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即赵庄姬。据《左传》记载，鲁成公4年，赵庄姬与其叔父赵婴私通，成公5年春天，赵同、赵括为此把赵婴放逐到齐国，赵婴说∶“有我在，栾氏不敢兴起祸害，放逐我，两位兄长恐怕就要有忧患了！且人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赦免我有什么不好？”赵同、赵括不听，他还是被放逐了。

鲁成公8年（晋景公17年，前583年），赵庄姬由于赵婴被驱逐的缘故，向晋景公诬告赵同、赵括将要作乱，说栾氏、氏可以作证，于是晋侯讨伐赵同、赵括，杀死了他们，赵朔之子赵武（赵文子）由于跟着庄姬养在景公的宫里，所以没有被害，但属于他的土地则赏给了祁奚。后来韩厥对晋侯说∶“赵衰的功勋、赵盾的忠诚，如果竟没有后代来继承，做善事的人恐怕就要害怕了。三代的贤明帝王，都能数百年保持上天给的禄位，难道中间就没有邪僻的君王？只是靠他贤明的祖先得以免祸而已。《周书》说‘不敢侮鳏寡’，这是为了弘扬道德。”于是就立赵武为赵氏的继承人，并归还了属他的土地。这次赵氏几乎覆灭，幸赖韩厥才渡过了这一危机。《史记·赵世家》中的记载更富于戏剧性，说诛讨赵氏在晋景公3年，原因是屠岸贾要作乱，故先铲除赵氏，而当时刚生下不久的赵武赖赵氏门人公孙杵臼、程婴保护方免遭杀害，15岁时由于韩厥向景公建言而得重立。l赵武于鲁成公18年（晋悼公元年）为卿，襄公9年将新军，13年将上军，25年为执政，7年后，于昭公元年卒。其子赵成（赵景子）继立，昭公7年杜预注说他曾为晋中军佐。

其后则是赵成之子赵鞅（赵简子）立，此时晋公室已经削弱，六大卿族之间开始了激烈的争斗，在赵鞅在世期间，他联合知氏、韩氏、魏氏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拥有晋阳、邯郸等强城大邑 。赵鞅有一子叫赵无恤，是出身卑微的翟婢女所生，但赵无恤最有才，据说有一次赵鞅叫他的儿子们去常山寻找他藏的宝物，其他儿子都没找到什么，唯无恤回来说找到了，说从常山上逼临代国，可以占领代。赵鞅结果废了太子伯鲁，另立赵无恤为太子。哀公二十年（晋定公37年）赵鞅死，赵无恤继立，是为赵襄子。赵襄子灭代国。后来在晋出公22年（前453年）又联合韩、魏灭知氏，至此，三家分晋之势已成。赵氏嗣世中甚可注意的几点是∶赵氏中的甚有才能者赵盾、赵无恤均有母系 方面的夷狄血统；赵朔娶成公之女赵庄姬几导致赵氏覆灭，赵庄姬的特殊身份使其难于约束而又能向国君进谗言，但为赵氏日后复兴存一血脉（赵武）又亦是赖此；赵盾的继立人赵朔早死，可能也是上述赵氏之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再次显示血统世袭对于人身的依赖性，一族的生死存亡常常系于一身。⒊与公室的关系赵氏在晋是异姓异氏。曲沃代晋以后，晋献公剿灭“亲以宠逼”

的桓叔、庄伯之族后，解除了来自父、祖辈公族的威胁，又迫使太子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夷吾出逃，并发誓不再畜养群公子，公族衰微，这就为异姓的发展提供了机会。赵夙先以御公车得立，赵衰又以跟随重耳而受赐，皆是以亲近国君而得重用。尤其是赵衰在颠沛流离中长期跟随重耳，更可视为是一种长期的，虽然冒险，但一旦成功也获利最大的政治投资（赵衰在决定是跟随重耳，还是其他公子或晋献公时曾卜过一卦）。在春秋早、中期，君侯还是权力与财富的主要来源，晋国又尤甚。公子重耳出逃时，跟随他的有狐偃（子犯、舅犯）、赵衰、颠颉、魏武子、司空季子。狐偃是重耳的舅舅，最受宠信，是重耳的主要谋士，次之则是赵衰。翟人以二女一嫁重耳、一嫁赵衰亦可显示出赵衰的地位。宋国司马公孙固评论说，晋公子“父事狐偃、师事赵衰”狐偃“惠以有谋”，赵衰“文以忠贞”，li 重耳及其随从在翟国等待机会，呆的时间最久，住了12年之后，经卫国往齐国，后又历经曹、宋、郑、楚到达秦国。鲁僖公23年，有一次秦穆公请重耳赴宴，狐偃对重耳说∶“我比不上赵衰那样善于文辞，让赵衰陪你去吧。”在宴会上，秦穆公先诵咏《采菽》一诗，赵衰立即使重耳“降拜”

，说∶“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有安志，敢不降拜？”赵衰又让公子诵咏《黍苗》，表示欲归及仰赖秦君之意，令秦穆公感叹不已，秦伯诵《鸠飞》，重耳又诵咏了《河水》，表示回晋后要服从秦国，秦穆公再朗诵了《六月》一诗，含有希望重耳将来统治晋国之意，赵衰立即高声赞礼道∶“重耳拜谢秦伯的恩惠！”使公子再次下到台阶上，行“稽首”的大礼，秦穆公表示不敢当，赵衰说∶“你提出将辅佐周天子的使命要重耳担当，重耳怎敢不拜谢你的厚意啊！”正是由于赵衰能“文”，故负责外交，而这次外交可以说是大获成功，不久秦穆公就派军队护送重耳回国即位为晋文公，重耳驱杀了怀公，后又赖秦国之力平定了吕甥等人的叛乱。文公以“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lii 任命赵衰在新得自周天子的原城做原大夫。与狐偃在回国时似有争功之意而与公子重耳盟誓不同，赵衰作为异姓，回国后表现得相当谦让，他在鲁僖公27年晋“作三军”，“谋元帅”时推举了，当文公要使赵衰为卿将下军时，他又推让给栾枝、先轸，当将上军的狐毛死之后，文公要让赵衰代替他，他又让给了先且居。结果文公“以赵衰之故”，在僖公31年改“作五军，使赵衰将新上军”

，liii 晋文公死后又佐中军。赵衰于鲁文公5年去世，赵盾很快就继承乃父，进入了晋国的权力中心。文公6年春天，晋国在夷地阅兵，撤消两个军，让狐射姑统帅中军，赵盾辅佐他，不久又调换中军主帅，赵盾父亲原属下阳处父认为赵盾有才能，支持赵盾做了中军主帅，自此开始，赵盾掌握国政二十余年之久，历经晋襄公、晋灵公、晋成公三世。鲁文公6年，晋襄公死，太子夷皋（即后来的晋灵公）年幼，晋人怕发生祸乱，想改立年长的国君，即改为“兄终弟及”，赵盾主张立文公子，襄公弟，正在秦国为亚卿的公子雍为君，而狐射姑（贾季）主张立文公另一子，正在陈国的公子乐为君，并各自派人去迎接。赵盾派人去杀死了公子乐，而这一段时间太子夷皋之母穆嬴天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哭泣，说∶“舍嫡子不立而到外边去求国君，你们何以处太子？”又抱着太子到赵盾家向他叩头，说∶“如果这孩子成材，我是受你之赐，如不成材，我就唯你是怨！”赵盾和大夫们受其逼，就改变了主意，立太子为晋灵公，反而发兵抵御正送公子雍回晋的秦国军队，赵盾将中军，结果打败了秦军。穆嬴仅以一妇人而迫使赵盾等大夫改变了主意，主要还不是靠她 自己的力量，而是有赖先君之余威和“立子立嫡”

的传统，这些说明当时晋公室力量还很强大。而赵盾以一异姓之卿而握有废立之权，也说明卿大夫地位正在上升。文公14年，赵盾与鲁、宋、郑、卫等国君主一同在新城会盟，又亲率诸侯之师欲护送捷缁回邾国为君；以后赵盾亦多次率军和会盟。但是，晋灵公逐渐长大以后，表现得相当残暴，不听赵盾劝谏，并派武士去暗杀赵盾。鲁宣公2年，晋灵公请赵盾进宫饮酒，又暗伏武士准备在宴席上杀死他。当赵盾及时告退时，灵公唤猛犬追咬赵盾，赵盾在其车右提弥明和倒戈的灵公武士灵辄护卫下脱险之后，正往国外避难却尚未走出国境时，赵盾的同族赵穿杀死了灵公，赵盾于是就返回来了。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说“赵盾身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逃贼”。这之后，赵盾派赵穿往周迎公子黑臀，立以为君，是为晋成公。赵盾以后的事迹不显，但赵氏无疑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晋卿族中握有大权。鲁宣公8年，晋废胥克，使赵朔佐下军，15年，晋侯使赵同献俘于周，赵同甚傲而不敬，刘康叔预言∶“不到十年，赵同将有大难。”成公3年，晋作六军，赵括，赵旃皆为卿。成公8年赵氏遭难，赵朔子赵武因其母为晋成公之女而幸免于难，但赵氏家族甚伤元气。自此有一段时间赵氏不处于晋国权力中心。

直到襄公25年，赵武于范宣子死后才主持国政，此时晋国仍为各国盟主，赵武命令减轻诸侯的贡物而尊崇礼仪，诸侯或有相侵者，则讨伐而使侵夺者归还其所掠地，所以诸侯皆与晋和好。襄公27年又在宋地举行“弭兵”大会，叔向劝赵武让楚国先盟誓，期间宋公设享礼招待晋、楚大夫，以赵武为主宾，郑伯亦设享礼招待赵武，赵武听郑七位大夫赋诗而观其志，此时殆是赵武事业、也是晋国霸业的顶点，此时也是春秋文雅之风最盛的时候，用祁午的话说∶赵武在辅佐晋侯做盟主的七年间，两次会合诸侯，三次会合大夫，使齐国、狄人归服，东方国家安宁，平定秦乱、国不疲乏，民无谤言，只是惧其不能令终而已。昭公元年，赵武死，谥曰“文子”，这是一个准确的谥号，这也不仅是一个人的死，而是一个时代的结束。晋国渐失诸侯，公室开始卑微，政权渐渐落到了强宗大姓手中，就谈不上称霸治理诸侯了。昭公3年，叔向告诉晏婴说，晋之公室，已到季世，“民闻公命，如避寇仇”，公族已尽，“政在家门”，此语虽更象是预告，但确实描绘出了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当赵鞅（赵简子）代表赵氏在晋国重新活跃的时候，晋国俨然已开始步入一个新的时代，在外交上，兵甲之声已越来越盖过弦竹之音，在国内，则各卿族越来越不把君主放在眼里，忙着互相争夺和兼并。定公13年，赵鞅先是在本族内讧，后又与范氏、中行氏相攻伐，三家一起违反了晋国“始祸者死”的君命，后来赵鞅只是被迫杀其家臣董安于了事。到赵鞅联合他族消灭范氏、中行氏时，其实力、财富实际已凌驾于晋侯，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晋国在其国内已率先进入自身的战国时代。总之，赵氏与公室的关系大致是早期赵夙、赵衰以异姓初立，几完全依赖于公室，通过亲近和忠勤而得重用和受赐；中期赵盾虽忠于公室，但由于其家族势力渐趋稳固，赵盾又素以才能著称，所以已经能够参与废立、执掌国命。赵武的才能和功勋却主要是在外交方面，借助于晋国的国力和公室的权威，他成就了春秋时期最为文雅的一段霸业。后来的公室就日渐衰弱了，对赵氏等世族的坐大已难以制约。大致说来，赵衰似“仁者”，赵盾、赵武似“智者”，赵鞅则似“勇者”，时至以力相拼的季世，则自然不是“仁者”而是“勇者”为胜了。

4.与其他世族的关系晋国之重要世族有赵、、范、先、栾、中行、知、魏、韩、狐、胥、程、祁、羊舌、籍等。其中栾氏、狐氏是出自晋国旧宗的公族，韩氏、氏、祁氏、羊舌氏是出自曲沃、桓叔一支的新公族；中行、知、程都是从荀氏分出，荀、魏、籍是与晋公室同姓异氏，完全是异姓异氏的有赵氏、范氏（士氏）、先氏、胥氏等。liv以上诸氏之兴立，可分四期，以栾、韩二氏兴立最早，鲁桓公2年，栾宾为封曲沃桓叔之傅，桓公3年，韩万御戎，此为第一期；赵、魏、范、、狐、羊舌氏之立则都在晋献公年间，此为第二期；晋文公期间则有中行、先、胥氏之立，而赵、狐二氏力量也在此时迅速壮大，此为第三期；最后，鲁宣公至成公年间，则有知氏、祁氏之立，是为第四期。以上诸氏之废亦可分为四期，第一期是鲁文公6年狐射姑因与赵盾冲突而奔狄，宣公13年，先氏以战败被废；第二期是鲁成公17年晋厉公用胥童杀三而被弑，而胥童亦随之被杀，、胥二氏均灭，而栾氏也在襄23年被废；第三期是昭公28年羊舌氏与祁氏被废；第四期是范氏、中行氏于哀公5年奔齐而被废。至春秋左传纪年终（前468年），晋国只剩下赵、韩、魏、知四大卿族（知氏后被三家灭于前453年）。

赵氏与晋国其他世族的关系则颇有一张一弛、一逼一让之势。赵衰甚让，赵盾则已有逼人之势，至赵同等则已相当倨傲，赵氏不久亦罹祸；至赵武则又颇温良恭俭让，赵鞅却咄咄逼人，赵无恤外柔而实刚，颇能“忍耻”，故最后反联合韩、魏而灭了知氏。赵盾于赵衰死后即与狐偃之子狐射姑（贾季）产生矛盾，狐、赵同为文公旧勋，赵盾得阳处父支持而取代狐射姑为中军，两人又在立君问题上发生冲突，狐射姑杀阳处父而后奔狄，狐氏遂废，但赵盾还是派人把狐射姑的妻室送去，以示礼貌，当文公13年中行桓子建议请复狐射姑时，赵盾却没有同意。狐射姑对赵衰、赵盾父子的评价是∶赵衰是“冬日之日”，赵盾是“夏日之日”，杜预注曰∶“冬日可爱，夏日可畏。”lv鲁成公8年赵庄姬之难时，庄姬谮告晋侯赵氏将为乱，栾氏和氏做了不利于赵氏的假证词，使赵氏几乎覆灭，幸赖韩厥得以渡过危机。韩厥小时为赵盾所待养，故此有这份情谊。lvi 后来，赵、韩两家的关系一直相当不错。后来定公13年赵鞅与范氏、中行氏均违君命而行火并，结果范氏、中行氏被逐，赵氏却赖韩魏两家向晋侯请求而得无事。世族之延，固然首先在继承者得人，同时也靠时运。一起一伏常常反而胜过直线上升。“族大多怨”

，常成“怨府”，族大逼君，易为“君仇”，一族发展过速反易招致君主猜疑和他族忌恨，昭子“富半公室”，“家半三军”，氏一氏曾有三卿五大夫，却一朝覆亡；栾怀子好施，“士多归之”，不久却亦及难；范宣子在其盛时畅谈本氏的“死而不朽”，然而范氏隔世亦亡。赵氏的绵延壮大有起有伏，有进有退，结果反而避开了一些最容易招致祸难的时期和事件。赵氏的两次危机都是由内部而起，一次因赵庄姬之谗，一次因邯郸午不肯允诺，而其家臣却甚忠，与季氏家臣颇不同，董安于告赵鞅先备难，后又为防知氏发难、安定赵氏而自尽。各大家族又常联合起来对付公室，晋厉公欲尽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亲信，结果自己反而被弑；后晋六卿为削弱公室，又尽灭晋之宗家祁氏、羊舌氏，把它们的采邑分为十县，各令其子为大夫。在公室大大削弱之后，六大卿族之间的兼并转趋激烈。赵氏以晋阳为后盾，终立于不败之地。赵氏的结局则已为所知，赵转成诸侯后亦是三晋中的最强者，在战国时与强秦抗衡最久最力。总观春秋列国，非公族的发展看来超过公族，随着公族的普遍积弱，非公族却有几家脱颖而出，呈现出趋强之势。公族占优势的鲁、郑、卫、宋到战国时代均已成蕞尔小邦。

而瓜分强晋的三家中，赵、魏二氏均非公族，韩氏也只是桓庄之族的劫余，与异姓的赵氏关系最好，齐国则是由外来的陈氏夺国，这几个由世家转变成的国家还要在战国时代上演二百多年轰轰烈烈的戏剧再告消亡。要未上升为诸侯，要未解体为个人，这就是春秋世族的命运。春秋末年已不存在一定数量的世族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形势。任何一个再高贵的家族，任何一种再优越的血统，也不可能永久占有世间的荣华富贵。毋庸下溯很远，迄至春秋之末，无论公族还是非公族，绝大部分显见已脱不了烟消云散的命运，覆灭之劫，百难逃一，正印证了帕累托（Pareto）“历史是贵族的坟场”的名言。lvii世家大族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而正是时间，是它们本身的延续。即便它们不面临整个世袭社会的覆灭，它们也会被另一些新兴的世家大族所代替或凌驾。然而，在历史上，又确实有一些时代，这些时代由于各种机缘使贵族得以产生或异常活跃，春秋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对这样一些时代，我们又可以说：“历史是贵族的摇篮”或者“时代是贵族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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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春秋社会的世族五、世族的文化世袭社会的文化主要呈现为贵族的文化。假如春秋贵族要面对后人为自己辩护，优雅的文化大概是他们最可能援引的一个理由。贵族文化在春秋时代发展到了一个高峰，而最盛期又在襄、昭年间，随后就渐趋枯萎。周代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而其中“礼”又可以说是一个总名，一个概括。“礼”实际上是一种等级制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从实行者来说，专为贵族所有，即所谓“礼不下庶人”。等级制到处都有，在世界进入现代社会之前，等级制是一种普遍的制度形式。然而，中国古代等级礼制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理想形态含有一种精致、文雅和细腻的意蕴，即孔子所谓“文质彬彬”下的“彬彬有礼”。春秋时代的世家贵族们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这种意蕴。虽然春秋时代的贵族文化，至少在孔子之前的时期，主要并不表现于典籍和艺术品的创造之中，而就表现于他们的言行之中。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呤讽咏，俨然就象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人格和德性。

传统社会是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lviii 所以，我们下面要联系人来观察那时的几种主要文化活动，例如“赋诗”以赵文子，“观乐”以季札，“有辞”以子产，“有言”以几个集体参加的场合，所系的时间主要在赵文子执政的八年（襄公25年—昭公元年）。那几年正是贵族文化奏出自己的华彩乐章的时期，也是世家大族的几位顶尖人物最为活跃，并且相当频繁地互相来往的时期。1.赋诗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春秋时代的赋诗现象，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的文献，且迄今仍不断有研究这一现象的著作陆续发表。lix 何为“赋诗”？我们观察“赋”字在《左传》中的用法，“赋”字共104见，其中与诗有关的79见。这79次赋诗似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简单说明创作的由来，如隐公3年∶“卫人所为赋《硕人》也”，闵公2年：“郑人为之赋《清人》”，这里的“赋”即“创作”的意思，所赋诗是《诗经》中的诗。第二类则不仅是简单交代这种自我创作，而且还呈现出一种或独处、或面对的创作场景，所作诗亦非《诗经》中的诗，如隐公元年郑伯庄公入隧道见母亲，赋曰“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母出而赋曰∶“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 ！”

，这是面对；又如僖公5年，晋士在晋献公、公子重耳与公子夷吾之间感到无所适从，退而赋曰∶“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这是独自。虽然这种赋诗有时是面对他人，但还是以自我创作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但是，上述两类赋诗仅见5次，且都是出现在春秋初年。所以，我们现在要说的“赋诗”主要是指第三类∶即一种引用已有的他人所作的诗篇（一般都见于现存《诗经》），并且在面对他人的场景中抑扬顿挫地将其呤咏出来的活动。这种赋诗不同于自我创作，自我表达，自我尽兴的赋诗。诗是别人作的，赋诗之意也是希望别人理解自己的心志和感情，而并非是要自我表现和尽兴，所以，这种赋诗总是要面对同等身份、可以交流的他人，它必须要在一个有他人在的场景中发生。也正是由于上述特点，这种赋诗也有别于表演性质的“歌诗”和言谈评论中的“引诗”。“歌诗”一般是由专门的乐工进行，并常伴以舞乐，应当说在艺术形式上肯定会更精致，更好看，但是，“歌诗”之意并不在使表演者自己与观赏者沟通。观者在这种“歌诗”中所欣赏、或者受感动的，并不是作为表演者的那个人，而是所表演的诗篇及表演本身，或者说，他最多会赞扬表演者的技巧，但并不接触到他更深的人格和价值。

因为，作为“歌诗”表演者的乐工，并不具备与观赏者沟通和交流的同等身份，而“赋诗者”与“听赋诗”者则都是同等身份的君侯和卿大夫，他们往往同时既是咏者又是听者，他们此时所渴望的是相互沟通，而不是单纯欣赏。赋诗也不同于“引诗”。“引诗”可以出现在与他人当时的谈话中，也可以是在事后“君子”的评论中，而即便是在当时的谈话中，“引诗”也主要是引用诗句来说明自己的理由，加强自己的论点，如果说有交流，那也是更偏于理性的说服，而非感情的沟通，且“引诗”不拘场合、形式、礼仪，也不具表演性质，不必抑扬顿挫的呤咏。因此，赋诗既是一种讲究身份的交往活动，同时又是一种讲究形式和韵味的艺术活动。作为赋诗者，如何根据场合，根据听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诗篇；如何优雅地将其诵咏出来；作为听者，如何从诗句及其诵咏理解赋诗者的心志和感情并做出得体的反应，如何揖让进退，做出恰当的评价，这些都涉及到一种文化的修养，涉及到一种精微的领悟力和判断力。于是，在这样的场合，最高的权威就常常并不是在场的权位最高者，而是最富文化修养者，此时的臣下，甚至能够根据自己对诗意的理解，而命令自己的君主作出某些反应。

例如，前述僖公23年，赵衰听了秦穆公的赋诗之后，立即命自己的主人公子重耳降拜；又如襄公26年，叔向听完齐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