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节
我们这一代，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末期降生，从小营养不良。而后在混乱不堪的日子里度过童年，耳闻目睹“打砸抢”、打群架等那个年代特有的社会现象。懵懂岁月里的一场灾难，唤醒了我们沉睡中的良知，伴随着痛苦与欢乐交织的日子，我们慢慢长大了。
伙伴离去
唐山大地震留给我最深的记忆，莫过于一对双胞胎同学——国栋、国梁的遭遇。国栋、国梁住在我家后面一条胡同里，我们住的两个院子紧挨着，有一个门相连，北京俗称“穿堂门”或“后院门”。后来流行的词汇“走后门”大概就是因此而来。开始这个门开着，后来因为来往穿梭的人太多，溜门撬锁经常偷东西，大人们就把它堵死了。孩子们对堵死“穿堂门”很有意见，但也没办法。虽然这样一来两个院子里的人来往要绕很远的路，但这并没有影响孩子们的交往。我和国栋、国梁在一个班，又在同一个学习小组，放学后总在一起写作业。那时候不像现在，孩子们放学后都躲进小楼里自成一统。我们是根据居住位置，分成学习小组，一起写作业，然后一起到什刹海河边捉鱼捞虾，有时玩晚了，就在一起吃饭。国栋、国梁的老家在唐山，父母都是老师，工作很忙，但对孩子们的学习抓得很紧，经常给我们辅导功课。国梁父亲话不多，不是看书，就是干活；而国梁妈大嗓门，操一口响亮的唐山话，总爱说一句：“忒好咧！”那是对我们最大的夸奖。
国栋、国梁哥俩性格各随父母。国栋好静，学习用功成绩优秀；国梁好动，跑得飞快，还参加了业余体校冰球队。地震时正赶上放暑假，国栋随母亲回唐山探亲，国梁参加体校训练，和父亲留在家里。结果，国栋和母亲被地震夺去了生命。
从此以后，国梁变得沉默寡言，上完课就去训练。学习小组也散了,那曾充满着国栋、国强小哥俩欢声笑语、回荡他们母亲响亮唐山话的后院，变得寂静无声。转年冬天，不幸再次降临到国梁身上。冰球队到结冰不久的后海训练，冰层坍塌，国梁落水。等教练和路人把他救上岸时，国梁再也没有睁开眼睛。
地震把分割两个院子的墙震塌了，很长时间没有修复。虽然院墙塌了，不用再绕道，但是我再也没有去过后院。两个小伙伴永远消失了，在我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国梁的父亲后来也搬走了。临行前，他来到我家，用颤抖的手，把小哥俩用过的一枝钢笔送给我。那枝笔，我珍藏至今。
地震发生后，大家猝不及防，纷纷跑到开阔的地方躲避。我家附近的疏散地点是刹海湖业余体校的运动场。记得7月28日天亮之后，全院老少都跑到那里，运动场上聚集了很多人。但是很快开始下雨，而且越下越大。大家都没有带雨具，很快就坚持不住了。一些人开始回家。我们的院子比较大，但都是老房子，地下还有防空洞，当时属于“危险地带”。街道上很快来了通知，说最近还有余震，绝对不能回到屋子里居住！于是，我们院子里十几户人家在大院当中搭建了一个足有100平米的大棚，并且集体入住。从此，就开始了住抗震棚的日子。开始时好奇，觉得这种兵营似的集体生活很有趣，同龄的孩子们在棚子里追逐打闹，很是热闹。住长了，才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一是热，苫布搭成的大棚像个蒸笼，人又多，哪儿都不敢去，挤在一起像煮饺子一样，一觉醒来，浑身上下全是汗；二是蚊子多，怎么都赶不走。用蚊香吧，四面透风的大棚又兜不住烟，只好用清凉油把露在外面的身体涂满。即使这样，也免不了被咬上十几个包。
随着天气渐冷，院子里的大棚没法住了，大家都纷纷在院子外面马路边上搭起自家的抗震棚来。搭建地震棚的材料五花八门，大都是各个单位下发的救灾物资。有苫布、油毡、塑料布、毡子、毯子、瓦楞板、钢筋、木料等等。于是，各种各样的抗震棚星罗棋布地点缀在胡同里。有大的，好几间房子连着，下面砌着矮墙，里面通着电线，外面涂上油漆，非常漂亮；也有非常简陋的，灰不溜秋，四面透风，像农村西瓜地里的窝棚。可惜当时没有相机，没能留下那些奇特的街景。
从1976年7月28日以后，我和父亲一直住在抗震棚里，直到1977年元旦前夕——这是按照母亲的“指示”办的。我是家里惟一的儿子，又最小，母亲对我格外操心。记得秋后的一天早晨，母亲突然叫住正要去上学的我，嘱咐说，今天要格外小心。我很不以为然。母亲却十分认真，告诉我，昨天做了个不好的梦，我家的抗震棚失火了，要多加小心。没过多久，母亲的话应验了。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抗震棚真着火了。幸亏发现及时，不然来个“火烧连营”，那麻烦就大了。这以后，母亲不让我们在抗震棚里点蜡照明。入冬后，有的抗震棚里开始生火，危险性更大了。母亲只让我们晚上到抗震棚睡觉，她每天都要检查几遍抗震棚里的炉子，并嘱咐父亲千万别睡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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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深处的震撼(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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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初冬的黄昏，我放学回家，天色已暗，却见母亲站在大院门口，正等着我。原来有人在我家抗震棚附近挖了个坑，母亲怕我掉进坑里摔着。寒风里，我看到母亲花白的头发飘扬着，显得非常苍老，心里不禁一阵发紧，母亲才50岁呀！
露天课堂
1976年9月，我们上初中了。那时候叫“戴帽”初一，还是在原来的小学上。由于地震警报尚未解除，我们被临时安排在什刹海体校操场上课。
露天学校只上三门课——语文、数学、体育。老师拎着黑板，我们每人带一个小马扎。每个班圈出一块地方，就开始讲课。操场紧挨着马路，环境嘈杂，汽车喇叭声经常打断老师的讲课，大家也无法集中精力。那段时间学习的内容，早已忘光了。
由于在体校操场上课，守着好多篮球场、排球场，所以体育课特别多。体育课实际上就是玩。常常是几个班的孩子一起打球。由此结识了同年级的一个女孩子——小叶。小叶的父母被地震夺去了生命，她成了孤儿，被一位好心的体校教练收养，并安排她进入体校排球班，那里有每月十几元的伙食补助。我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小叶发疯似地训练。听老师说，她每天练习滚翻救球几百次，大腿内侧都磨烂了，却从不叫苦。同学们知道了她的遭遇，都很同情。而我则从她忧郁的眼神里，似乎看到了国梁的影子。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凑了几元钱，委托老师交给小叶。过了几天，老师拿来一只排球，告诉我们，这是小叶用我们给她的钱买的。小叶说，大家的心意她非常感激，愿意和同学们成为好朋友。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打排球。小叶的个子不高，但防守技术非常好，她的年龄应该和郎平相仿。虽然她没有成名，但经历了那样一番磨炼，相信足够她应付人生的任何挑战了。
地震后的四合院
从记事起，我们居住的四合院发生了几次大变化。第一次是挖防空洞，第二次是地震，第三次是盖小厨房。
挖防空洞把四合院的格局和地面破坏了，地震则使四合院雪上加霜。我们住的院子在挖防空洞时，把原来的影壁、大门、二门、回廊都拆了，地面的方砖也被清除。原来那个古色古香、青藤绕墙的院落变得面目全非，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轮廓。地震又造成了进一步破坏，部分院墙坍塌，北屋的两间耳房也掉了顶子。但四合院还是显示出了顽强的生命力。老北京人常说“墙倒屋不塌”，这就是四合院里老房子的一大特色。房屋的结构非常坚固、合理，四梁八柱，而且都是用传统的榫式咬合，即使墙倒塌下来，房屋整体并不垮架。所以，唐山大地震对北京老四合院的破坏并不像挖防空洞时那样严重，修复起来也比较容易，把塌了的墙和顶子修补好就行了。但是地震以后人为的因素，却进一步加剧了四合院的衰落。先是在院子里盖地震棚，后来这些棚子慢慢变成了水泥加砖头垒砌的小屋子和小厨房，每家都自己挖沟修上下水，四合院原有的疏通排泄系统和生态环境被彻底破坏了。一些人家还乘机抢占地盘，把外地的亲戚接来入住，原来只有6户人家，猛然增加到13户。人一多，矛盾接踵而来，原先古朴和谐的民风逐渐消失，邻里不和，吵架拌嘴成了家常便饭，有两家邻居还为芝麻大点事差点闹出人命。
惟有几家老邻居一直和睦相处。地震后不久，北屋里两位老人先后患脑血栓瘫在床上，他们惟一的女儿在内蒙古插队没能返城。我父母等几位老邻居悉心照顾，一直到老人的女儿返回父母身边。后来，我们那个院子拆迁，临别之际，几位老人相拥而泣，久久不愿分开。
转眼30年过去，我已经步入不惑之年。但是那场地震带来的悲欢离合，那些四合院里发生的故事，那些童年时代的往事，还常常萦绕在心头，永远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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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底片上的唐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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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震过后，燕赵大地上崛起了最年轻的城市——新唐山，而那座在地震中变为废墟的老唐山依然留在我心灵的底片上。多少年后，演员赵丽蓉操一口唐山话活跃在舞台上。那让人熟悉的、有些怪腔怪调的话语在使我忍俊不禁的同时，更会勾起我对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回忆，进而深深触动我心底的痛……
在“文革”爆发前，我对唐山可以说是一无所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次偶然的“看热闹”，才使我第一次接触到“唐山”。当时血统论盛行，红卫兵造反，一帮半大孩子由着性子胡闹，借“破四旧”四处游荡。随意打砸、抄家，突击查问“来路不明的人”，以揪出各路逃亡的地富反坏右的事，几乎天天发生。一天，一队绿军装、绿军帽，腰扎武装带的男女红卫兵小将雄赳赳、气昂昂地踏进邻居家，盘查一位才从外地来北京探亲的老太太的“成分”。这些十三四岁的红卫兵的举动撩起了我们这些“厌死狗”年岁孩子的兴趣，于是一窝蜂般地围上去。只听一矮个儿女红卫兵对着那老太太厉声讯问道：“你是哪里人？”老太太一张口，腔调真叫逗：“烫扇（唐山）的（tàngshànde）”。“什么出身？”，“孤（雇）农，散（三）代（gūnōng，sándài）”……老太太一脸的严肃，而对话的场面和老太太那拐着弯的怪腔调倒有些像说相声，把我们这些一旁看热闹的小孩逗坏了，开始有孩子模仿老太太的腔调，嘻嘻哈哈地扰乱了战斗气氛——在小孩们眼里，那些红卫兵不过是些比自己大个三四岁的大小孩。因“根红苗正”
，老太太一身正气，唇枪舌剑令想讨便宜的红卫兵小将占不到上风，加上一帮小孩的添乱，这场审问草草收场了。就这个话题，这个腔调，却被我们这群些淘气包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频频谈论和模仿，进而创新、深加工成一个“保留节目”，一遍遍地表演，其乐无穷。其实，老太太讲得是地道的唐山话。
十年过去了，唐山和老太太那听起来让人捧腹的唐山话已成为遥远的过去。由于哥哥、姐姐相继奔赴“广阔天地”，按政策留城的我便进了工厂，成为一名被许多同代人羡慕的、每月有稳定经济收入的青工。但年方20、精力和热情过剩的我并不快乐，每每看着“文革”的混乱局面，就不禁担忧自己的未来，心情一直比较沉重。而就在这时，就在1976年7月28日凌晨，一场震惊中外的巨灾，使唐山——那散落在我遥远记忆中的几枚碎片，顷刻之间攒铸为一方巨石，沉沉地压在我的心中，从此再也无法挪开。
记得那年的7月，天气热得有些反常，27日夜晚更是闷热难耐，我很晚才回家睡觉。天热，睡得不踏实，迷糊中我忽然觉得床在抖，我在摇，晃动越来越厉害，动静越来越大，桌、柜门、窗都在吱吱地叫着，怎么了？一个机灵，我还没完全清醒，已蹿出了房门。站在院子里，我感觉天光大亮，四周白生生的一片，鸦雀无声，万籁寂静——夏秋时节草丛中昆虫的吟唱喧闹和河塘中此起彼伏的蛙鸣此时全然化为一片静寂；映入眼际的景物无不清晰真切、历历在目：远近的房屋、树木、山坡及山坡上的植被，就连高高大树顶上的鸟窝、悬在空中的电线，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几点了？夜晚还是白天？我懵懂地站着，搞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时，邻居们也慌慌张张陆续从房子里跑出来。“是苏修和我们开仗了！”“是工厂爆炸了！”“是阶级敌人搞破坏！”……大家猜测、议论着。这时，大地又开始抖动了，地面先震后抖，如同一面被捶打的大鼓，附近老旧的平房嘎吱嘎吱地喊叫起来；电线也在嗡嗡附和着，上下抖动得如同一根被使劲摇动着的跳绳；树枝左右撕扯，发出“嚓嚓”地响动。几秒钟之后，大地平静下来，但见那些地震中响动大的房山上出现了比较大的贯通裂缝，有的房子屋顶甚至开始掉砖落瓦。
继而，又有几次小震袭来，但影响不大。令我惊奇的是，几分钟前亮如白昼的天色此时竟又慢慢地昏暗下来，就像一台大戏开幕了，又迅即谢幕了。这时大家全明白了，是发生地震了，可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可能想到，这场让我在睡梦中惊醒，并目睹、感受到奇特景观的地震，对相距几百里外的唐山，却是一次灭顶之灾。
回到屋里，谁也睡不着了。不久，天色真正大亮，我像往常一样，与同伴一起赶去工厂。当时京城的北三环路并不宽阔，我们骑着自行车，边骑边聊着刚才发生的地震。一会儿，地面又抖动起来，自行车随之左摇右晃把握不住，人骑在车上像喝醉了酒似的。一些上了年龄的骑车人忙下车，不敢骑了。我们二十郎当岁的小伙子，正是好事的年龄，此时绝不会放弃显示自己车技的机会，骑在不住晃悠、抖动的路上觉得格外刺激。路边的电线边摆动、边呼哨着，路两边的树木和庄稼也不甘寂寞地哗哗附和着。一路上，地面又抖动了两次，但持续的时间都不长，我们对此也没当回事。进了工厂大门，见工人们都散待在院子里。因为厂里有些老厂房的山墙上出现比较大的裂缝，而厂里那座四层高的主楼是当时北三环附近最高的建筑物，为防不测，厂领导不敢让工人进入危房和大楼去工作，人们便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侃大山，聊地震时的经历和感受。其时，大家对地震知之甚少，谈论的中心点不外乎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