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商业方面的法律

秦汉时期在工商业方面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法律，这些政策和法律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给我们今天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关市

"关"是指在交通要道所设立的关卡，最早设立的关应该是出于军事或治安目的，盘查过往行人，以备非常，对过往商人并不征税。"市"则是人们进行商品交易的场所，最初也不征税。据《孟子》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荀子》也说："王者之[法]，等赋，政事，财万物，所以养万民也，田野什一，关市几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相地而衰政，理道之远近而致贡，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

但由于商人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必须周流各地，贸易有无，以获取商业利润，因此，关与市也就成了他们所必须经常光顾的地方。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人数量的增加，关与市的经济价值也就越来越为王公大人们所认识，甚至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关市征税，至迟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而且税率也有不断加重的趋势。《荀子》就曾对这种情况大为不满，指出："今之世而不然：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苛关市之征以难其事"，主张"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墨子》则认为严格对关市收税，是"贤者之长官"、"士君子"所应尽的职责之一，他说"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 ；"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此其分事也" 。战国时期变法运动的领袖人物，几乎都主张抑商，把对关市征收重税做为打击商贾的有力手段。《商君书·垦令》就认为"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农恶商，商疑惰，则草必垦矣"。

据史书记载，汉朝建立之初，"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 随着割据局面的结束、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安定，汉朝对商贾的限制也逐渐减少，"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这一系列宽松的关市政策，促进了当时商品经济的发展，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富比王侯的大商人，以致于司马迁在其《史记》中，为他们专门立传，给予高度评价。

然而，汉武帝即位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制礼作乐和封禅求仙的活动，文、景以来积累的大量财富很快消耗殆尽。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又推出一系列打击商贾的法令，不仅增加了各种市税的税率，而且还恢复了对关税的征收。如武帝太初四年"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 。

在昭帝时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来自地方的贤良、文学对汉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御史大夫桑弘羊辩护说："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 认为征收关税和市税是合理的。

在全国各地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对过往商人征税，这种作法在此以后的历代王朝都不曾停止过；市税的征收也名目繁多，不断翻新。关税与市税的征收，在加重商人负担并间接增加了普通百姓负担的同时，对于满足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府的财政支出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通常情况下，关在成为国家财政来源的同时，其军事作用也并没有削弱。据《汉书·终军传》载："初，军从济南当诣博士，步入关，关吏予军繻。军问：'以此何为？'吏曰：'为复传，还当以合符。'军曰：'大丈夫西游，终不复传还。'弃繻而去。" 为了防止有人"作乱"，维护社会治安，汉代继承了战国及秦朝的作法，对百姓的户籍严格控制，不许随便迁徙，脱离户籍是犯罪行为。百姓如果要去外地做事，必须经过当地官府的批准，并发给有关证明，才能成行。居延汉简15.19就是这样一个证明：

永始五年闰月己巳朔丙子，北乡啬夫忠敢言之：义成里崔自当自言为家私市居延。谨案自当毋官狱征事，当得取传，谒移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敢言之。闰月丙子觻得丞彭移肩水金关居延县索关，书到如律令。缘晏令史建。

这段文字大意是说，义成里一个名叫崔自当的人要去居延为家里买东西，北乡啬夫忠为他开了证明，证明崔自当没有犯罪，也没有徭役，意即他是一个清白的人，不是为了逃避什么才离开本地的。

市的管理法令在居延汉简中也有保存。EPF22:38-39：

建武六年七月戊戌朔乙卯，甲渠鄣守候敢言之：府移大将军莫府书曰，奸黠吏民作使宾客，私铸作钱薄小不如法度，及盗发冢公卖衣物于都市，虽知莫谴苛，百姓患苦之。

书到自今以来，独令县官铸作钱，令应法度，禁吏民毋得铸作钱，及挟不行钱，辄行法。诸贩卖发冢衣物于都市，辄收没入县官。四时言犯者名状●谨案部吏毋犯者敢言之

这是东汉草创之初的一份文书，此时的河西四郡尚在窦融的实际控制之下，因此"大将军"当指窦融。这份文书是有关市场管理的法令，其内容，一是禁止私铸钱币，二是禁止盗发坟墓中的物品并在市场上公开出售。王莽政权刚刚被推翻，割据局面还没有结束，经济凋弊，民不聊生，从这篇官府文告中也可略见一斑了。"大将军"作为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者，发布有关法令，以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是有其积极作用的。

二、盐铁

在汉代，盐铁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汉昭帝时期曾专门召开盐铁会议，由来自民间的儒生（贤良、文学）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朝廷官员展开辩论。但总的说来，汉代的盐铁政策，除了在财政上曾有力支援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事业而外，就盐铁业本身而言，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甚至可以说严重阻碍了汉代盐铁业的发展。

首先，官府垄断盐铁经营的目的，在政治上，主要是便于"利出一孔"，加强中央集权。

法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使百姓永远处于受官府奴役和支配的地位，由君主决定他们的贫富贵贱。如《商君书·靳令》：

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利出二空者，国半利；利出十空者，其国不守。

《管子·国蓄》则对此讲得更为明确：

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半]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养）[羡]，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如日月，亲君若父母。

所谓"利出一孔"，即由国家垄断经济，由国君主宰每一个臣民的贫贱与富贵，甚至生与死，从而使所有臣民都成为国君的忠顺奴仆。《商君书·弱民》也有同样的论调：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朴则强，淫则弱。弱则轨，淫则越志，弱则有用，越志则强。

法家认为"国"与"民"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弱民"、"利出一孔"，由国家控制较易获利的经济部门，使百姓从事一家一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成为完全听命于官府摆布的工具。

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的汉朝之所以垄断盐铁经营，其目的正在于此。统治者害怕私人具有一定经济实力之后，不容易受其摆布。如《盐铁论·禁耕》大夫曰：

大夫曰：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君有）。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小）[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

其次，由于盐铁业需要大量劳动力，私人经营盐铁，容易积聚众多劳动者，而官府最害怕的就是不受其控制的"群"的出现。

"党"、"群"之类群体的聚会，不管是不是出于政治目的，在官府看来，都在严加防范之列。盐铁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果由官府以外的私人控制，统治者也会忧心忡忡。据《盐铁论·复古》，大夫在阐述盐铁官营的理由时，曾这样说：

（今）[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也。……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会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

《盐铁论·刺权》大夫曰：

今山川海泽之原，非独云梦、孟诸也。鼓（金）[铸]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敦）[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

第三，官府控制盐铁经营的动机，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但并不是为了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也不是为了促进技术的发展，而是为了垄断，从而增加国库收入。

至迟在盐铁业刚刚起步的战国时期，那些王侯的谋臣们就已经认识到盐铁价格与税收能够给他们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管子·海王》就曾做过如下的精打细算：

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人]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有一针一刀，若其事立；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若其事立；行服连轺輂者必有一斤一锯一锥一凿，若其事立。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令针之重加一也，三十针一人之籍；刀之重加六，五六三十，五刀一人之籍也；耜铁之重加（七）[十]，三耜铁一人之籍也。其余轻重皆准此而行。然则举臂胜事，无不服籍者。

这两段话从每人所用盐、铁数量入手，到计算全国每年的税收，真可谓言利析秋毫！尤其讲到征税的技巧，"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可谓一语道破天机：即通过垄断盐铁而搜刮民财，有征税之实而无搜刮之名，使百姓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了官府的盘剥。汉代的盐铁会议上，代表朝廷的大夫更加振振有词：

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而来自地方的文学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这种论调的虚伪性：

且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者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

尽管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对盐铁官营政策的弊端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朝廷官员也无法否认，然而当贤良文学提出"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时，"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 说明汉代盐铁官营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而不是为了促进盐铁事业的发展。汉元帝初元五年，由于天灾人祸不断，于是发布"德政"，宣布取消盐铁官营 ，可是仅仅过了三年，又恢复官营，原因是"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 。

据《后汉书·朱晖列传》载：

（明帝时）是时谷贵，县官经用不足，朝廷忧之。尚书张林上言："谷所以贵，由钱贱故也。可尽封钱，一取布帛为租，以通天下之用。又盐，食之急者，虽贵，人不得不须，官可自鬻。……"于是诏诸尚书通议。晖奏据林言不可施行，事遂寝。后陈事者复重述林前议，以为于国诚便，帝然之，有诏施行。晖复独奏曰："……今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人穷怨，布帛为租，则吏多奸盗，诚非明主所当宜行。"帝卒以林等言为然。

可见，东汉盐铁官营的恢复，仍然是为了解决官府的经费问题。

第四，盐铁产品的价格的确定，不是根据供关系，也不是根据产品质量，而是国家的财政状况和官吏的品德（清浊）。

据《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宣帝诏曰：

……吏或营私烦扰，不顾厥咎，朕甚闵之。今年郡国颇被水灾，已振贷。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

这是因天灾而降低盐的价格的诏令。又《汉书·翟方进传》成帝绥和二年，成帝赐册谴责丞相翟方进：

……百僚用度各有数，君不量多少，一听群下言，用度不足，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变更无常。……

这是因为"用度不足"以及有关官员上下其手而增加税收及盐铁价格的事例。其结果，"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淡]食" 。

官府垄断经营盐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开支，但是官吏经营盐铁业，往往违反经济规律，所生产的产品与百姓的实际需要相脱节，这种情况在盐铁会议上多次被贤良文学所指责：

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