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拍卖场

1990年夏天，两个德国在经历了40年的分裂和敌对之后准备统一。东西德的分裂和敌对始于战胜国1945年建立的战后秩序，在随后的超级大国冲突中又进一步加深。我亲眼目睹自己怀着社会主义理想而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顷刻间分崩离析。我自己的国家--东德因为有负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称号，处于被迫与欧洲经济大国西德联姻的境地。结束一个独立的东德的过程已经启动。我虽然不知道一个独立的德国对欧洲将意味着什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很快就会成为一个被通缉的人。

统一的日子已定在1990年10月3日。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是满目凄凉。昔日的祖国以及这个国家的制度成了一堆废铜烂铁，被扫入垃圾堆。纪念品的搜集者们兴高采烈地抢购着不久前东德人还自豪地佩戴和穿着的奖章和军装。我内心远没有这种节日般的欢乐，甚至连怀旧的情致也没有。

虽然大家都是德国人，有着战后欧洲铁丝网无法隔绝的共同语言和文化，我们之间的敌对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敌对。它不仅仅是兄弟阅墙之争，德国人反对德国人。资本主义德国对社会主义德国的报复，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清算马克思和列宁的遗产以及对打着他们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号犯下的种种罪行的一部分。我的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分裂为两大敌对意识形态阵营的最生动体现。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料想到这场分裂会结束得这样快。

我始终把领导东德情报机构的工作看做是冷战期间担负的一项特殊使命。为鼓舞年轻部下，我曾仿照一首苏联歌曲谱写过一首歌，其中把他们的工作比做“看不见的战线”。这决不是夸大其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年里，我们一直认为，我们与纠集在一起反对我们的资本主义势力处于交战状态。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柏林。这里，两种制度在漫长的战后岁月里径渭分明，水火不容。双方的战略学家和政治家均认为，如果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它最有可能在柏林打响。然而，随着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坍塌以及东德对世界敞开大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个国家顷刻间土崩瓦解。我为之服务一生的国家轰然坍记。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我的政治生涯会是这样的结局。柏林墙倒塌的前4年，我对周围的官僚机构的僵化深感失望，辞去了情报局的工作，转而从事写作。在重病缠身的昂纳克的僵化领导下，我觉得根本不可能从内部推行改革。然而东德局势的急转直下同样令我感到措手不及。末日终于降临时，许多人痛苦万分，向我倾诉内心的酸楚。　　新闻媒介、政客和法院宣称曾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柱之一的东德安全机构的成员是头号人民公敌。这种现象的出现在所难免。在一定意义上，它也是一个垮掉的政权的公民重新正视历史的痛苦过程。

1990年1月15日，愤怒的人群冲进位于诺曼大街上的国家安全部总部，发现了大量通过特务手段搜集到的有关本国公民的档案。

我知道任何改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希望已不复存在（我退休期间，曾有人把我看做是潜在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者）。我需要想办法暂时躲开这个发着高烧的国家。

我来到度过童年的莫斯科。这座城市曾庇护过从希特勒的魔掌下逃出来的我们一家。我对莫斯科始终怀有深厚感情。外界广泛流传有一个精心制定的应急计划，帮我逃脱。事实并非如此。我当时正在撰写关于1989年事件的回忆录。为此需要时间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把它写完。而德国的统一很可能意味着我的被捕。东德垮台前不久，西德正式发出了对我的逮捕令，指控我犯有间谍和卖国罪。觊觎的鲨鱼正在我周围游弋。

同父异母的妹妹莱娜·西蒙诺娃安排我住在她的乡间别墅和位于莫斯科河边高级住宅区的公寓里。从30年代起，这里就住着莫斯科高级官员的家属们。每次走进这套公寓考究的大门，我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在莫斯科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所怀有的美好理想。忆往昔，我和父母为逃离法西斯德国而来到莫斯科。今天，眺望着二月冰封的莫斯科河面，我再次有了一种安全感。冬天凛冽的空气使我的头脑格外清醒。我常常沿着阿尔巴特老区一带的狭窄小街久久漫步，回想一生。世事沧桑，风云变幻，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德国南方孩子在不谙世事的年龄里来到这里，在风华正茂时回到分裂的德国，再回来的时候已是一个领取退休金的老人。

我来莫斯科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摸清，东德垮台后，我们昔日在克格勃和克里姆林宫的盟友想尽多大力量帮助我及我在情报部门的同事。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度日如年，而莫斯科的朋友们并没有热情地伸手拉我们一把。和我们一样，他们对事态的发展毫无精神准备。多少年来我们举杯共祝的所谓永恒的兄弟般的友谊，如今已名存实亡。往日架设的东柏林与莫斯科之间繁忙异常的电话热线，如今寂然无声，发出的任何音信都如石沉大海。等待我的是令人尴尬的沉寂。

很多过去在情报部门工作的同事给我写信，诉说国家安全部侵犯公民权利的真相暴露之后，他们成了国人发泄愤怒的靶子，孤立无助。当遍布全国境内的监视机构曝光时，东德人民怒不可遏。我本人在情报总局内的工作从没有针对过1700万东德人民，而是针对觊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可我知道，这会儿没人会有兴致搞清楚斯塔思①下属各司局之间分工的细微差别（国家安全部被东德老百姓贬称为斯塔思，我们情报局是它的一个下属机构。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不会用这个词，我也避而不用）。我想知道，我们这些昔日苏联阵营中最出色的情报人员究竟能得到什么样的帮助。

抵达莫斯科后，我照例在位于莫斯科西南郊外的克格勃第一总局大楼内受到欢迎。这里是克格勃外国情报工作的心脏。外国情报局局长舍巴尔申和他手下的高级助手对我十分热情。我们的交情历经几十个春秋。他们拿出伏特加酒，关切得询问我在莫斯科的生活状况。然而我很快看出，受戈尔巴乔夫政权后期权力斗争的牵制，克格勃再也无法给予我们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由于我与东德情报机构的军官、特工和鼹鼠的命运属于政治上高度敏感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总统本人直接过问这件事。我获知，我同克里姆林宫的联系要通过费林。他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戈尔巴乔夫的外交事务顾问。我非常熟悉他在苏德关系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极受西德尊重的费林介入此事意味着我可能会带来政治麻烦。费林接手的这项工作相当棘手，既要照顾我的需要，又不能惹恼西德。

在我一生中，走投无路下投入俄罗斯母亲的怀抱已不是第一次了。但我并未像外界传言的那样，1986年离开外国情报局后一直与莫斯科的上层人士保持着正式的联系。克格勃在柏林的负责人，开始是瓦西里·舒米洛夫，后来是根纳季·季托夫，只跟米尔克打交道，避免与我接触。有人说，我和共产党内支持改革的汉斯·莫德罗密谋策划一场政变，把昂纳克赶下台。我曾警告过费林和莫斯科的几位其他同事，东德政权已摇摇欲坠。但我从来试图在昂纳克倒台之后对领导层施加影响，也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协助。昂纳克的下台是政治局内一场政变的结果。

甚至可以说，我退休以后，除了出于礼貌或昔日的情谊非请我出席不可的场合，俄国人避免与我接触。每次我去莫斯科，与费林和舍巴尔申谈到我对东德的担忧时，他们总是无话不谈。然而他们当时全神贯注于苏联的改革，已无暇他顾。柏林墙倒塌后，事态发展一天一个样，几乎没人能跟上形势。1990年10月22日，我给戈尔巴乔夫写信时恐怕已为时太晚。我在信里写道：

我们曾是您的朋友，胸前佩戴多枚贵国颁发的勋章。贵国曾称，我们为你们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今我们处境艰难，我想您一定不会拒绝帮助我们。

我接下去问戈尔巴乔夫，他是否可以把大赦东德间谍作为他同意德国统一的条件之一。克格勃首脑克留奇科夫在回信中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已指示苏联驻西德大使同科尔总理讨论我这一要求。实际上，大使只见到了科尔办公室主任特尔奇科。

1990年夏天，在西方讨论德国统一问题之前，戈尔巴乔夫曾与科尔讨论过对东德间谍人员进行大赦的问题，但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克留奇科夫认为，戈尔巴乔将在高加索的阿雷西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最后敲定统一的细节。这个答复并不让人乐观。我第一次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产生了怀疑。他总不至于把我们这些毫无防卫能力的人交给我们的老对手西德人处置吧？

1990年7月14-16日，戈尔巴乔夫在高加索与科尔总理会晤时，根本没有考虑我的请求就同意了德国统一。在最后一轮会谈中，他拒绝向西德人提出不对我们这些人进行起诉的要求。那时他最关心的是保持自己在西方的光辉形象。至于他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一事实，他就不记得了。西德曾表示愿意讨论豁免前东德工作人员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会谈中刚一提出，戈尔巴乔夫就挥了挥手，对科尔总理说：德国人自己会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40年来，为了扩大苏联在欧洲的影响，我们不遗余力，鼎力相助，事到如今却遭到了他们最彻底的背叛。

随着东德的工业资产和各种机构开始合并或出售，另一场不为人知的拍卖也悄然揭幕。这就是为我举办的拍卖，或者说，是为我所掌握的情报展开的拍卖。这场拍卖的出价空前绝后：我的自由。

首先跳出来喊价的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乃是我的宿敌，西德反谍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就在这个机构里，我曾安插了鼹鼠和双重间谍，几十年里不间断地刺探着它的机密。

1990年3月，东德举行了1945年以来的首次民主选举。受到波恩的科尔总理联合政府坚强支持的基督教民主党人上台执政。这是一届留守政府。它的任务是引导东德走向与西德的统一并尽量缩小社会动荡。该届政府的内政部长是一个穿着人时、自以为是的年轻人的迪斯特尔。他起家于东德崩溃后成立的一个保守党。

此时，多年来担任东德国家安全部部长、我退休前的顶头上司埃里希·米尔克已被逮捕。前东德情报机构的特工和官员们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逼他们泄露机密。背叛事件层出不穷。昔日的部下和西德人做成了一笔笔交易，以泄露东德的国家机密换取免受起诉。他们担心，德国统一后，马上等待他们的命运将会是锒铛入狱。每天我家的电话铃声不断，身陷绝境的人纷纷求我想办法。我得知，已有两名国家安全部前高级官员自杀身亡。我女婿贝恩德曾在外国情报局里负责刺探西德反谍报部门的情报。最近有人向他提出，以免于起诉外加50万西德马克的条件换取他们所掌握的手下人员的情况以及他们所盯梢的目标。

他拒绝了。然而眼见自己真诚信仰的事业分崩离析，自己的政治生涯淬然结束，他的内心受到重创，终于患了精神抑郁症并自杀未遂。和其他曾为这个失败了的制度献身的人们一样，他感到自己前途渺茫。随着柏林墙的倒塌，他们的自信和政治信念也在一夜之间轰然塌陷。

就在此时，迪斯特尔给我在柏林郊外普伦顿的乡间别墅打电话，邀我去他家。见面后，我看出他是在奉西德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的指示行事。同其他新政客不同的是，他不但没有对我的厄运幸灾乐祸，反而极力造成一种亲切和谐的气氛。尽管前东德领土上已出现了政治观点截然不同的党派（我和极端保守的迪斯特尔先生在政治观点上可以说有天壤之别），但他与我都曾是东德人这一背景使我们之间残留了一丝旧情。

“一起吃顿晚饭，聊聊天怎么样？”他轻松地问我，并说他的助手会为此作出安排。

几天以后，一辆天蓝色的宝马牌轿车来接我。宝马已取代了昔日共产党领导人偏爱的雪铁龙和沃尔沃牌轿车，成为政治新贵们的新宠。我不禁好奇地想：这个司机几个月前还不知给哪位东德领导人开车呢？出于礼貌，我没问。

有趣的是，我认出给我们上菜的侍者是前国家安全部的人。“我有个建议，而且是绝密的。”迪斯特尔解释说，东德共产主义政权垮台后，西德方面试图通过分析前政府留下的资料掌握庞大的东德情报机构的情况，但进展迟缓。他们曾勒令1986年我退休之后接替我的格罗斯曼以及另一位高级官员菲舍尔协助分析这批杂乱无绪的材料。但俩人既没有透露尚在潜伏的特工和鼹鼠的姓名，也没有简明扼要地说出他们所掌握的情况。西德内政部长朔伊布勒对此极不耐烦，认为手下的调查人员未能全面掌握我们的情况。

“东德的外国情报局是你一手建立起来的，你使它运转得像钟表一样精确，由你出面向西德人介绍情况再合适不过了，”迪斯特尔一边斟酒，一边说。他当然不会让我白干。报酬是我将不会因背叛西德的罪名而受到起诉．“坐我的车，咱们一块儿去伯登的办公室（格哈德·伯登当时是西德反谍报机构的头子）。告诉我们10到12个至今仍潜伏在西德的重要间谍的姓名以及他们都干了些什么，我们保证你不会受到刑事起诉。”

他告诉我，伯登表示，如果我同意去西德见他，他可以保证我来去自由，不会受到逮捕。显然，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建议。先由迪斯特尔出面热情款待我，然后是伯登在几英里外等着欢迎我的光临。席间，迪斯特尔甚至还提到，我是否可以利用我所知道的情况助西德反恐怖部门一臂之力。　　该我提条件了。我首先感谢他们不起诉我的建议，但申明我要对从前的部下和特工人员负责。

迪斯特尔很快对这场拔河失去了兴趣。“沃尔夫先生，不用我说你也明白，我们最终都得进监狱。惟一的差别是饮食待遇的好坏。”　　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些曾效力于东德的人，在今天的新德国已无权无势。至于我，更有可能因为叛国罪而坐牢。

老实说，对方的建议对我充满诱惑。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我的自由将意味着牺牲那些曾为我们情报局献身的人们的自由。那些潜伏在西方的间谍一旦暴露，有可能多年坐牢。假如我出卖了他们，他们会怎么想我这个当年被他们称为“头儿”的人呢？我对迪斯特尔的宴请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

“出卖人的事还是让别人去干吧！”我说。　　“愿意干的人多得是，”迪斯特尔边说边转身离去。“如果你改变主意，任何时候我都可以陪你会见伯登。”

喊价的人颇为不少。来自另一方的喊价令我愕然，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条逃往自由之路。

1990年5月28日，两位美国绅士出现在我的乡间家门前。一上来就开门见山地自我介绍说，他们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并献给我一个大花篮，外加一盒给我妻子的巧克力糖。我不知道他们送花篮用意何在，是对我表示祝贺呢？还是给我献的花圈？

年长的那个人头发花白，面庞清瘦，穿一身深色西装，衬衣熨烫得极平整，打一条斜纹领带。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哈撒韦，是奉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姆·韦伯斯特之命前来找我的私人特使。他讲一口准确而略带官腔的德语。

我和妻子安德列娅退到厨房，她找花瓶插花，我找烟灰缸。安德列娇小声跟我说：“一个官僚。”哈撒韦属于美国那种狂热的禁烟者。他极力劝我不要吸烟。我开玩笑说，是检中央情报局内又在开展一项新运动？哈撒韦哈哈大笑，但笑声并不热情，不过是勉强应和我而已。

他的同伴年纪很轻，体格健壮，自我介绍说他叫查尔斯，是中央情报局柏林站站长。可我觉得他的体格和举止更像一位保镖。他很少讲话，谈话期间从头到尾几乎毫无表情，后来我发现他其实也懂德语。安德列娅看到他便想起了在有关越战的电视片中看到的美国人。

他们非常谨慎，事先没有打电话与我联络，显然是担心克格勃或西德对我的电话进行窃听。他们听说一位收集军服的美国商人找到我，问我是否愿意出售一部分东德军服。受东西方之间这种新的联系渠道的启发，他们决定前来拜访我。

柏林墙倒塌以后，我时常收到原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一名特工人员通过传真发给我的信。信的内容总是非常友好，丝毫没有对我有所图的意思，完全是惺惺惜惺惺的口吻。不过现在我不禁怀疑，他是否也在这一精心制定的计划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中央情报局总部的某个人，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找到了我忠心耿耿的私人助手埃伯哈德·迈尔的名字和住址，并与他取得联系，通过他问我是否愿意接待两位美国客人。他们都是干这一行的老手，从来不用有可能被截听的信件或电话与我联系，而是通过种种其他办法，由我的助手传递信息，避免直接找我。我让助手转告他们到我的乡间别墅来见我。这儿比我在柏林市内的公寓更为保险。至于他们的来意，颇费揣摩。我已退休4年，现在绑架我似乎有点为时过晚。除此之外，他们又想得到些什么呢？　　由于不可能再得到情报机构的帮助，我不得不按照这一行的起码规矩，在房间的夹板中安了一台录音机，将整个会面过程偷录下来。任何对间谍手段略知一二的人都懂得，会见敌人时必须录下全过程，以免日后受到讹诈。

哈撒韦与我闲聊了一会儿，对德国统一后我的处境和等待着我的厄运表示同情。他对我倍加赞扬，称我是世界上最出色的情报首脑之一。

我感觉到，他其实对我十分了解。我很想弄清楚他的真实面目。果不其然，他用了情报这一行中一个行之有效的老办法，先主动透露了一点关于他个人的情况，期待着我会投桃报李，透露给他更重要的信息。他说，50年代他曾被派驻西柏林，密切跟踪我早期的情报工作。根据他的谈话我推测，他肯定还当过中央情报局驻莫斯科站站长，虽然他没证实这一点。　　“你是个精明强干的人。”哈撒韦说。

我暗想，先来胡萝卜，大棒在哪儿呢？我们不知喝了多少杯咖啡。我还不顾客人的反对吸了烟。他们显得很痛苦。最后，我的耐性终于磨没了。　　“我说先生们，你们两位不辞辛苦，亲临寒舍，不是只为了恭维我吧？你们肯定对我有所求。”

他们两人咧嘴笑了，为我的点破窗纸而如释重负。哈撒韦开口说：

“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坚定的共产党人。不过，假如你想助我们一臂之力的话，可以找我。没人会知道。作出这样的安排对我们不成问题。”

我的大脑一接触到这种隐语，就飞速转动起来。眼前是一位来自冷战时期我们的头号敌国美国的使者。他表示愿意向我提供庇护，使我免受他们在北约组织中的盟国、一个统一后的德国对我的报复。

接着，他又用流利的德语说：“加利福尼亚是个好地方，一年四季气候宜人。”

我开玩笑说：“西伯利亚也不错。”当时觉得，真实生活中间谍之间的对话，有时倒很像是来自间谍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