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何处？那人称已经卖给邻居，郭又用白金十两赎回。这就成了他开山的基本思想武器。因为郑成功是藩王，书中所用的都是王者的口气，郭在开山时不敢完全使用，他于是托人仿原本进行了一定的增删，以资实用，名之曰“海底”，又名“金不换”。从此组织规模大张。

清代传之嘉庆，政治日趋腐败，洪门汉留组织日益壮大起来。1810 年（清嘉庆十五年）福建范如松开了人头山，1818 年四川方安澜开了蓬莱山，1819年四川郭禹钦开了华严山，只是即起即仆，未遗实录。在荩忠山开建后，各省风起云涌，群雄崛起，开山立寨。

清道光末年，洪秀全起义于广西，清廷完全失去了控制力，洪门汉留势力更加发展。只可惜太平军囿于上帝教范围，对洪门不是很支援，以致于潜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但此时荩忠山兄弟已遍布各省，分头反清。如：1825年（清道光五年）云南胡林章开广金山，其部属贵州胡佐臣于1857 年（咸丰七年）开金凤山，接着云南胡云于1866 年（同治五年）开大兴山，背榜下山的袍哥湖南王森万于1889 年（光绪十五年）开宝云山，江西刘家鹏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开飞虎山，江苏李云龙于1894 年（光绪二十年）开东梁山，甘肃杨鸿钧于1895 年（光绪二十一年）开金龙山，同年贺桂林开西凉山，山海关肖松山于1897 年（光绪二十三年）开宝华山，同年浙江何振嬴开终南山，1903 年荩忠山会友华复如于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在云南开紫金山，陕西李明良于1904 年（光绪三十年）开万宝山，甘肃马海秋于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开嘉峪山，山东冯紫电于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开蓬瀛山。

荩忠山的袍哥在四川开山的有：李云龙于1876 年（光绪二年）开青城山，彭立山于1885 年（光绪十一年）开迦龙山，同年彭焕如开飞龙山，颜鼎章开大峨山，胡文翰于1889 年（光绪十五年）开九成山，同年张联第开华阳山，李煜华于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开巍峰山，陈平侯于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开蓬莱山，胡郎秋于1903 年（光绪二十九年）开金华山，同年袁郎溪开宝成山，何金梁于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开九华山，董伯高于1910 年（宣统二年）开西明山，同年黄华成开宝林山。四川各洪门山头因保路案的发生，联合改组为兴汉公光复会。

在辛亥革命中，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富有革命精神，但初期的主要群众基础就是以洪门、青帮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因洪门人粗人多、组织涣散、缺乏组织领导，因此孙中山等人的反清主张就很有号召力，大批洪门兄弟投入革命党。保路案发生后，四川洪门纷纷起义攻击清督赵尔丰。辛亥革命虽以新军为主体，而通信联络、侦谍暗刺、筹款劫杀等秘密活动及起义时冒险发难的敢死队等，大多以洪门兄弟为主。革命后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湖南都督焦达峰、陕西光复军大统领张云山等均为洪门人物。很多革命党人也主动参加洪门，从中宣传主张、策动革命。孙中山也曾参加海外的中国洪门组织。到了民国时期，很多洪门组织开始半公开活动，其山头也因这一场大革命而发生重大变化，除少数能与革命者合作外，大部分流落为没有政治目的、占山霸寨、骚扰百姓的山大王，少数更与反动势力（地方恶势力、大小军阀、失意政客等）相勾结，相互配合，相互利用。如30 年代的“五圣山”，其“香主”是国民党的中将牟廷芳，他利用洪门力量成功地巩固了自己的地盘，并保证了自己在中央政权中的地位。

这一阶段比较活跃的洪门组织有：天龙山复华山大龙山五行山群英山中华山五圣山鑫华山武当山景阳山十龙山飞龙山天目山天寿山九龙山桐柏山大洪山龙会山大同山适洞山栖霞山太极山峪云山大陆山此时，洪门山头组织对内对外，已有“山”、“堂”、“水”、“香”的称谓作为区别，也是各山头秘密文件的标志，如：终南山万寿堂灭清水复明香锦华山仁义堂四海水万福香大洪山抱冰堂长江水一炉香万云山集义堂三江水五湖香

冷眼观势，顿生奇想，军统特务遁入洪门，双花红棍险遭不测，洪门忠义会艰难起步。

本世纪初洪门历史上出现了一个著名人物，这就是葛肇煌。

葛肇煌何许人也，竟能被香港诸多黑帮奉为神明？

葛肇煌系广东河源县人，生于1900 年，在家庭兄弟中排行第三。先世曾在清政府内做过低级武官。历祖以至他的父亲，都精于武术，他家有专治跌打损伤的秘方。到了葛肇煌一代，拳棒他没有学好，但还记得几个跌打秘方。他早年加入国民党军队，1934 年在第九十三师任连长，曾参加追击中国红军长征的行动。1936 年，他任该师的通讯营营长。那时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蒋介石收买了陈的部下余汉谋倒戈，陈被迫下野，而李宗仁、白崇禧的部队尚盘踞广西。蒋介石于是将第九十二师调到广东的西江，准备伺机向广西进击。第九十三师师长是黄埔第一期学生甘丽初，广西人。蒋介石将甘师摆在西江接近广西，是想用政治手段解决和李、白的冲突。不久，蒋与李、白就和解了，蒋仍将由广西人任师长的第九十三师驻防西江。是年12 月，“西安事变”发生，第九十三师才调离广东，葛肇煌也随部队离粤。

葛肇煌身材高大结实，肤色黄黑，额角很低，嘴里镶了几枚金牙，满脸透出一股庸俗气。他见人时，总是满面笑容，说明他能与人相处，在旧社会懂得“捞世界”。

他有一种吹大话而面不改色的本领。1942 年间，葛那时已脱离了第九十三师，参加了军统，在广东缉私处惠阳查缉所任专员。他任此职不久，就被人控告，说他有私贩枪支行为，受到撤职处分。军统局还命令广东站将他扣押，审查他的私贩枪支罪行。后以查无实据，仅关押几个月便将他释放。他在西河坝广州酒家宴请前去安慰他的密友何崇校，当时还有何的内弟同席。何的内弟年轻不懂事，在席上一见葛肇煌，即说：“这位葛专员我认识”，并大声对何说：“葛专员在惠阳收了乡亲们万把块钱，说是能代买到自卫枪支，但收了钱后，总无下文，乡亲们都想追回这笔钱呢！”葛肇煌听了反而泰然自若，毫不介意。他面不改容，仍愉快地招待两人吃完那餐饭，脸皮厚得很。葛讲大话亦能头头是道。在1948 年，一次葛向何自述他的长处，他说：“我自问无所长。我只是善于去拉拢别人，还能说得别人相信，但将人拉来之后，如何去组织他们，我就毫无办法了，这就要靠别人帮助了。正如我能到市场去买菜，但买回来后，如何烹饪成菜席，我就毫无办法了。”

葛出身于旧式的官僚家庭，但性格不古板，做人十分豁达，并不拘泥不化。他有一个女儿，十八九岁，爱扮男装，毫无女孩气，别人总误会是葛的儿子。葛的老婆三嫂对这个女儿不大高兴，而葛肇煌总是支持这个女儿说：“何必那么古板？”葛的好说大话和豁达不拘泥小节的性格，似乎是适合做一个黑社会帮派头子的。葛肇煌在韶关被扣押释放后，军统得知他在第九十三师任通讯营营长时，驻防西江，对西江的情形熟悉，于是在1943 年秋，派他为西江独立行动大队长，命他相机派人潜入日本占领区进行骚扰。1944 年初，葛肇煌将他的大队部设在三水县芦苞镇。这地方当时是日寇尚未骚扰的地方。葛蹲在这个安全地点，并不派人进日占区去骚扰，而是施展他讲大话的“特长”，向上邀功；又凭借军统的背景，去和附近的一带土匪恶霸勾勾搭搭，干违法走私勾当。葛平时爱听人称他“葛大哥”，那时其实葛尚不是洪门帮会中人，他是于1946 年才加入洪门的。1945 年8 月15 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为了防止在日占区附近活动的共产党部队抢先进入大城市，连发三道旨令，命令各地方部队必须遵守政令军令，由国民党正规军统一接收大城市。

他发布通令之后，在华南方面，军统系统的武装——“中美合作所”别动军，首先就不遵守。“别动军”第一纵队的蔡春元支队和汪瑞文支队，就强行开入广州，蔡春元还带着著名土匪谢大傻一起进入广州抢劫绑架，无所不为。这时，葛肇煌尚在三水县西南镇附近。他听到日本投降消息，便极想闯进广州，去发一笔劫收财，但他一来怕日军会阻拦，二来他也接到蒋介石不准任何部队擅进城市的通令，他曾被军统关过，还有所顾忌，踌躇不决。后来他听说“中美合作所”别动军已进入广州，又听到广州日军只警戒守卫他们的营房仓库和日侨居住区，其余地区日军俱不再管。于是葛肇煌的胆子大了，8 月28 日率少数亲信窜进广州。

19广州地区以前不是葛的活动范围，广州情况他还不熟悉。他窜进广州时，广州伪禁烟局所存几万两鸦片和台湾商人的货物，已给别动军先抢劫去了。有些地方，他又不能碰。

葛捞不到什么油水，正在懊丧。有人向他建议，说广州有个洪门组织“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是日伪指使下组织起来的，拥有相当多的会员，会址设在一德路一座三层的大洋楼内。这个巢穴，现在尚无人动它，你葛大哥去接收它，不但可以得到一座洋楼，大批家具，还可以继承这个组织，自己可以掌握起来，将来可以在华南帮会中取得一个地位。葛听了十分高兴，立即行动起来。

“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是广州沦陷后，由汉奸头子李荫南、冯壁峭、郭卫民等，请准日军特务机关长（即联络部长）矢崎勘少二少将组织起来的，由李荫南担任会长。李是广东省伪银行行长，后兼任伪广东省建设厅厅长，冯和郭先后任伪广州市警察局局长。成立后，他们用种种方法诱迫人参加。他们还恢复了过去的机器总工会和下面的各支部，改称为“休憩室”，然后强迫“休憩室”的全部工人参加“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否则要开除原有工作。广州市的轮渡码头工人和马路边的香烟摊主都被强迫入会，所以当时他们自称拥有会员十万。

这个洪门组织，初称为“五洲华侨洪门大同盟”，后来才改用“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名称。内部分总务科，科长林皋；组织科，科长戴曙光；宣传科，科长周真；调查统计科，科长林朝杰，组织相当庞大。

葛肇煌平时爱听别人称他“葛大哥”，他对帮会头子的身份一向羡慕，现在有机会做帮会头子，他觉得十分惬意。于是便带领他的左右心腹，将“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劫收下来。“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原有旧人，大多已逃散或潜匿，未逃散的正在忧虑之间。他们这个组织与伪政权有关，日本投降，一些汉奸正在等待被逮捕的命运，他们不知从后方来的“重庆人员”会如何为难他们。葛肇煌打着抗战人员的旗号，又是军统头目，现在来接管并做他们的“护法”，他们认为合适之极。当时从后方来的人，也不注意或不知道有这个组织，因此葛肇煌劫收得很顺利，不但得到一批家具，而且成为战后广东帮会的一个头子。在日本宣告投降后两个月，即1945 年10 月，军统将它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暂设机构一律裁撤；葛肇煌的西江独立行动大队，也在裁撤之列，葛本人则被调在军统广东站做上校直属通讯员。1946年1 月间，有些军统分子，向军统局局本部检举葛肇煌，控告葛在日本投降时闯进广州，擅自接收“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的会所和大批家具，并且在秘密进行帮会活动。葛犯了擅自接收罪和擅搞秘密团体活动罪，这是军统不允许的。局本部将这案件电令广州站查明具复，听凭处理。

那时原广东站站长郑鹤影已奉调将赴美国接受训练，正在办理出国手续，广东站由何崇校负责。何是认识葛的并有相当交情，有意对葛袒护。何崇校电夏军统局本部，说葛肇煌接收的“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的会所，是向私人租赁来的房屋，每月须交纳租金，不等于接收伪财产，会所内的家具，多已陈旧，数量不多，并不值钱；并向局部建议，说广东一向有洪门三合会组织，这个帮会组织，与其控制在别人手中，不如控制在我们军统人员手中，有时尚可利用，会对我们工作有利，请允许葛参加这个洪门组织，并由他去进行活动。军统局回电批准了这个建议。接着何崇校还调了广东站另一直属通讯员梁达章去做葛的助手，帮助葛去发展他的帮会组织。在军统局未批准之前，葛肇煌担心会受处分，对“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的活动，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自从军统局不对他处分，还批准他可以进行帮会活动之后，他的胆子就壮起来了。

葛肇煌觉得“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这个名称，是日伪时期采用的，如沿用下去会受人讥笑和指责，于是便将这个洪门组织的名称改为“洪门忠义会”，葛自封为会长，并对外宣传，洪门忠义会是他另行建立的，与过去的“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无关。

葛接收“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后，进行会员登记。在改名为忠义会时，何崇校曾向他的助手梁达章询问来登记的旧会员有多少人，梁说尚不到三百人。以前“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向外宣称，他的会员人数是以万计的，当汉奸李荫南、冯壁峭、郭卫民利用权力强迫人入会以便勒索会费时，参加者只是被迫挂一个名，现在葛肇煌不能再用那种强迫人入会的手法，过去被强迫参加的人，当然不愿再来登记。来登记的两百多人，可以说是帮会的忠实分子。

那时葛肇煌已不便再用一德路那座旧会所，他将那座三层大楼交出，改在广州西关宝华正街租赁一所旧式大屋，门牌是十四号，作为忠义会会所，葛过去未参加过洪门，这时（1946 年3 月间）才由一个过去在“五洲华侨洪门西南本部”充当军师的吴一峰，“扎”他为三合会的“双花红棍”。

“扎”是三合会黑话，意即提拔他或颁封他（军师吴一峰是粤剧演员出身，作演员时默默无闻，解放后被逮捕）。“双花红棍”是洪门三合会这一派系中的最高职位，类似另一洪门派系哥佬会中的山主（龙头）。三合会中的职位比较简单，大致分为红棍、纸扇、草鞋三类。红棍是主持人，是当家，是执行者；纸扇是幕僚，是参谋，是秘书；草鞋是外勤，是交通员、联络员、通讯员。三合会中，所有职位都是由会中传斗师扎封的（“斗”与“道”同音，可能由此讹转）。传斗师是一代传给一代的。相传三合会的创始人陈近南，就是第一代传斗师。这个职位是三合会中“清贵”之职，地位很高，但无实权。

葛肇煌建立忠义会后，开始时，并未想利用它来搞什么政治活动，而是想在黑社会中树立个人的地位。他乐于做别人的“大哥”，想利用它来做些包烟庇赌，干些走私讹诈的勾当。1946 年至1949 年这几年，葛在荔枝湾附近另租一屋，作为俱乐部，诱人聚赌，从中抽头。葛既是黑社会分子，又是军统成员。广州警察局的刑警多是军统分子，葛又暗中分些好处给他们，所以他们对葛的聚赌，双眼只开只闭，不予过问。那时在广东掌权的军事方面是“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政治方面是“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罗卓英。罗是陈诚的左右手，这两个人对军统不完全买帐。有人向罗卓英报告，说有个葛肇煌在广州搞帮会活动，并在市区内开设俱乐部赌博。罗准备将葛逮捕。这个消息传到葛肇煌的耳中，他惊慌起来，赶忙逃匿到北郊棠溪村一个性梁的忠义会友家中，躲了半个月。后来得知当时军统（1946 年6 月，军统已改称保密局）广东站负责人向罗卓英说情，向罗解释葛肇煌组织帮会是经军统同意的，并替葛掩饰聚赌行为，说聚赌可能是葛的手下人所为，以后当令葛约束停止，同时，广州行营参谋长甘丽初也支持葛，替葛向罗卓英疏通。

甘丽初任第九十二师长时，葛肇煌是他部下的一个营长，甘有意包庇旧部；而且甘正是葛在西关开设赌博俱乐部的常客之一，自然更要为葛的聚赌开脱。罗卓英和甘丽初曾是同事，罗卓英做入缅远征军总司令时，甘是远征军中的一个军长。现在甘又是广州行营参谋长，同时又是罗的旧部，罗不能不买帐，因此罗想逮捕葛的事，才没有实行。

当上了洪门忠义会的会长，俨然成为广州第一大帮帮主；葛肇煌便开始排挤其他帮派，独霸广州。这时葛肇煌出于自己的利益，甚至敢抑制军统发起组织的“新社会建设协会”。

1946 年8 月间，军统向它所属单位发出一个通令，大意是军统骨干准备参加国大代表的选举，为了竞选，以控制国内帮会组织，要对之加以利用。在上海已成立有“新社会建设协会”筹备处，将来正式成立后便作为控制全国帮会的机构，希各地军统人员，对各地帮会加强联系，吸引他们参加该会。随令还附发“新社会建设协会”发起宣言和章程多份。宣告上列名的发起人，有洪门头子向松坡、青帮头子杜月笙以及军统骨干徐慰冰等十人。显然，这个所谓新建会，实是军统的一个外围机构。

1946 年底和1947 年初，军统陆续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在蒋管区设立新建会各省分会的筹备处。华南方面，在1947 年，军统派张辅邦任新建广东分会筹备处书记，钟可庄为广西分会筹备处书记。张荔浦是广东肇庆人，黄埔四期学生，曾在军统组织的“忠义救国军”内工作过，他虽然参加过洪门，可是与香港的洪门组织毫无渊源。港英政府虽然一面承认洪门在香港存在，但一面又严禁洪门在香港公开活动。张荔浦知道他无法在香港建立新建分会，索性不到香港，只游荡来往于广州肇庆间。钟可庄是广西人，曾做过军统广西站站长。他受派后，在桂林新树起新建会广西分会筹备处的招牌，但遭到广西当局黄旭初的抵制，使他无法活动。张辅邦是广东大埔人，黄埔三期学生，是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复兴社、军统的骨干。曾经短期做过蒋军师长，和罗卓英同乡。他受派后，兴冲冲地跑到广州，请求罗卓英支持，罗也答应。他凭借罗卓英势力，用极低的租金，向广州“敌伪产管理局”租得广州市桨栏路一座四层楼大洋房，将下面三层以高额租金租给商人开设“凯旋酒家”，四楼留作分会筹备处办公之用，另外又与一位军统骨干林郁民合办一个商营的“风行广播电台”；同时还在中山县买下近千亩沙田，转佃给别人，他做“二路地主”。在这方面，他获利不少，表面上他说是拿来补充分会经费，实则放进他的私囊。张辅邦虽然得到省主席罗卓英的支持，可是他的分会工作无进展，原因是他与广东帮会没有渊源，首先是葛肇煌不肯合作。

那时（1947—1948）广东的主要帮会组织，只有葛肇煌的洪门忠义会和骆天一主持的五对山仁文堂在广州的一个分堂（此时，熊社曦、何崇校领导的洪门大洪山，仅在广东境内钦县和小董建立分堂），但葛肇煌对张辅邦始终不合作。新建会是军统发起和支持的，葛肇煌是军统分子，但他不肯对新建会捧场，不以他领导的洪门组织参加新建会，似乎奇怪。其实这是反共派别内部互相勾心斗角的常有之事。1945 年5 月间，一次葛肇煌和何崇校闲谈，他曾向何说：“我可以对你老实坦白地说，我是不准备将忠义会加入新建会的。忠义会是我自己辛辛苦苦搞起来的，（军统）局本部对它未曾有过什么帮助，这几年为了搞忠义会，局本部还曾想将我查办，广东当局也曾经想将我扣留，是得到你们几位朋友的帮助，才替我解围，这与军统局无关。如果我将忠义会加入新建会，他们就会插手进来，可能还会在忠义会内将我排挤掉，我没有这样笨。忠义会不是军统属下的一个组织，军统不能对它直接发号施令，何况新建会对军统局又是相隔一层，所以我对张辅邦只能敷衍。”葛这些话，的确是肺腑之言，何崇校表示赞同。何说：“我同意你的看法。我在广西搞的‘大洪山’，我也不想让它加入新建会。

何况新建会的总会，现在暂不能成立，我们至少要看看风头，待新建会总会成立后，我们再作考虑。”何崇校又说：“忠义会和大洪山都是洪门组织，洪门已存在几百年了，而军统只是现在政府的一个机关，性质根本不同。洪门和军统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何况我们虽然是洪门组织的一个头人，但忠义会和大洪山毕竟不是我们个人的。如果我们把它们完全交给军统属下的新建会控制，这是违背洪门传统的。”

葛肇煌认为何崇校说得极是，当时葛、何二人都想利用军统来掩护他们的洪门组织，却又不愿让军统来控制忠义会和大洪山，而是想把忠义会和大洪山作为自己的私人工具，作为自己的资本。

新建会广东分会筹备处得不到忠义会的支持，肯定不能有所发展，当时在广州的帮会组织，仅有五圣仁文堂下的骆天一分堂和张辅邦稍有接近。骆天一对张的筹备处表示支持，其实也只是想借重张辅邦和葛肇煌对抗。骆天一与人合资在广州上九路开了一家“式式酒家”，他的住宅和分堂便在酒家的后边。分堂人数不多，有些是广州法院和广州宪兵团人员以及广州一些不良法官。自葛肇煌在广州组建忠义会后，由于葛野心勃勃，一心想控制广东境内所有的洪门组织，排斥其他洪门组织在广州活动，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