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刑"、"法"、"律"
中国古代法典的名称，大体经历了"刑"、"法"和"律"三个阶段。法典的内容与名称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关系？对此学术界有很多争议。一些学者从文献学、训诂学等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加以讨论，提出不少精辟见解。这里主要从传世文献中提到的和经考古发现的法律文书本身入手，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一、"刑"
在中国古代，"礼"规定了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而"刑"则规定了对违反礼制者的惩罚措施。 "刑"是从另一个方面对"礼"所做的规定，这类规定最早很可能就存在于"礼"的规范之中，古朗士著、李玄伯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曾这样描述法律的起源：
希腊、罗马、印度古代，法律皆为宗教的一部份。各邦古法，既含有礼节仪注、祷辞，亦有立法、所有权、继承权，各种法律，散列于祭礼、葬礼、祀祖礼之间。
（法律）当初写出时，始写在礼记内，杂列在祷辞、礼节之间。瓦伦曾述及都斯古伦城的古法，并注明见于此城的圣书。德尼斯曾翻过史料原本，他说罗马在十位立法员时代前，少数写出的法律，皆见于圣书中。后来法律离开礼记独立，但在习惯上，仍旧存于庙，由教士保存。
这些描述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法律的起源。随着社会的演进，当阶级对立日益尖锐，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复杂，违"礼"的行为越来越多，需要有专门的规范来对付这些情况时，"刑"或"刑书"便应运而生了。《左传·昭公六年》：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夏、商时期是否有刑书，由于文献不足，已无从考证；《九刑》在《左传》、《逸周书》等先秦典籍中都曾见到，很可能存在于西周。《左传·文公十八年》还有关于《九刑》内容的记载，出自太史克之口：
(周公)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贼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
这里所谈的全是正刑定罪方面的内容。
《尚书》中有《吕刑》一篇，郭沫若认为是春秋时期的作品，《吕刑》是当时吕国的刑书。《尚书·吕刑》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刑罚的种类、使用刑罚的原则和一些司法制度，说明《吕刑》是一部刑法典。
《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子产铸刑书，叔向批评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叔向把刑书视为与礼不相容的东西，并将其与"乱狱"、"贿赂"等相提并论，说明子产的刑书是刑法典。此后邓析的《竹刑》是对子产刑书的进一步完善，并未改变其刑法典的性质。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晋国铸刑鼎，"铸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孔子认为："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所谓"夷之蒐"的历史内容见《左传·文公六年》：赵盾为中军主帅，始执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狱，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典，出滞淹。既成，以授大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范宣子之法所以称"刑书"而不称"法"，恐怕主要是因为范宣子只取"常法"中有关刑狱方面的内容加以修订，而不是全部。
上述例证说明中国古代以"刑"命名的法典，都是刑法典。
二、"法"
晋国赵盾制定的"常法"不仅有正刑定罪方面的内容，还有改良政治、选拔人才、维护礼制等方面的内容，这后一部分内容是刑书所不具备的。
在赵盾之前，晋文公曾"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杜预注："(鲁)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庐，修唐叔之法。" "蒐"是古代带有军事检阅性质的一种礼仪活动，借以顺少长、明贵贱，因此"被庐之法"主要是强调礼制，维护尊卑等级。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使我们有机会了解战国时期齐国法律的部分内容。 从这批竹简中可知，齐国法律也以"法"命名，如《守法》、《库法》、《市法》、《田法》等等。这些"法"有科罪量刑的内容，最典型的就是"公人"制度。如《田法》：
卒岁田入少入五十斗者，□之；卒岁少入百斗者，罚为公人一岁；卒岁少入二百斗者，罚为公人二岁；出之之岁□□□□□者，以为公人终身；卒岁少入三百斗者，黥刑以为公人。
有罪有罚，罪罚相应。另一方面，齐法中存在大量设范立制的内容，如《守法》中关于城郭的规模、各种器物及兵力配置的规定，《库法》中关于器物的保管、出纳的规定，《市法》中关于"市"的管理制度的规定，等等，都不属于刑狱方面的内容。
《说文解字·廌部》："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这只是就"法"的本义而言，春秋战国时期实际存在的"法"，其内容已大大丰富了，绝不仅限于《说文》一义。
春秋以前，"设范立制"与"正刑定罪"基本分属于"礼"与"刑"两个不同的范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急剧变革，各国统治者不得不改良旧制，创立新制。这些新创立的制度由于很难从传统的"礼"中找到根据，不可能挂在"礼"的名下。"刑"作为以科刑定罪为宗旨的法典名称由来已久，直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用法仍在继续，其"罚罪"一义在人们头脑中已根深蒂固，因而也不可能包容"设范立制"的内容。"法"字产生以后，用法逐渐增多。《尚书·大诰》有"若考作室既厎法，厥予乃弗肯堂，矧肯构？"一语，"法"指为建筑房屋而设计的法式。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不仅表示刑罚，也可表示规范、制度、法则等等。战国时期兴起的法家以倡导变法而著称，而变法就是"变先王之法"--不仅要变先王之刑制，也要变先王之礼制。法家正是从广义上使用"法"这一术语的。其实孔子在批评晋国铸刑鼎时所提到的"康叔之法度"和"被庐之法"，用的也是广义的"法" 。明乎此，则春秋战国时期将"设范立制"与"正刑定罪"的内容统归于"法"，编定以"法"命名的法典就不难理解了。
战国时期，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国颁布的法令，既有制度、规范方面的，也有科刑罚罪方面的，而且许多法令有赏有罚。在此基础上修订的法典，传统的"礼"与"刑"都不足以体现其内容。本着名实相符的原则，或沿称春秋以来的"法"(如魏《法经》、银雀山竹简"齐法")，或称"宪"(如魏《大府之宪》、楚《宪令》)，或称"符"(如韩国行用申不害之《三符》，《刑符》即其中之一)，或称"律"(如赵《国律》、"秦律")，恐怕主要是为了避免沿用"礼"、"刑"之名而引起误会，不得不如此。
三、"律"
赵国的《国律》，见于《韩非子·饰邪》，但语焉不详，无从考证。
睡虎地秦墓竹简保存了许多秦律条文，其中大部分条文是属于刑法方面的，对此无需多言。需要我们注意的是，秦律中还有相当数量其他方面的条文。《秦律十八种》中的《田律》就有农业丰欠情况汇报制度、刍稾税的征收制度的规定。四川青川木牍有秦"更修为田律"一条，详细规定了耕地的亩制、阡陌的规格形制和修缮道路方面的内容。《传食律》是关于驿传供给饮食的法律，秦简中保存的三条律文，都是根据"使者"的身份而供给不同规格伙食待遇的规定。此外，秦律中还有关于奖赏的规定，如《苑厩律》规定对耕牛饲养状况定期加以评比，被评为"最"的，"赐田啬夫壶酉(酒)束脯，为旱(皂)者除一更，赐牛长日三旬" 。再如，《法律答问》："耐罪以上，购如捕它罪人。" 说明对捉拿犯罪者予以奖赏也是秦律的重要内容之一。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说，以"律"命名的秦法典与春秋战国时期以"法"命名的各国法典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李悝的《法经》就其体例而言，包括《盗》、《贼》、《囚》、《捕》、《杂》、《具》六个部分，很像一部刑法典。但由于秦律脱胎于《法经》，其设范立制与奖励捕盗、奖励农耕等内容，《法经》中应该也有。李悝的"尽地力之教"、"和平籴"以及一系列信赏必罚的措施，也应在《法经》中有所反映。因此，虽然《法经》和秦律的体例为后代法典树立了楷模，但其内容要达到完全以"正刑定罪"为主，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发展历程。
"律"长期用于指音律，而音律是要求与度量衡一样精确严密的。"律"也很早就与"法"有联系。《左传·宣公十二年》"师出以律"杜预注："律，法。"《左传·哀公十六年》"尼父，无自律"杜预注："律，法也。言丧尼父，无以自为法。"因此，强调"明法"、主张信赏必罚的法家，一方面为了与传统的礼、刑相区别，一方面也希望法律能像音律一样精确严密而为人们所信奉，于是便以"律"名"法"。商鞅改法为律，也只能从这一意义上理解，实不能过分夸大。正因为商鞅"改法为律"与战国时期其它诸侯国法律相比并无深义，所以才被当时人所忽略，以后也很少被人提起，只是到了唐代，才偶尔有人述及。
杜预《律序》曰："律以正罪名，令以存事制。" 《唐六典》曰："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 有些学者往往以此为根据，认为战国、秦时之律也是刑法典，其实这并不符合实际。"法"和"律"是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出现的新的法律形式，既"正罪名"又"存事制"，既罚过也赏功，具有很大的综合性，甚至在汉律中仍然保存了设范立制的内容 。"律"发展成完全以"正刑定罪"为主的刑法典应在魏晋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