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节

者是原教旨主义者。9 月初，连德黑兰也发生了流血的示威游行。这是转折点。从此以后，国王的政府作为有效的统治力量开始崩溃。但国王仍加紧推行他的自由化，其中包括就1979年6 月的自由选举进行商谈。

在那些接近国王的人看来，国王本人似乎发生了一些问题。他显得同人们疏远，比较孤立。有关他健康的谣言已流传了几年。他患了癌症吗？还是患了无法治疗的性病？9 月16日，英国大使又去看望国王。“我对他的外表和举止发生变化而担忧。他看上去身体萎缩，面色萎黄，行动迟缓。他似乎已精疲力竭，无精打采。”事实上，国王已患了癌症，而且患的是一种白血病。法国医生们曾于1974年首先诊断出他患这种病。但是疾病的严重性对国王和他的妻子都隐瞒了数年之久。同样，国王坚持要对他的治疗充分保密。后来，华盛顿的一些人对法国政府的一些人本该知道这件事表示怀疑。英国政府，以及可以非常肯定地说，美国人都不知道。他们如果获悉关于国王生病的事实和性质，那末对许多方面作出的估计也许会大不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开始越来越感觉到疾病的影响，对疾病的后果担心。这也许有助于解释国王为什么优柔寡断和态度令人惊奇地超然，甚至精神欠爽，以及看来被宿命论所控制。　　　　“好像是水中的雪”

正当他的国家政局恶化的时候，国王犹豫不决起来。他不想对日益高涨的叛乱进行全面的战争。“世界舆论”正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些就是他的人民。但是他又不肯让步。他被美国政府发出的互相矛盾的忠告所迷惑。他感到被每个人出卖了。他一再表示，他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英国情报机构（还有供他的反对派通讯热线的英国广播公司）正在共谋反对他，尽管其原因从未很清楚。

随着几星期时间的流逝，这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举行罢工，其中包括石油工业的技术人员。1978年10月初，在伊朗的敦促下，霍梅尼被驱逐出伊拉克。巴格达的复兴党政权毕竟不得不担心它本国的什叶派人。科威特不让霍梅尼避难，于是他前往法国，后来他和他的随行人员在巴黎郊区住了下来。伊朗政府也许认为离得远，日久会淡化。但这种想法错了。法国允许霍梅尼及其追随者打通国王过去在德黑兰安装的直接拨号的国际电话，从而大大地方便了通讯联络。但是，这位对西方世界了解很少并且藐视它的年迈而又愤怒的教士，在他的家门口向常驻在那里的新闻媒介进行宣传，证明他自己是一位宣传的能手。

但国王继续推行他的自由化计划。学术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这些口号正被提出来。但这种西方式的权利，对那些正在奋起反对国王及其王朝以及整个现代化进程的人来说，几乎引不起兴趣。10月底，国王只能说，“我们像水中的雪，每天都在融化。”罢工使经济和政府瘫痪，学生失去控制，游行和骚乱继续无法加以遏制。

伊朗的石油工业处于日益严重的混乱状态。主要的产区叫作“菲尔兹”——产油地。“菲尔兹”位于伊朗东南部，其中包括英波石油公司于1908年首先发现石油的马斯吉德苏莱曼。七十年以后的今天，“菲尔兹”的经营由“伊朗石油服务公司”掌握。该公司的前身是在摩萨台垮台和国王回归后，于1954年建立的国际联营企业。伊朗石油服务总公司由移居国外的石油人士担任职员，他们大多来自会员公司。总公司设在阿巴丹以北约八十英里的阿瓦士。10月，产油地一些罢工的伊朗工人进入在阿瓦士的伊朗石油服务总公司大楼。没有一个人设法驱逐他们。到11月，他们之中的二三百人住在走廊里，在那里膳宿，其策略上的目的是要向伊朗石油服务公司和伊朗国家石油公司增加压力。西方石油人员仍从事他们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设法避免介入工人事务。与此同时，在外面的庭院里，即席的祈祷礼拜会已经开始。起初，只有五六个人参加，但是不久，石油人员可以从窗户里看到，每场礼拜会上诵经的信徒人数增加到数百人。

人们立即感受到了罢工的影响。伊朗是仅次于沙特阿拉伯的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石油日产量为五百五十多万桶，其中约有四百五十万桶出口；其余供国内消费。到11月初，出口量已减少到每天不足一百万桶，三十艘油船依次在哈尔克岛的装货设施处排队等待装油，但那里缺乏石油，而当时国际市场上冬季的石油需求旺季刚刚在开始。石油公司曾经对市场普遍疲软作出反应，让它们的库存量一直下降。世界市场上石油会短缺吗？此外，伊朗本身的稳定取决于石油收入，这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于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赴南方的“菲尔兹”，谋求同罢工的石油工人对话——或许他这样想。当他到达那里以后，他受到愤怒的罢工工人成群结队地骚扰。他立即决定放弃谈判，逃离这个国家。似乎找不到结束这次罢工的办法。

国王试图制止日益严重的混乱局面，采取了过去一直希望避免采取的严厉步骤。他任命了一个军事政府。这是他的最后一招，但是他任命的一名负责的将军身体虚弱。这名将军不久患了心脏病，从未行使过权力。但新政府至少暂时能够恢复石油工业的一些秩序，使生产继续进行下去。这时军队开进了在阿瓦士的伊朗石油服务总公司大楼，他们在那里同罢工工人尴尬相处。罢工工人继续在走廊里安营扎寨。

当事件发展到结束阶段时，伊朗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政策一片混乱，并且受到冲击。在197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卡特政府的高级官员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其他重要的紧迫的事情上。促使埃及和以色列达成戴维营和平协议、同苏联人举行战略武器谈判、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美国政策的前提条件是，伊朗是一个可靠的盟国并将是这个地区的“顶梁柱”。出于对伊朗国王的敬重和希望不触怒他，美国官员同他的政权的各种反对派保持了距离。这也表明，他们缺乏同新兴的反对派联络的渠道。对于那位阿亚图拉在当时出名的录音带上究竟说了些什么话，甚至没有人向华盛顿提供任何报告。华盛顿的一些人士坚持认为，伊朗的骚乱是苏联策划的一个秘密阴谋。人们常常提出同样的问题：无论情况如何，美国政府能够做什么？只有少数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军方能够抵挡持续不停的全国范围的罢工和有宗教思想的士兵的脱逃。1978年最后的几个月中，确实发生了对华盛顿推行的政策的官僚主义的激烈辩论。如何支持国工或确保一个友好的继任者政权继续下去？如果国王垮台，如何支持国王使他不被抓起来而又避免同他的继任者形成对抗性的关系？

如果需要脱身的话，那末怎样使他在政治上能生存下去的情况下摆脱他而又不损害他的地位？华盛顿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从而导致给伊朗的信号互相矛盾：应把国王粗暴地吊死，国王应退位，应使用军事力量，应遵守人权，军方应发动一次政变，军方应袖手旁观，应建立摄政等等。一位高级官员回忆说：“美国从未发出过明确一贯的信号。而是一会儿一种行动方向，一会儿是另一种，前后摇摆，从无决断。我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些，作出一种抉择后坚持一种政策。”来自美国的这种不和谐的信号，肯定使国王及其高级官员不知所措，损害了他们的打算，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决心。同时，华盛顿却没有一个人知道国王究竟病得怎样。

要迅速使美国对伊朗采取某些新的主张的努力由于以下事实而复杂化了，这就是，国王成了美国和其他地方新闻界厌恶和批评的目标，从而导致了一种人们熟悉的型式：从道义上批评美国政策，同时，以一些浪漫主义的和不现实的观点预测霍梅尼及其目标。一位著名教授在《纽约时报》上谈到霍梅尼如何忍让，“他周围的亲密顾问”如何“均由温和的进步的人士组成”，以及霍梅尼将如何“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一种急需的人道的统治模式”。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甚至走得更远。他说，霍梅尼最终将被人们称为“圣徒”。处于窘境的卡特总统立即感到，必须表明“美国不是在同圣徒打交道”。

自六十年代初以来一直介人每次中东危机事务的一位高级官员说，一个“非同寻常的”事实是，讨论伊朗局势的美国高级官员“首次系统性会议”直到11月初才召开，从日期上说，开得太迟了。这表明缺乏一致性已达到何等严重的地步。11月9 日，美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沙利文在致华盛顿的题为“想一想不可想象的事”的一份引人注目的电报中表示，他终于遇到了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他说，也许国王最终不能渡过危机，美国应该着手考虑突发性事件和另作选择。但在华盛顿，并没有作出有意义的反应。而官员们的论战继续在激烈地进行。只是卡特总统亲手写便条给国务卿、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询问为什么他以前一直没有得到关于伊朗国内局势的真实情况。与此同时，沙利文大使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对伊朗的局势“束手无策”。　　　　“血液奔流”

1978年12月是哀悼的一月，教徒们举行列队行进的仪式，按照什叶派的教义自我鞭打。高潮的日子是阿苏拉斋日，这一天纪念祭司侯赛因殉难，并象征对不合法的暴君进行不断反抗。霍梅尼许诺，这将是复仇和“血液奔流”的一月。他号召做新的殉难者。他宣称，“让他们杀五千、一万、二万。我们将证明血比剑更有力量。”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遍布全国，有些示威游行规模之大确实惊人。所有的反对派似乎已团结起来，军队正在崩溃。国王这时无所适从。他私下说，“独裁者可以屠杀人民而苟延残喘，而国王不能以这种方式行事。”可是，他该怎么办呢？并且，除了其他种种使他感到不体面和羞辱以外，还有人搞电话恶作剧。有人告诉国王，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正在从华盛顿打电话。毫无疑问，国王准备同美国的主要自由派和人权战士之一交谈，但他拿起电话听筒后，听到的一种声音只是一再重复的简单咒语：“穆罕默德，退位！穆罕默德，退位！”

石油服务公司的一个特别工作小组已悄悄地着手准备一个撤离计划，使产油地区的一千二百名外国石油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安全撤出。这个小组搜集地图，寻找可以使用的沙漠简易机场，以便机场关闭时让飞机着陆。但是他们没有非常认真地作出这种努力。接着，一天下午，埃克森石油公司官员、伊朗石油服务公司总经理乔治。林克午餐后乘汽车回去工作。当他的司机停下车，走出汽车去开车门时，一名攻击手从路边跳出，把东西扔进汽车内。林克本能地打开车门跳出。片刻之后，汽车爆炸了。此后，撤离计划出现了新的严重问题。

罢工再次控制了产油地区，伊朗的石油生产量又迅速减少。局势相当严峻。伊朗石油服务公司负责经营的总经理助理保罗。格里姆是从得克萨斯石油公司借来的人员。他的职位使他同工人们直接对抗。个子高大、直言不讳的格里姆直率地向一些出于害怕和惶惑而参加罢工的蓝领外国人发出警告：如果他们不回去工作，他们就要被解雇。而他则被挑选出来作为设法中止罢工的人。12月中旬，在格里姆驾车去工作的途中，有人驾车紧随其后，从车上向他开了一枪，子弹打中了他的后脑，他立即死亡。撤离家属的工作现在就匆忙地开始了。

到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伊朗的石油出口完全停止。这后来证明是世界石油市场的一次决定性事件。欧洲的石油现货价格猛涨到比官方价格高出10％到20％。石油的减产还使伊朗国内石油供应落空。在德黑兰，人们排起长队，以取得少量配额的汽油和标准烹任燃料的煤油。军人朝天开枪，以维持秩序。石油工人拒绝向军方提供任何石油产品，使部队无法调动。最后，一艘美国油船驶往伊朗，以提供它急需的燃料。这样颠倒过来向产油大国供应石油是有讽刺意味的。在以后情况紧急的几周中，这艘油船仍停留在附近，有时停泊在近海，有时逆水驶往阿巴丹，但是油船从未能卸货，因为不能作出充分安全的卸货安排。　　　　“我感到疲倦”

12月底，统治集团勉强取得一致意见，认为要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并且要国王离开伊朗，表面上是为了到海外去治疗疾病。但是人们对实际情况将发生什么变化，几乎毫不疑惑。巴列维王朝看来行将结束。实际上，“菲尔兹”地方的石油生产也是如此，至少暂时是这样的。圣诞节之后的一星期内，伊朗石油服务公司决定撤走它的所有西方雇员。无论在荣耀的帝王宝座附近的德黑兰，或者在华盛顿，对于发生的事情几乎都不是秘密。这些外国人认为，他们的离开只是暂时的安排，直至秩序恢复为止，这只是几周或最多几个月的事情。为此，严格限制他们每人只带两只手提箱。他们让住所原封不动，屋内各种东西大多仍放在原来的地方，因为他们还要回来。他们面临的窘境，类似1951年石油人员被摩萨台逼迫离开阿巴丹时的情况——他们不能随身带走的狗怎么办？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要离开多久，所以他们做了他们的前辈所做的事情：把他们的狗从屋里拉出，或者开枪把它们射死，或者用棍棒打死。

他们聚集在阿瓦土机场。他们最后的目的地是雅典。他们要在那里以游览消磨时光，等待局势完全明朗后，才可能再回去。威廉。达尔西。诺克斯和乔治。雷诺兹的后嗣们再次不光彩地离开伊朗。但与1951年“告别阿巴丹”不同，这次没有仪仗队、没有行敬礼、没有乐队、不唱《博吉上校进行曲》的歌。阿瓦士过去曾是非常繁忙的机场，有无数的国内航班，还有小飞机和呼呼作响的直升机在阿瓦士和各个石油生产点之间飞来飞去。但是，现在已没有国内航空业务，石油业已停业，阿瓦士荒凉的机场上空，空寂而又平静。

1979年1 月8 日，英国大使前去向国王告别。这个在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受了各种变迁的君主政体现已面临末日。在波斯波利斯庆祝波斯君主制度二干五百周年的那种盛况已经过去。权力也一去不复返了。公元前330 年，亚历山大大帝攻占了波斯波利斯，焚烧了王宫。现在，阿亚图拉。霍梅尼正在嘲弄这位自称的波斯波利斯的继承人。像同种异型的男巫一样，穆罕默德。巴列维终究显出他只是一个垂死的人。事情即将告终。

国王同这位大使交谈，显得平静和超然。他谈论事件，似乎这些事件同他本人无关。这使得大使愈加感动。尽管大使这么多年来把自己锻炼成一位有自我修养的职业外交官，但他发现自己哭了。国王尴尬地设法安慰他，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你的感受。”考虑到他们有关的环境，这是一次非常奇怪的谈话。国王谈到，他正继续收到互相矛盾的忠告。接着，他做了一个奇怪的姿势，看了看表，说：“如果现在轮到我，我十分钟后就离开。”这场戏确实结束了。

1 月16日正午，国王出现在德黑兰机场。他对聚集的一小批人说：“我感到疲倦，需要休息。”他装着似乎只是出去度假。接着他登机，最后一次离开了伊朗。他的行李包里带着一小匣伊朗的泥土。他的头一站将是埃及。

国王一离开，整个德黑兰随即迸发成欢腾的海洋。此情此景是1953年国王本人胜利回国以来从未见过的。汽车喇叭嘟嘟叫，汽车前灯闪烁，饰有霍梅尼照片的汽车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嗖嗖地划动。街上到处有人群在载歌载舞，欢呼狂叫。报纸迅速分发，上面刊有令人难忘的通栏大标题：“国王已出走。”在德黑兰和全国，国王父亲的和国王本人骑马的巨型雕塑像被狂暴的民众推倒。巴列维王朝和它的时代消亡了。

谁将统治呢？在德黑兰已留下一个联合政府，这个联合政府以国王的一名长期的反对派为首。2 月1 日，霍梅尼乘一架租用的法国航空公司747 飞机回到德黑兰。飞机上的座位已出售给西方记者，以支付这次飞行的费用。而霍梅尼本人则坐在头等舱地板的毯子上度过了这次航行。他带来了第二个政府：以默赫迪。巴扎尔甘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巴扎尔甘自己作为国王反对者的背景是很完美的。的确，在二十八年前的1951年，巴扎尔甘曾被穆罕默德。摩萨台挑选为国有化石油工业的负责人。正是他，当时随身带着“伊朗国家石油公司”的图章和木质标记，立即亲自前往油田。后来，他在国王统治下的狱中服刑。现在，尽管霍梅尼持久地憎恨摩萨台，说他是一名世俗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由于不同政治势力的结合，巴扎尔甘成了阿亚图拉领导新伊朗的候选人。因此，在一个短时间内，在德黑兰有两个互相对抗的政府。但当然只能有一个政府。2 月的第M 个星期，在德黑兰郊区的一个空军基地爆发了战斗。交战的一方是叫作“霍马法斯”的同情革命的军士，另一方是帝国卫队的部队。军方对联合政府的支持瓦解了，巴扎尔甘执政。美国武官在一份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提供了对局势的简明概括：“军队投降，霍梅尼获胜，正在销毁所有的机密材料。”　　　　最后一个撤离的人

并不是所有的石油人员都离开了“菲尔兹”油田。要求有二十人左右留下来，以便保持伊朗石油服务公司合法存在的设想（如果以后同政府发生任何争执的话）。在留下的这批人中有杰里米。吉尔伯特。他原是爱尔兰的一位数学家，后来成为石油工程师。他被英国石油公司派往伊朗石油服务公司，现在是该公司负责资本计划的经理。他们留下只有几天，后来他们在面临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情况下也决定离开。但由于吉尔伯特突然患严重的传染性肝炎病而住进了医院，因此不允许他登上撤离的飞机。在1 月的混乱日子里，他住在医院里，发高烧。他在病床上夜间可以听到诵经声和炮火声，在国王出走的那天白天，他能听到盛大庆祝活动响亮的声音。除了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外，他同阿巴丹以外的世界的唯一接触，是一大束鲜花。这是伊朗石油服务公司给予他的礼遇。

吉尔伯特身体非常虚弱，几乎不能在病房周围走动。他被医院里的伊朗人误认为是美国人。一群护士开始聚集在他病床的窗外，叫喊“处死美国人”。另一名病人事先不发出警告，就突然用拐杖开始打吉尔伯特的头部，始终说着骂美国人的话。吉尔伯特现在的国籍问题产生了另外的问题。离开伊朗的唯一通路是要穿过伊拉克，但由于在黎巴嫩执行维护和平使命的爱尔兰部队最近同伊拉克士兵互相射击对抗，因此伊拉克拒绝给吉尔伯特入境签证。为了获得签证，他简直不得不跪在当地伊拉克领事馆的一名代理人面前，为爱尔兰人的一切罪恶赔不是。

1 月底，他终于感到有足够的精力离开伊朗这个国家。在灰蒙蒙的边境交叉口，伊朗官员几乎不看一眼就挥挥手放他过境。但伊拉克卫兵怀疑他是间谍，扣留了他，对他进行搜查，审问他数小时之久。这时，去巴士拉唯一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一辆出租汽车已经开走。当吉尔伯特最后获释后，他问道：“我怎么去巴士拉？”

一名卫兵回答道：“走去。”

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又虚弱又疲劳，带着两只行李包，沿着通往巴士拉的肮脏公路慢吞吞地步行。两三小时之后，一辆运货车越过他并停了下来。司机同意他给一点报酬带他去巴士拉。但当吉尔伯特拿出伊朗钱币时，司机哄然大笑说，那是不值钱的东西。吉尔伯特把他最后几块美元付给司机，才得以到达巴士拉机场。但是现在他已几乎分文全无。他怎么能够到别的地方去呢？于是他想起，他不久前刚收到美国捷运公司的一张信用卡，把它塞在皮夹子内，尚未使用过。感谢上帝，他每次离开家时总带着它，于是他登上飞往巴格达的飞机。他于深夜到达伊拉克首都，经过几次尝试后，找到了一家旅馆。他打电话给家里。家里人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以为他仍舒适地住在阿巴丹的医院里。

吉尔伯特三天没有离开过旅馆房间。当他认为他有足够的力气进行下一段的航行时，他乘了另一架从巴格达飞往伦敦的班机。星期五晚到达希思罗机场后，他从机场打电话给英国石油公司的人事部门，宣布他终于赶到了。伊朗大型石油联合企业“菲尔兹”油田的最后一名西方石油人员终于撤离了。但是，接电话的这位人事官员由于正在谈他自己的周末计划而分散了注意力，听错了吉尔伯特的话，认为打电话的人是在讲有关那位失踪工程师的情况。他说：“杰里米。吉尔伯特，我们一直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你同他接触过吗？”

这是他遇到的最后的无礼之举。吉尔伯特鼓足剩下的一点力气，从希思罗机场的公用电话里大声地骂，不仅辱骂这位不幸的人事官员，而且也辱骂同世界石油工业有联系的每一个人。　　　　惊慌开始了

伊朗的旧政权垮了，新政权出现了，但非常艰难。已经发生了为控制而进行的激烈斗争。伊朗像受到一次强烈地震而摇撼。以伊朗为中心的巨大的震波遍及全世界。世界上的一切都受到冲击。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没有例外。当两年后这场震波的高潮终于过去以后，幸存者环顾四周，发现自己处在崭新的地面上。一切的东西都不同了，他们所有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这场震波引起第二次石油冲击，使油价从每桶十三美元上涨到三十四美元，不仅使国际石油工业发生了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