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为山西煤炭减少而全国能源供应紧张，山西必定受到来自全国各地及中央的巨大压力，如果没有清醒的认识和坚实的理性分析为基础，这种政策恐怕难以持久。再说煤炭商品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生产多少是市场决定的，希望减少生产未必就真能办到。因为众多的生产者瞄准着市场价格，只要有利可图就会照样生产下去。用什么方法才能减少产量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本文拟就上面两方面的问题作一探讨。首先讨论减少生产仅仅有利于山西，还是也有利于全国。其次讨论用什么手段来实施这一政策建议。

在80年代全国能源供应紧张时我就提出我国能源并不短缺，问题在煤炭价格太低，造成了过度消费。所以解决能源供应紧张正确的途径是纠正扭曲的煤价，节约用煤而不是增加生产。经济学专门研究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从总量上讲，GNP越多越好。然而从个量而言，并不是一切东西都是生产得越多越好。用大家熟悉的话说，就是生产要成比例，经济要协调发展。因为生产要用资本、土地（自然资源），劳动三大要素，而这三种要素的供应是有限的。用更多的要素生产了此产品，其他产品的生产就要减少。所以针对于某一总量生产水平，每种产品都有一最适当的生产量，少了固然不好，多了也同样不好。

如何确定这个最适产量？具体地讲，山西应该生产多少煤才算正好？我们无法给出这个数，因为它经常在变化。何况给了也是枉然，因为无法执行。经济学告诉我们，这个最适产量，应该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哪个研究机构计算出来的。市场决定最适产量的意思是供需双方在各方众多参与者竞争下，各自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产量和购买量。此时价格成为双方行动的信息依据。价高时生产者增产消费者减少消费；价低时则相反。所以一定会找到一个使供需均衡的价格。这个价格将不断向“长期生产边际成本”靠拢。它是在给定的资源秉赋条件下，按消费者愿意出的价格，去生产最不利资源条件下因而也是利润最薄的产品。如果消费者再愿意增加一些价格，生产者将到更不利的条件下去开采，因为他仍旧有利润。如果消费者减少他们愿意支付的价格，则在最不利条件下的生产者将退出生产，因为他得到的价格不足以补偿其成本。所以均衡价格将等于长期边际成本。

目前山西生产的煤炭不但不能补偿资源条件最差的生产成本，而且许多中等资源条件的煤矿也面临亏损。他们之所以继续维持生产是因为有国家补贴作后盾。如果山西煤的产量适当，三亿多吨生产出来的煤中成本最高的那一吨煤也不应造成亏损，其成本应等于市场价格。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最适产量由“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这个条件决定的意思。用这个条件衡量，山西的煤产量显然太多，因为有大量煤矿亏损，从观念上分析，他们之所以在亏损条件下坚持生产，是因为计划经济思想的误导，以为什么东西缺就应该多生产，而不去想一想什么是真正的缺，什么是虚假的缺，因为浪费也会导致短缺。市场经济能够自动判定什么是真正的短缺，没有人愿意出价高到能补偿生产成本的那一部分产量就是不必要的。所以只要生产者消费者都根据市场价格的能否赚钱为生产或不生产的依据，就能导致资源的最佳利用。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它不用任何宏观计划的调控，大家去赚钱（当然要遵守市场规则），经济就自动实现了最优规划，当然这里有一系列附带条件，譬如对垄断行业，对公共产品，对具有经济外部性的活动等要加以限制或鼓励。

对于煤炭这种会产生污染的产品而言，长期边际成本不但包括生产的全部成本，还应包括运输、储存、使用中对环境污染引起的成本，这种成本是社会成本而不是私人成本。换言之，它是由全社会承担的，并不是某一个人花钱就可以治理的。这种社会成本要由政府或别的权威团体向使用者征税或收费，然后用这笔钱来治理环境。消费者因为要额外支付这一笔环境税，购买煤炭的价格上升，因此他们会减少煤炭的消费，用其他资源来替代煤炭。例如用更好更多的保温材料减少热损耗，用更先进的发电设备降低煤耗，用更精密的自动控制仪表来控制生产过程减少不必要的煤耗等，而这些用其他资源替代用煤的过程在我国非常不足，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煤的价格太低，煤价中没有包括对环境污染的治理费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能源价低不利于节能。目前我国虽然制定了污染排放的超标准收费办法，但如果冲淡了排放浓度就可以不收费，而且所收费的标准也远小于治理污染的费用。所以按目前的煤价水平而言，提高煤价有利于节能，有利于环境保护，不仅对山西有利，而是对全国都有利的事。

对于山西本地而言，采煤造成的环境问题更是严重，由于采煤造成地表塌陷，地下水位降低；由于烧煤发电供应外省，造成了严重的空气污染。发电用水使本来就干旱的山西省更加缺水。不但工农业生产用水不足，有大片农村生活用水每天要走几里路去挑。发电排的灰造成污染并占用土地。这些情况已经有大量报道，问题在于当地省市和县级政府至今没有清醒的认识和果断措施。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根本的资源，用破坏环境的方法去过日子，最后将造成普遍的生活质量恶化，甚至无以为生。从表面上看。山西省采煤是生产了财富，增加了国民收入。但如果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都计算进去，采这样多的煤是生产了财富还是浪费了财富都很难说，山西省统计部门应该采用资源核算的国民收入计算办法来计算可持续发展的国民收入，使人们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有一个数量上的明晰了解。

山西生产的煤炭大多，说明山西有限的生产要素——资金、人力、资源——过多地投入了煤炭生产，过少地投入到其他产品的生产。也就是说，山西如果将原来用于生产煤炭的要素用来生产其他山西具有优势的产品，山西可以赚更多的钱。附带提一句，优势不仅是自然资源的优势，优势是可以人为地培养的，瑞士有生产钟表的优势，这个优势与瑞士的资源条件无关，纯粹是人为培养的。山西不但要发挥他具有自然资源优势的生产，如铝土、芒硝等，更要培养因人力优势的生产，靠技术、质量、信誉、创新形成的优势。有人认为人为的优势很难培养，又要技术、又要人才。其实事在人为，天下固然有许多做不到的事，但更多的是做得到而不去做。解放前山西商人以信誉著称。他们到河南去做买卖，从来不在质量，价格上计算别人，河南的大部分市场被山西人控制。诚实做生意人人都能做到，这可以产生无与伦比的优势，就看你去不去做了。

山西减少煤炭生产是否立刻会造成全国煤炭紧张？并不。因为山西供应省外的煤灰取决于运输能力，并不取决于山西省的产煤能力，目前的情况是产量大于运输能力，所以全省有8000万吨煤积压。也正因为如此，煤在山西不值钱。一旦运到了外地，价值立刻翻上几番。如果山西的煤产量减少到略比运输量少一些，形势立刻起变化。现在是挖出来的煤等车皮装。那时就反过来了，空车皮没有煤可装，煤价立刻可以上升。譬如煤的外运能力是每年2．2亿吨，现在的煤产量是2.3亿吨，煤就不值钱，而是运输值钱，这是经济规律。什么稀缺，什么值钱。如果煤产量减到2.1亿吨，形势立刻起变化，运输变得不值钱，煤反而值钱了。外省获得的煤其实只减少了1000万吨，不到5％，可是煤和运输的价格比立刻就反过来。可是如果山西的产煤单位管不了自己的产量，煤价上升之后立刻增大产量，上面的价格比又会变回来，煤又不值钱了。所以山西省要有办法将煤产量管住，当然，我们也反对山西凭着自己煤炭生产举足轻重的垄断地位，故意压低产量，从全国压榨超额利润，所以上面所说的策略有一定的限度。因此我们要讨论，这个限度是什么，以及如何去实施。

我们反复提到，最适产量由价格等于长期边际成本这一条件决定，所以边际成本高于价格的那部分煤应该停止生产。或者说煤矿不允许赔钱生产，长期亏损的煤矿要坚决停产。第二，所谓长期边际成本，是指能够维持长期生产而不会造成后遗症的生产所需的成本，它应包括恢复环境所需的全部成本，尤其包括土地的复垦，水源的补充，新鲜的空气。山西省应该恢复它山青水秀，郁郁葱葱，农田肥沃，流水淙淙的天然美丽。这项工作恐怕每年要投入几十亿元的成本去治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我国的矿山资源法明确规定对矿藏开采要征收资源税；环境保护法第19条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对于煤矿自己能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的，煤矿要遵守法律，这部分费用应计入生产成本之内。造成大范围生态破坏，煤矿自己无法解决的，应由政府征税，统一在大范围内加以治理。有的同志说，山西的税赋已经很重，在全国排在税赋最重的前几名，再要加税增加人民负担，不利于生产，不利于生活。但税赋少也未必就好。问题在征的税拿去做什么用了，用去买豪华小汽车，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多轻的税也仍是多余。征税拿来改善环境，保护资源则完全必要。

实施山西煤炭减产的办法，要市场和管制双管齐下，就市场的办法而言，亏损企业要停办关歇，不能靠政府或银行养下去，这里涉及许多人员安置、环境恢复的复杂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有政府的参与。环境保护和资源税的征收则更多地是政府的责任，煤矿不按持续发展的方式生产，政府环保部门要监督，甚至绳之以法。大范围的治理（例如引黄工程）更离不开政府，政府要加强税赋征收的管理，要严肃财务纪律，将钱用到正道上去，政府还应扶植培养山西有优势的生产行业，将山西的产业结构转移到较少依赖煤炭，更多发挥人力、技术、信誉优势的轨道上来，这才是山西发展的百年大计。

1995年8月26日

“有计划、按比例”有什么错？

每当经济出了问题时，可以发现是某个比例出了毛病。过去农业跟不上，拖了国民经济的后腿，于是全民抓农业。也曾发生过能源不足，发生了能源危机，至今不少地方供电仍有限制，显然是电力行业与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如果经济主管部门事先按照一个适当的比例作出规划，这些问题应可以避免，所以经济学家们曾总结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应当是“有计划，按比例”。而市场经济的运行恰好相反，那是由许多互不联系的个体或企业，以赚钱为目标决定自己的产品品种和产量，因而必定是一个盲目的经济。比较两种经济制度的优缺点，“有计划，按比例”显然要比盲目的市场经济为优越，可是计划经济搞了30年，可以不客气地总结为“并不成功”，因而才会有今天全面接受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再拿世界上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国家作比较，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虽然有的在开始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最后无不陷入了困境。而实施市场经济的国家虽然并非每个都能成功，但成功的机会确实是存在的。那么“有计划，按比例”究竟有什么错？至今仍有许多同志心里打着这个问号。

应该说，“有计划，按比例”并不算错。关键问题是这个合适的“比例”是多少，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事先知道，因此计划也就无从做起。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比例，所以“按一个变化着的比例”还不如干脆说“无比例”更恰当。

问题还不止于此。即使我们已经发现当前经济的某一比例失调，用计划的方法往往并不能纠正失调了的经济。因为经济的运行有其自身的规律，不是单凭计划就可以改变的。正因为如此，从1956年起发现农业出了问题，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等口号，可是20年之后，中国人民的膳食井无任何改进，反倒是接受了包产到户新制度以后，食物才一年比一年丰富起来。

那么，经济运行的自身规律是什么呢？微观经济学是这样回答的：在产权明确界定并受到保护的条件下，参与经济活动的各方在地位平等，选择自由的前提下，在竞争中形成了价格是决定资源流向和结构比例的因素。

1994年5月12日

把你的储蓄变成投资

大多数家庭按量入为出的原则计划自己的开销，全家的收入减去支出总还有一点节余。中国人是一个善于储蓄的民族，不论家庭的收入是多是少，储蓄总是每个家庭的目标。50年代我在哈尔滨时有几个俄罗斯朋友，他们是十月革命前后移民到中国来的。那时大家称他们叫二毛子，是一种不很恭敬的称呼。比较正式的叫法是“白俄”，以区别赤化了的苏联人。50年代时白俄在哈尔滨居民中占的比例很高，恐怕有1/10之多。那时我刚出学校，薪水很低，生活很拮据，但每个月总想能多少存几个钱。但我的那几个白俄朋友的生活习惯却大不一样。他们不但没有储蓄还常向我借钱，其实他们的收入并不低，做生意、开饭馆来的钱很容易（那时还没有公私合营），数目也不小。但每次拿到钱除了还债就是像过狂欢节那样大吃大喝。自从我结交了白俄朋友，才对小学读书时读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勤俭的民族”有了真正的体会。70年代以后我改行研究经济，从世界各国国民经济的统计数据比较中进一步从理性上认识到我国人民善于储蓄的优良习惯。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我国的储蓄率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韩国，达到40％；这意味着我国人民所生产的总价值中个人储蓄加上国家积累达到了40％。

这一笔巨大的财富全部用到了基本建设的投资，包括住房、道路和各种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相对而言，美国这个世界首富，储蓄率近年来徘徊在13％～17％，而日本、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一些儒家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储蓄率都在30％以上。高储蓄率虽然未必能保证经济增长的速度一定也高，但没有高储蓄，经济增长却不可能有高速度，除非向外国借钱。换句话说，高储蓄率虽不是高增长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

家庭储蓄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以防不时之需，因此储蓄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可以随时动用它。储蓄现款最方便，可是不安全。现款可能被偷被抢，而且这几年通货膨胀较严重，现款放在那里就损失了购买力。比较起来存银行就好得多，不但存款可以挂失，而且还有利息。但是目前定期存款的利息还弥补不了通货膨胀的损失，所以许多家庭还要寻求能更好保值的储蓄方式，有的选择买黄金首饰。但当要急用时首饰不易立刻变成现款，而且买进卖出价差的损失也不小。有的家庭选择买外币，虽然这种方式从长远来看，不失为比较安全灵活的办法，但外币有汇率变化的风险。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的黑市汇率从10以上降到了目前的8．7，而国内的物价则差不多涨了20％。由于这一出一进，那时买美元的人已经吃了大亏。这说明买外币也不够安全可靠。买股票则风险更大，多数家庭更不愿意择此下策，除非他们精于此道。

那么什么是最好的选择呢？应该说，能兼顾到安全灵活，又有一定回报的储蓄方式并不存在。我们总免不了要牺牲某些条件来换取别的优点，这正是为什么银行利率虽然很低，居民存款仍在大幅度增加的原因。但最近由于市场进一步开放，个人直接投资的机会增加了。所谓个人直接投资是自己开店做个小买卖，或者几个朋友合伙开个小作坊，也可以把钱借给亲友让他们去办实业。借款的利率肯定比银行利率高。举例说，目前大城中里的出租车大多数是司机租的，而不是自己买的，他们付的租车费用很高。他们不是不想买车，减轻一些负担，问题在于个人的资金不足。如果你有多余的钱，不妨借给他们，虽然这也存在风险，但汽车已经买好在那里，把汽车作抵押，风险就减小了。

个人直接投资是应该大大鼓励的一种储蓄方式。今年由于亏损国营企业贷款受到严格控制，有的连职工工资都要打折扣。个人直接投资可以创造许多就业机会，从而帮助这些亏损企业精简人员。个人办的企业效率最高，没有大锅饭可吃，对提高社会整体的经济效益有很大帮助。当然，个人存银行的钱最终也是拿去投资的，但这里存在一个巨大的区别。银行将个人存款拿去投资时,这些钱已经变成了机器厂房,可是存款人仍随时有权从银行提款。在一般情况下虽然有人提款，但有更多的人在存款，所以银行不会发生周转不灵的困难。但万一由于通货膨胀或其他原因大家纷纷去银行提款抢购，就会出现重大的社会危机。此时银行只有两条出路，一是大幅度提高利率，制止抢购风潮；二是加班印钞票，这将进一步促使通货膨胀。个人直接投资就没有这一问题。因为通货膨胀时整个物价水平上升，投资回报的货币量也相应增加，所以投资人没有将投资还原成货币的动机。再说那时你的钱已经变成了实物资本，想将它还原成钱也不是立刻做得到的。何况即使你真的把实物资本出卖变了钱，必定有另一个人把自己口袋里的钱转移到你的口袋里，他的购买力转移成为你的购买力，社会上总的购买力并没有增加，所以个人直接投资对稳定宏观金融有巨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各级政府应该帮助居民实现直接投资，在办理营业执照、银行开户、生产用地的审批等方面要大开绿灯，使我国人民能从节俭的优良传统中得到利益，从而鼓励大家更多地储蓄。

1994年7月10日

通货膨胀根子出在微观上——论我国的滞胀

通货膨胀是宏观现象，是货币现象，这都没有问题。造成通胀的原因是钞票发多了，这也是对的，但我国的通胀和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胀相比较，从起因到过程极不相同。如果病因没有确诊，直接套用西方治理通胀的药方反而会把病治坏，现在我们就存在这种危险。因为我国通胀的根子在微观上，不去从微观上解决问题，一味收缩银根，必定有害于整个经济的正常增长，其结果很可能是通货膨胀条件下的经济停滞。

许多人强调少发票子可以治通胀。可票子是交换的媒介，票子不够用就要影响正常的生产和消费。大家还记得1989年的硬着陆，企业到银行提款提不出来，因为银行没有现款可供。有的银行故意从支票上刁难，说印章盖歪了，位置偏了点，借故拒绝付款（这种刁难至今似乎已成了习惯）。部局则出现了绿条子，居民的汇款因为现款不够而兑现不了。这种现钞供应不足的现象极大地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生活。现在钞票供应不足的现象虽比那时缓和，但问题仍旧存在。我们可以在市面上看到大量破旧不堪的钞票，按理是早就应当用新票替换下来，可是钞票供应不足，新票印了出来，又立刻被用户提走，破票只好仍旧在市面上流通。钞票虽然已经多印了仍旧供不应求，奢谈少发钞票有何用处！

我国通胀的根本原因是许多人有权超出自己的收入限制花钱，或者自己没有收入却有权花别人的钱。这些漏洞最后成了国家的债务，因为花钱的权是国家同意授予的，公款消费就是无约束花钱的一例。在世界各国中，发票的作用在我国是独一无二的，它就是沟通无限制消费与印钞票机的渠道。只要有发票，有权花钱的人可以“吃喝嫖赌统统都报销”。虽然国家对公款消费的范围有不少规定和限制，但逃避这种限制的方法多得很，所以才有大量超标准购置豪华小汽车的案例。事实上只有领导本人的良心可以约束自己。由于公款消费的漏洞，现在一年超标准的公款消费数量远远超过国家财政赤字的数目。什么人有权花国家的钱？主要是机关企业的各级领导干部，级别越高花钱的权限也越大。所以市场经济开始了若干年，由市场配置资源的领域仍旧有限，由权力配置资源的规则仍在和市场一争高低，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当官掌权就成为一部分人追求的目标。虽然官员们的工资很低，但他们的花销却很阔绰，而且还有权批准下属人员的公款消费。这种消费从经济上看是最缺乏效率的消费。它并不是因为个人或家庭的需要才去消费的，而且是因为它属于允许报销的范围之内。如果花自己的钱，决不会如此阔绰。大吃大喝，公款出国，购豪华轿车都是因为花国家的钱财消费的。这类消费是稳定物价的大敌，无论通货如何收缩，物价水平受无限消费的哄托，就降不下来。

第二类不受限制的消费是补贴亏损的国营企业。非国营企业的亏损由它们的老板承担责任，与国家开支无关。但对国营企业，国家就是老板，亏损就只有国库拿出钱来抵债。现在全国有1/3的国有企业亏损，l993年帐面亏损600亿元。在市场体制逐渐上轨道的过程中，价格扭曲逐渐被纠正，企业的业绩通过竞争机制可以清楚地表现出来，许多潜亏的企业将转为明亏。亏损还可能进一步扩大。最后一类不受限制的消费是旧体制沿袭下来的有关住房、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漏洞。市场机制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这些领域。住房、医疗方面存在巨大浪费；铁饭碗及工资与报酬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政府背着上述三方面的沉重负担，许多该做的事没有财力去做。不能优俸养廉就是一例，结果导致更大的浪费和损失。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上面这些漏洞都堵住了，国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