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代形式的立宪政府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lxxxiv我们将上两条定义与西方学者的论述对照，可以看出∶以上定义基本上反映了西方学者研究封建社会所达致的比较一致或者比较流行的看法，在某些方面又是他们的意见的一个折衷。两个定义都兼顾经济的土地所有权与社会方面的人身依存关系两个方面，注意到“封建制”这个概念宽、狭的不同用法，而官僚制的“中央集权国家”是被看作是在封建解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臣民与君主的关系”不同于“封臣与领主的关系”。我们在将中国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封建社会”

定义与上述定义比较之前，要先提一下张荫麟、瞿同祖两个学者的意见，张荫麟在他的《中国史纲》（上古篇）中这样写道∶“‘封建’一词常被滥用，严格地说，封建的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是封建社会”，并且，“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社会。”lxxxv 张荫麟的这一界说主要是从社会组织着眼的，它强调了在统治者这一方面的政治与经济功能的合一和权力分散的宝塔型等级，在农民方面，则强调了一种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而无土地所有权的特殊的土地关系。这一定义应当说与西方的定义相去不远。瞿同祖在引述了西方Maine、P．Vimogradoft、G．Adams、M．Bloch对封建社会的解释之后，认为“封建社会”的含义归纳起来不外两点∶第一是土地所有权的有无，这是基本的特征，有土地则为地主，否则即为农民，第二是主人与农民的相互关系，这是中心组织。

“更简要而言之，封建社会只是以土地组织为中心而确定权利义务间关系的阶级社会而已”。lxxxvi 这一定义显然比张荫麟的定义要更为强调土地所有权及由此而确定的阶级关系，可视为在西方定义与流行的中国定义之间的一个中间性质的定义。下面是1979年大陆新版《辞海》所给出的“封建制度”一词的标准定义（“封建主义”、“封建社会”均参见此条）∶“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度瓦解的基础上产生。在封建制度下，封建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农民（或农奴）完全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他们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下，耕种地主的土地，对地主阶级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向农民收取地租。与奴隶制比较，农民由于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收成好坏同本身利益有一定联系，因而对生产有一定的兴趣，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基本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封建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主要是以等级制为特点的封建制国家。

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地主阶级思想，它以维护封建剥削和等级制、宣扬封建道德为特征。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历史上不断起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封建制度经过资产阶级革命而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一般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并和封建势力相勾结，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最后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lxxxvii以上定义不仅在意思上，而且在文字上也明显脱胎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的论断。在这一定义中∶土地占有权完全占据了中心的位置；社会的宝塔型等级和人身依附关系不再被强调，地主与农民两大阶级的关系被视作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农民被判断为是“完全没有土地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

；在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中，只有单方面的权利——地主对农民的权利和单方面的义务——农民对地主的义务，其中经济“剥削”又是最基本的。lxxxviii 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语焉不详，实际上，这种对地主的“人身依附”最后常常被解释为是对土地的依附，例如∶《现代汉语词典》在“封建社会”词条中解释说∶“农民可以有自己的个体经济，但终身依附土地，实际仍无人身自由。”lxxxix 而这种农民由于无法去经营工、商业而不得不紧紧附着于土地，显然有别于西方那种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总的看来，如果可以说西方“封建制度”的概念主要是一个社会政治（最初尤其是法律）的范畴的话，中国的“封建社会”的概念则主要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范畴。并且，在这一经济范畴中，土地所有权也不再是西方中世纪存在的那种特殊的层层“封土”的土地占有制，而是一种相当广泛和平面的土地占有制，但在这一平面上，存在着一条庞大的、把地主与农民截然两分的鸿沟。梁漱溟对这种强调“地租剥削”即构成“封建制”

的观点曾表示过反对，他引述米诺贾托夫的话说∶封建制，就在于其政治关系之地域色彩，和土地关系之政治色彩，亦即政治上是分裂，经济上有强制（由于存在着人身依附关系）。梁漱溟认为∶“简单说，封建是以土地所有者加于其耕作者之一种超经济地强制性剥削为其要点。他如经济上之不出乎自然经济，社会上之表见身分隶属关系，政治上之星罗棋布的大小单位，意识上之不免宗教迷信等等，大抵皆与此要点天然相联带者。”xc 他据此认为，从邹平、定县等华北农村所见，大多数农民自己有地，农村并无超经济地强制性剥削，即便有少数佃农雇农，所受剥削也是如同近代工人一样是经济的，而非超经济的；至于农民附着于土地，似不能径以地少人稠，另外又乏出路（工商业），即作束缚于土地看（当然更不是农民无人身自由），因而所谓强制性剥削，又须打一拆扣。再就是农民可由选举制上进，这些都说明中国自战国以来已从封建制解脱，而不再是封建社会。xci 梁漱溟所论指出了重要的一点∶即“封建”必然与某种超经济或非经济的因素——如政治的、法律的因素有关，即使承认有“剥削”，这种“剥削”也与资本主义的自由契约式的“剥削”

不易分别，若仅以同一种剥削一是用于自然农业经济，另一是用于近代工业经济来区分“封建制”与“资本制”，又与“封建制”的原义相差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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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封建社会”的概念 　四、西方学者论“中国的封建社会”韦伯（Max Weber）仅仅把中国先秦称为“封建社会”，秦统一后至清代的中国社会，他则称之为“家产官僚制”（世袭君主下的官僚制）社会。xcii 韦伯认为先秦以前的中国与西方很相似，“我们愈往上追溯历史，就愈能发现中国人及其文化与西方人及其文化有种种相似之处。古代的民间信仰，古代的隐士，诗经中最古老的诗歌，古代的战斗君主，哲学派别的对立，封建制度，还有战国时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所有这些儒教中国特有的素质，都与我们西方的现象非常相近。”xciii这与梁漱溟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不谋而合。中、西所走的根本道路之分，是从战国才开始明确显现，中、西文化的类型之分，是从秦统一才渐渐定型的。韦伯认为，秦朝官员俸禄制的建立意味着封建主义的全面废除，秦始皇建立了一个根据功绩与皇恩晋升的严格官僚制秩序，任何官职的提升都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有助于此种官僚体制的“民主化”的，是独裁君主与平民阶层为对抗贵族等级所结成的行之有效的天然联盟，事实上，新的皇权是借助平民力量战胜封建势力的。xciv而中国的“世袭君主制”

（家产制），“为了防止封建等级制的复辟，亦即防止官吏从中央集权中独立出去，采取了一套举世闻名、成效卓著的办法；实行科举，以教育资格而不是出身或世袭的等级来授与官职，这对中国的行政和文化都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xcv我们观察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历史，注意到中国与西方之异的一个主要之点是∶西方自封建社会解体而建立起来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与在社会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密切配合，很快步入一个工业化和列国争强的时代；也就是说，西方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过渡期很短，甚至可以说是紧密衔接的。而中国则不然，自严格意义上的封建社会解体，秦汉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国家以来，却经过了漫长的、独立的发展和演变，直到被西方列强敲开国门，才不得不蹒跚地走上向西方之路靠近的工业化（或“现代化”）之路。而对这两者之间的漫长的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我们实际上很难说它仅仅是一个过渡期的社会，或者笼统地以舶来的“封建社会”称呼它，这样未免太受西方文化类型的影响，单纯从西方社会的划分来观察中国社会。若从中国自己的历史特点观察，这漫长的两千多年实际上是自成一个体系，自成一个社会，自有其进退，自有其动力，所谓“长期停滞”

，所谓“不见社会变革”、“不见社会进步”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西方观点，或者说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观点”的影响。而在中国这一特殊和漫长的社会历史形态中，正如韦伯所言，选举制度显然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美国学者德克·布迪（Derk Bodde）在五十年代曾有一文专论中国的封建制。他认为∶近年来用“封建的”或“封建主义”的词指称近代以前的中国甚为流行，其立论的根据是经济的而非政治的。中国近代以前社会的农民大多是小自耕农，除了当兵和为匪几乎没有别的选择，“这样一个社会显然是前资本主义的，但又不可能被称之为奴隶社会（因为它的实际的奴隶相当少），所以论证就走到了这一步，除了用‘封建’一词怎么可能称谓它？”xcvi 还有些学者如魏特夫（ K．Wittfogel）则不仅否认先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也否认周代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他把中国历代社会一概称之为“水利社会”或“专制社会”。xcvii Eberhard 则称中国古代社会为“gentry（绅士）社会”。

在布迪看来，以上观点都忽略了封建主义的政治方面，中国大多数王朝都是中央帝国，有一个食俸禄的官僚阶层，这阶层是任命的，非贵族、非世袭，大多是通过著名的考试制度进入的。因此，从严格的政治观点看，只有两个时代是“封建的”或“准封建的”（quasi-feudal），一是约公元前1122-前256年的周代，一是公元221-589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时代）。布迪认为∶“封建社会”的静态标准（static criteria）主要有∶主从关系（这最重要）、私人地方政府、世袭、以分封换取服役的土地系统，规定主人对农民的权利、私家军队等；而“封建社会”的动力标准（dynamic criteria）主要有∶前一个帝国的瓦解、蛮族入侵、政治统一超过经济统一、中央权威的衰落、军事技术被一个特殊集团垄断、一个普遍宗教的存在使封建时代成为“信仰时代”等等。中国的周代较好地满足了上述“封建社会”的静态标准，而分裂时代则较好地满足了“封建社会”的动力标准。

“换言之，周代虽然产生了一个真正的封建体系，它看来却是通过相当不同于其他地方封建体系的动力而达致这种状况的；而分裂时代虽然各项条件很有利，却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封建体系。”xcviii费正清(J．Fairbank）的观点可能更典型地代表了大多数美国的中国学学者的观点。他说∶“首先，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般同意，士绅并非仅仅是一个封建地主阶级，因为中国社会并没有组成任何可以称之为封建制度的体制，除非是可能在公元前221年以前。‘封建’这个词也许仍然是个贬斥的字眼，但这个西方述语用于中国，价值很少。例如，封建主义这个词就其用于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来说，所包含的主要特点是同土地密不可分。中世纪的农奴是束缚的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而中国农民则无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可自由出卖或购进土地（如果他有钱的话）。……“中国的士绅只能按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意义来理解，因为他们是同拥有地产和官职的情况相联系的。根据中国的传统说法，狭义的士绅地位限于那些通常通过考试（有时通过举荐或捐钱买取）取得功名的个人。

这个定义的好处是显得具体，甚至可以用数量来表示——这种狭义的士绅的是名列官榜，具有科举功名地位的人，而不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如何，特别是不取决于是否占有田地，因为那是很难从历史记载中确定其数量的。”xcix 费正清建议从经济（地产）与政治（官职）的双重意义，而不是仅仅从经济（地产）决定一切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的士绅，但他可能低估了文化（选举）的意义。我们也许应该更恰当地把士绅视为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三位一体”，而且，文化在精英地位的取得方面起着一种关键的作用。即使是代表着某种“暴烈思想”的复归的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他在他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中，也不同意把中国进入近代时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虽然他相当重视土地占有关系的政治含义。他说∶“无论如何，使用‘封建主义’并没有使用‘官僚主义’来得更贴切。在帝国制度下的中国，并不存在一套分封系统。唯一赐给军事部门的土地也是有限的。然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强调地主所有制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总之，在我看来，西方学者竭力否定土地所有者与政权的联系，而马克思主义者则竭力确认这种联系。”

c 可以肯定的是，有一批富有的地主是没有文化的，而有一批有文化学识的人却没有地产，但是，维持秩序，保障地主财产，确保正常收租，却正是政府官僚机构的任务。加上人口的过剩，就使地主能在更大的程度上榨取农民。“到这里，我们已接近了问题的实质。中国的地主——佃户的关系只是一种政治工具，它旨在榨取农民的经济剩余，并使之转化为令人心旷神怡的文明形态。”ci但不管如何估计中国的土地所有制的政治含义，我们现在还是需要回到这一问题∶即中国一直延续到明清的土地所有制是否封建制？威廉·罗（William Rowe ）谈到∶西方大多数人对中国土地问题所持的印象，是得之于约翰·巴克，Ｒ·托尼和费孝通等在二、三十年代的报告。这种印象可以具体简化为下面几点∶⑴自耕农家庭作为农业劳动的基础，独立决定选种、预算和劳动分配等事务；⑵生产的目的是为了生存，但有大量产品投入市场；⑶聚居乡村生活，也有零星分散的居住地；⑷耕种者拥有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得到认可，并且非常普遍，但要付高额的租佃税；⑸通常把土地划分为小块，租给小家庭的佃农。许多人把这种制度看成是剥削性的，但它几乎不可能意味着封建主义。

然而，许多历史学家，特别是中国和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仍把共产党中国以前的这种土地制度描绘成封建制度。cii威廉·罗指出大多数历史学家承认在中国历史上或多或少地出现过封建社会，分歧在于确定“封建制度”这一定义的依据。一般说来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西方和中国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都认为，中国大约在公元前三世纪秦帝国建立时脱离了封建制，这一观点的核心是，强调中华帝国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国家，完全缺乏欧洲和日本封建制下的诸侯约束制度。日本京都学派的学者持第二种观点，他们依据比较宽泛的社会政治标准，认为封建主义在唐宋时期随着贵族的消失和科举制度的完全建立而结束。然而，持第三种和第四种观点的人，否认中华帝国晚期缺乏封建的政治上层建筑，他们的观点主要以经济组织为依据。其中东京学派内的不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持第三种观点，他们看到，随着庄园经济的崩溃和16世纪到18世纪间奴隶契约制的消失，封建制度宣告灭亡。自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是持最后的第四种观点，这种观点直接来源于中华民国时期关于革命战略的争论，在中国的左派学术圈内，这一权力和策略之争反映在20年代末期的社会史大论战之中。

ciii至此，我们的叙述正好又回到了本章的开头，与我们开始提出的“流行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概念是如何产生的”问题衔接上了。本文的目的主要是解释性的，并不是要径直否定“封建社会”概念在中国的扩大用法，而主要是想展示这一概念的由来、论定、理论依据、与中国革命的不解之缘、与西方同一概念的比较等等，至于用“封建社会”这一概念来概括自古代以来一直延续到近代的中国社会是否合适，本文只是提出了一些疑问，明确的论断尚非本文所能及。无论如何，到现在为止，我们至少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封建社会”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来龙去脉。i 梁启超∶“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收在《饮冰室合集》 第一册，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7页。

ii [英]甄克思∶《社会通诠》，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新版，“译者序”，又见第15-16页严复按语∶“夫支那固宗法之社会而渐入于军国者，综而核之，宗法居其七，而军国居其三。姑存此说于此，而俟后之君子杨榷焉。”

iii 我曾查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郭嵩涛、曾纪泽等出使欧洲日记，未发现有关西方封建社会的记述，仅在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中，找到黄遵宪1878-79年间在日本写的“氏族”、“官制”诗注中有关于日本封建及变为郡县的记载，而上世纪末的译著今天又颇难找到。

iv 1929年，还出版了下列有关著作∶熊得山∶《中国社会史研究》，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版；吕思勉∶《中国国体制度小史》、《中国宗族制度小史》、《中国政体制度小史》、《中国婚姻制度小史》，均为上海中山书店1929年版，吕氏此四书以前曾编入《政治经济掌故讲义》，后加以增订，改称为《中国社会史》，到1985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时将其易名为《中国制度史》，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因该书主要还是制度史而非社会史的研究。

v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1月初版，1929年3月再版，第1页。

vi 同上书，第264页。我们于此已相当接近了后来“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著名比喻，但这并不是说后者来源于前者，而是说这些认识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是当时革命时代人们的共识，而这些共识的明确又是论战各方共同积累，慢慢达到的。至于后来被大大渲染了的各方的“分野”和“对立”更多地是政治派别的“分野”和“对立”，而不是真正学术观点上的“分野”和“对立”。

vii 王礼锡∶“中国社会形态发展史中之谜的时代”，载∶《读书杂志》1932年第2卷，第7、8期。

viii 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上海∶新生命书局1929年版，第50、190、247页。于此我们又发现这些观点相当接近于“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著名论断，在此之前，1928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也认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据威廉·Ｔ·罗（Ｒowe）的研究，是列宁在1912年最早将“半封建”一词用于中国，八年后，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使用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概念，见罗∶“近代中国史的研究方法”，收在∶《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06-308页。

ix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初版，收在∶《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9页。

x 同上书，第6页。

xi 同上书，第28页。

xii 同上书，第154-1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