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末日
9月28日，距德国统一还有6天，我和安德烈她悄悄打点好行装，动身去奥地利。我们持的是真护照，开的也是自己的车。我可不想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违法行为被人抓住，因此出国旅行从来不持假证件。我们像夏末去山区度假的旅游者一样，驾车驶向德奥边界。边防警察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我俩的证件，挥手放行。待车子驶到警察视线之外后我停下车，与安德烈姬紧紧拥抱，好似一对寄宿学校逃学的顽童。
随后的两个月里，我和安德烈哑开车在奥地利乡村转来转去，专拣小旅店或私人出租房间住宿。有时，奥地利左派圈子里的老朋友请我们住在他们家里。我和安德烈娅都没有化装。10月3日我逃离德国的消息传出后，各家报纸的头版经常可以看到我的照片。不消说，旅馆大厅和服务台都摆放着这些报纸。奇怪的是，似乎没人想到我就是这个失踪的“头号通缉犯”。有几次安德烈娅注意到有人仔细打量我，或有人小声惊叹。这种时候，我们便立即转移他处。这段经历极不寻常，既让人提心吊胆，又其乐无穷。说来也怪，我竟有一种返老还童的感觉。不过我深知我俩不可能像美国的邦妮和克莱德这一对年轻罪犯一样永远同警方周旋下去。
我们想再试试能否去以色列，但没有结果。以色列人曾许诺过给我签证，可到了维也纳后又杏无音讯。我不想为了拿到以色列签证在奥地利首都久留，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直到1995年，我才去成以色列。以色列的《晚报》报社邀请我与一批摩萨德的退休官员会面并会见前总理沙米尔）。一天晚上，我和安德烈娅在下榻的一个奥地利村子吃晚饭。望着她那张楚楚动人又忧心忡忡的脸，我意识到眼下只剩下去俄国这一条路了。我当时仍抱有一线希望，戈尔巴乔夫会在他的朋友科尔面前为我们求情。我在奥地利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但一直没有回音。1990年11月，我翻出逃离德国前克格勃在柏林给我的那个秘密电话号码，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个俄国人。我按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告诉他，需要克格勃帮助的时刻已经来临。
两天后，一位俄国代理人在匈牙利边界接上我和安德烈娅，开车横穿匈牙利平原。路上休息了一天，我们一行三人开车经乌克兰驶抵莫斯科。虽然浑身精疲力竭，却有如释重负之感。逃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抵达莫斯科后，舍巴尔申在位于亚塞涅沃的外国情报局总部设宴为我们接风。宾主共同举杯，庆祝我安然脱险。然而席上的气氛却显得颇为拘谨。主人为我没有得到戈尔巴乔夫更多的帮助感到尴尬。老熟人克留奇科夫没有出面见我，只通过费林和苏共中央向我转达了他的问候。这位克格勃首脑告诫我不要回德国。显然，苏联上层内部对我投奔苏联一事内心不无矛盾。一方面，出于过去的情谊，他们感到向我提供庇护义不容辞。另一方面，又不想张扬此事，以免损害与波恩这一更重要的关系。
一向对我有求必应的莫斯科各部门开始给我吃闭门羹。或者说，按照俄国人的惯常做法，对我的请求不置可否。有生以来我还是头一次在苏联受冷遇。为了写这本书，我需要查阅一些旧日的北约文件。这批文件当初还是我手下的间谍搞到的，并由我转交给莫斯科。到头来这批文件我连个影也没看到。当然，俄国人并没有一口回绝我的请求，只是婉转地告诉我说，“出于技术上的原因”，无法拿到当初我亲手交给莫斯科的这批文件。
逗留苏联期间，我竭力为以前的老部下、间谍和我本人寻求政治和法律上的帮助。此外，还走访了青年时代的老朋友，并为撰写一本烹调书收集俄国菜谱。我儿子萨沙当时由安德烈娅与前夫生的女儿照管。他也不时过来看望我们。
一直到1991年8月，我们在莫斯科过得十分惬意。然而我极其思念在德国的家人和同事，渴望回到他们中间。留在苏联意味着隐姓埋名了此一生，与流亡者没什么两样。入夏，苏共中央邀请我和安德烈妞去黑海海滨雅尔塔专供要人住的一栋别墅度假。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也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度假。这是他作为苏联领导人度过的最后一个假日。正是在这里，一个由部分政治局委员组成的代表团不期而至，向戈尔巴乔夫宣布免除他的一切职务。策划这场政变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c克留奇科夫不是我意中的克格勃首脑。可我万万没想到像他这样的聪明人居然会卷入到一次如此拙劣的行动之中。无需是谍报首脑即可一眼看出，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闹剧。政变的失败意味着我已山穷水尽。在此之前，我的律师曾两次找到我，商讨返回德国的时机。做出离开苏联的决定已迫在眉睫。显然，戈尔巴乔夫在台上的日子不多了。叶利钦很快就会大权在握。我根本不指望从他那儿得到任何帮助。
8月底，惊魂未定的戈尔巴乔夫返回克里姆林宫后，我约见了暂时代理克格勃首脑的舍巴尔申。名誉扫地的克留奇科夫这时已被逮捕。舍巴尔申面对形势的骤变显得迷惘不解。苏联国内局势乱成一团。克格勃内分裂成支持和反对政变的两派。这种时候，他自顾尚不暇，哪里还有心思管我？不过兴许他会念及过去共事的旧情，最后一次挽留我？
我向舍巴尔申透露了打算返回德国的想法。他认真听我说完，然后两手一摊，做了个俄国人典型的无可奈何的手势。“米沙，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我们虽是老交情，可眼下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谁料到事情弄成这个样子！愿上帝保佑你吧！”
我和安德烈娅决定返回德国前先在奥地利歇歇脚。一是为了松弛一下过去几周紧绷的神经，二是在这里更便于与我在德国的律师取得联系，为我尽可能不声张地返回德国做好安排。可惜这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苏联人在我离境后发表的一项正式声明中泄露了我的去向。他们倒不是想有意陷害我，而是疏忽大意所致。奥地利警察和谍报机构接到命令，将我逮捕并移交给德国当局。
可我无意让摩拳擦掌等我回国的新闻界这么快就如愿以偿，于是又一次在奥地利同警方玩起了捉迷藏。报界评论员和漫画家先是感到滑稽，随后开始对奥地利当局的无能冷嘲热讽：在自己小小的国家里，居然连一个退休的谍报头子都抓不到。报上天天可以看到有关我的消息。后来简直成了一场闹剧。我和安德烈娅于是来到维也纳，主动到警察局投案自首。奥地利警察客气极了，安排我们在一个避开记者的地方住下。离开德国将近一年后，我在律师的帮助下做好了回国的准备。
德国当局当然不甘心就这样让我悄然无声地回国。我们来到位于拜恩一格梅因的德奥边界后，德国一侧的警察已恭候多时。他们客气地示意我下车，敷衍了事地搜查了行李。一位官员面有难色地解释说，这是为了查看里面是否藏有武器。我的大儿子麦克尔赶到边界为我们送行。我和安德烈娅跨过边界后，被带入一辆奔驰防弹轿车。我们自己的车交给了麦克尔。我坐的车后面跟着另一辆奔驰防弹轿车，里面坐着检察官和我的律师。
德国当局安排我们在距边界不远处的一家旅馆稍事休息，准备了小吃和饮料。检察官在旅馆大厅神情肃穆地向我宣读了逮捕令。随后，我们一行人来到卡尔斯鲁厄最高法院所在地。虽然抵达时间已很晚，检察官还是设法获得法院批准，立即将我下狱。午夜前不久，我被关进了卡尔斯鲁厄监狱里惟-一间上有双重铁栏杆的囚室。11天后，律师把我保了出来。检察官定的保释金高得吓人，而且条件非常苛刻。借助朋友的帮助我才筹到了这笔钱。
我先后两次去莫斯科，并呆了较长的时间。第一次是1990年春天，第二次是从1990年11月一直到我回国。外界谣传说，我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谍报机构的档案材料交给了克格勃。由于这批材料不知去向，人们猜测纷纷。于是有了以上的传言。可惜情报局的制度不允许这样做。东德垮台时，我已退休3年。新局长是我一手挑选的格罗斯曼。他工作勤奋，深受局内年轻人的喜爱。我从未打算退休后继续垂帘听政。格罗斯曼也清楚地表明，他不想受到任何人的牵制。偶尔，他会就我在任时经手的一些活动征求我的意见，但绝大部分时候喜欢自行决定。不过我把办公室的钥匙交给格罗斯曼时特别叮嘱过他一点：万万不可把间谍档案存入电脑光盘。电脑热刚刚兴起的那几年里，局里一些机灵鬼抱怨说，情报局的档案存储系统太笨，使用起来极不方便。我没理他们的茬儿。由于新闻界危言耸听的报道，现在几乎无人不晓，东德国家安全部在档案库里存放的档案长达几英里。我并不否认，东德国家安全机构染上了一种癖好，四处搜集整理本国公民和海外敌人的黑材料。不过我要提醒撰写头条新闻的记者们，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占地如此之大的原因之一是它的电脑化程度极低。中央情报局的档案恐怕不比我们少，不过肯定都储存在电脑软盘或磁带上了。
前面已讲过，我上任不久即建立了一套颇为复杂的相互参照查索系统。按照这套制度，任何人若想从我们档案中确认一个间谍的身份需要了解3至5个（取决于保密程度的大小）互不相关的细节，还要经过保密部门的批准才能阅读三套相互关联的文件。总登记簿里面贮存有间谍（按名字、出生年月日和地点排列）的档案以及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搜集的几十万人的材料。每个处单独保管自己的一批卡片，最多不超过60至100名间谍。每个间谍都有一张卡片，上面记有化名、地址和所属单位，比如他所在的部、公司或其他单位。卡片上从来不写间谍的真实姓名。每个处的这一小摞卡片通常由一名可靠的高级官员保管。局势紧张或爆发战争时，他负责把这摞卡片从国家安全部带到我们的临时总部。任何未经授权的人若想搞清一个间谍的身份需要在浩瀚的文件堆里查来找去。如此明目张胆地试图把间谍的化名与真名对上号的行为必然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倘若把这些分开储存的档案都存入电脑光盘，查找起来就容易多了。现在这种办法虽然费点事，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一些最重要的间谍名字早已印在了我和其他高级官员的脑海里。当年我借助蜘蛛网模式已理清了战后德国各家谍报机构之间的关系。以后每次遇到新名字，可以毫不费力地记住此人属于哪个谍报网，很少有记不清哪个间谍或他的任务是什么的时候。
如果把这类档案储存在电脑里，安全主要靠暗语和不同的保密等级来保障。专家们试图说服我，一个电脑化的存储系统万无一失。每回他们都讲得天花乱坠。然而几周或几个月后，某家报纸却报道说，一个12岁的孩子在自己卧室里以“黑客”手段侵入了军方的电脑网络。我从来不相信电脑。
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的是加密的卡片总索引。查询某一间谍的身份和任务绝对离不开它。这套卡片总索引到了什么地方，我也说不准。东德垮台时，我若仍在位的话，很可能会把它转移到莫斯科。然而我们事先并没有想到国家崩溃时如何处理这批档案。情报局以为，一旦爆发战争，这批档案肯定会被转移到位于柏林市东边格森的战时总司令部里。不过每个处都有自己的紧急藏匿地点。1989年时，如何安置这批档案取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国情报局局长。
俄国人如果拿到这批卡片索引会做多大的文章？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外界纷纷猜测，莫斯科会收下这批间谍，利用他们的知识继续刺探西德的情报。这批人对西德的了解可谓透彻。我对这种说法深表怀疑。换了我是俄国外国情报局首脑的话，我会觉得这批间谍使用起来风险太大。最后几年的风风雨雨清楚地表明，社会大动荡时期，平时显得忠心耿耿的人也会叛变。德国的统一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好似晴天霹雳。每一个人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考验。东德情报局的特工、官员和耳目很难推断。1990年夏天，他们已经看出苏联人对他们的死活漠不关心，莫不义愤填膺。每次情报局的高级官员来我家串门聊天时，必然会提到莫斯科的背信弃义。想当初曾和苏联人在一起于过无数次的杯，如今我们处境危急，他们却在一旁见死不救。
1990年下半年，我从克格勃内部得到消息，存有东德外国情报局高度机密资料的光盘落到了中央情报局手里。中央情报局组织大批人马正在突击解译这批材料。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批档案被转录到了光盘上。此后不久，鲁普和维南德等人相继落网。能够泄露这些人身份的原始材料只能来自我们情报局的卡片总索引，其中包含了有关潜伏在西德的东德间谍的种种细节。
这批材料是从何处搞到的？是不是被转录到了光盘上？80年代初，战争气氛十分浓厚。东德制定了细致的疏散转移计划，甚至还在格森地区修建了一个特殊地下掩体，供我在这里继续指挥手下的间谍，好像爆发核大战后我仍可以通过无线电或其他手段找到他们似的。我觉得这种做法颇为荒唐。这个地下掩体我只去过一次。真的打起核大战来，反正也来不及躲进来。我相信，就在紧张备战的热潮中，所有间谍的登记卡被汇总到一起并存人电脑光盘。是谁下令这样干的，我无从得知。此后，高级官员若想复制含有间谍名单的光盘就容易多了。
我由此推断，一定是情报局内部有人为了得到一大笔钱并免于受到德国当局的起诉出卖了这批资料。不要忘了，东德情报局美国处处长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用100万美元换取这批资料的建议。我之所以觉得这批资料直接落入中央情报局之手，而没有给俄国人的一个原因是，报纸上刊登出了东德谍报机构把这些档案通过克格勃柏林站交给了俄国人的消息。出于各种原因，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不禁怀疑这则消息是有人故意放出的烟雾弹，试图掩饰中央情报局与一名东德谍报官员之间达成的幕后交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一个谍报机构收获最丰的一次。西德人已不再隐瞒，用于起诉10余名东德间谍的证据中，不少是美国人主动提供给他们的。在调查我和其他人时，检察官显然有一个间谍化名名单，并千方百计想知道这些人的真名。例如，情报局的一位前分析员布施1990年受到盘问时告诉检察官，北约总部里有我们的一个人，并说出了他的化名。然而直到1993年夏末鲁普的真名才暴露。此前，德国各家报纸报道说，中央情报局允许德国谍报机构查看它单独保存的一批档案里的名字。
西德人是在位于兰利的中央情报局总部里看到这批名字的。早在两三年前美国人就搞到了这个名单。为什么中央情报局等了这样久才告诉西德人？显然，美国人这一次如此兴师动众决不是为了侦破东德特务。破获的东德间谍不过是顺手牵羊的结果。他们猎取的目标就在美国国内，即找出隐藏在中央情报局内的年复一年泄露美国机密的鼹鼠。他们知道此人就隐伏在自己身边，而且危害极大，可就是查不出他是谁。1990年春天哈撒韦找到我正是为此事而来。
1991年，我们隐藏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内的优秀间谍、身居要职的加比被送上法庭。显然，她被出卖的时间要早得多，当时西德的出价也比后来低得多。她的男友卡尔利施克为求自保将她抛弃，不肯提供对她有利的证词，并公开说，与她继续保持关系没有任何前途可言。卡尔利施克因从事间谍活动被判处有期徒刑。由于他是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民，法院判处缓期执行（所有国间谍罪被判刑的东德人都获缓期执行，只有我一个人例外！）。加比因为是西德人，被当做出卖祖国的叛徒判了6年半徒刑。卡尔利施克获释后，跑到法院对面的一家意大利餐馆大吃大喝了一顿，庆祝自己重获自由。与此同时，与他好了20余年的女友被带到慕尼黑附近的一家女子监狱服刑。显然，卡尔利施克既不忠于女友，也不忠于我们。对他来说，当初干这一行不过是为了谋生。
这一时期背叛事件层出不穷。加比的被捕和判刑是我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加比从监狱里给我写了一封信，对她被东德谍报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出卖而怒不可遏。我对此深感内疚。过去我曾多次向她保障，她的事永远不会泄露出去，而且我们会一直保护她。没想到一个犹大出卖了她。看到她身陷囹圄，又无能为力，我心如刀绞。一想到加比在国室里孤苦伶仃，思念自己的孩子，内心受到自责的煎熬，耳闻目睹西德新闻界肆意歪曲她的动机和行为，我痛苦至极。
我现在惟一能做到的是帮助加比坚强地面对这一切。加比担心昔日我打的保票不过是逢场作戏，目的是说服她为我们工作。如今她真的出事了，我的许诺会变得一钱不值。我给她回了一封信，重申“任何时候我们都没有只把你当作齿轮上的一个齿，或是这场巨变中的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在这场大变动中，我们大家或多或少都深受其害。这一切在信上是很难讲清的。我自认为很了解你，但我俩的经历毕竟太不一样了，尤其是最近几年。不过共同的命运却把我俩连结在一起。我的安慰决不是敷衍你的陈词滥调，而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
我与加比恢复了通信，彼此互相鼓励。她常常给我打电话并表示，通过与我的交往，她有了正视过去的勇气。加比还积极参加了一个争取尽早结束对其他东德间谍的起诉的团体。这些间谍的案子一直拖着，无法定案。如今我与加比通信用不着使用密码，也无需通过秘密渠道传递。我们这一对同是天涯沦落人的间谍结果成了朋友。
虽然加比的男友因是前东德公民免于受到叛国罪的起诉，同一规则却不适用于我。1993年5月4日，我来到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州高级法院，接受对我过去毕生事业的清算。法院外面挤满了采访的记者和好奇的群众。我和安德烈娅在一左一右两位律师的陪伴下艰难地从人群中挤过。仰头望去，法院塔楼上是一只象征旧日德意志帝国的张着双翼的老鹰徽记。这种德皇时代的遗迹在战后的德国已十分罕见。法院门口簇拥着一群迫不及待的记者，等着这场好戏开场后好做文章。一看到我们，呼啦一下子涌了过来。
我们穿过法院正厅，走向位于地下一层的法庭的路途中又与从后门涌入的一批记者迎头相撞。我一把抓住安德烈姬的胳膊，疾步下楼来到安静的法庭。 主席台呈U型。我的对面是正襟危坐的身穿紫色法袍的诸位检察官。自奥地利边界被捕之日起，以及此后在卡尔斯鲁厄的联邦最高法院出席的简短听证，我对这些人的相貌已十分熟悉。法庭里座无虚席。
我坐在这间法庭里充满了讽刺。身为前东德外国情报局局长，我却因在联邦德国从事间谍活动受到统一后的德国司法机关的审判。更耐人寻味的是，这间法庭正是1975年审判纪尧姆夫妇的地方。当年审纪尧姆时，西德政府的部长以及联邦情报局和宪法保卫局的高级官员先后来此作证。证词一律予以保密。为了确保作证内容不被人窃听，特别修建了这间地下法庭。选择这样一个让人感慨万分的地点开庭绝非巧合。卡尔斯鲁厄地区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特别要求在杜塞尔多夫法庭审理我的案子。早在纪尧姆事件之前，杜塞尔多夫法庭就以判决之严厉而闻名。该法院的法官在西德同行中属于最铁面无私的。对我提出的指控书长达389页。开庭前我的律师已屡屡碰钉子。现在又收到了这么一份起诉书。等待我的是什么可想而知。5位法官鱼贯而出，各自在自己座位上落了座。对我的正式审判终于开始了。预审期间，我曾仔细打量过法官席上这4男1女的尊容。一年前我在库龙受审期间出庭作证时曾见过他们一面。
库龙的受审预示着我以后的日子不会好过。看到他瘫坐在被告席上，面容苍老。憔悴，我不禁心中一震。拉近了看，德国统一原来就是这么回事，我默想。上次出庭，我作完证就可以走了。这次却要呆在这里，接受同一批法官的审判。他们身披黑袍，坐在一只巨大的老鹰徽记下面，看上去怪诞阴森，犹如博斯油画作品里的人物或是来自戈雅画的梦魇世界。随后漫长的7个月里，我熟悉了他们的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 首席法官瓦格纳有一张宽宽的脸庞，警觉的眼睛，行动迟缓无力，活像一头老猫头鹰。他外表沉静，谦和。然而一个证人如果毫无防备的话，随时会被他饿虎扑食般地扑倒。坐在瓦格纳和一位瘦脸女法官（她好像拼命想记录下审讯过程中听到的每一个字）之间的是一位年纪较轻的法官，脸色惨白，急于表现自己是瓦格纳手下的第二号人物。可除了不停地给自己的上司端茶倒水外，几乎轮不到他讲话。
第四个法官似乎只管需要时找出有关的证据材料，一刻不停地在堆积成山的文件堆里翻来找去。第五个法官让人难以捉摸。他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偶尔脸上浮现出一丝让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一瞬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凝视着这些在我眼里只能是敌人的司法机关的代表，不禁浮想联翩。我的一生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我的厄运源于我的成功。正是因为我领导了欧洲大陆上最卓有成效的情报局，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我才被送上了被告席。
我的律师首先提出，位于卡尔斯鲁厄的德国最高法院--联邦宪法法院--做出我是否应受到审判的裁决之前，暂停审理此案。在此之前，负责审理接替我任外国情报局局长的魏尔纳·格罗斯曼一案的柏林法院表示，最高法院就统一后的德国法院审判前东德谍报人员是否有充足的法律依据做出裁决之前，拒绝受理格罗斯曼的案子。我因此怀有一线希望。然而宪法法院的法官一口回绝了我的律师的申请。
下一步我和律师打算通过证人的证词以及政府档案中的证据说明，东西德谍报人员的活动从法律意义上讲没有什么不同。证明了这一点，检察官审判我的主要依据--向克格勃递送情报的行为构成了叛国罪--也就不存在了。以此类推，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为自己辩护：西德联邦情报局也同样卖力地向它的美国盟友--中央情报局--传递情报。
不幸的是，我和律师无法在法庭上做这种比较。法官裁决，西德联邦情报局的活动不属于他的法院审理范围之内。检察官于是揪住一点作为指控我的主要依据：东德情报局充当了一个非正义政权的工具。他据此声称，我们情报局本性是侵略的，而冷战期间另一方谍报机构则是防御性的，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他的法律依据是西德制定的基本法。根据该法，西德声称对前德国的全部领土拥有主权。
杜塞尔多夫法院驳回了我的律师的申请后，我马上决定主动承认自己有罪，以节省法院的时间。检察官称，我多年来一直担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国情报局局长。显而易见，证明这一点无需任何证据或证人。首席检察官还称，他握有我犯罪的证据，可以证明我曾亲自会见过间谍并向他们面授机宜。我不需要麻烦法院去-一调查这些会面是否属实，因为我根本不想否认这类指控。我是一位事必躬亲的谍报首脑，而不是坐在办公桌后面，指使他人出生入死搞情报的官僚。对此我感到骄傲。
“我之所以接受审判是因为我希望生活在祖国。我尊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法律，不管我同意与否，”我向法官陈述道。“然而1990年10月3日那一天起我才成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名公民。在此之前，我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
德语里“叛变”一词按字面解释是“叛国”的意思。稍有常识的人不难看出，把这个罪名安在我的头上十分荒唐。我背叛的到底是哪个国家？毋庸讳言，我当然没有背叛自己的祖国，也没有出卖过我的部下。我不明白，以背叛他国的罪名把我送上被告席究竟依据的是哪一家的法律？
随后的7个月里，检察官指控我亲自操纵了30余名重要的间谍。其中一些人还被传到法庭上作证。我从而有机会再次见到并观察许多因共同的信仰和事业与我共事多年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倒应该感谢法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亲眼目睹了自己所信仰的社会制度土崩瓦解。然而他们不改初衷，维护了自己的尊严。我感到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出庭作证的证人无奇不有。他们中既有东德人，也有西德人，身世经历各不相同，向我们出卖情报的动机更是五花八门。在法庭上与加比见面的那一刻令我心碎。她走进法庭时，扭过脸避免看到我。报道这次审判的新闻记者把这一举动解释为她与我决裂的一种表示。其实她在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加比是个极其冷静的证人，拒绝顺从检察官的意思，把我说成是斯文加利式的人物，通过要挟和其他高压手段迫使妇女充当东德的间谍。她看上去因内心痛苦而面色苍白，竭尽最后的力气对付法官的提问。我深知这对她有多么不容易。她和库龙的不幸遭遇又一次使我痛苦地认识到，昔日我以为情报局人员牢不可破的荣誉感没能经受起风云变幻的考验。
出庭作证的另一名被告是波斯特，这位希望利用与我们的关系促进两德关系正常化的企业家和百万富翁。当年西德政府认为，与东德的任何接触都是犯罪行为。德国统一后，他也因此而暴露。我上一次见到波斯特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企业家、如今坐在证人席上的他巴是一位老人，一头白发乱蓬蓬的，脸上胡子拉碴。他仍主张两德之间应该实现和解。当年他正是怀着这种愿望为东德做事。他称指控我叛国的罪名荒唐无比。
出庭作证的人中还有我手下的一位“超级罗密欧”，施勒特尔。他使我回想起往日荒唐的计谋和大胆的把戏。检察官一一列举了施勒特尔的成绩后质问他：“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上帝送给女人的礼物？”我手下的这位官员和往日一样憨直，大步走到我坐的被告席边，敬了个礼，大声说：“将军，在你手下干不胜荣幸！”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纪尧姆出庭作证那一天，法庭里挤得水泄不通。人们从他脸上已找不到当年曾是勃兰特左臂右膀的那个人的影子。纪尧姆被捕后在狱中度过了7个春秋。后来又犯了一次心脏病。这一切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检察官威胁说，如果他拒绝出庭作证，有可能再次受审。他这才被迫同意出庭。当检察官问他对多年欺骗勃兰特作何感想时，纪尧姆平静地回答说：“我这一生为两个值得尊敬的人忠心耿耿地工作过：马库斯·沃尔夫和威利·勃兰特。”纪尧姆重提他曾把勃兰特的挪威文件转交给我们时，法庭上出现了片刻的骚动。我不禁冲他苦笑了一下。不过我和律师事先已商量好，不说任何可能对他不利或导致重新审判他的话。两个老同事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此事争吵绝非我俩所愿。
鉴于勃兰特倒台时金克尔在内政部任职，之后又担任过西德谍报首脑，我的辩护律师要求德国统一后任外交部长的金克尔出庭作证。金克尔在幕后参与了倒勃兰特的卑鄙勾当。时至今日，这些不光彩的事才在对我的审判中被当众抖搂出来。我与金克尔同出生在黑钦根镇。小镇附近有一座霍亨索伦王朝时期修建的城堡。
我们这两位东西德谍报机构的首脑终于在法庭上见了面。我因为干这一行成了被告，而金克尔日后却成了一位高级政治家，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受到欢迎。至于他过去干过谍报工作这一点，没有人在乎。金克尔的助手事先处心积虑地做出安排，确保我俩去法庭的途中不会碰上。我知道金克尔内心对我厌恶至极。世人看到我俩在法庭对面而坐，有可能感到我们这两个谍报首脑从事的活动无所谓谁善谁恶。一想到此，他一定恼怒不已。为此金克尔一直拖到马上要开庭时才露面，坐到了证人席上。对我的存在，他故意视而不见。过了片刻，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好意思，于是冲我点了点头。
金克尔不过是回答了几个不甚重要的问题。然而我与他在法庭上的相遇可以说是德国统一后东德人遭受的精神创伤的一个写照。东德人过去的一生被置于台面上，任凭拿着手术刀的西德人随意解剖。西德教师仅凭东德教师在另一种制度下执教这一点就可以全盘否定后者，不管他多么称职，或是多么受人尊敬。借用今天一种新的说法，东德外交官因为“与前制度的瓜葛太深”丢掉了工作。而不久前还和他们坐在一张谈判桌前的西德外交官却继续官运亨通。东德间谍坐到了被告席上，而西德间谍却在证人席上。
尽管对我提出起诉一事荒唐无比，而且不少人对起诉我的法律依据表示怀疑，法院仍于1993年12月6日对我提出起诉。叛国罪可判6年徒刑。法院判决我有罪。我的律师向高级法院提出上诉。高级法院又请联邦宪法法院做出裁决。1995年6月，宪法法院裁决，不得以叛国或从事谍报活动的罪名起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谍报官员。1995年10月18日，联邦高级法院不得不接受我的律师的上诉，推翻了判我有罪的结论，把此案退回给杜塞尔多夫法院。
凝视从我面前走过的昔日的特工和鼹鼠，我不禁思忖道：过去的一切是否值得？我为撰写本书陷入对往事的回忆时，这个问题常常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我试图审视20世纪后50年的风风雨雨，思考自己作为一个谍报机构首脑在其中起的作用。虽然我们情报局成就卓著，仍无法挽救它为之效力的制度的灭亡。冷战时期的一切无法以黑白画线，只有深浅不等的灰色之分。无视这一点，就无法正确地认识过去，走向未来。正如我在法庭上陈述的那样：
任何司法审判都无法完全揭示充满了矛盾、幻想和罪咎的这段历史。我生活和工作下的社会制度是乌托邦的产物。19世纪初以来，千千万万的人们，包括相信人类可以摆脱压迫、剥削和战争的杰出的思想家，渴望实现这一理想。这一制度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但我仍然认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过去40年的历史不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西方国家也不是一切都洁白无暇。用“正义国家”和“非正义国家”这样的陈词划分对立的双方无助于正确地认识这一段历史的巨变。
这是不是说双方没有任何责任，不应受到任何指摘呢？当然不是。冷战是一场无情的较量。双方为了赢得胜利都犯有罪恶。如今冷战连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从报纸头版中消失，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但我们不应忘记，实际情况从来不像双方的宣传机器描绘得那样黑白分明。当代著名日本哲学家池田大作说过的一句话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能仅凭相对的好坏标准评价某个人，不假思索地或把他捧为正义的使者，或斥为邪恶的化身。善恶与世上万物一样，随着历史条件、社会特征、时代和主观观念的演变而变化。”只有用这种观点看问题，才能真正从冷战以及我们这些参与了冷战的人的一生中汲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