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光绪九年(1883)，法国一方面不断向越南调兵遣将，并大举北进；一方面利用外交手段向清政府进行讹诈，力图用武力恫吓逼迫清政府满足它的侵略要求。面对法国所制造的西南边疆严重危机，朝野上下“战”、“和”分歧十分明显。

《点石斋画报》之“法人残暴”

主战者以醇亲王奕、军机大臣李鸿藻以及湘系官僚左宗棠、刘坤一等为代表。他们强调抗法的必要性：就利害关系而论，中越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法国侵越，“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粤边之煤矿，滇中之金矿，无不垂涎”（《中法战争》），所以中国断无坐视之理。

主和者主要是淮系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其代表。光绪十年正月（1884年2月）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一封公函，从士气、战术、装备、训练等方面分析法军优越于清军的状况，要奕或者避战求和，或者下令前线避开阵地战，展开丛林战和游击战，方能取胜。这封公函表达了长久以来李鸿章一直主和的缘由。

作为当时最高权力的控制者，慈禧在对法交涉的“战”、“和”态度上游移不定，迁延不决。相当长的时间内，慈禧没有明确的态度。她把处理这一严峻局势的全权交给李鸿章，命其“相度机宜，妥为筹办”（《中法战争》）。很明显，慈禧态度的含混，表明她对中法战争存在极大的侥幸心理。而此时，身为军机领班的奕，对“战”、“和”这样关乎国家命运与未来的大问题上也不置可否，甚至动辄请假或不入朝，不和不战、麻木不仁。奕的态度，令当朝诸臣十分不解，翁同龢更是心急如焚：“如何如何，愤懑填膺也。”（《翁同龢日记》）

人们不禁要问：那个纵横捭阖的奕哪去了？此时的奕身心俱疲，锐气全消，孤立无援。

晚年奕1身体欠安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与慈禧联手扳倒八大臣以后，奕就入值军机处，这一做就是二十余年，内忧外患的国家政局，使得奕几乎没有片刻闲暇。光绪八年，长期的劳累奔波，日积月累，奕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下降，经常感觉倦怠。八月以后，更是感觉身体不支，有时甚至几天不能入值军机，且经常便血，无奈请长假在家养病。十二月初一日（1883年1月9日），鉴于奕病情无法在短期内恢复，总理衙门许多事亟待处理，慈禧太后正式谕令李鸿章代理该衙门有关外交大事。次年二月（1883年3月），奕病愈，但仍精神不振。慈禧召见，见其依然难堪繁巨事务，于是又赏假一个月，让他安心调理。直至该年六月（7月），奕才重入军机。而此间正是法国不断在西南边疆挑起事端、朝野上下“战”“和”难决的时候。

2锐气全消

奕在与慈禧二十余年的合作中，对于慈禧的专断擅权、阴险毒辣的领教，早已非止一二。每一次的挫折都使他的锐气有所消磨。同治初年，奕意气风发，大有挽江山于既倒的胆识与魄力，朝野上下好评如潮，“恭王任事，委权督抚，朝政号为清明。颇采外论，擢用贤才能，待达者不为遥制”（《祺祥故事》）。然而，奕势力的异军突起，使慈禧无法容忍，于是就有了慈禧在同治四年以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参劾为口实的全力打压，不仅削去了“议政王”的名号，而且还致使骄傲的奕经历“双膝跪地，痛哭谢罪”的蹉跎。同治十二年，又因在同治帝重修圆明园的问题上拍案而起，被同治帝削去王号，罢免本兼各职。虽经两宫太后做主，撤销了处分，仍主持军机，但鼎力任事的魄力已远不如任事之初，凡事多有回避，很少建言。

3孤立无援

光绪七年，慈安暴病身亡，两宫垂帘骤然变成慈禧独裁。虽然慈安生前，朝政的掌控也是慈禧为主，但毕竟有慈安的牵制，慈禧还有所顾忌。伴随着慈安的故去，奕势单力孤，更不敢轻易与慈禧面折廷争。

中法战争爆发前后，他对言战颇感犹豫，对言和又颇多顾忌。遭受多次打击和大病初愈的奕此时尽量保持少言说的态度，不断揣摩慈禧的意向。当他觉得慈禧似乎以妥协、议和为得策时，就在各军机大臣们主战的情况下，仍“不欲轻言战”（《清史稿》）。当光绪九年九月（1883年10月）底，在国内外主战的强烈呼声下，慈禧态度变得强硬起来的时候，奕也随之附和“言战”。然而，他对中法战争的犹豫不决和对慈禧的一味应付，终于引起了朝臣的不满和慈禧的愤怒。奕似乎也感觉到了慈禧的不满，为讨好慈禧，奕为半年后慈禧寿典一事煞费苦心，企图博得慈禧的好感。

第十六讲　置换军机(4)

《翁同龢日记》载：光绪十年三月初四日（1884年3月30日）“恭邸述醇邸语请旨，则十月中进献事也（为慈禧祝寿事），极琐细不得体。慈（慈禧）谕谓本不可进献，何用请旨，且边事如是，尚顾此耶。意在责备。而邸（恭王）犹刺刺不已，竟跪六刻，几不能起”。

此时的奕已经完全没有了昔日的果敢与睿智。

对于嗜权如命的慈禧而言，从肉体到心灵，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是由权力所组成的。来自于任何一方的挑战，乃至于一丝一毫的碰撞，都会引发她的全力反击。即使是潜在的力量，她也绝不姑息。更何况奕这样举足轻重的人物，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慈禧都把他视为权力的威胁，她岂能姑息？慈禧缺少的就是借口和机会。光绪十年初，中法战争连续失败，朝野舆论哗然，慈禧找到了难得的借口。

年初，不断传来进入越南的两支清军连连战败的消息，一支是广西巡抚徐延旭统领的粤西防军约六千人，另一支是云南布政使唐炯统领的滇省防军约八千人。御史们开始纷纷谏言，要求追究战争责任。按律最先逃跑的前敌将领应处死，统兵大员当拿问。慈禧震怒，广西巡抚徐延旭和云南巡抚唐炯均革职拿问。任命潘鼎新为广西巡抚，张凯嵩为云南巡抚。谁来承担失败的主要罪责呢？

清军北宁抗法图

奕！慈禧不会错过这个置奕于死地的机会。

三月初八（4月3日），慈禧召见军机大臣，不失时机地为罢免军机大臣改组军机处制造舆论。她在分析战争责任时，大谈特谈官员因循守旧，应对不力。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今日入对时，谕及边防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言辞颇为严厉，所指非常明确：军机大臣不得力，不惩办无以对祖宗。

在慈禧的舆论导向下，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上《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处交部严议》奏折，严厉弹劾张佩纶、李鸿藻，同时敦促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宝鋆等，不要蒙蔽视听，诿卸责任，而要戴罪图功。

张佩纶像

慈禧如获至宝，将折子留中不发，她要不露声色地安排一切。首先，她要把奕支开。恰好第二天，即三月初九日（4月4日）是清明节，慈禧派奕去东陵祭祀，主持慈安皇太后三周年祭典。往返东陵需要一些时间，她完全可以借此机会逐一安排。然后，频频召见亲信宠臣。随后，慈禧以祭奠九公主的名义前往九公主府并留下用膳(九公主也称寿庄公主，奕的同母妹，排行第九，一个月前逝世，当时慈禧已经赐祭过一次)，此次，她又以祭奠为借口，不露声色地制造了一次单独召见奕的机会，两人进行了秘密的商讨。十二日，慈禧在召见军机后，相继密见了孙毓汶和奕。

一切准备停当，慈禧发出致命一击。十三日，奕办理完祭典相关事宜后回来，本应召见，但这一天，慈禧只召见御前大臣、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军机大臣一概未得召见。就在奕和诸军机大臣耐心等待召见的时候，忽然传出太后懿旨，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大吃了一惊！这是一份革除奕及全体军机大臣的上谕，宣布将奕为首的军机处全班撤换。奕被革去一切职务，并撤去恩加双俸，令家居养疾，处罚最重。跟随奕二十多年的宝鋆也被开去一切差使，仍以原品休职；李鸿藻和景廉降两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用，退出军机，仍在毓庆宫行走，继续为光绪帝授读，处罚最轻。

上谕加给奕等人的罪状是：“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雍蔽，或劾其萎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清代通史》）

同日又宣布了新军机处的人员组成：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在军机大臣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第十六讲　置换军机(5)

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慈禧完成了军机处大换血，建立了完全听命于自己的中枢机构。这次高层人事大变动，借口之恰当、行动之迅速、更换之彻底、安排之巧妙、反响之微弱，确实出人意料。

光绪十年是甲申年，历史上又把这次重大的人事变动称为“甲申易枢”。

这次奕惨遭罢黜，反对之声寥寥无几，与同治四年那次弹劾风波引起的反响完全不同。那次慈禧在举朝的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收回成命，只是削掉奕“议政王”的封号。而这一次罢免反对的呼声甚微，仅寥寥数人上疏。前后十九年，同样是罢黜奕，反差如此之大！

第十七讲　猬集后党(1)

慈禧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将奕的力量彻底铲除。至此，自“辛酉政变”以来，慈禧与奕之间二十余年的政争终告结束。可是，慈禧对于奕这致命一击，却没有再次引发朝野上下巨大反响，与同治四年慈禧打压奕时的情形迥然不同。

作为归政前的政治准备，慈禧通过军机大换血，顺利地解除了奕的“威胁”——这是慈禧归政心中最大的隐忧。然而，慈禧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高层进行如此彻底地置换，却没有引起统治集团的连锁反应，人们不禁要问：原因何在？

首先，就慈禧而言，统治之术已驾熟就轻。

慈禧经过二十多年垂帘生涯的经营与历练，在朝野上下盘结了自己的实力。大量事实证明，慈禧在维护与巩固个人权势时，头脑异常清醒，权术谋略过人。不仅熟谙宫廷斗争的艺术，而且政治经验也越来越丰富。此次罢黜奕，与十九年前利用蔡寿祺那漏洞百出、无凭无据的弹劾折子来打压奕，使自己陷入舆论危机的情形迥然不同。她不露声色，抓住中法战争中，清朝军队屡屡战败，徐延旭和唐炯被革职拿问后，廷臣纷纷要求追究最终责任人的这一有利的时机，归罪奕和宝鋆因循失职。与十九年前发下诏书让廷臣讨论相比，这次诏书的发布更显果断和威严。慈禧单独召见了领班军机章京，以“御前拟旨以上，朱书授之以出”的方式发下谕旨，表明这是宸断，不容妄议。因此，一切安排都显得有理、有力，朝野间难以掀起反对的舆论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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