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2)
李纨与王熙凤共同隐射顺治的康妃佟氏(她们的独生子女贾兰与巧哥儿共同隐射康妃佟佳氏的独生儿子康熙大帝)。
王熙凤同时扮演孝庄与顺治的新皇后小博尔济吉特氏(“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隐射科尔沁蒙古王爷家出的皇后与妃子多,龙床也太多,皇帝又不来宠幸,一个孩子也没有生养,白闲着,东海龙王来借用龙床也)。
《石头记》的男女爱情故事主要隐射顺治皇帝后宫的秘史,证明《石头记》成书于康熙年间,与乾隆时代未必存在的所谓“曹雪芹”及编辑高鹗毫无关系,并隐射了七大事实:(1)顺治(贾琏)娶弟媳妇二婚头董鄂氏(尤二姐)为皇贵妃,孝庄皇太后(王熙凤)很不同意,但木已成舟,只好接进皇宫,借刀杀人,致使五年后董鄂氏皇贵妃抑郁而死。所谓“吞金而死”,是隐射大清国的满族皇贵妃被当年后金国的蒙族皇后逼死。
(2)董鄂氏皇贵妃死后,被顺治皇帝与孝庄皇太后追封为“端敬”皇后,并举行了逾制的大规模国葬(“秦可卿死封龙禁尉”)。顺治借题发挥,借酒浇愁。孝庄顺水推舟,死后人情。大清国开国后第一次国葬由孝庄皇太后(王熙凤)协理操办,并有30名活人(瑞珠)殉葬。
(3)顺治(冷二郎柳湘莲)痛不欲生,愤而削发出家,出家不成,得天花而死。
(4)孝庄(王夫人)迫使小董鄂氏贞妃(晴雯)殉葬顺治皇帝(贾珠=贾宝玉)。
(5)孝庄(贾母、王夫人)将顺治(贾宝玉)的“秘密奏折”(焚稿)“移花接木”为顺治“罪己诏”(出闺=出炉)。
(6)汤若望(刘老老)提议七八岁但曾得过天花的玄烨(王熙凤佟妃的“巧哥儿”康熙)继承皇位。
(7)康妃佟佳氏(王熙凤与李纨)24岁早夭,仅在康熙登基一年后。李纨“光灿灿胸悬金迎…昏惨惨黄泉路近”。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三,福临已极度虚弱,自知难以痊愈,便密旨召大学士王熙至养心殿,在病榻前赐坐,二人密谈很久。对这次绝密的谈话,王熙深知关系身家性命,至死未敢泄露只言片语,惟在晚年自撰年谱中偷偷记下几句:“是日(正月初三),奉天语而论者关系重大,并前此屡有面奏,及奉谕询问密封奏折,俱不敢载。”福临临终前“天语”何事?“密封奏折”是什么内容?至今无人知晓,只有南堂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传记里透露出一些线索。
(皇帝患痘)“这个消息传出宫外之后,汤若望立即亲赴宫中,流着眼泪,请求允许觐见万岁”。但顺治帝已视他为母后的同党,至死也未同这位洋“玛法”面别。福临派人委婉地向他转达,说自己因为有“许多罪恶,他觉得没有见上帝的资格了。如果他再恢复康健,一定要信奉汤若望的宗教,可是现在的病症不容许他做这件事情”。汤若望虽未能面圣,却直接参与了嗣君人选的重大决策——建议患过天花的玄烨继承皇位。
魏特在《汤若望传》中披露了此事的内幕:“继位的皇子尚未诏封,皇太后立促皇帝做这件事。皇帝想传位从兄弟,但皇太后和亲王们都愿意皇帝从皇子中选择一位继位者。皇帝使人问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完全立于皇太后一方,提议选择一位皇子继位。皇帝最后受到汤若望的劝促,舍去年龄较长的皇子,而封庶出的还不到七岁的皇子(康熙)为帝位承继者。……理由是这位年龄较幼的皇子,在髫龄时已经出过天花,不会再受到这种病症的伤害。而那位年龄较长的皇子尚未出过天花,时时都得小心这种可恐怖的疾玻”福临先选中一位“从兄弟”。当时在世的“从兄弟”计有四位:辅国公叶布舒(兄)、镇国公高塞(兄)、辅国公常舒(兄),辅国公韬塞(弟),虽不知选中哪一位,但此四人几乎全是满族妃嫔所生,惟独没有蒙古博尔济吉特氏所生者。顺治的这种做法,显然有用意。顺治帝将王熙召入宫内密谈,并留有“密封奏折”,可能就是让“从兄弟”继位的遗诏。
继承人中没有博尔济吉特氏蒙古后妃生的儿子,而且不是顺治的亲儿孙,孝庄皇太后万难接受。她在儿子病危时“立促”选立嗣君。召集亲王们共同推翻了皇帝的“成命”,力主在皇子中选立新帝,并请来汤若望“玛法”助战。最后确立康熙即位。
顺治母子间对新帝由谁继承存在尖锐矛盾——顺治皇帝正月初二日卧病不起,自知不久于世,便召王熙议立继位问题。他已与孝庄皇太后有了分歧,提出以“从兄弟”嗣立作为最后的抗争,并写有“密封奏折”。王熙不过是一介汉官,怎敢在此重大事情上擅自隐讳?他立即向孝庄皇太后如实禀告。太后闻讯五内如焚,召集诸亲王会议,并通知汤若望入宫参议,坚决反对顺治皇帝的成命。
福临孤木难支,遂改立“一位年龄较长的皇子”。福临共有八子,四个早夭,当时除康熙外尚有福全、常宁和隆禧,俱非蒙族母亲所生。因蒙族后妃无子,孝庄从稳定帝业考虑,只能同意汤若望提出的建议,让已出过天花的玄烨即位。福临无奈,勉强首肯,也可能未能最终达成协议,他已夭逝黄泉了。紧接着就出现了孝庄皇太后等人私改遗诏之事(《石头记》以移花接木,黛死钗嫁的故事情节加以隐射之)。
正月初六夜分三鼓,几名太监将大学士王熙再次引入养心殿。顺治皇帝感觉病势更重,恐难支持,忙召王熙商议遗诏。福临在榻上强撑病体嘱道:“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
王熙闻言,泣不成声。福临催促道:“朕平日待尔如何优渥,训尔如何详切,今事已至此,皆有定数。君臣遇合,缘尽则离,尔不必如此悲痛。此何时,尚可迁延从事,致误大事?”王熙只得拭泪吞声,在御榻前握笔撰诏。但他心中暗暗叫苦,顺治皇帝特令“就榻前书写”,一刻不离,这却如何是好?
顺治帝视为亲信的王熙,早已置于孝庄的控制之下,他与皇帝间的言谈举动,太后皆悉知无遗。王熙既知皇帝秉性固执,更惧太后权势威严,而遗诏一经盖上玉玺,万难更改一字,在孝庄皇太后面前将无法交待。王熙握笔踟蹰,进退维谷。当写完遗诏首段后,他见顺治皇帝倦容满面,不由心生一计,忙奏道:“恐过劳圣体,容臣奉过面谕,详细拟就进呈。”福临气息奄奄,再无精力去想王熙的意图,便将遗诏大意说明。王熙忙卷起诏书,退出养心殿,长长出了一口气。
王熙退至乾清门下的西围屏连夜拟诏,“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反复修改至第二天中午才算定稿。遗诏交侍卫贾卜嘉捧奏皇帝。福临正在榻上更衣,很可能并未细阅,便谕:“诏书着麻勒吉(大学士,与王熙共同拟诏者)怀收,俟朕更衣毕,麻勒吉、贾卜嘉,尔二人捧诏奏知皇太后。宣示王、贝勒、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