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而把其下限划到唐末五代，封建社会或“发达”的封建社会又变得相当之短了。这些看法应该说是还是有相当史实为依据的，从魏晋到唐末五代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可以自成一个历史单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公式”或者说一个时代的“范型”的强烈影响∶比方说，纯从经济上定义一个社会，在封建社会之前必然是一个奴隶社会，在封建社会之后必然是往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等等。

不过，当陶希圣后来在北京做《战国至清国社会史略》的演讲时，他又暂时避开了公式概念，把这一时期的历史仅从时间上笼统分作三段∶1.古代社会（公元前5世纪至后三世纪）；2.中世纪社会（公元3世纪至九世纪）；3.近世社会（公元十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xxii王礼锡把自秦代至鸦片战争以前这一段历史看作是中国社会形态发展中的“一段谜的时代”，但他又和胡秋原一样，倾向于认为在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是“一段专制主义时期的存在”，这有混淆政治概念与社会概念之嫌。xxiii 另外，李季认为，中国封建制度是始于周初而终于周未的，自秦至清未则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时代”，xxiv 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杜畏之、梅思平、陈邦国等等，虽然他们用的名称不一。xxv这场论战虽然刺激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史的兴趣，深化了某些问题，但本身并没有达致某一概念的论定或者观点的统一，这大概也是几乎一切尚属比较正常的思想学术讨论自然的直接结果。在某一时期里，一种思想占上风，或者一个概念被论定自有其特殊的原因、途径和作用方式。换言之，决定了大陆后来几代人对中国历史的思维模式的“封建社会”

的概念，并不是在上海的阁楼上，而是在延安的窑洞里敲定的。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自然起了一种特别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1926年3月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首先把社会分析置于一种革命战略的地位∶即要团结我们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但这篇文章主要是对现实阶级状况的分析，尚未提出“封建社会”的概念。xxvi 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认为，农民运动“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倒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毛泽东并把封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概括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xxvii 但是，此文也没有正式提出“封建社会”或“半封建社会”的概念。“封建社会”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和系统说明，首见于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第一章“中国社会”。这一章是由当时在延安的“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同志修改的”。

xxviii 该文认为∶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来，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中国封建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以下四个主要特点∶1.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2.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3.不但地主、贵族和皇室依靠剥削农民的地租生活，而且地主阶级的国家还强迫农民交纳贡税和从事无偿劳役，去养活国家官吏和军队。4.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秦统一中国以后则是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在某种程度上仍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所造成的农民的极端贫穷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几千年在经济上和社会生活上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就还是要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为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封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就基本上仍然延续下来。这种情况直到近百年来才发生了新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xxix 不久，毛泽东又在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中重申了“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其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观点。xxx比较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论断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处在马克思主义强烈影响下的社会科学界在解释中国历史方面的成果，也反映了那一动员和革命的时代的人们的一些基本共识，再加上毛泽东所处的特殊地位，随着1949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他的这些话自然就成为定论和“最高指示”，变为一种广泛流行、妇孺皆知的常识。毛泽东的论断也决定了1949年以后三十多年中国大陆史学理论研讨的基本走向。

xxxi 其中最重要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古史分期∶主要是中国何时脱离奴隶社会而进入了封建社会，从1949到1979年，这方面公开发表的论著有500多篇（部）。xxxii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从1931-1982年10月，发表的论著也已在200种以上，其中大部份是在建国后发表的。xxxiii 史学界以“延至晚清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为确凿无疑的前提，这些论断也贯穿在各种历史教材中，为一代代（包括今天）的大、中、小学的学生们诵读。回顾“封建社会”概念在本世纪演变的历史，我们看到，“封建”一词已脱离了原来古代的蕴涵而被赋予了新义∶它不再只是一个政治制度的范畴，而主要是一个社会经济的范畴；它也不再只是一件往事，而仍然是一种现实。“封建社会”概念的提出和讨论，标志着把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理论结合起来的首次认真的尝试。在30年代参加中国社会史讨论的学者们可能自身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做的工作和年鉴派史学家30年代在法国所做的工作有着某种类似性，例如注意全体、探讨“总体的历史”、注重“长时段”

、重视社会经济的因素、重视下层社会的历史、带着问题研究历史、以古论今、以今论古、不满于传统的记诵史学和考证史学等等。但是，由于学者们缺乏比较纯粹的学术定位和一般方法论的兴趣，强烈的现实需求又导致试图以一种社会理论来全面彻底地解决社会问题的倾向，再加上战争的打断，所以，他们所取得的成果仍然很有限，史学与社会科学尚未真正地结合起来，更谈不上形成一种持久的趋势。当时的史学主流——无论是传统的记诵派，还是新起的科学考证派、疑古派，都不太理会这些争论。所以，这些讨论给人的印象是∶一群社会科学工作者贸然地闯入了历史园地而又很快地呼啸而去。虽然还有一些个别的耕耘者如瞿同祖等，但却显得形单影只。xxxiv 但是，我们却决不可低估这些讨论对于社会，尤其是青年的巨大影响。xxxv指出一个制约着这些现象的时代的原因也许是不无益处的。当时，这些学者对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和讨论是处在一次革命高潮刚刚过去之后的“苦恼期”（何干之语），或者说，是对于1927年大革命经验的“回想时期”（王宜昌语）。王礼锡在其所编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第一辑的“第三版卷头言”

中写道∶“现在是盲目的革命已经碰壁，而革命的潜力不可以消泯于暴力的镇压之下，正需要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导正确的革命的新途径的时候。”而“要探索革命的正确前途，有一个先决问题应当解答∶‘中国社会已经走上了一个什么阶段？’”xxxvi 何干之写道∶“过去我们做了什么，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但是为了回答这些疑问，就非先彻底认清现代中国社会，彻底清算过去中国社会不可。”xxxvii 而毛泽东对这一点说得还要明白∶“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根据。”xxxviii所以，史学与社会理论的结合就实际成为与一种革命理论的结合，“问题史学”实际就成为“行动史学”、“革命史学”。革命理论与当前现实的紧密结合就导致了对历史大刀阔斧的重新解释和根本改造。钱穆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中，曾把近代中国的史学分为传统派（记诵派）、革新派（宣传派）、科学派（考订派）三类，并把“革新派史学”分为主张“政治革命”、主张“文化革命”、主张“经济革命”

的三期，他如此评价这一派史学说∶“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虽然，‘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xxxix 钱穆并且不同意中国自周秦以来的社会是“封建社会”，他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以学术言，自先秦儒、墨唱始，学术流于民间，既不为贵族世家所独擅，又不为宗教宗庙所专有。平民社会传播学术之机会，既易且广，而学业既为从政之阶梯，白衣卿相，自秦以来即尔。既无特殊之贵族阶级，是亦不足以言‘封建’。若就经济情况而论，中国虽称以农立国，然工商业之发展，战国、秦、汉以来，已有可观。惟在上者不断加以节制，不使有甚贫，甚富之判。……则佃户之卖田纳租于田主，亦一种经济契约之关系，不得目田主为贵族、为封君，目佃户为农奴、为私属。土地既非采邑，即难以‘封建’相拟。然若谓中国乃资本主义之社会，则又未是。”

钱穆还进一步对西方划分社会的公式提出了疑义∶“然则中国已往政制，尽可有君主，无立宪，而非专制。中国已往社会，亦尽可非封建，非工商，而自成一格。何以必削足设履，谓人类历史演变，万逃不出西方学者此等分类之外？”xl 但此等史学家的异议，随着1949年大陆的易帜自然是席卷而去。上一页｜回目录｜下一页返回首页〉学术简历〉讲授课程〉招研计划〉学术著述〉散文杂著〉翻译著作二、中国各期“封建社会”说的理论依据学术著作-伦理学 伦理学 社会史 人生哲学 返回首页〉学术简历〉讲授课程〉招研计划〉学术著述〉散文杂著〉翻译著作 　 　 《世袭社会》 《选举社会》

第二章 “封建社会”的概念 　　二、各期“封建社会”说的理论依据“封建社会”的概念在本世纪中叶基本论定之后，遗下的就主要是古史分期和封建社会为何在中国长期延续的问题了。所以，1949年以后，有关中国古史分期的讨论一直比较热烈，甚至在学术荒芜的“文革”期间，也曾发表过郭沫若的一篇文章。xli而古史分期问题，严格地说来，就只是中国什么时候脱离奴隶社会而进入封建社会的问题，亦即封建社会的上限问题。依照对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的不同回答，可以大致分出“西周封建说”、“春秋封建说”、“战国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魏晋封建说”和“东晋封建说”九种，也就是说，自西周到东晋，每一个朝代（或有明确标志的时代）都有主之者，意见如此纷纭，且又迄无定论，主要并不是史实的争论，而是标准的问题，各家虽然都接受一个共同的前提——“封建社会”的概念，但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却相当不同，或者说，所据以解释的理论依据不同。下面我们仅考察上述分期说中主要的四家∶1.西周封建说∶主张此说的主要有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杨向奎、徐中舒、王玉哲、王亚南、赵光贤、李埏等。

其理论依据按照范文澜的陈述是∶“一个社会的性质是由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即基本的所有制来决定的。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里给奴隶制度社会封建制度社会规定了定义∶‘在奴隶占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占有生产工作者’；‘在封建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有生产工作者’。根据上述定义（不切实根据这个定义，所说便缺乏可靠性），我们看商周两朝统治者对生产工作者的所有制的不同，可以断言商朝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xlii2.战国封建说。主张此说的主要有郭沫若、白寿彝、吴大琨、杨宽、田昌五等，其理论依据按照郭沫若的陈述是∶“我在写《奴隶制时代》时，是有意识地照着毛主席的指示走路的。那就是抓住在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个主要矛盾，而且特别是地主阶级这个矛盾方面。如果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中，严密意义的地主阶级还不存在，那么那个时期的社会便根本不能是封建社会。“……由于年代的久远和记载的简单，如果单从农民方面来着眼，是容易发生混淆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和封建农奴的区别，往往不很显著。

……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之所以不容易解决，其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古代中国的土地所有制，在殷、周时代是土地国有制。……“……公家为了增加收入，终于被迫打破了公田和私田的区别而一律取税。这是承认臣下所享有的公田索性成为他们的合法私有，而他们所私有的黑田却不能再自由漏税了。这便导致了井田制的破坏，也便导致了奴隶制的灭亡。《春秋》在鲁宣公十五年（前五九四年）有“初税亩”的记载，虽然仅仅三个字，却含有极其重大的社会变革的历史意义。它表明着中国的地主阶级第一次登上了舞台，第一次被合法承认。……“……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更替之发生在春秋、战国之交，铁的使用更是一个铁的证据。”xliii3.两汉封建说。主张此说的在五十年代有侯外庐，近年有赵锡元。其理论依据按照侯外庐的论述是∶“……真正作为分界线以区别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志，应该从固定形式的法典来着手分析。马克思论到社会变革的绝对分期年代，都是依据一种法典为标志。……“问题的关键在于具体分析∶从古代的奴隶制怎样转化而为中世纪的封建制，中国的封建化过程及其特殊的转化路径是采着什么形态。……“著者特别注意中国历史上的秦汉之际。

从大量史实来考察，秦汉的制度和后代的制度，不论从经济、政治、法律以至意识形态那一方面来看，都是近似的，这即是说，秦汉制度为中世纪社会奠定了基础。“我们把中国中世纪封建化的过程划在战国末以至秦汉之际，……然而，秦废‘封建’，为什么又成了封建制社会呢？我们的答复是∶秦废封建的‘封建’二字，为中国古代史的另一个术语，其内容指的是‘宗子维城’的古代城市国家；这里我们所举出的封建制社会，‘封建’这两个字则是立基于自然经济、以农村为出发点的封建所有制形式，译自外文Feudalism，有人也译作封建主义。中外词汇相混，为时已久，我们倒也不必在此来个正名定分，改易译法。”xliv4.魏晋封建说。主张此说的主要有何兹全、王仲荦、王思治、 日知、赵俪生等。按照何兹全的描述，封建社会出现的过程是∶“西周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由部落到国家的转化时期，是早期国家出现的时期。商周两族的关系，是通过征服而建立起来的不平等部落联盟和以此不平等部落联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早期国家。……“春秋战国社会的变化，起自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以农业为基础，出现商业交换。

交换的发展，引出货币、城市的兴起，阶级、贫富的分化，出现商人和知识阶层。“交换的发展，产生了地区间和生产和生活上依存关系，产生大一统思想，产生统一要求。统一国家在此基础上出现。交换促使经济繁荣，也促使社会分裂，阶级分化，贫富分化，矛盾增长，促使小农经济衰落、破产，土地兼并集中，卖儿卖女卖自身。货币问题、土地问题、奴隶问题成为西汉一代显著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汉末魏晋，自由平民逃亡、投靠，奴隶解放，依附关系发展起来。自由平民和奴隶的依附化，依附民、农奴成为魏晋南北朝的主要劳动人民。一个士庶天隔、身分等级复杂的中国典型的封建社会出现。”xlv以上我们都尽量利用各期封建说主要代表的原文来显示他们的观点。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范文澜主要是从社会生产的主体——农民或农奴并不完全被地主所占有来立论；郭沫若则主要是从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地主阶级的是否确立来立论；侯外庐倾向于全面地、尤其是通过国家法典对封建制的最后确认来判定封建社会是否成形，所以他认为到汉武帝时才完成了封建化的过程；何兹全则尤注意从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的转变，以及相应的劳动者身份由自由民和奴隶两极向依附民、农奴的转化。

以上几种观点，按何兹全的意见，“文革”前是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说影响最大，“文革”后则以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影响最大，一般教材、年表现多采用郭沫若的分期法。另外，“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派影响也不小。显然，上述各期封建说都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为依据的，但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依赖他们，又主要依赖于谁却又有不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最熟，xlvi 常直接从原文入手，他主要是依据马克思有关封建主义土地所有权，以及马克思、列宁有关封建主义国家法律规定的等级品位制的论述；何兹全主要依据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有关在封建社会中是农村自然分散的经济与依附关系分别在经济生活与社会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论述；范文澜主要依据的是斯大林给封建制下的定义；而郭沫若则主要引述毛泽东的教导。xlvii在以上侯外庐、何兹全、范文澜、郭沫若四位代表中，侯外庐、何兹全可能最接近也最忠实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原话，从而也最接近一种对西欧封建社会基本特点的概括，所以，侯外庐径直说他所用的“封建”一词就是来自西文的“feudalism”。然而，在上述四种观点中，恰恰是这两种观点影响最小。

而范文澜引以为据的斯大林的定义，可能更多地是根据俄国农奴制概括出来的，斯大林后来名声不佳，中苏又交恶，这一点大概也是范文澜的观点后来影响减弱的一个原因；但范文澜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西周“封建”的古义，所以这一点又可视作其观点初期影响不弱的一个原因。而在这四种观点中，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封建社会”观念较远，最具“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却显然是郭沫若的观点，这一点，我们可以引“文革”以后支持战国封建说最力，同时也是近年来在古史分期说方面用力最勤、论述甚畅的一位学者田昌五的话为证∶“有人可能会问我，象战国封建论那样区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到底有多少根据？我可以明确回答∶根据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xlviii接着，田昌五提供了二条我认为是很重要，并且相当有意思的认为不宜在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时完全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理由∶第一，马克思恩格斯重点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封建制和奴隶制对他们来说都是作为资本主义的前提而研究的，所以，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给我们专门提供一个经过研究的完备的奴隶制形态或封建制形态。

第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源于欧洲（西欧），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就不能不从欧洲找标本，这样就导致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制和奴隶制只是欧洲历史上特定的形态。所以，“我们是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说的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奴隶制形态和封建制形态当作普遍规律套用的。……可是，到了斯大林手上，却把特定民族和国家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形态概括进五种生产方式之中，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明显的如，封建制就是农奴制。自此，人们就把欧洲历史上特定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当作一种模式，与此不合的就贬之为不发达的奴隶制和封建制，得出所谓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论。西周封建论和魏晋封建论都免不了这种模式论的影响。”xlix 田昌五还倾向于认为古希腊罗马的劳动奴隶制是一种奴隶制的不正常的状态，而中国的家庭和宗族奴隶制则较为正常，同样，严格说来，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农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