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哥达·梅

——强硬的自信者

他们行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行。

——弗吉尔

一个有信仰的人抵得上九十九个只有兴趣的人。

——约翰·斯图亚特·米勒

没有哥达·梅，不可能实现以色列国家的独立，她是个执着而富动力的女性。牺牲着自己的个人生活来实现一个梦想——一个自由、独立的犹太民族；她是这样一个梦想家，绝不让日常危机动摇自己对自由的犹太国家追求的自信、旺盛的热情和执着的愿望。梅的令人不可思议之处在于她只有两套衣报，但却被朋友和敌人们，乃至情人的妻子看作是最具魅力和吸引力的妇女。她几经饥饿的边缘，却依然为自己的政党斗志高昂；多年来过着死神随时降临的生活，她却依然乐观向上，她随时愿意牺牲一切来追回童年时的梦想——犹太复国主义。她多年的艰苦卓绝生活，灭顶之灾的恐惧练就成无坚不摧的坚强意志，成为她走向顶峰的漫漫征途上的航向灯。

1948年5月14日，联合国投票通过以色列脱离巴勒斯坦独立，哥达·梅的梦想终于实现。政界权威们说：“如果本·居利安是以色列之父，那么哥达·梅是以色列之母”。在庆典盛会上，目睹自己毕生奋斗的胜利果实，她不禁泣不成声，她那时不曾认识到，这场战斗还要导致25年之久的奋斗，以不至于被阿拉伯人赶到地中海去。如果当时有人告诉她——哥达·梅将在20年后的1968年3月17日被一致选举为她所挚爱的国家第四任首相，世界上唯一的女领袖，她会震惊万分的。

这位在密尔沃基贫民窟长大，只受过一年大学教育的俄国移民，成为以色列独立宣言中唯一的女签名人，第一任驻俄大使，第一任劳动及保险大臣，第一位女外交大臣，是第一位也是仅有的一位女首相。梅的精神、坚韧和自信帮助她建立起以色列王国，并让她成为国家第一位女首相。梅成为以后的妇女领袖，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英迪拉·甘地的先锋榜样，也是所有有志于成为世界要人的妇女的激励榜样。

个人生活历史

梅于1898年5月3日出生于俄国（乌克兰）基辅市，是莫什和布鲁玛的第七个孩子。她的父母也非因袭守旧之人，他们结婚时没有媒人（有不守旧的父母看来与创造天才的成因极其相关，爱迪生、爱因斯坦、凯瑟琳大帝和玛格丽特·米德其叛逆天性都渊源流长）。俄国残酷的环境使她和姐姐莎娜相隔的9年之中有五个兄弟死去，莎娜比她大那么多，在她年幼时期起着母亲般的作用，在她8岁时到密尔沃基正式享受读书机会之前，由莎娜教她读书写字。

梅的保姆克拉拉只比她大4岁；在哥迪亚最初8年的生活中，生活境遇很艰难。她在自传中回忆：“没有一样东西是充足的，没有食物，没有冬衣，家中没有取暖”。她绝不会忘记这段不幸的日子以及俄国大屠杀的可怕经历，这永远印刻在她心灵深处。哥迪亚第一次是从那些进攻者叫喊声中听到“基督杀手”的，他们因为那些人的信仰和道德习俗而滥杀无辜，哥达在70岁时说：“我还记得我是多么害怕，多么愤怒”。

哥迪亚的父亲前往“金色的麦地娜”——美国——当时哥达五岁，他在密尔沃基找到了工作准备安顿家庭，她母亲凭借胆魄买通官员，伪照证明，在哥迪亚8岁时让她假冒5岁的孩子。护照是另一个5岁女孩的，她们是非法离境，她17岁的姐姐莎娜则顶替一个12岁的孩子，她们所有的包裹全都丢失，在长达1个月的行程中，只有抵抗力强的哥迪亚没有病倒。莫什在密尔沃基贫民窟安家，有时做木匠，有时在铁路上工作，哥迪亚的母亲在到密尔沃基两星期后便在他们两居室的屋子下开了家小杂货店，她甚至连英语都不会，想想这对年幼的哥迪亚是个多么有鼓舞性的榜样，她自己9岁便在店里干活。

莎娜对哥迪亚的生活影响最大，幼年在俄国和密尔沃基的时候，她是她的女英雄，革命灵魂和老师，哥迪亚把莎娜当作自己理想的榜样，说：“对我来说，莎娜对我的生活影响最大…一个闪光的榜样，我最亲密的朋友和良师”。她母亲则是另一种榜样，她单枪匹马开杂货店，而她当时毫无销售知识，买卖产品技巧，也不会英语。

在小女孩时，哥迪亚就拼命看书，她发现了陀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契河夫和狄更斯，她直到8岁在密尔沃基时才正式上学，但在密尔沃基上学毕业生致告别词（米德和斯坦内姆也推迟正规学校教育）。哥迪亚在家讲依地语和俄语，在学校与朋友讲英语。对哥迪亚来说，密尔沃基贫民窟的墙板房就像宫殿，她深深迷恋于书籍和学校，以致想成为密尔沃基的一名教师。她在自传中说：“我从8岁起一直想成为一名教师”。据她的朋友蕾吉娜说，哥迪亚是个极引人的女孩，“有4／5的男孩爱上她了……她有朝气而迷人”。

哥迪亚的姐姐莎娜结婚了，为医治肺结核前去丹佛，两人经常通信联系。哥迪亚的父亲认为女孩不必接受正规教育，在14岁时为她安排了一次婚姻，对方是年已30岁的保险推销员。哥迪亚这个倔强而自信的少女，逃往丹佛与姐姐同住，以能完成高中学业。她与具叛逆性的姐姐生活了两年，她家中每周有犹太复国主义者聚会，这些聚会迷住了可塑性强的哥迪亚，将她塑造成一个准革命者。莎娜聚会中有个男子莫里斯·麦尔森，哥迪亚后来与她结婚。哥迪亚开始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吸引，立即成为一个热衷分子，独立和坚强的意志已深深印人她脑海。她和莎娜产生冲突，她回到密尔沃基完成学业，1916年她从北部高中毕业，当时是班中副主席，但她早已被塑造成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

哥迪亚在17岁时加入犹太复国组织，在高中时便开始在群众集会上演讲，晚上为移民上英语课。由于她和朋友们对运动的高涨激情，被人们称为“犹太复国疯子”。她在密尔沃基师范学院学了一学期，不上课时在犹太人中心教依地语，她是个对任何事倾注满腔热忱的女性，成为会英语、依地语和俄语的激情型演讲者。1918年冬天19岁时，她成为在费城举行的犹太人议会中最年轻、最漂亮的代表，这便是这种生活的开端。

哥达19岁时与莫利斯·麦尔森结婚，但这时已决定，她注定要生活在以色列人集居区，她把打算告诉莫利斯，并邀他同行。梅的传记作家马丁（1988）说：“在她的想象中，哥迪亚已离开美国，在她内心自我印象中，她已在巴勒斯坦的某块内陆沙漠上开始工作”。她对莫利斯说，他可去可留，而她自己心意已决。婚后两星期，她接受任务到美国西海岸通过宣传犹太复国主义筹集资金，这便是她专注和执着的典型表现。她父亲火冒三丈“谁会撇下新婚丈夫独自出行”，梅是个着魔于犹太复国主义的人，说：“我准备着浪迹天涯”，“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党说要我去，我就去”。梅的传记作家说：“与哥迪亚的生命力相比，莫利斯柔弱得不值一提”。一旦她认识到犹太人的问题没有其他出路，除非有个民族家园，她便说：“我决定去那儿”。当问她是否会留下新婚丈夫独行，她说：“我也会去的，但会伤心”。

哥迪亚已被看作运动的领导者，她18岁时曾申请去犹太人集居区，但因年纪太小而被拒绝，但她已梦魂萦绕于巴勒斯坦。这位年轻的“犹太复国疯子”两年里走遍美国，筹集搭乘波加红塔斯船的旅费，这艘船将开往特拉维，由于“我能流利地讲英语和依地语，我准备走遍每个角落，踏上那条船”，因此她被委派为此行筹集资金。接下去便是以后50年的故事，梅劝莎娜同行，共同建设巴勒斯坦的新家园，也是“流浪的犹太人”的未来家庭，莎娜离开美国的丈夫，与哥迪亚一起，带着两个孩子踏上波加红塔斯号。波加红塔斯是前往特拉维的第三次移民潮，接着发生一场灾难。哥这说：“我们在此中幸存是个奇迹”。船在1921年5月23日离开，上面有哥迪亚、她姐姐及两个孩子，23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一开始起航行便是一场灾难：有暴动、死亡、饥饿的威胁，还有船长被杀、最后船长的弟弟发疯了。他们在1921年7月14日抵达特拉维，饥饿难忍，行李也全都丢失。他们的世外桃源是特拉维，这实际上是个只有12年历史的沙漠小镇，上面没有植物和自然资源，就像“另一个星球”，它是如此原始，如此贫脊，同行的每个人都哭着要回去，包括莎娜。只有乐观的哥迪亚狂喜万分，说：“我真是幸福极了”，而其他人沮丧已极。最后，有1／3的人回到了美国。一上岸，哥迪亚便改名哥达，开始新生活。

职业背景

梅和丈夫在240英里长，0.25英里宽的狭长而荒僻的巴勒斯坦安家，这片荒漠是梅童年时犹太家园之梦的实现，自这天起她便深爱此地。梅经常说：“犹太人有权在地球上找到自己的落脚地，成为自由而独立的人”。她决意让这片荒凉的沙漠狭地成为自己永久的家。麦尔森一家被分配到海维亚EMEK的犹太聚集区。这是一个公社村庄，比任何共产主义者所曾有过的大胆创造更集体化。这些村民共享一切：衣服、食物、孩子和伴侣。许多居民患有霍乱，那儿没有厕所，水遭污染，食物常常难吃而变质，而乐观的梅是“绝对投入”。她热爱聚集区生活，23岁时便被选为公社首领，她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集会代表，在那儿遇见了许多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李·居里安，贝尔·凯兹内森，赛尔曼·莎沙和戴维·雷姆兹（她以后的恋人）（马丁，1988）。

梅的姐姐，精神伙伴莎娜说：“哥迪亚不是要成为她已成为的人，而是要成为她应该成为的人”。——这同艾恩·兰达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正是革新和创造性行为的典型，而梅的革新贡献是对于世界性一种宗教歧视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她的创造性斗争开始之初是：捡杏仁、养鸡、照料孩子，在学阿拉伯语和希伯莱语的同时教英语。聚集区的生活对莫利斯来说太艰难，他厌恶已极，他们迁回到特位维生活。莎拉在1923年出生。麦纳切姆在1926出生，梅在耶路撒冷的妇女劳动委员会当秘书，靠洗衣服挣钱。1924年她成为财务员，这使她有机会外出参加各种国际性会议，1928—1929年她赴美国参加犹太复国党代表大会，这是她离开后第一次回美国。1929年又成为世界犹太复国会议代表，在那儿她卷入了与她的老师／情人莎沙·赛尔曼的恋情。他推荐她于1932年在美国先锋妇女部任秘书，组织美国分部工作。梅开始居住在纽约，两年里四处活动，她流利的英语、俄语、依地语、希伯莱语和一些阿拉伯语是她胜任这份工作和以后许多工作的关键。梅在传记中说：“我没有选择职业，没有选择事业，一切就这么发生了”。实际上，梅选择了东西——一个梦想，她追随永远的梦想。

梅这段时间的一位男助手说：“梅是主要的发起人，做很多工作，干任何事都很出色”。传记作家马丁（1988）说：“她很动人，很漂亮，在她身上有股神秘的气质”。他说：“她眼睛很美”，尽管她30年来衣服从不超过两件，也从不化妆打扮，但她却是个革命的女神。她有独立的人格，尽管从不孤独，她总是不断保持一种珍贵可信和罗曼史关系。

在这30年里，梅代表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巴勒斯坦犹太人组织走遍世界各地。她担任许多职务，包括可帕特·奥立姆总部的主席，这一机构为占到半数的巴勒斯坦犹太人提供医疗眼务。这段时间她过着斯巴达式的艰难自律的生活，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金色女孩”闻名。她没有电气、暖气和私人电话，在大部分时间躺在躺椅上睡觉。以色列的要人是她的朋友、同事和情人。据马丁说，他们爱她，因为：“她往往有勇气显示软弱的一面”。在没有食物时，她会哭，但面对一位持枪男人时却镇定自若。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阿拉伯人加入轴心国时，梅四处游说敦促年轻的国民加入英国军队，对33000名犹太复国主义者加入英国部队起了关键作用。战争期间，她是犹太复国政治部负责人，在英国战时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1943年时梅负责与英国方面交涉有关巴勒斯坦国家管理问题，她面对英国法官的威吓决不退缩，当他盛气凌人地对她说话时，她告诉他：“你用不着以这种态势跟我说话”。人们喜欢她的率直。

在战后争取成立永久的犹太人国家的战斗中，哥达站在本·居里安一派，他们在犹太复国国家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被捕入狱，他们任命梅为政府的执行领导人。这时候，艾格索达斯号载着4700名无家可归的犹太人，包括400名孕妇，试图从北欧赶到巴勒斯坦，阿拉伯和英国人共同策划政治阴谋，由英国破坏者阻挡开往巴勒斯坦的航线，制造国际事件。梅只身前往客轮，在甲板上抵抗英国军队，说：“你们有胆的往前冲”。在艾格索达斯事件后，英国战争委员会主任阿尔伯特·斯本塞说：“哥达是我遇到过的最能干的妇女，像邱吉尔先生一样，她以最简单的方法解决一切难题”。

1946年联合国最后投票通过，以色列脱离巴勒斯坦独立。秘书长詹姆斯·福莱斯托当时说：“4500万阿拉伯人企图将35万犹太人推入海中”。正是这时候，犹太人最后停止了为独立而进行的战斗，开始为生命而战斗，战斗异常激烈。在联合国决定后的最初两周里，便有93名阿拉伯人，84名犹太人和7名英国人被杀。梅负责耶路撒冷地区，那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区，她刚毅地面对死亡的梦魇和血腥的屠杀，她一连数月每晚只睡4个小时。并告诉新闻界她是如何看待当时境况的：“我们力图保存生命，我们的邻国希望看到我们死亡，这已毫无回旋余地了”。1946年戴维·金斯伯格在犹太人会议上说：“活力是对她最恰当的称呼……这不是一种风格和型态，也不是她刻意培养和学得的，这是她所具备的简单方法，是她生活中一直有的方法，也是她将永远保持的方法”。梅这位能言善辩的演讲者，能一语中的描绘复杂事情，她对他们的存活作了如下述评：“我们有个秘密武装，别无选择”。

以色列独立前还有两件重大事情。国家没有钱。约旦国王扬言，阿拉伯人愿牺牲5000万人的性命来屠杀在巴勒斯坦的50万犹太人，这是惊心动魄的时刻，阿拉伯人愿意牺牲25％的人口来取得犹太人从他们前辈手中购买的这块狭长荒凉的土地。（大多数土地确实是犹大人在二、三十年代从阿拉伯人手中买下的。）梅是两次战争中的幸运者，在独立前夕，她奉命前去约见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以制止一触即发的战争。当被朋友警告她会被杀时，梅说“只要我的行动能挽救一个犹太战士的生命，争取到一丝希望，我入地狱也在所不惜”。

梅假扮成一名阿拉伯妻子，穿过边界与阿布杜拉会面。后者实际上比她更害怕，阿拉伯司机是“如此害怕，在我们到达目的地前，他让我们呆得远点”，国王问她为什么急不可耐地要成立独立国家，梅毫不畏惧地说：“我不认为两千年的时间可以被称为‘仓促急躁’。她告诉阿布杜拉战争可以打，以色列肯定会赢。梅在自传中说：“就我而言，纯粹凭借胆量，但我知道我们必须获胜”。

梅在创立新国家中第二项使命是筹集必需的资金，保护国家免遭包围在边境周围的1000万阿拉伯军队的屠杀。阿拉伯人作好了进攻的准备，以色列前线官员让梅争取放弃土地，因为他需要用于战争的坦克要花费1000万美元，她答应说：“好吧，你守在这儿，我去设法弄来1000万美元的坦克钱”。她后来说：“我是胆大妄为，我到哪里去拿这1000万美元？”她立即前往美国，四处活动争取援助，从她政治榜样，女英雄爱莉诺·罗斯福那儿着手。

亨利·曼托是美国犹太复国运动的头目，他是强硬无情的大国沙文主义者，不认为值得为世界另一头只有几十万人的区区沙漠小国花费这么多钱，而曼托与许多男人一样，被梅的魅力迷倒。他告诉报界：“哥达的热情犹如火炉，这位妇女真是妙不可言”。他以后又称她是“当今世界最强有力的犹太妇女”，她确实当之无愧。她在以色列争取独立的长期斗争中创造了伟大奇迹，她凭借自己的魅力、吸引力和无尽的能量，在3个月内筹到5000万美元。这一举动的伟大性显而易见，你只要想一下5000万美元相当于沙特阿拉伯1947年全年石油赢利的3倍。本·居里安在她回国后说：“以后在写历史时，要这么记上一笔：有位犹太妇女筹到钱款，使国家独立成为可能”。

回来后，到1948的4月13日，从不知疲倦的梅患了心脏病，疲倦和压力击倒了她。她马不停蹄地进行全球努力，筹集避免阿拉伯战争的资金取得了成功，但她却不得不因病休息3个星期。当1948年5月14日在巴勒斯坦宣布以色列国家成立时，梅再度忙碌起来。“金色女孩”的座右铭是：“如果你认为行，它就肯定不是梦。”她刚强的意志使她的梦变为现实。54岁的梅是以色列独立宣言中唯一的女签名者。当新国家成立，奏起以色列民族的国政时，梅禁不住泣不成声，这一宣言结束了犹太人长达1887年没有国家的流浪生活。梅再次被派往耶路撒冷任职，那儿是斗争最激烈，最不安定的地区。梅每天面临死亡的威胁，那儿到处是枪杀。在战争前线，梅常常将手榴弹放在内裤和胸章里（马丁，1988）。

1948年9月，梅被任命为以色列首任驻俄大使，她担任此职，不是由于通常情况下的政治倾向，而是她最有资格胜任此职位，她俄语流利，又出生于基辅市，深谙那儿的文化；除此之外，她是政府中最擅外交辞令者。梅带着女儿莎拉同往莫斯科，但于1949年4月回国担任总理戴维·本—居里安内阁的劳动和社会保险部长，梅成为国家全国保险计划的建构者，在以后7年中，她负责这项计划的推行实施。1956年，梅又被任命为外交大臣，成为以色列驻联合国的代表，以后10年中，她奔波穿行于世界各地，对非洲许多国家的成立起着积极作用。在对南非民族的帮助中，她成为义务的负有使命的福音传播者，她摆脱个人恩怨，帮助这一民族存活。

68岁时她辞去内阁职务，担任稍轻松的玛派党书记的职位。

梅在1968年7月辞职是因为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而几个月以后，她又突然开始繁忙的政治生涯。因为1969年3月17日，前首相列维·艾什科尔突然去世，哥达·梅被一致推选为以色列第四任首相。在任职时她说：“我们的命运不能、也绝不会让别人来决定”。这位执着的妇女最后掌管着她毕生致力于创建的国家，她成为阿拉伯人难以对付的对手。

和平和让人满意是哥达·梅任职期间的主要目标。停火线已谈妥，但边界时有冲突。梅的政府经济被不间断的争执所困扰。她那时为了以色列的阿拉伯敌人，“在70岁时还比过去奔波忙碌时工作时间更长”。当她的批评者说她必须更注意以色列国家形象时，她回敬道：“这是面对死亡而让人同情，还是生存而给人坏印象的生死选择，我们情愿生存而让人留下坏印象”。

和平看来是个短命的奢侈品，危险常常悬在头顶，然而停火线却迷惑了她的内阁们，让他们误以为安全。梅有种直觉，战争一触即发，提醒着她的内阁和助手们，尤其是以色列战斗机在1973年3月击中一架利比亚波音727客机，使106人死亡。这驾飞机无意闯入以色列领空，导致事件发生。梅立即飞往华盛顿，与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会面。

约姆·基帕是赎罪日，也是犹太教中最神圣的节日，梅的许多内阁官员在1973年的此刻去过节，而构凭女性直觉感到事态不妙。有报告说俄国人跨出阿拉伯领地，还有其他迹像让她担心阿拉伯人的战争企图。她的顾问和官员们说：“别担心，不会打仗的”。而她的直觉告诉她并非如此，以色列情报机构告诉她，俄国部队从叙利亚消失。她在约姆·基帕战争前一天，10月5日中午召开少数高级官员紧急会议，说：“瞧，我早就有可怕的预感，事情会发生，这令人想起1967年一我感到这一切都有预兆”。梅的主要内阁成员，国防部门、情报头目，商业部门都一致说：“没什么异常”。梅后来说：“我真该听从我的感觉，当机立断采取行动，我知道我应该那么做，我以后一直记住这种教训”。梅的直觉很准确，但却未能避免2500名以色列人丧命的悲剧发生。如果梅的内阁们能相信她的直觉力量，这些以色列人可以幸免于难。

梅是勇气十足的人，坚信力量对一个国家和每个人都至关重要；如果她没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这个民族国家也不可能生存下来，而如果没有内在的力量，她也不可能具备处置事情的能力。在约姆·基帕战争时，梅已75岁，但离开她办公室从不超过1小时，她每晚睡眠不到4小时，常常为她挚爱的民族和年轻战士们熬夜，偶尔在办公桌上打个盹。战争第五天，战火危及全国，她半夜打电话给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他的助手说现在是晚上，等到明天早晨再打来，梅说：“我不管是什么时候，我们今天就需要帮助，因为等到明天就太迟了，我要亲自微装出行，飞来与尼克松会面，我要越快越好”。（基辛格被她说服，邀她到了华盛顿。）梅的毅力和信心起作用了，美国飞机及时赶到，避免了战争，挽救了这个国家。这位75岁的坚韧妇女，再次凭其不屈不挠的精神，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态度强硬，挽救了她的国家。

在度过5年多灾多难的首相生活后，梅于1974年4月10日辞职，她已近76岁，她说：：“我已无能力再承受这负重担了”。她1921年刚到这儿时，巴勒斯坦犹太人有8万人，而她1974年离开时，人口已达300万。这位自信的妇女一直以力量支撑着整个生活，她任职时最后一次讲话显示出她具鹰派味的、力量型的求生欲望：“如果以色列不强壮，就不会有和平”。她还可以说：“如果妇女不坚强和自信，她不会有权势。”这是这位力量型女性的本质。

气质：直觉—思维者

“哥达具有准确无误的本能和直觉——在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两方面都如此”，这是传记作家拉尔夫·马丁（1988）的评述。马丁认为梅具有普罗米修斯精神，像大多数创造幻想家那样是直觉和理智的结合，梅还有另外的品格，帮助她成为世界上伟大的妇女领导人，她有自信的领袖魅力。具备激情鼓舞性的演讲才能，她鼓舞人心的讲演是她最显著的才能，这是她与奥普拉·温弗雷和玛丽·凯·阿什共有的品格。戴维·本一居里安在听了她在英国议会的讲话后评论：“我被她的大胆言辞所震惊，她的话语惊世骇俗，她口若悬河，坚定不移，言词犀利，一针见血，有胆有识”。美国高级法官阿瑟·哥德伯格称她是“放火者”。梅始终是个“金色女孩”，而那些只把她看作70岁的管家婆的人，却往往忽视这点。

梅的自信难以复加。1973年她作为首位受接见的以色列官员前往梵蒂岗，当她以种进攻性而非防御型态势与主教交谈时，红衣主教被震惊了，她告诉他：“我们永远同情着别人”。梅的访问标志着犹太国首次被梵蒂岗承认，她证明了她对犹太复国主义坚定的信念。她在自传中承认这点，“我的一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自信”。

梅除了有力量和决心外，还具备外向、活跃的个性，她往往当机立断。传记作家佩吉·麦恩在1970年时和她同在特拉维，说：“当她作决定时，主意已定下。”麦恩戏称梅的内阁是：“哥达的厨房内阁”，“决策往往从哥达的厨房中配制而成”。梅的政治顾问斯密查·迪内兹说：“她具有女人最好的品格——直觉、洞察、敏感和同情——还具备男人的品格——力量、决心、务实、目的明确”。梅的直觉力量给以后的女领导者以信心。梅在1973年约姆·基帕战争中的直觉力，就显示出女领导者凭直觉感知危险的力量，梅的敏锐直觉不被男性内阁成员所重视，致使以色列许多人丧生。

家庭与事业

梅于1917年12月27日与内向的古典音乐家莫利斯·麦尔森结婚，她年方19，但已是一个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她让莫利斯保证他们未来共赴巴勒斯坦；他保证了，但并不知道这位着魔型女性的紧迫感，在他们结婚后几周，党就叫她前往西海岸为犹太复国运动筹钱，她临走时说：“党说我应该去，我就去”。不久，梅又决定巴勒斯坦是他们的理想乐土，她要去那儿，莫利斯不想去但拗不过坚定的梅，莫利斯受不了巴勒斯坦犹太聚集区的艰难生活，说眼妻子一起到特拉维生养孩子。这种情形持续不断，因为梅总是愿意牺牲任何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她1928年遇见莎沙·赛尔曼后，她和莫利斯一直分居。梅总是愿意为以色列牺牲自己、家庭和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