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奋力抢救，突然大地又传来了隆隆的声音，这时班长喊了一声“快撤，这墙要倒！”余震随着地声而至，而且震动比前几次厉害，大约持续了一分钟时间才停止。没等我再喊，就听班长说“咱们先用绳子将这堵残墙向没人的方向拉倒，消除隐患再去救人”，大家异口同声说“好”！过了一会儿只听一声闷响，大约是残墙被拉倒了，接着我头上的废墟又传来了刨挖声。突然，一束光线射了进来，而且越来越大，我终于看到了外面正在施救的人们，看到他们一身泥土，一双双焦急的目光和一双双带血的手，我喊了一声班长的名字便激动地晕了过去。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躺在离废墟不远的砖道上，身下铺着满是泥土的凉席。几位同学围在我身边，有的在给我测血压，有的在给我清除鼻孔、嘴里的泥土，有的在给我包扎划破的伤口，看到这一切，我的热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本想说一句“谢谢！”但动了动嘴却没有说出来，因为此时这一切都是多余的了。这时我试着动了动双腿，发现还能动，只是由于麻木，还不能站起来。一位同学知道我的心思，马上对我说：“你的双腿不要紧，过一会儿就会恢复，只是被木檩压的地方有淤血，估计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吸收。”此时，我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了下来。我说，咱们班的同学都出来了吗？他的眼睛闪了几下，泪花在他眼里打转儿，说到“已经有五位女同学遇难了，还有两位男同学没有刨出来，同学们正在抢救”。一个小时过去了，两名男同学被刨出来了，可早已停止了呼吸。据当时的同学们讲，这两位同学是被木柁砸死的，和我仅隔一个床铺。这时班长宣布：“我们班共有七名同学震亡，一名女同学腰部重伤，上一班有两人震亡，老师们全都幸免于难。”
---------------
我被深埋在废墟中(2)
---------------
接下来，老师及班长又组织没有受伤的同学搭建临时帐篷，此时，我已能站起，也帮着大家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夜幕还没有降临，举目望去，全校一片废墟，尸体随处可见。然而，老天不怜落难人，这时，又下起了小雨，将幸存的人们赶进了匆匆搭建的帐篷里。由于地方狭窄，男女同学挤在一起，尽管穿戴不整，大家也都不在意，害羞的女同学也没有了往日的羞涩。二十几个人用一个搪瓷碗轮流喝一口水，吃着直升机空投下来的压缩饼干，在潮湿、拥挤、凄凉的临建帐篷里度过了漫漫长夜……
天终于亮了。同学和老师们陆续地走出帐篷，然后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处理七位同学的尸体，大家七嘴八舌，意见不统一，最后由班主任决定：先掩埋尸体，然后待通信恢复，道路畅通，再与其家人联系。说完，大家一齐动手，找来一些木板和被褥、衣服等，由女同学负责给每位遇难的同学整容、穿戴衣服，然后搭上木板，由男同学抬着，经过操场，穿过学校后门，爬上蓟运河堤，又向东走了100米左右，将遗体停放在河堤上。一些先来的同学已经在选好的墓地上挖坑。由于人多，半个小时后，七个坑陆续挖好了，然后大家小心翼翼地将遗体逐个向坑里安放，当放下四具遗体后，有位同学建议，将小李和小傅的遗体放在一个坑吧！班主任问为什么？那位同学答道：“因为他们两人生前很要好，可能在谈恋爱，生不能同床，但死能同穴，也算成就他俩阴间的一段好姻缘吧！”班长马上站出来制止，说：“老师，别听他的，死者同穴要征求双方家长意见，否则会闹出事来。”这时我打了个圆场：“把他俩葬在相邻的两个坑，让他们在地下也有个照应吧！”刚说完，几个女同学便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葬礼”举行完了，大家凝望着七座新坟，凝望着墓碑上熟悉的名字，眼泪再一次滚落下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向河堤上的七座新坟鞠了三个躬，然后转过身默默地离去……
我正深深沉浸在遥远记忆中，突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我猛地从追忆中惊醒，回头望去，发现了和我一样前来祭奠的昔日同窗——这次来祭奠的同学最多。然而，岁月似水流年，葬在脚下的七位同学都已陆陆续续被他们的家人迁走了。留下的只是荒坡、野草和不尽的回忆……
---------------
幸运的悲声(1)
---------------
我因被要求必须参加一个别别扭扭的党员发展会而侥幸与死神擦肩而过，然而30年过去了，我心中总觉得有某种说得清和说不清的愧疚。
人生总有些事情值得回忆，但“值得”并不等于情愿、更不等于回味。1976年那场大地震对我和许多人来说就是这样一种复杂的感觉。
28岁以前，我就没听说过茶淀这两个字。1976年春天，因为南大历史系党委要求毕业班到那里去实习，我才第一次知道天津市汉沽区有个叫茶淀的地方。说是“实习”其实与下乡劳动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件事，就是天天要给当地的社队干部和党团员办学习班（因为毛泽东说了，学习班是个好办法，许多问题都可以在那里解决），就像现在“上党课”“上团课”似的。还记得，我讲的第一堂课是“苏联是怎么变修的”。大概是因为过去看了点苏联小说，加上从小就爱看苏联电影，加上曾看过一些“内部发行”的书如《赫鲁晓夫回忆录》，加上也曾偷听过当时禁止收听的苏联电台广播，加上“九评”，加上从中学时代就关心中共与苏共的争论，加上毛主席对“赫秃子”的批判，加上在珍宝岛上中苏边防军队的交火，总之，杂七杂八东拉西扯地“一勺烩”，也能讲上好几天，也能让那些只知道没黑夜没白天“农业学大寨”的乡亲们听得目瞪口呆，当然，也就能让我有充分的理由去“备课”而免去了在阳光下的曝晒和在田野里的“锄禾日当午”。
那个年代讲究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我们三个男同学因为吃饭在公社食堂，所以真正能做的就只剩下与农民“同住”了。住家的房东是个50来岁的妇女，姓孙。不知为什么孙大妈家就她和女儿秀兰。我们那时候是小伙子，又是城里来的，啥都不懂，也不知道与大妈唠唠家常，所以至今我也不明白为啥这个家仅有她们母女俩。因为我实实在在看到，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男人登门。于是一来二去，我们仨男大学生就成了这家的壮劳力：每天帮大妈和秀兰担水、劈柴、扛粮食。这母女对我们可亲了。晚上我们在炕桌上写东西，秀兰总是送来好吃的：枣啊炒黄豆啊有时还拿点带壳的花生。有一回，我们几个全都钻被窝了，大妈还把我们都喊起来，说是煮了一锅小鱼小虾还有海蛎什么的，叫我们尝鲜！秀兰在一旁紧忙活，又拿酱油又拿醋还切了好多姜丝姜沫，说这么伴着蘸着好吃还不生病。就是那天晚上我才知道，茶淀这地方离海不远，当地老百姓以种水稻为主也隔三差五地出海打鱼，这在北方可是稀罕事，看来这儿的农村挺富庶嘛！怪不得姑娘们个个又白又胖，原来是大米鱼虾催的呀。与我入大学之前插队的那个山西吕梁山的婆姨女子比，那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看着我们吃完了，还意犹未尽地直咂吧嘴，孙大妈笑着说：“今晚不给你们多吃了，省得闹肚子疼。又没有喝白酒。明天还有一顿呢。”不等我们欢呼敬礼喊万岁，大妈就问：“你们三个当中谁会画画呀？”画画？干啥？“给我这房子的烟囱、山墙、还有房脊房梁上画点花啊、草啊、鱼啊、鸟啊什么的，我们这儿讲究这个……”说罢她瞅了眼秀兰，秀兰的脸一下子飞起红晕。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但我们再傻，也明白这是大妈要招女婿的前兆。况且几天前我们还在议论，像秀兰这么漂亮的大姑娘怎么不出嫁呀。要不然，你、我、他，咱们中的一个把她娶了算了。至于说画画，这可难为我们了，不过，对这等人生大事岂有不助一臂之力的道理，“纵使是刀山火海也冲向前（样板戏）”。何况，还有一顿海鲜等着吃呢。谁让这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呢！
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孙大妈拿着两只大白瓷碗和一把刷子早早就把我喊醒了。我一看，妈呀，一个碗放绿油漆，一个碗盛红油漆，红配绿不是赛狗屁吗？没办法，只好又让她去寻点白油漆，也好勾兑成过渡色呀。秀兰此时在房子外已经扛来把大梯子正等着呢。看这阵势，我也只好被赶“鸭子”上架——上房了。
那是一个多么秀丽清新、明媚的农家之晨呀。春末夏初的华北冲积平原上，嫩绿的庄稼该吐穗的吐穗、该拔节的拔节。一抹霞红伴着天际的浅蓝浅灰，好像在编织着新娘的嫁衣，又像代表着上苍的祝福去为青春化妆！就连带着海味的微风也似乎是要轻撩起新娘的盖头，让她羞热的脸庞多一点凉爽。此时的我忽然涌出一种莫名的感激之情。可感谢谁呢?感谢什么呢？难道要感谢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文化大革命”吗，难道要感谢让千百万人妻离子散蒙冤含悲的所谓“阶级斗争”吗，难道要感谢那令人窒息的社会空气吗？难道要感谢那帮不事稼穑不顾民生倒乾坤毁社稷的蟊贼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但是我还是要感谢，感谢这永远有日出的大地、永远有生命的自然、永远有爱情的青春、永远追求美渴望美包容美放飞美的心灵！当然，也就感谢“逼”我在房上画画涂鸦的孙大妈和她的女儿秀兰……
---------------
幸运的悲声(2)
---------------
当时我画了什么，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反正，凭着我在农村办村史展览那点功夫，凑合着画了一只和平鸽，画了几朵牡丹，还有就是龙、鱼、马。我一边画一边让大妈、秀兰和围观起哄的孩子们猜猜画的都是什么。我指着鸽子，他们就喊：“鹅！鸭子！”我指牡丹，他们就喊：“西红柿！开花大馒头！”指龙，就答：“蛇！蚯蚓！”再指那条鱼，又被说成：“老玉米”。至于我最得意的那匹奔驰的骏马，他们的回答竟空前干脆、一致：“是大肥猪！”大妈在一旁笑得直抹眼泪，秀兰乐得一只手直捂肚子，一只手把梯子拍得“啪啪”响：“快下来吧，晌午饭都好了，有酒呢！”
一个半月的实习匆匆结束，我也就离开了汉沽茶淀乡和我的房东。
又过了一个多月，到了7月份。不知为什么，系党委又决定派几个比我们低一届的4个同学再去茶淀乡人民公社进行“教学实践”，而且还专门指名由我带队，“你有经验，与当地老乡又处得不错。”我心里暗暗高兴，说不定又能见到孙大妈娘俩了。7月27日本是我们出发的日子。不巧，支部要开党员发展会。我说能不能请假？因为我事先已经表示，不同意那个上级党委内定的发展对象。谁知支部书记不批准我的请假，说越是不同意越要在会上说说意见。事后才知道，支书也不同意那家伙入党，但碍着上级的面子不好公开反对，所以就想找把“枪”使唤使唤。你想，有了这么一层，她还能准我的假吗？于是，我就只好让那几个低年级的同学先走，还告诉他们怎么坐火车，下车住哪儿，先联系谁后联系谁唆交代一大堆“注意这注意那”。我本人则去参加那个别别扭扭的发展会，打算第二天一大早再动身去茶淀。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三时四十二分，一场大地震发生了。踉踉跄跄、惊恐万状地跑到宿舍楼外的男生女生，在似雨似雾中都在小声议论，谁也说不清刚才发生了什么。尽管是在夏夜的湿热里，但人们的心却因为巨大的摇撼、莫名的警觉和恐惧的暗示而揪紧，而战栗。我们几个胆子大点的同学二话没说，蹬上自行车就冲出校门，冲上了大街直奔天津市中心。漆黑的街市，到处都是蜷缩在屋檐下的人群，到处是断裂的墙壁和塌陷的民房，往日平坦的街巷变得高高低低。然而，周围的一切仍是出奇的安静。在这几百万人的特大城市中竟没有车辆的喧闹，没有人声喧哗，更没有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凄厉刺耳地叫声。而最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平时有点屁事儿都要上街狂吼一阵的宣传车，特别是在报道天津东站工人评法批儒、小靳庄农民作诗作画时费尽心机的喉舌，现而今却装聋作哑。这座中国第三大城市完全失控了！
天渐渐发亮，人们也从混乱庞杂的信息中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唐山发生了7.8级特大地震，而天津汉沽区为6.8级！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那4个当晚赴汉沽的同学会出事吗？孙大妈和秀兰呢？消息简直是一小时一变：一会儿说那4个人失踪了。校方决定立即派人寻找。正在调集人力之际，又有消息说，他们准备借宿的某饭店的传达室老大爷亲眼看见这4个人早在地震前就离开了饭店。这让校方松了一口气。大家惊魂未定，汉沽区来电话，说有人“发誓”看见4个大学生最后还是住在了那里。怎么搞的，简简单单一个住还是没住的问题就弄不清了？难道说4个同学革命意志高于天，当夜没在汉沽区某饭店借宿，而是索性一下子插到底，直接赶往茶淀的老乡家了？难道说亲眼看见4个学生去向的两位目击者，其中有一位是胡编乱造吗？
平日里年短天长，情急中年长天短。我们在坐卧不安中不知熬过了几天，终于在苦盼中知道了4个同学的确切下落。当巨大的吊车把汉沽区某倒塌饭店的水泥板一层一层揭开，当地军民迅速地一层层加以清理的时候，在这座六层楼的最下面一层的某间客房里，人们看到了惊人一幕：一位男同学伏在桌上，旁边是他没有写完的日记，手中的笔和他的头已经被砸烂；另一位男同学仰面朝天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把扇子，面部血肉模糊；还有一个男孩子赤脚斜倒在地上，不远处是蹬飞的洗脚盆；桌子下面有一个男孩子四肢完好，没有碰伤撞伤的痕迹，只是脸色紫黑，两眼圆睁，一看就是窒息憋闷死亡。
经过反复核查，我们终于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7月27日下午傍晚，我的这4位小同学按照事先商定的计划来到汉沽区某饭店，准备休息一夜，来日赴茶淀乡。不想，该饭店客满，只好另谋歇息之处。此过程均被收入传达室老大爷眼中脑中。所以才有了他说的4人离开之说。然而，当4人来到汽车站询问有无去茶淀乡的客运车时，调度员告，明早有。无奈，4个人又返回那家饭店。此时传达室值班的老大爷已下班，换另一人“主持工作”。此人看到几个年轻人一身风尘一脸疲惫，顿生恻隐之心，于是破例告诉，还有一间房空着，是我解放军某部一位跑物资的同志的“包房”。这两天他出差不在，你们可以暂时借助一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