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

日，即卸职后的第四十四天，偕夫人黄卓群，黯然离台。官方公布的理由，是到爱荷华州格林奈尔母校，接受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并作六次公开演讲。离台当天，松山机场，场面热闹空前，陈诚夫妇以下，五百余人．为这位前主席隆重送行。

吴能离台，若非蒋夫人从中协助，在经国的阻挠下．绝无可能。然而，险象环生，诸多插曲。先取得普通护照，第二天，外交部次长时昭瀛，旋奉命收回，改发公务护照，吴最小的一个儿子吴修潢，时就读台北建国中学高二，不准偕行，在台北姨母家中寄居。七十九岁的老父吴经明先生，同时留台。

吴修潢不准偕行，当局如引用兵役法的条例，自于法有据。有气度的话，未尝不可法外通情，免得落个“人质”的口实。

吴抵美后，有相当程度地克制，没有半句对国府不满之词。

上列事实证明，吴的转变，乃在王世杰撤职案发生以后的事。潘公展说：

“当去年十二月初王世杰先生免职案发生时，因为案情真相迄未公布，以致由台湾、香港不断传来谣言，后来且有牵涉到吴国祯的。我于十二月四日在《华美日报》发表《政风》一文，就说政府如果以澄清政风为急务，则对于案情真相宜有一调查报告发布，‘必如是而后廉洁之士有所保障，贪墨之徒有听戒惧’。‘否则徒使问心无愧者横遭传说之诬毁，而暮夜芭苴，蝇营狗苟者，转得逍遥于法外’。更于同月十五日论根绝贪污之道，有‘法办今日黩职之官，即所以杜异日丑史之重演。惩治已发之贪污，即所以根绝未来之腐劣’等语。可是王案内情的是非曲直始终未为一般人所知，而谣言也愈来愈离奇。于是《美洲日报》遂于一月十三，十四两日也根据所闻的传说，接连发表两篇社论，提出若干疑问。一月二十五日的《民气日报》也有长篇社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吴氏对《美洲日报》和《民气日报》，都先后有信去声明辟谣，而其一月二十七日致《民气日报》函中，则透露几句肺腑的话，那便是：

‘桢之爱国，不敢后人。桢又何敢从个人一人或一家着想？然而古语有云：事有可行，有不可行，又云：合则留，不合则去，又云：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桢恳请贵报勿逼桢太甚，使桢不得不言所不愿言之言也。’[15]潘公展推断，是‘谣言’、‘逼出’。他原先不愿说的话，颇合逻辑。至于‘政府彻查，未得要领，自拟辟谣启事，又遭台报拒绝’的说法，核对事实，也不尽可靠。

吴的启事，完成于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抵达台北的日期，大约为二十日左右，收件人是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张其盷。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桢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次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五千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祯闻此谣传后，已于一月二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的秘书长转呈总裁请饬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十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窝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二十余处，每次讲费约四百五十元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间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祯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16]

这样一则广告，对当局并无冒犯之处，张其盷身为党的秘书长，应立即向蒋先生请示，并力陈拒刊或缓刊的利弊得失，殊料。张是官僚，学会官场的太极拳，将启事交吴父，吴老先生跑遍各报，不得要领。

广告转到蒋先生那边，又认为要“缓下来研究一番”，迟到二月七日，始行见报。

我们推测，当局对吴的情绪，一无了解，也可能忽视了吴的打击力量。吴忍无可忍，再想到留台的儿子吴修潢，放行无期，亲情难遏。乃于七日这天，向台发难，首先应MGN台的电视访问，周后接见合众社记者的专访。

美国的七日，正是台北八日的夜间。台北七日广告见报的时间，美国六日夜晚，吴国桢的消息，不可能这样快，换句话说，他知道这个消息，已明日黄花，否则，这场误会，或许可以避免。

吴之“政见”，共有下列三点：

“（1）除非吾人能在现行政治区内实施民主”，则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2）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3）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17]

吴的意见，知道内情的人，早见怪不怪，美国公众，当然闻所未闻，经吴登高一呼，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导。

国外闹得轰轰烈烈，台湾的报纸，只字不提。二月二十六日，身为立法院长的张道藩，始揭竿而起，和吴隔海骂战。

张氏是出名的政坛丑角，和吴曾在南开中学同学，自称是“老朋友”，这天的发言，一面孔的春秋大义，且非常情绪化。指吴“反动”、“狂妄”，上海市长任内，临阵脱逃，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大计等等。周后，张氏余意未尽，公开招待记者，说吴“非法犯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18]，共达十三条之多。

张带头“提质询”，“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主要向经国表态，所列罪名，也都是秦桧对付岳飞的手段，其中有关“套汇”一条，行政院长陈诚于答复佘凌云委员（立法院第十三次会期第五次会议中）时，已“郑重声明”，“吴政务委员根本无结汇套汇情事。”足见张道藩落井下石的居心。

另一位和张搭挡的是吴的湖北同乡陶希圣，陶撰《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刊台北《新生报》，口诛笔伐，“正气”凛然。

一片漫骂声中，惟独《自由中国》的一篇文章，较为心平气和。

“吴国祯二月七日及十六日指摘政府的话，尚系空空洞洞的词句，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这些原属空洞的词句，现在一经张院长的质询，吴国桢己申言要举出事实以支持之。果如此，我们倒是欢迎的。但我们要强调一点，即吴氏如要举出事实，最好是回国来向立法院公开作证，如同一九五一年五月间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被罢黜后向美国国会作证一样，正在堂堂地说出政见之争何在，并确确凿凿地指出我们政府有哪些不民主的事实，有哪些过于专权的地方，有哪些人认为对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不说其效果之如何有利于政治民主，就凭这个作证的本身，也可使我国政治向民主前途跨进一大步。我们该还记得，当时麦克阿瑟在其国会作证时所引起的‘杜鲁门麦克阿瑟大论战’，是如何显得民主国家的气派吧！我们对吴国桢作如此希望，希望其回国作证，正可觇验吴国桢的政治道德及其道德的勇气。”[19]

可惜作者虽较台湾报纸的文章，具有理性，却眜于世情。满纸书生之见。吴先生果能堂堂正正地“向立法院公开作证”，他还要远适异邦吗？连出钱刊登广告的自由，如是拖延不决，要最高当局批准，复要求吴有“道德勇气”，岂非强人之难。

倒是作者批评张道藩的一段，尚不失为镜言佳句。

“张院长的质询，其内容是由立法院新闻室发布，刊载于报章的。其文字当与张院长当时所说的话没有两样。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不得不为一个作为民主国家的立法院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有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扬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摘、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摘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动不动给人带上帽子，是共产党型的政治作风，民主的政治枝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20]

当局明知理亏，仍顽抗到底，三月九日，党报以《吴案应究办到底》，发表社论，硬指吴所谓“政见不同”，是“阴谋诡计”，意图使“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同时重弹外国自由主义污蔑台湾“独裁专制”的老调，说吴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

三月十七日，国大第十次大会“一致”通过临时动议，“建议政府以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而正官常案”。

同日，发挥高度行政效率，蒋先生发表“总统命令”，作为事件的尾声。

“总统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令：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祯于去年五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二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谣琢，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祯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祯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读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21]

“政务委员”一职，在吴氏辞省主席时，即坚辞不允，现在“予以撤免，以振纲纪”，完全是黑白倒置，自我下台好办法。“违法读职”更是莫须有，有失风度的政治手法。

吴修潢，后来通过蓝钦大使缓颊，当局放人。但事件过程中，台北新闻界的一些做法，纵非当局授意，当局未予阻止，却颇受非议。故事经过如下：

“自从吴国祯发表诋毁政府的言论后，却使吴修潢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使得他再也安不下心来研习功课，三天两次请假。为了逃避一部分同学的揶揄和白眼，他拿起父亲关国祯的印章向学校要求转学，虽然经学校当局劝阻了，但是他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他已是失去了蹦跳的活力，眼镜下是一双失神的眸子。问起他对他爸爸最近的言论有何感想时，他带着些愤怒和难以掩饰的痛苦说：‘那是我爸爸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愿意念书，其它什么问题我都无兴趣。’但是稍稍平静之后．他又说：‘如果爸爸是胡说的，那末我希望他不要再错下去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吴修潢的性格似乎是比较内向的，在学校除了功课，他对课外的团体活动，一向无多大兴趣，而且许多想法也很不健全。他心中所念念不忘的，还是到美国去念书。他的爸爸临走时曾对他说：‘孩子你不要难过，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他仍寄予无限的希望。可是由于吴国桢在国外种种卑劣的行为，倒先作了儿子的罪人了。”[22]

整个事件，系由经国而起，吴函所指“若干人士”，尚有保留，等另刊出《上总统书》，重申六项建议，提出特务迫害问题，才对经国正式点名。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先生“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国民党要员中，如此批评蒋先生的，除胡汉民、孙科，则数吴氏。但前者言论扩散的影响，仅限于国内，吴国祯直接诉诸于美国公众之前，等于一颗威力的原子弹，丢到蒋先生父子的后院，发出惊人的震动。

台湾内部的反应，和官方幕后策动的“声讨”、“上书”、“签名”，表里悬殊。包括副总统陈诚在内，都觉得经国做的太过火。陈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尚难逃小蒋特务系统的监视，一般人的处境如何，可思过半。吴出此下策，谁曰非经国逼人过甚所致。

胡适之离台返美前的一段话，至为公允，他说：

“前台湾省主席吴国祯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末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祯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23]

语虽委婉，其言中肯，可说代表沉默大众的心声。

事后，蒋先生一定很后悔，当年“义释华容道”的差错，不让吴出走，吴即不可能借外国政治的保护，为所欲为（指随意放言批评政府）。蒋绝非妇人之仁的领袖，释吴出于夫人的劝说和影响，使我们清楚地看出，经国和夫人间的斗争，由吴案更趋于表面与白热化。

经国自始至终，未公开露面，未发一言，很有“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微妙。然而，权衡得失，经国依旧是个胜利者。从权力的方面看，“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凡是阻碍经国权力上升的一切力量，都是要铲除的。试看他告诉美国学者艾伦·怀丁《AllenMhiting）的一段话，证明他的思想基础，是无法动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