦限期将白氏捉拿归案，要求常胜军转由中国官员接管，外人不得干涉。

英国军队见李鸿章真动了怒，觉得不便为一个白齐文破坏中英两国关系，决定交出白齐文。然英国驻华水师司令迪佛立与白齐文私交甚笃，强硬坚持不肯交出白齐文。李鸿章决心以此为突破口，改组常胜军。李鸿章改组常胜军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削减常胜军的经费，将钱省下来发展淮军；二是收回常胜军兵权。无理也硬三分的英国人当然不会同意李鸿章的改组方案。英国政府任命戈登为新任常胜军统领以取代白齐文。戈登的到来使李鸿章心中着实“咯噔”了一下。他意识到英国绝不会轻易放弃常胜军领导权的险恶用心，不能与其硬碰硬。李鸿章遂托人调查戈登的底细，得知戈登出身于军官世家，对军事地形学和步炮联合作战有精深的研究，性格弱点是爱慕虚荣、贪财。戈登一到中国，便受到李鸿章的热烈欢迎。李鸿章极力称赞戈登的军事才华举世无双，令人钦佩不已，配得上任何高级军官职位。随后李鸿章升任戈登为总兵衔，并赠之以各种锦旗奖章、宝星勋章，其中白花花的银子当然必不可少。李鸿章不断虚心向他请教各种新式兵器的用途和杀伤力等军事专业问题。戈登来中国之前听说李鸿章是一铁腕人物，将前任吓得躲在军舰里不敢出来，早已做好应对的心理准备。

但见到李鸿章后，戈登改变了看法，他在给英国政府发去的公函中极力称赞李鸿章，称其是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为人正直、思想先进，热心发展西方军工业，我们英国政府对他不但不应与之作对，而且应全力帮助支持。

有趣的是，没过多久，戈登公函中的李鸿章就变成了阴险毒辣的小人。戈登发现，常胜军在作战时总被派往最艰苦的前线，且经常为淮军程学启部做马前卒。戈登终于忍无可忍，带领常胜军跑到昆山，扬言不再听从李鸿章调遣。中国总税务司赫德从中英长远利益出发，百般协调，劝说贪财好利的戈登重新回到李鸿章身边。此事引起英国政府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严重挑战，有损帝国尊严。英国政府提出，解散戈登的常胜军，上海防务由驻沪英军承担。李鸿章虽有思想准备，却万万没料到英国会同意解散常胜军。机不可失，李鸿章当即宣布解散常胜军。李鸿章一宣布此消息，英国人倒不满起来。驻华领事巴夏礼发出照会，称解散常胜军一事只有英国公使方可办理，李鸿章无权作出决定。李鸿章深知英国人的脾性，如果错过这次机会，想彻底摆脱常胜军就困难了。李鸿章多方打听，得知只要戈登同意解散并发给常胜军足够的遣散费，就能顺利解散常胜军。李鸿章知戈登一向好名，便以躲在军舰中的白齐文为例，晓以厉害，告诫戈登，人生在世名声最为重要，不要为别人的利益把自己给毁了。同时，李鸿章令丁日昌在最短时间内筹集白银十九万两作为遣散费。

其中，上校级军官和负伤军官每人发四千块洋元，未受伤士兵除多发给一个月的津贴外，还按路途远近发给回家路费。报纸如此评价李鸿章的遣散费：“对于一个像清帝国那样负债累累的政府来说，这笔款项绝不能认为是气度狭小的。”三天后，常胜军全部解散。随后，李鸿章向曾国藩汇报：“常胜军已全部遣散，一切全靠戈登忽然变成了忠直的好人。这并不是学生促使他洗心革面的结果，而是大清兴旺发达的时运好啊！”

淮军在同太平天国、捻军的作战过程中，渐次拥有了完善的兵制、统一的号服、新式的武器，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然淮军的根本性质依然没有变化，即它始终是一支由个人领导的地方军队，其军费、粮饷、士兵津贴均由李鸿章个人筹集，它并不是国家正规军，不能享受国家财政的支持。国家的正规军是打仗时一无是处、衣服光鲜的绿营兵和只会吃喝玩乐的八旗兵。然捻军和太平天国总有被平灭的一天，那时专为镇压农民起事而创立的淮军和湘军该何去何从呢？从太平天国日趋衰微开始，这一问题就摆在了清政府和曾、李师徒二人面前。按照清朝军制惯例，一旦军事行动和战争任务结束，八旗兵返回防地，绿营兵调回原先驻守的村社集镇或城市，临时招募的勇营则就地解散回家。淮军和湘军按理应属最后一种类型。然湘、淮军又不是一般的勇营。敏感的曾国藩最先采取行动，裁撤湘军。他明白，不但是湘军，甚至自己兄弟二人都已成为清廷的心头大患。曾国藩向清廷上书，提及湘军兵员太多，自己难以统帅，请命解散三四万人。十天后，曾国藩又说弟弟曾国荃由于多年打仗，身心俱疲，希望朝廷允准其回家养病，顺便提出继续裁撤湘军两三万人。

一年后，曾国藩又说湘军水师人数太多，应留下一小部分改编为长江水师，剩下的将士可以回家与亲人团聚了。清廷见曾国藩如此“懂事”，自然无可挑剔。曾国藩裁撤了自己的湘军，却一点没有要学生李鸿章效仿自己的意思。聪明的李鸿章也表示：淮军土是土了点，但很好用，淮军随时听候老师的调遣。于是，撤湘留淮计划出台了。此时的湘军已无法同淮军相比。首先，湘军内部将领之间矛盾很大，曾国藩自己都协调不了；其次，湘军日趋腐败，士兵抽大烟、逛窑子、抢掠民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当淮军越来越正规时，湘军倒越来越像地痞流氓，战斗力与淮军已不可同日而语。李鸿章认为，平定内乱只是淮军的当前任务，长久威胁来自于西方。想要打败西方列强，必须首先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