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书奇
一、杂谈：《老子》在西方
在文学作品里，老子《道德经》（或直呼《老子》）的英译本在西方的销量之大仅次于莎士比亚的诗歌集子，而英译本的种类之多仅次于《圣经》。在世界万维网上搜索一番就不难找出十几种《道德经》的英译本来。可见，老子的思想在西方是很受欢迎的。本文所谈的是笔者在美国的所见所感。
“总统之师”
在美国，小到企业的管理，大到国家的治理都可以看到老子思想的运作。1988年1月26日，里根总统在提交给国会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到：“正如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所说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要翻动过大。”
用《老子》来衡量克林顿总统言行的文章大概最多。1993年4月27日美国《哈特福德报》（The Hartford Courant）上的一篇文章针对分析家吹捧克林顿上任100天的宏大计划时说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还是刚刚开始，吹捧无济于事。并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太多的分析，会把事情弄糟。1993年6月15日，《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题为《老子的忠告致克林顿》文章。这篇仅有576个字的短文竟引用了十三句老子的经文来点评这位新上任总统的言行，约占篇幅的三分之一。如：“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谷。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致誉无誉。是故不欲（两个左王右录）如玉，珞珞如石。”这里引用的是史蒂芬•米歇尔（StephenMitchell）翻译的版本。
大意是说：贵以贱为根本，高以下为基础，最高的荣誉无须称誉。不要晶莹像宝玉，而要坚硬像山石。建议克林顿要有一个谦逊的开始，否则“自见者不明”。这次作者又引用了罗伯特•亨里克斯（Robert G Henricks）翻译的版本。还有“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托德•格里格斯比（Todd Grigsby）译本；以及“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等等。不过，有的翻译与原文相去甚远，非作者之过，其参照的译本达四个之多。2001年4月15日纽约的《每日新闻》在评论新上任总统布什时，也没有忘记老子。
如果用“总统之师”来形容老子在美国政坛上的地位，大概并不过份。
1991年12月26日英国《泰晤士报》上一篇专门评论戈尔巴乔夫的文章引用了老子的“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之句，并说，这应该成为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墓志铭”。如果按照甘森（C Ganson）翻译的（《老子》版本，如果按英语直译过来，就是：“当最杰出领导人的工作完成了，人民说：‘这是我们自己做的”。这句话在西方领导艺术、管理方法话题上，引用得十分普遍。据说《老子》被翻译成法语以后，受到法国总统希拉克的欣赏，并亲笔写信给译者表示感谢。
道家与道教
当现代西方文明传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古代文明—一个与古希腊文明相媲美的东方文明—也走向了西方，经欧洲传到美国。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老子》受到了西方学者的推崇。
今天，有人若想搜集一些老子的英文文献有着十分便利的条件。
除各类容量巨大的数据库外，翻一翻网上《不列颠百科全书》，可以在中国名人类，哲学类，宗教类和文学类四大类别中找到相应的论述，其间还附有800多篇直接或间接研究老子的文章，分门别类地介绍老子的思想在中国历朝历代中的演化，作用及影响。在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不少综合性的大学还专门开设了老子研究的课程。不久前，笔者曾在美国一所普通大学的数据库里，就找出了其他不同学校的十多篇专攻老子的博士论文。
在哈佛神学院里，中国的道教是和其他宗教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和儒家思想一同介绍给学生的。
实际上，老子的主张与后来的道教大相径庭，而《道德经》却成为西方人士研究道教的首选读本。这并不等于说西方学者分不清“道家”与“道教”的区别。相反，有些学者还特意地在自己的文章中加上“哲学上”的道学（Philosophical Daoism），以示区分。
西方学术界对中国的老子研究动向也有相应的报导。如1996年8月，北京首次召开的“国际道文化学术研讨会”，《东西方哲学》杂志就给予了详尽的报导。“马王堆”开掘以后，500年前的《道德经》英译本也随即“应运而生”，并冠有“马王堆”英译本的开篇。这多少具有一点广告式的效果，让人觉得此译本有根有底，真实可信，以便在诸多的译本中更具竞争性。自1900年以来，先后有40多种《老子》的英译本相继问世。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译本虽多，却没有几本权威性译著。这些译者绝大部分为西方人。至今，《老子》的翻译问题仍然困扰着西方学者。
《道德经》与“先知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西方的学者从《圣经》的角度来研究老子，并得出《道德经》是中国“先知书”的结论。他们的观点这里不妨撮其一要以窥一斑。现以两部书的经文直接作出对比，可能更加容易理解。
《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这里的“神”就是我们常说的“上帝”。把这段经文概括起来，就是：上帝在万物未出现以前就存在着并创造了万物，或简言之：“神造万物”。这使熟悉《老子》的人很容易联想到下面两段经文：
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又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同样，老子在这里也是讲：道在万物未出现以前就存在着并衍生出万物，或简言之：“道生万物”。对比一下，关键的是两者之间存在的一字之差，即老子的“道”与约翰的“神”。
有人会问：它们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可以达到互通互换呢？这正是不少西方学者和海外华人正在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之一。有研究表明，《约翰福音》是约翰为当时的希腊人写的。他直接使用了希腊人的“道（logos）”，并开宗明义地指出：“（你们的）道就是（我们的）神”，事实上赋予了这个理性的道以“灵”性或神性。我们不妨假设（1）：B（希腊人的道）＝A（上帝）。
当希腊人把这个字用诸宇宙时，他们是指统管宇宙万物的那个理性的原理。有人考证老子的道与早期希腊人的道不仅同属理性范畴，内涵和外延有很大的等同性，而且更接近约翰的神。
（《道与罗各斯（logos））：老子与＜约翰福音＞》，《大使命国际评论》1998年1月）因此，不难假设（2）：C（老子的道）二B（希腊人的道）。
有了这两个前提假设，结论自然是（3）：C（老子的道）二A（上帝）。如果这一结论是正确的，则可以进一步推论出一部老子的《道德经》为一部上帝的“先知书”了。至于中文的dao，希腊文的logos，和英文的word只不过是同一含义在不同语言中的不同表达罢了。毫无疑问，这一结论是很难为大陆的老子研究的同人所接受的。朴素唯物主义不可能与形而上划上等号。（关于这一点，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
“中为洋用”
除政府，学术和信仰外，老子的思想在“民间”也有着广泛的运用和流传。我们知道，仅5000字的《道德经》却是世界上创造名言最多的巨著之一，并在西方的文论中不断被引。在各类报刊中，恐怕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被引用得最多。这是笔者在收集老子的资料时所作的一般统计。偶尔也见到一些张冠李戴的地方，如把老子的名言说成是孔子的、孙子的等等。
如果说孔子是以其伦理价值体系闻名于西方的话，那么老子的智慧则常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西方人对老子的“互极互补”原理佩服得绝无挑剔，尤其是在科学领域，被认为是老子提供给当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指南。1996年4月美国丹佛市的丹佛艺术博物馆和丹佛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广场上树立了一座老子的雕像，可以说明美国人对老子的尊敬。
谈到“回归自然”，1998年《海明威评论》春季刊物上一篇题为《激流深处：从道家观点看＜老人与海＞》的文章认为，海明威描述的那位精神旅游者与老子所描述的“循于道”极其相似。这大概是作者看到了两者所共同具有的一种超然境界吧。
翻译过《老子》的史蒂芬•米歇尔说道：“《老子》的中心是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与道保持完美的和谐。这不是一个想法，而是现实。我看见了，老子掌握了自然，没有征服它的感觉，而是成为它的一部分。”米歇尔在翻译中几乎均等地使用“她”和“他”，并解释说：用男性作为原型是不真实的，老子的教诲和其他世界宗教相比，更加“女性”。1988年，当米歇尔翻译的《老子》由美国的哈珀与罗出版公司（Harper＆Row Publishers）出版时，获得了13万美元。价格之高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翻译者，尽管《老子》过去已经被翻译过了几十次。
“无为”、“无不为”等深邃的用语似乎是西方人极难掌握的概念，大多还只是停留在解释阶段。相反，“道”却被运用得活灵活现。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普通人却不管那一套，信手即用。就如同中国人说“生财之道”，“经营之道，’，“为官之道”，“英特网之道”一样，而且用的是汉字“道”的译音dao或tao，而不是英文的“道”（way或path）。在一篇《女性之道》的文章里，作者认为老子的智慧更适合今天妇女的生存（《世界与我》1998年10月）。
不过，一些学者们的研究却要深奥得多。有人将这两个同音异义的道（dao与dow）联系起来（后者是道•琼斯的缩写），认为两者都是极难理解和暖昧不清的。道•琼斯股票指数涨落的不定性直接影响到美国人的希望与恐惧。作者不禁发问：道提供了掌握道（琼斯）的钥匙吗？还是偶然遇到了一个异国“知音”？
《＜易经＞和大董事会》，《华盛顿邮报》1984年12月9日）。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上也曾刊登过一篇《从道（dao）到道（dow）》（1996年6月15）的文章，然而谈的却是亚裔在华尔街上炒股票的盛况。
“东西合璧”的经营思潮
真正让东方人刮目相看的可以说是老子的思想在西方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这意味着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在与西方的管理相结合。正当中国的企业界加快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技术时，西方的企业家们也加速了吸纳中国的传统精华，可谓“中为洋用”之又一例。《老子》在其管理中的应用大体可以分为领导艺术，经营之道，均衡与和谐，以及拓展亚洲业务等等。这一趋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为了弥补他们自身管理理论的不足，提高其效率和竞争的能力。正如《智慧之言：2500年前的中国哲学握有新的内涵给当今的创业者：道家》一文说的：“道家的哲学可作为今天的商业原则，尤其是他的自然律”（《创业者》1997年9月），“《道德经》的原则可以应用于现代大生产”（《真正力量的涌泉》，《KLJ THE读者》1998年9－－10月）。也有人把东西方管理的差异看作是阴与阳的两极，可以互补（《亚洲管理的阴阳》，《HR杂志》1995年3月）。
二是为了到东方去占领那片正在崛起的市场，获取更高的利润。要做生意，首先得了解文化。而这一点西方人却远远做得不够。在一篇叫做《掌握他的阴阳》的文章里，作者发现一群丹麦的、芬兰的、挪威的、瑞士的商人先后在新加坡呆了一至三年，得出的答案却是“没有一个西方人了解中国人”（《管理评论》1996年10月）。也许这批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应该去学一学《老子》再回来投资。
在管理中，西方人相信老子的领导艺术有独特之处。引用、阐述得最多的还是“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一句。形式上，老子的艺术与西方人的观念格格不人，实际上却有互补相通之处。因此有人感觉到，好的管理总会有第（N十1）条道路。
兼谈阴阳太极
谈到老子，不能不谈一谈“阴阳”的概念在西方的应用。老子的阴阳观经常表现在他的“似非而是”的隽语里，如“大直若曲，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又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普通的美国人多半不知道太极图（或阴阳图）也许与（《易经》的渊源更深一些，更不知道与老子同时期的“百家”中还有一个阴阳学派。他们却喜欢将这两者与老子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这大概是由于老子太负盛名了吧。这样讲也并非要否定老子的学说对这两者后来发展的影响。
中国的太极图直观明了，是道教的标记，很受西方人喜爱。
欧洲的波尔就情有独钟地将它拿去设计成会徽，因为阴阳的共存性帮助他理解了曾使他大惑不解的光的波粒二向性问题。不仅在书刊里和万维网上经常可见，就是在美国的大街上或教室里都不时可以看到青年人T恤上印有太极图。
无怪乎一位美国的作者对他的英文读者说：“如果你不理解下面这个图（太极图）的含义，至少你也许见过它。”接下来便详细地介绍阴阳两极互动互补的原理及其应用。这类文章经常可见。仅仅看看这些大大小小的标题就知道了：《计算机科学中的阴与阳》、《从阴阳看管理和衡量顾客回头率》、《阴与阳：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与合作》、《有阴无阳》和《阳性食品》等等，不一而足。有人甚至将这“阴阳大法”用来反观中国，如《阴与阳：中国棉花市场调整》、《中国企业营运的挑战：从阳剥离出阴》以及《阴与阳：中国吉普》，等等。毫无“班门弄斧”之感。
二、西方瞳孔里的《论语》
《论语》记录的是孔子的言行，20篇，记录者大约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根据笔记或耳闻写下的，是反映孔子最权威的著作。它在中国的影响不必说，现在来看看西方人的了解。
流传西方三百年
1995年3月11日《握太华市民报》上的一篇文章《宗教与伦理》是这样介绍孔子的：快速测验：谁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如果你说是耶稣基督，错，晚了五百年，这是孔子说的。
在孔子乘着牛车周游列国的2000年以后，他的学生已经把他的话传到了各地。当第一批罗马天主教使团来到东方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这句话并对孔子的智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简便，他们在专递的邮件中，把“孔夫子”记录成拉丁文“Confucius”，这个词在西方一直沿用至今。故事归故事，重要的是理解孔子的“道”，因为它不仅是理解其塑造亚洲社会今天历史的巨大力量所不可或缺，也是理解世界的明天所不可缺少的。
为什么西方人容易把孔子的话认为是耶稣说的呢？因为耶稣也说过：“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何其相似。今天，这两句名言在西方被并称为“黄金律”。孔子的这句话就出自《论语•卫灵公》。
在前面提到的那个“罗马使团”中，有一个名叫利玛窦（Matteo Ricci）的传教士。他于1579年到达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27年。正是他将孔子的《论语》翻译成了拉丁文并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以后便有法文继而英文的《论语》在西方流传，通常《论语》翻译为“Analects”，这个词来自希腊文analekta，有“选集”的意思，但《不列颠百科全书》直接用“Lun Yu”。
可见，孔子的思想在西方的影响至少已有三百年的历史，而且今天已经有了多种译本，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伏尔泰读了译本后说过：“我钦佩孔子，他是第一个不接受神的激励的人。”19世纪英国的汉学家理雅各（Ｊames Legge，1814－1897年）在1894年也译出了一本《论语》；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一1972年）翻译过；英国翻译家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不仅翻译过《论语》（1938），还翻译过《老子》；1997年西蒙•雷斯（Simon Leys）还有一个最近的译本，好评如潮，被认为是“成功地将文本的准确和文学风格结合了起来，捕捉到了优雅、简洁和隽语的精确”。2000年斯洛伐克汉学家玛丽娜•恰尔诺古尔斯还亲手将自己翻译的斯洛伐克语《论语》赠送给孔子家乡的博物院。
1993年，《他说的仍在实行》一文的作者莫格（WilliamRees－Mogg），在汉堡的一个拍卖市场上发现了一本1691年在伦敦出版的《论语》的英译本。他认为这大概是仅有的一本早期孔子著作的英译本了，而这个英译本又是从一个法译本转译过来的，译者己无从考证。有趣的是，这个法译本又是从前面提到的那个拉丁文译本翻译过来的。在它的前言中这样写到：“我们可以说这位哲学家的道德是无限的辉煌，同时又是感触得到的，他是从纯粹人性的角度引发出来的。”（英国《时报》1993年12月30日）
作者由此发出了一长串的感叹：“许多他（孔子）的教诲都属于全人类的智慧，并不仅仅为中国所特有。”“孔子和莎士比亚一样，都有着实用主义哲学：相信和谐、等级、社会秩序和奉行爱国主义。同时，两人也都缺乏民主的观念。”又说：“孔子认为‘明君’治国可以创造一个好的社会。”“他们都是成功的教育家，但在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上，也都是失败的政治家。”“孔子和莎士比亚一样，对个人心理都有很深的洞察。孔子或许是在所有伟大文明奠基者中最少具有宗教性的了。”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孔子（公元前551一479年）比苏格拉底（公元前469一399）略早，并分别对东西方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两人都善于在对话中运用修辞的技巧来教导启迪学生并表达自己的观点，《论语》的记载大多是以对话的形式出现的。孔子和亚里士多德也都十分重视教学过程中的道德教化。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孔子在西方，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雅典哲人齐名；孔子不是宗教家，却常见与耶稣、穆罕默德、以及释迦牟尼相提并论。
早在18世纪，孔子的思想就曾在欧洲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主题大体围绕着孔子的学说是否为“纯世俗性”的问题。
这一讨论（时而为争论）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孔子的思想基本上为西方学者所了解。直到20世纪，当西方知识界从西方哲学转向东方获取“灵感”的时候，才出现了钦佩孔子的高潮。到60年代，孔子开始从“着了迷”的学术圈走向大众化。一时间在小说、电影里形成了“东方文化的热潮。”
今天，可以说绝大部分西方人对孔子尊敬有加，在美国大学的哲学系里，就可以看到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柏拉图、莎士比亚、牛顿、爱因斯坦、路德、加尔文、康德、黑格尔、尼采、马基雅弗利、卢梭、马克思、弗洛伊德，以及斯密等人的作品同被列为学生的读物。《论语》中出现得最频繁的“孔子曰”，也屡屡挂在西方人之口。
一本书的三种评价
17世纪末，西方人真正对孔子下工夫研究的，要数马克斯•韦伯（1864－－－1920）。关于儒家的学说，还有印度教和佛教，韦伯的结论是：它们都不适合于掀起资本主义精神，并含有重要阻止资本主义出现的因素。直到本世纪80年代，这一理论都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然而今天，这一理论大概只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新教的北美比天主教的南美经济发达；而对解释天主教的意大利和法国在某些经济增长上超过新教的英国，却有些勉为其难；更不能解释为什么东亚一些非新教地区的经济增长，如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和其他的亚洲海外华人社区等，有人称之为“孔子文化带”。
宋朝的赵普曾经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东南亚等国提出的“亚洲价值”，也试图对孔子进行新的解释，东西方很快出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实际上，西方也有人以《论语》为经典的解释，例如，1999年3月，美国兰登书屋出了一本新书，叫《孔子住在隔壁：生活在东方教导我们如何生活在西方》。由于该书涉及到东西方价值观的比较问题，作者雷德（T•R•Reid）十分推崇《论语》。1999年5月30日他甚至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为美国总统建言《孔子给致总统：他生活在 2500年前，但是中国哲人呈现的道德问题，以后华盛顿官方也同样为之而奋斗》。文章说：《论语》描述孔子的成长环境十分类似斯巴达人的情形，克林顿正在修复他的婚姻，孔子的一些规则值得当代美国领导人思考。
最后的一句话是：“孔子似乎超越了把他的与我们的世界分开的时间和空间的巨大差距，当他谈论美德和德行、人性的核心真实，就好象直接面对着我们说话，面对着这里，20世纪90年代末的美国。如果你需要证明这一点，请拿起一本《论语》，请看第九章第18节大师的观察：‘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对于这样的文字，西方人会有怎样的反应？以下选用三篇书评，大体可以反映出他们三类不同的心态。
有人表示赞赏：“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繁荣的工业社区。社会的奇迹也伴随着经济的奇迹而产生，即社会稳定。例如，日本、韩国和台湾等都正在享受着极其低的犯罪率和离婚率，社会教育是一流的。和这些社会工作相比，我们就不及。为什么呢？因为生活在那里的人通常坚守着儒家的教导。而儒家宣扬的正是把社会和谐作为它自身的目标。因此，破坏和无视社会风俗将会给自身、家庭和社会带来耻辱。”
《Kirkus评论》1999年2月1日）。
也有人持中庸的看法：作为《五年》华盛顿邮报的东京社主管，作者看到了他所称的“亚洲社会奇迹”。“正如许多别的亚洲观察家一样，作者把这些社会的内聚力归结于一套中心的价值观，即自律、忠实、勤奋工作、重视教育和集体和谐等，并追溯到孔子的经典，尽管作者也看到了其中的某些不足。”同时发现，该书的作者也认为：“孔子的价值观和我们的犹太基督教道德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出版者周刊》1999年1月11日）。
另外就是带讽刺的批评：“他（该书的作者）企图准确地分辨出两种不同哲学的根本不同，一个是西方哲学，由希腊文明演变而来并流传在欧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另一个是东方哲学，自孔子而来并流传在“筷子”文化里，从中国到马来西亚（家庭单元、社会义务和意见一致）。”“隐藏在亚洲生活稳定的背后，建筑在孔子伦理说教之上，弥漫着裙带关系、任人惟亲、行贿受贿和白领犯罪。”孔子的价值观也可能变质，如集权统治，实际上是非孔子的。（《丹佛邮报》1999年3月14日）。
无庸讳言，西方不少人有直接批评孔子的某些观点的，例如，有人认为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导致亚洲自古以来不重视商人地位的主要原因；在美国这个“以物质为基础”的社会却很尊重商业人士的价值（《亚洲周刊》1994年12月14日）。也有人把孔子“重仁轻法”比喻成“只用一根渔杆钓鱼，而拒绝用渔网”。也有人指出孔子的思想中有与20世纪的西方观念不合拍的地方，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与自由和平等是不合拍的，“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不合乎人道主义，等等。这类争论倒也在情理之中。
少数学者的另类研究
不过，在不平衡的心态下，也有人开始找岔，几个人开始别样地研究孔子。他们认为：“孔子日”很少是孔子自己说的，而是他的追随者在《论语》中作了重大修改，以便在与其他学派竞争中成为主流哲学，有人甚至全面怀疑《论语》的准确性。这无疑是西方疑古思潮从亚里士多德、荷马、到莎士比亚的又一“新的动向”。主要内容可参考1994年5月25日《波士顿环球报》上的《对孔子的迷惑：他的话可能被改变了》（以下简称《波文》）；另一篇是发表在1999年4月1日《亚特兰大月刊》上的《孔子与学者》（以下简称《亚文》），它们的共同主题就是推动这个“新思潮”，尽管和者廖廖。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回顾一下世界历史，有三个重要人物没有留下自己的“亲笔”作品，但都对人类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孔子是其中之一，流传下来的《论语》是由他的学生在他去世以后撰写的；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记录他思想的《辩白》是由他的学生柏拉图，在他被处死以后撰写出来的；描述耶稣言行的四大《福音书》，也是由他的门徒在他被钉十字架以后几十年里完成的。宗教问题可以另当别论，孔子的情形类似于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自己的只言片字，因此他常常被“假设”成其他的什么人。有人挖苦到：和我们一样？或者还不如，“他是小人，还是骗子”。我想，所谓的“新动向”无非是这些个玩意的翻版。
始作俑者是麻省大学安姆贺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的一名助理教授布鲁克斯（E Bruce Brooks），尽管过去有西方学者曾经怀疑过孔子的追随者是否准确地表达了孔子的话，但是像布鲁克斯这样几乎全面地怀疑《论语》，在西方还是前所未有的。
《亚文》称它为“布鲁克斯假设”。依据是什么呢？原来布鲁克斯受到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启发，发现了《论语》中的几处不连续性和文章结构的几处修改和增补。例如，他认为《论语》的前二十章的构成非常严谨，在长度，形式和结构上类似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的框架。通过“框架”分析，他可以判断什么地方是被修改和增补过的（《波文》）。布鲁克斯确信《论语》里只有十六句是孔子说的，稍多一些是孔子的直接弟子说的，而更多的追随者们则把他们自己编人了正式的学派，即《论语》，使孔子成为永久的民族精神（《亚文》）。言下之意，孔子的门徒“高抬”了孔子这个“普通人”，其中包括他在西方的“孔学弟子”。
回到苏格拉底的怀疑者们这里来，有人就曾对柏拉图的《对话录》提出过质疑。他们认为：“使苏格拉底成为英雄的是柏拉图”，而“真正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不同的”。
如果柏拉图是伟大思想的创造者，那么，苏格拉底不过是代柏拉图说话罢了。这就是如此怀疑者的逻辑，如此推理，大概世人都被“蒙骗”了。对比一下，两者如出一辙。
《波文》也看到，布鲁克斯关于孔子的话是由几个人在强烈的政治环境中“设计”出来的“假设”，“不过是西方学术界揭露所谓个人天才神话的延续”。有人认为，《伊利利亚特》和《奥德赛》是由一个委员会，而不是由荷马一个人写出来的；有人对亚里士多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有类似的断言。而今天，这些猜疑似乎是玩不出什么新花招了，便要转向别的什么东西，《论语》似乎给他们找到了新的市场。
更有甚者，科罗拉多大学丹佛分校的历史系助理教授，中国研究主任詹森（Lionel M Jensen）认为：“在16世纪末，罗马使团来到中国以前，根本就没有儒家学说这么回事。中国的‘儒家’是在那以后，在西方人的帮助下‘再造’出来的。”他甚至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孔子其人：“我认为他只是文字上的象征，他这个形像代表着某种特定的事物（《亚文》）”，并且还为此著书“立说”。此人的中国学问可以说是一窍不通，却装作是“渊博”，“妙想”虽然“奇特”，不过是暴露了其用心的“良苦”。
需要指出的是，不论是“布鲁克斯假设”也好，还是其他的什么“假想”也好，都是在增长着的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其用意不言自明。如果有人不是从历史的真实性上来考察，而是企图用臆造的“假设”来达到低毁的目的，即使是对于那些从不主张食古不化的人来讲，反倒觉得，正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和莎士比亚一样，孔子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和影响似乎不会因为一、两个“假设”而受到丝毫的影响。
实际上，疑古之风中国也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沂先生《（＜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一文介绍：“早在宋朝中国就有人开了疑古之风，更有甚者，最近有人连《论语》的可靠性也提出质疑”，但“郭店楚墓竹简有助于打消这种疑虑。”实际上，他的《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一文也基本可以回答中外人士的猜疑。作者发现：“孔子弟子确有作笔记的习惯，这正是日后结集《论语》一书的基础。”
在时间上，“《论语》当结集并命名于公元前436至公元前402这34年之间。从这个时间看，《论语》的结集者当仅限于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论语》当属先秦著作。考古的发现更有说服力，即使要找错也应该从这个方面人手，辨别《论语》的真伪不是靠什么“十四行诗”。
结语：如何平等看待不同文化
以下就以《政策评论》（1992年夏）上的一篇文章，题为＜孔子与多文化主义》的论述来作为本文的结束。文章引用《论语》达12处之多，对孔子推崇备至，如用“近者说，远者来”
与“民无信不立”来衡量好的政府，用“三军可夺师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来解释个人的尊严，用“见义不为，无勇也”来唤起我们知识的勇气，等等。作者认为：多文化主义，即平等对待不同文化，哪怕是有冲突的文化，是一个梦，它是否变为一场恶梦取决于人们对竞争性的思潮作出怎样的回应。
作者写到：“这种情况（多文化主义）可以从中国古代的一位杰出人物的话语中看到前景。一个启明的保守性，他的教诲塑造了伟大，无论是物质还是道德，中国文明的延续。他的环境是贫穷的，他的皮肤不是白的，他既不是清教徒也不是欧洲人。从多文化主义的角度来讲，他是完美无缺的。他的名字叫孔夫子，欧洲人称他的拉丁文名为Confucius。”
作者在详细分析了孔子与多文化主义的关系以后，得出的结论是：孔子这个例子向我们展示，我们可以学会洞察其他文化而不贬毁或抛弃我们自己的文化。相反，在倾听了表达在不熟悉语言里的普遍真理后，我们伦理的和政治的领悟力就会加深。“令人着迷的是孔子，孟子与亚里士多德就有某些相似的观点，从中庸之道到政府目标。”
平等多文化主义的指导原则可以表达得十分简单：让我们在不同文化中观察相似性，并区分其差异性，这也是对待经典的本来态度。笔者也相信，在平等地对待不同的价值观和它对立面的真实世界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千年历史里的一些更有意义的因果蓝图。
三、一部史诗一段传奇“复仇”
公元2000年，爱尔兰诗人希尼的新译本《贝奥武甫》（Ｂｅ－owulf）获得了1971年设立的英国惠特布雷德第29届年度最佳图书奖，以一票险胜畅销儿童小说《哈利•波特》，震动了西方文坛。
早在1999年，该译本一出版就在英国令人振奋地畅销了5万册，被《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为“本千年超越国界的书”之一。这本来是文学的事，文坛的热闹自不必说，各大英文报刊的评论、报导也纷至沓来。一份纯商业性的杂志《福布斯》，1999年11月29日也发布消息，称它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译本，是“来自《贝奥武甫》的领导课程”，高级主管可以从中学到功课，等等。新译本2000年在美国发行也不负众望，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上，占据了第13位，说明它拥有广泛的读者。
不少人评论到，这是《贝奥武甫》的“复仇”，一部寂寞了千年的英雄史诗终于引起了轰动。
这似乎透露出了一个强烈的信息，一部英国古代最伟大的史诗，一个几乎丢失了千年的手抄孤本，正从小圈子里谮越出来，不由得令人想起它的一段传奇。
科顿馆藏大火
《贝奥武甫》一向是寂寞的。从11世纪初英国遭诺曼人征服，到17世纪初古文物收藏家的发现，没有人知道它的下落。
沉睡了700多年以后，1705年它突然出现在一份古英语手抄本的目录上。到了20世纪英国开设的文学课程中，《贝奥武甫》已经成为不可舍弃的一部分，在为数不多的古英语（盎格鲁一撒克逊语）诗歌中，代表了最高的文学成就。据说，它也是欧洲最早用地方方言完成的诗稿。
这位收藏家就是伊丽莎白时代的罗伯特•科顿爵士（SirRobert Cotton， 1571－16311年），他至少在1612年以前获得了《贝奥武甫》的手抄本。在他以前，手稿的主人是劳伦塞•诺韦尔（Laurence Bruce Nowell），因为1563年他在第一页留下了自己的签名。诺韦尔是历史名城利奇菲尔德（Lichfield）的一名主持牧师，但是没有文献记录他从哪里得到这部手抄本。
16世纪30年代，由于权力和宗教的纷争，与罗马教会分庭抗礼的亨利八世曾经拆毁或没收过修道院的图书馆，手抄本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流失出来（《贝奥武甫手抄本的来源》，《ANQ》2000年冬刊）。科顿也许是那个时代以后最了不起的藏书家，如果没有他的收藏，这首八世纪流传于民间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史诗也许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自1585年从学院毕业，科顿就开始终生收集手稿、书籍和硬币。他的住宿成为有学问的人聚集的地方，他们允许自由地使用科顿创立的图书馆。最终，科顿收集的历史资料成为1753年英国博物馆成立的基础。
1700年，科顿图书馆的收藏捐献给了英国政府，1722年由科顿居所迁到伦敦的埃塞克斯公馆，1730年英国政府再一次迁移科顿图书馆到一个“更安全”的新地址，威斯敏斯特的艾希伯纳姆公馆。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173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一场火灾几乎吞噬了这部编一号为“Coton Vitellius A XV”的11世纪手稿，因为大火几乎全部烧毁了科顿新图书馆的印刷书籍，在958部手抄本中，近200部或者烧毁或者烧伤。
幸运的是，仆人在手忙脚乱之中把《贝奥武甫》抛出了窗外，火苗只是舔伤了它的边缘。但是已有少量的字词丢失，据说有2000个字母，也许永远无法复原。今天，如果没有机会去大英图书馆一览真迹，可以在互联网上看到这部书的损伤状况。作为大英图书馆“存取倡议计划”（Initiatives for Access）的一部分，1994年两位美国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专家，肯塔基大学的凯文•基尔南（Kevin Kiernan）和纽约大学宾汉顿分校的保罗•斯扎马奇（Paul Szarmach）对它进行了数码化。(致纯书苑)
公园1000年前，欧洲的文稿并不是记录在纸上，有的是记录在羊皮纸上。《贝奥武甫》就是保存在鞣制羊皮上的作品，也是唯一的手稿。大火虽然没有烧毁书稿，却使羊皮纸变得干脆，手稿处于逐步裂碎的趋势，而19世纪的恢复尝试更使上面的文字模糊不清。
1845年，英国博物馆开始对手稿采取保护措施；1931年，原始的羊皮手稿在大英图书馆进行了重新装订，保护在玻璃罩下。图书馆1993年与美国的大学合作，现在已经把它灌进了光碟，叫“电子《贝奥武甫》”。
炮火下的哥本哈根
幸好，大火36年以后的1787年，一名在丹麦任职的冰岛学者旅行到英国博物馆，名字叫托克林（Grimus Jonsson Thorke－lin）。他成为第一个《贝奥武甫》手稿的现代发现者、研究者和出版者。
托克林到达英格兰的时间是1786年，受丹麦皇家的任命．决心尽可能多地收集与丹麦和丹麦人有关的历史文件，也许是什么文物目录引起了他的注意，对《贝奥武甫》手稿产生了兴趣。
托克林显然知道手稿的价值，他在科顿图书馆请英国博物馆的一名叫詹姆士•马修斯的雇员（James Matthews）抄写了第一个抄本，被命名为“托克林A”。此时，托克林十分繁忙，云游在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收集其他资料。
原始手稿留给马修斯的是一大堆难题，他既没有古英语知识，也不了解这种古代的笔迹。于是他经常把古英语的北欧字母误读为罗马字母，不知道长串字母如何连续、分断，等等。于是，他采取了“临摹”的方式，尽可能精确地依葫芦画勺，有时画出来的根本不是字母，少量的干脆留下空白，因为他完全看不懂文稿，抄写对他来讲只是画符号。
不过，后来的结论却出乎意料，由于马修斯忠实地抄写了他所看见的东西，没有编辑，没有修改，是十分可靠的抄本，而且错误之处也很容易被估计出来。
但是，对于懂得古英语的托克林来讲，那些空白和一目了然的错误是不可以接受的，于是他亲手抄写了一份文本，命名为“托克林B”。不过，托克林显然不满足于做一个简单的抄写手，而是做了一些编辑的小手术，改正了一些自己假定是他人抄写的错误，并加进了自己的理解。
这两份抄本为以后的学者留下了参考的珍本，在羊皮纸进一步恶化以前，他们记录的文字有的后来在羊皮纸上已经辨别不清。尽管托克林认为“托克林B”抄本“更加正确”。
1807年以后，托克林带着抄本回到哥本哈根，这可能是他最大的收获，没有辱没使命。不过，此时的英国海军几乎把哥本哈根轰炸成为一片废墟，它在拿破仑战争后一直被法国人占领。
托克林的住宿不幸起火，翻译稿被大火化为灰烬，这是他刚刚完成的《贝奥武甫》第一份现代翻译稿。好在两份珍贵的托克林抄本完好无损，至今依然保存在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里。
炮火使托克林推迟了8年重新翻译和出版这部史诗，在“托克林A”和“托克林B”的基础上，千年史诗《贝奥武甫》揭开了它的现代史，于1815年第一次呈现在公众面前。当然，这一版不是英语，而是丹麦语。英语的第一版是1833年。
美国《文雅疯狂》一书的作者巴斯班埃斯曾经说道：“我们了解如此多的历史、文学和文化，也许它们早已永远丢失了，如果没有那些推动灵魂的（对书籍的）热情与奉献。”科顿爵士和学者托克林大概都具有这样的“热情与奉献”。
英雄的悲歌
许多人都知道，《贝奥武甫》讲述的是瑞典的一个王子贝奥武甫奋战三个怪物的故事：格伦德尔（Grendel），一种体格强壮呼吸像狗的怪兽。航行而来的贝奥武甫受丹麦国王的重托在搏斗中将它杀死；格伦德尔的母亲闻讯后勃然大怒，前来复仇。她是一种水下的怪兽，原始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称她为“海中的母（brimwylf）或“被诅咒的深处母怪”（grundwyrgen）。贝奥武甫将她引诱出了洞穴而把她杀死。当她脖子被杀时，血液中的毒融化了贝奥武甫的剑。贝奥武甫回国继位50年后，老年与一条火龙搏斗并同归于尽，最后是英雄的火葬和悲叹的部落妇女。
那份手稿就是这个故事的唯一来源。
人们猜测，这个故事与公元6世纪初的事件有关，公元700至750年之间被编撰成故事，以后通过许多古英语方言口头传送，直到10或11世纪才被文字记录下来。原来的手稿并没有标题，1815年第一版的名字是依照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贝奥武甫”命名。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历史上有贝奥武甫其人，但是诗歌中的一些人物、地点和事件可以得到历史的证实。
在人类早期的史诗中常常有超人的勇士在文明的边沿以外探险，贝奥武甫与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Odysseus）、西亚苏美尔人史诗中的吉尔加美什（Gilgamesh）一样，都经历过魔法般的境地与怪兽搏斗，最后回到文明的家园。史诗中的贝奥武甫的对手都是怪兽，他的结局不免英勇地一死，诗篇对他充满了悲挽的情调。
对于《贝奥武甫》哀歌式的结局，希尼说道：书中的人物提供了“恶梦般地看到那些从创伤、甚至可怕事件中幸存的人们的大脑，并且他们面对着并无安慰的未来。”不过，幸存者毕竟是幸存者，还会有希望，《贝奥武甫》历尽沧桑，就是这样的一部幸存者。
“简单”与“乏味”
富有传奇色彩的《贝奥武甫》手抄本，是用古英语完成的最早诗篇，逃离了世人的忽略、火灾的吞噬、炮弹的轰炸，终于幸存下来，但长期迎来的是“简单”与“乏味”的评价。“简单”
是对某些学者而言，“乏味”则是对某些学生与公众而言。
一位在牛津教授了7年《贝奥武甫》古英语的教师说道，这不过是“浪费时间”。实际上，《贝奥武甫》不过是“简单的素材”（simple stuff）。当然，由于古董的原因，人们为它的幸存感到高兴，就像为一个大约千年的粗糙石塔，或者面对用篱笆以及涂抹过的小屋一样而感伤，而且不禁后悔没有去教授歌德的《浮士德》或但丁的《地狱》。
这位牛津的教师还认为，如果《贝奥武甫》手稿在1731年被烧毁，人类几乎不失去什么，而但丁或歌德的杰作随烟而去，才将是人类永恒的贫困。《贝奥武甫》不过是一个相当乏味的民间传说，用重复的诗句形式，叙述黑暗时代一个挺而走险的人杀死了虚构的怪物。《贝奥武甫》被维多利亚和20世纪初的英国学者“创造”出来，是为了显示“我们能比德国人造出更好的战舰，因为我们能产生比《尼伯龙根之歌》（注：德意志古代英雄史诗Nibelungenlied）更好的史诗”。
如果这些话不是英国人所说，不是刊登在英国的报刊上，我几乎是不会相信的（见伦敦的《星期日电讯》，2000年1月30日，署名“A•N•威尔森”《星期日评论：贝奥武甫？他浪费了我多年的生活》）。拿《贝奥武甫》与《尼伯龙根之歌》比“优劣”，固然是18、19世纪英国民族主义者鼓噪的一种政治游戏。
我想，颂赞但丁或歌德是不必贬低《贝奥武甫》的，它的作者至今不为世人所知。它们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作品，怎么可以同日而语？这篇评论大约是不满希尼的译文获惠特布雷德奖而发，文章后面部分不乏感情用事之语。
如果英国文学史缺少了《贝奥武甫》，大概要从14世纪中后期的乔叟开始，这晚了几个世纪。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大学曾经把《贝奥武甫》列人大学生的考试范围以外，因为“它不是一部伟大的著作，甚至不是用英语写成的”。有人定义：“1066年诺曼人人侵以后，盎格鲁一撒克逊语就结束了（F•R•Leavis）。”
牛津大学也忍痛砍下了这部诗篇。
由于《贝奥武甫》的记载过于遥远、过于生僻，足以让大学生打磕睡，让公众了无兴趣。一个英国作家也曾经抱怨它“不过是一部关于龙的无趣的书”。一种古怪的观点受到认同：它是一部乏味的经典，为了文明的缘故而“假装喜欢它”。
最早，民俗学家对《贝奥武甫》离题的旁白惹怒了一些读者，第11版《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10年的评论是“总的印象是令人困惑的”。美国大学曾经长期拒绝这部作品，因为“它对于博士生来讲也过于艰难”。
好的翻译，也许是给这部学术圈的史诗注人新生命的一条途经，一个多世纪以来，翻译不绝。
轰动的译本
至今，《贝奥武甫》至少有65个现代英语的翻译本，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20多个片断译本。学校里主要使用的是弗朗西斯•格梅雷（Francis Gummere）1910年的版本，或戈登（RK Gor－don）1926年的散文译本，此外还有连环画册。有的译文被认为是“不可信任的”，如Burton Raf f e160年代的译本。经典的格梅雷译本，被认为在语法上有生造的痕迹，用词也不可以完全称为现代英语。尽管它们整齐地摆在各式的书架上，却似乎距离当代的读者很远。
《贝奥武甫》作为今天最古老的英语诗歌，文稿由两个抄写员完成，古英语词汇常常使一些诗人和翻译家感到难以把握。就像白话翻译古汉语诗歌，始终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贝奥武甫》不仅仅要理解词语和概念，而且要挖掘那些早已在过去1000年已经死去的语法。由于它是唯一的手稿，没有比较的线索，损坏也给准确理解带来了困难。
至今，在所有的译本中，最受欢迎的是1939年出生的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的新译本。它的轰动并不是因为希尼的赫赫名声，他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96年和1997年两次获得惠特布雷德奖（Whitbread），以及在美国哈佛和英国牛津大学任教，而是他翻译和再创作了这部3182行的英雄史诗，使之第一次获得了令人晕眩的成功，《贝奥武甫》新译本激起了英语公众的热忱。
30年前，希尼就曾经尝试过翻译《贝奥武甫》，并一天翻译20行诗稿，但不久便搁浅。直到突然有一天，他的北爱尔兰口音提醒他：“《贝奥武甫》是我声音的一部分。”对儿童时候发音的回忆使他觉得那个“遥远的世界”也许并非那么遥远，于是，他用北爱尔兰英语翻译了这部史诗。
希尼写作和教授英语长达40年，完成《贝奥武甫》译文前后历时15年。
四、石碑与抄本揭示的玛雅
现在的人都知道，玛雅文明曾经辉煌一时。19世纪，人们重新发现了洪都拉斯丛林中有一座遗弃的雄伟宫殿时，不由得惊叹这个失落的文明。他们有自己的象形文字，把数学、天文、历法、王朝和历史清清楚楚地记录在书籍和石碑上。然而，约800年前，这个文明的退化一落千丈，文字失传，已经没有人懂得他们的记录，剩下来的则是一堆堆不可思议的古谜。现在，这些古谜正在一个一个地亮出谜底。
逃脱劫难的玛雅抄本
我们知道，玛雅的象形文字古卷1560年被西班牙的任尤卡坦的主教狄亚哥•迪•兰达（Diego De Landa）付之一炬。他说：“它们包含的，无非是迷信和魔鬼的谎言，我们应当全部予以烧毁。”这相当于烧毁了玛雅唯一遗留下来的图书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主教似乎也创造了一些东西帮助过后来的学者，如把一些动物和标志的图像翻译成字母排列。但不幸的是，兰达误解了大部分的图像。他所对应的西班牙字母表，有的可能是音节。事实上，现代破解玛雅象形文字的开始是1952年，前苏联的语言学者诺索罗夫。
至今，依然有逃脱劫难的四大抄本流传下来，它们以异乡的名字命名，尽管不是原始的玛雅文献，却是文明坠落后的早期抄本，价值无限。《德累斯顿抄本》（Dresden Codex）是马雅人观察和计算天体现象的记录，78页。包括对金星、水星的观察，日蚀周期表和月亮的变化，以及春分等，是最重要的一部。
《巴黎抄本》（Paris Codex）1832年进入法国国家图书馆，1859年在一个遗忘的角落里被人发现，1910年开始受到研究。
它几乎囊括了马雅人全部的仪式和庆典，由11片树皮组成22页。
《马德里抄本》（Madid Codex）充满了星占学和占卜方面的信息，由一种无花果树的树皮制成，56页。它特别引起历史学家的兴趣。用这本书可以鉴别马雅人各种各样的神，以及反映新年仪式、踩高跷、舞蹈、制作陶器、狩猎等活动。它19世纪60年代流落到西班牙，现在陈列在马德里的美洲博物馆里。这三本都已经出版，并为学者广泛地研究。
《格罗利尔抄本》（Grolier Codex）是一部美国的私人收藏品，1971年才被发现，并以第一次展览的名字命名。据说，现在保存在墨西哥城。
另外，还有16世纪玛雅后代完成的两本书，奎契（Quiche）玛雅的《波波尔•武赫》（Popol Vuh）和《奇拉姆•巴拉姆》（Chilam Balam）。《波波尔•武赫》是一部介绍古代玛雅神话、历史与到1550年的历代奎契王朝的文献，奎契也是一种危地马拉的玛雅语，从1554到1558年之间由马雅人用西班牙字母完成。
直到18世纪，才被一个传道士重新发现，抄写并翻译成了西班牙文，原文丢失，传道士的作品则保存在美国芝加哥的一个图书馆里。《奇拉姆•巴拉姆》是由玛雅人口述，西班牙文记录，关于古代玛雅预言与神话的故事书。
这些抄本的记录，尤其揭示了玛雅人对数学和天文学的深刻了解，他们的数学以20进位，一种独创的计算方法。从0到19的数字表达是横线加圆点，贝壳形象表示0，横线代表5、圆点代表1。20对于玛雅人来讲似乎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他们在石碑上记录历史事件主要以20年为间隔。在天文计算中，这20个数字用头像来表示。在太阳历中，20天代表一个月，一年就是18个月，另外5天作为忌日，所以他们的一年和我们一样，就是365天，十分准确。
值得注意的是，玛雅人很早就懂得使用0。转换到我们的日历，考古学家发现，他们认为宇宙开始的日期是公元前3114年8月13日，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日”，他们记录重大的事件也都根据“0日”。
他们在数学和天文方面的能力足以帮助他们建造那些存在至今的古老城市建筑，雇用数千的建造工人以及他们的消费，征集合理的税收以帮助发展贸易，精确计算太阳、月亮、金星和水星的周期帮助制定日历和建造与天文有关的庙宇、金字塔等，开发类似水泥的粘合技术，以及在几何学方面的建筑艺术设计等。
不过，对于他们这两方面的成就，今天已经有了比较透彻的研究。但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文明衰落的原因，依然在揭示的过程之中。
书籍，本来是破解玛雅文明最直接的工具，又几乎完全被鼠目寸光的西班牙传教士化成了灰烬，剩下的只有那些石碑上的“密码”。
破解石碑上的文字
玛雅的石碑相当于现在的历史大事记，他们受国王的意旨“立柱记事”，把经历的事件记录下来。石柱上的象形文字，今天看来图文并茂，很像艺术品，在流线起伏中表言达意。可以说，我们对这个文明的深人了解是从这些石头开始的。
人类的文字大概都是由“象形”萌生的，它们在中断的文明中失传，以致没有人可以解读它们。法国人商博良（Jean一Francois Champollion）开创了一个破解的先例，他1822年第一个成功地破解了古埃及罗塞达石碑（Rosetta Stone）上的象形文字，一种曾经被看作是“死去的语言”。起因是179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同年8月，这块石碑由法国人布萨（Bouchard）在罗塞达镇附近找到，它距离亚历山大里亚东北方向约56公里，石碑因镇而得名。1801年，埃及向法国投降，石碑却辗转到了英国，至今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商博良研究了20多年，而对它的破解直接导致了对古埃及象形文字的理解，这个先例对于文字学家破解玛雅的象形文字具有巨大的鼓舞作用。
不同的是，罗塞达石碑上面除了象形文字以外，还有希腊文和古埃及当地文字的对照，为商博良提供了有效的帮助。而与其他文明相对隔绝的玛雅文明，其文字则难以找到类似的对照，这无疑给文字学家带来更大的困难。
起初，人们甚至怀疑玛雅石碑上的雕刻并不是文字。英国的中美洲考古学权威艾瑞克•汤普森（Eric Thompson）不相信玛雅有历史记载，更不相信他们把历史事件记录在石碑上。对于那些如画的古文字，他认为那不是世俗的国王而是神抵，是教士的神秘画谜，根本无法破解。
1996年12月21日《经济学家》杂志（美国版）中的封面文章《破译玛雅的密码：黑暗历史中的新光》，回顾了破解玛雅象形文字的过程。
首先指出石碑上的雕刻为象形文字的，是前苏联年轻的学者尤里•诺索罗夫（Yuri Knosorov）。他1952年在《苏维埃民族志》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认为：玛雅文字系统是一种“典型的象形文字”，一幅图画不是单个字母，而是音节，奠定了现代玛雅文字研究的基础。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作为一名士兵在1945年柏林的国家图书馆大火中捡到一本书，它刚好是四部玛雅幸存的抄本之一，可以推测就是《德累斯顿抄本》。7年的研究之后，他得出了象形文字的结论，但汤普森则攻击这不过是“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诺索罗夫的看法是一个突破，这些石头上的铭文不仅仅是单件的图画，而且像积木一样累积起来了文字和概念的表达。从此，那些认为玛雅象形文字单个地描述神，而不是连续讲述历史的看法被抛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根据汤普森对这些图画的收集整理，1960年另一名俄裔美国学者塔坦阿•普罗斯考拉科夫（TatianaProskouriakoff）独立发现，从那些已经发现，重复出现的符号的数字频率来看，它们只能是名字。
在他们两人的基础上，语言学的分析得出一个新的结论：玛雅文字是一种口头语言，而且有语法和句法。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琳达•斯切雷（Linda Schele）分离出了玛雅动词，这是从玛雅城市遗址白冷格（Palenque）研究突破的，尽管她研究的开始不过是碰到了“意外发现珍奇的运气”。其他研究还揭示玛雅人对同一个词习惯性地交换使用语音和图画。
从此，这些成果导致破解玛雅文字的激流，到20世纪80年代，80％的象形文字被破解，这可以说是20世纪的一个伟大突破。
玛雅象形文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文字之一，它有能力表达极其复杂的事务，除了轮廓和沟纹，颜色也有不同的意义，譬如红色表示活着的人，统治的王用蓝色，而死去的人则用黄赭色。所以普通人的皮肤用红色描绘，而神抵与国王则用蓝色。甚至有抒情诗的“石头树”，告诉人们战争的故事、天上的事件、人类的关系、宇宙的思考，以及权力、等级、婚姻和死亡，等等。
现在人们不断把那些新发现的和零散的石碑收集在一起，可以叫做“石碑图书馆”，象形文字成为解开玛雅谜团的主要工具。
象形文字揭示的文明兴衰
过去人们对玛雅文明充满了猜测，认为她与其他文明不同，平和得就像中国人说的“桃花园”一样。美国著名的玛雅文化专家西尔万乌斯•莫利（Sylvanus G。 Morley）认为，丛林中的石灰石建筑不是城市，而是空旷的庙宇的毁灭，住在里面的不过是教士或侍僧。英国的汤普森也认为这里没有国家、没有国王、没有战争。在他看来，宗教是玛雅的中心舞台，玛雅人是星的崇拜者，人们和平地散居在村落里，受热衷于天文计算的教士引导。
他们的观点曾经在这个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然而，这不过是我们自己为玛雅人创造的神话。
随着对象形文字的广泛破解，考古学家迅速揭示了玛雅兴衰的历史。玛雅的世界远不是一个“桃花园”，墨西哥与中美洲热带丛林中的玛雅文明，也不是过去所估计的从公元3世纪到8世纪的500年，而是从公元100年到900年的800年之间，称为“古典时期”，相当于从中国的东汉到唐朝，也相当于欧洲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的黑暗时期。
玛雅不仅创造了城市文明，如在洪都拉斯保存得最完好的古城遗址蒂卡尔（Tikal）和大型的城市科潘（Copan），以及白冷格、依查（Chichen Itza）等城市，而且都有国王，白冷格有350年的王朝历史，科潘的王朝延续15代，那些石碑上的半身雕像有的就是历代的国王，并且在发掘的墓室里得到证实。这些国王的石碑记录了玛雅城邦的历史，例如，1993年约翰•朱斯特森（John S Justeson）博士和特伦塞•考夫曼（Terrence Kaufman）博士解读出来的著名拉•莫贾拉石柱（La Mojarra stela），具有明显的政治功能，详细说明了统治者的权力和其他的军事、庆典事件。
玛雅人的历史远不是和平的历史，他们展开的战斗是如此地凶猛，以致折磨他们的俘虏或者将高贵的战俘献上祭坛，例如，石碑上关于蒂卡尔的几次战争记录。
现在发现的最早的玛雅战争记录发生在蒂卡尔与北边的乌埃萨克唐（Uaxactun）之间，时间是公元378年，蒂卡尔胜，双方都有石碑记录。公元556年，蒂卡尔与卡拉科尔（Caracol）发生了一场“斧战”（Ax War），石碑上的铭文显示，蒂卡尔国王“双鸟”（Double Bird）明显处于劣势，但熬过了艰难而存在。但卡拉科尔的石碑记载，6年后，他们的国王“水王”（Lord Wa－ter）回来报复，并取得了胜利，这说明蒂卡尔的衰弱。公元678年，蒂卡尔与皇亲道斯皮拉斯（Dos Pilas）的战争失败，国王的头颅被拿去作了祭品。
考古发现，公元600年以后，玛雅城邦之间的战争尤其残暴。玛雅人并非崇拜时间，而是像古埃及人记录的一样，关心政治、外交和战略。玛雅的崩溃不是外来的侵略，也不是宗教的暴乱，更不像阿兹台克文明那样受西班牙外来民族的打击而消亡，而是内部政治协调的失败。真实的文字记录告诉了我们这一点，他们的崩溃并不是一闪念，而是逐步争斗导致的。
通过对象形文字10年的研究，伦敦考古学研究所的西蒙•马廷（Simon Martin）和波恩大学的尼科莱•格鲁贝（NikolaiGrube）要“重建”玛雅政治的历史，2000年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叫《玛雅国王和王后的编年史：破解古代玛雅的王朝》。和近几年学界的看法一致，玛雅世界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更像希腊的城邦，或者说像中国的春秋时代，至少有100多个小国。每个小国都有国王的高效率统治，而且他们都领受当地神授予的权力。国与国之间相互联合与征战不止，霸主称雄。
所不同的是，由于宗教的原因阻止了玛雅城邦的统一，每个城邦或小国都是当地神的化身，吞并小国会冒犯当地的神明。因此，强国倾向与对手的神保持合作，但不断榨取对方的利益。在演化中，蒂卡尔和卡拉克穆尔（Calakmul）成为两个“超级强国”。随着象形文字的深人破解，许多细节的故事也开始流传，如20世纪60年代发掘出来的一个蒂卡尔强有力的统治者卡威尔（Hasaw Kan K’awil）的坟墓，他公元734年去世，为了蒂卡尔的强大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战争生涯。
联姻、妥协和结盟等也都是许多玛雅军事弱国的生存之道。
2000年，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考古学家阿瑟•代马雷斯特（Arthur A。Demarest）刚刚在危地马拉发现的一个壮丽宫殿就坐落在坎库温（Cancuen）。和许多考古学家通过破解象形文字寻找新的遗址一样，根据蒂卡尔的象形文字，代马雷斯特知道坎库温曾经是玛雅最重要的商业城市。但是坎库温没有庙宇、没有防卫工事、也没有找到战争的证据。当地的象形文字指出，它的繁荣依靠与其他的城邦结盟，“坎库温商人不断用他们的财富与整个玛雅世界形成联盟，从而避免了使其他城邦结束的战争”。
根据各城邦的象形文字记录显示，玛雅文明的毁灭非常迅速，几乎都在公元”800年到830年之间，比过去想象的从公元800年到900年之间要短得多。几个主要城市石碑最后的记录分别为科潘820年、蒂卡尔879年、那朗荷（Naranjo）894年、卡拉科尔859年。
滥用土地使得土壤的养料贫瘠，延长的干旱极大地影响了收成，贵族争权愈演愈烈，战争越来越强暴，人口则锐减。这也许正是玛雅文明迅速毁灭的主要原因。
五网络上的百科全书
曾几何时，购买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Britannica，即《大英百科全书》）需要2000美元，令人望而生畏。1999年10月它宣布免费提供给网上的读者，这无疑是读书人的“免费盛餐”，可以说它是漫长历史演进、强烈竞争和数字时代带来的丰盛礼品。
一部“工具书之王”的渊源
《不列颠百科全书》又叫《人文与科学词典》，1768年始创于苏格兰的爱丁堡，这已经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后期，直到1771年，第一版的3卷才出齐，就像许多精致的人类创造物，出现了一次革命性的突破，成为启蒙运动的一大产物。启蒙运动在爱丁堡留下的另一个纪念就是那所华丽的新古典建筑“新镇”（NewTown），它在1767年被设计出来。著名的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当时也都生活在爱丁堡。
从第1版到1985年第15版，《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出版从来没有中断，第9版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被誉为“工具书之王”，而且随着人类知识的进步而更新。尽管美国人已经拥有了它的所有权，它成为美国的财产，现在大概是瑞士人的财产，但依然称“不列颠”，它已经成为一个品牌。在最后的第15版里它宣称自己是“英语中最早和最大的通用百科全书”。第15版以后，这部百科全书从此走向了数字化，印刷版可以成为收藏的版本。
百科全书是门类广泛的知识概述与总结，西方百科全书的编写有悠久的传统。古希腊的哲学家斯皮尤西普斯（Speusippus）曾经编写过百科全书，他是柏拉图的学生和侄子，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以后，他继任了柏拉图创立的希腊学院的主管（scholarch）。受他叔叔的影响，他在自然历史、数学、哲学等许多方面综述了综合的文化背景，但今天只留下了他编写的残片。
目前发现最早、最主要的西方百科全书是罗马的博学家老蒲林尼（Pliny the Elder），他在公元77年编纂了百科全书《自然历史》（Historia Naturalis）37卷2500章，对信息进行了分类，包括地理学、人类学、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和医学等当年的知识。同时，他也把事实和想象并列地放进了自己的作品。例如，他收集的“事实”包括亚里斯多德的解释“金枪鱼可以长到1200磅，但只生活2年”，他说燕子“在河底的水下冬眠”等，多数被今天科学证明是错误的。但这部书影响巨大，成为以后1500年学者的主要参考工具书。尽管他的其他原始著作大部分丢失，但是许多中世纪抄写的他的作品依然保存到现在。
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里也出现过一些百科全书的编纂者，其中最有影响的是6世纪的修道士，塞维尔的伊西多尔（Isidoreof Seville）。他20卷的百科全书《起源》（Etymologia）曾经是中世纪的“畅销书”，包括医学、数学、历史和神学。《哥伦比亚百科全书》评论它：“完全是一部派生的作品，偏见的第一手观察，在学术上时常有错。”
随着人文思潮的到来，西班牙的人文学者威韦斯（Juan LuisVives，1492－－1540），心理学和哲学方法的先锋探索者，把百科全书论述的基点归于自然，而不诉求宗教的权威。第一部反映现代科学概念的百科全书是1300年出版的《哲学概要》（Com－pendium Philosophiae），把蒲林尼百科全书中有关想象的部分按当时科学的最新发现予以替代，但是没有人知道这部《哲学概要》的作者，他使用了匿名。
在现代百科全书的发展中，17世纪的弗朗西斯•培根就主张要“全面重建科学、艺术和所有的人类知识。”并以彻底的科学为特征，这以后的两个世纪，欧洲百科全书改造的现代思想经过争论基本形成。狄德罗（Denis Diderot）认为：“百科全书的目的是收集所有分散在地球表面的知识，让我们知道它们的一般结构，传送给后来的人。这样，过去时代的劳动就会对未来的时代有用；这样，我们的后代就可以受到更好的教育、更有道德、更快乐；这样，我们死去的时候就会为人类的完美而理所当然。”
他终其一生出版了28卷的《科学、艺术与工艺百科全书》，这是人文学者尝试系统囊括当时所有科学的第一部百科全书，称为启蒙运动的“第一座里程碑”。
《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在这个时期稍后出版。接下来，德国莱比锡的布罗克豪斯（Friederich Arnold Brockaus）决定出版系列的百科全书，并且强调可读性。最初，他由于过于强调人文知识而忽视了科学、技术遭到批评。《不列颠百科全书》最早用三个词定义自己：准确、简捷、清晰。最终，它与布罗克豪斯最早出版的百科全书（第17版改名为《布罗克豪斯百科全书）））共同奠定了现代百科全书的基本框架。
印刷时代的辉煌
从1768年第一版到1993年全部上网，《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印刷版在传统的销售渠道中经历了225个春秋。
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自己的介绍，它最初的构思者是印刷工柯林•马克法库哈，一位印刷品的收藏者，他和雕刻师安德鲁•贝尔成立了一个“绅士协会”，最后邀请另一名高级的印刷工威廉•斯梅利（William Smellie）当编辑。结果第一版的销售非常成功，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这可以成为由一个构想引发成功决策的管理案例。
也许受到启蒙的人们对知识有巨大的饥渴，市场潜力不断迸发出来。不列颠的卷数不断增加，第2版10卷、第3版18卷、第4版20卷，这是1809年。到了1824年，他们又邀请受欢迎的学者与文学家出版了6 个“补充卷”。当时，美国人也盗版，《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现在美国就首先是费城的盗版，而且成了华盛顿、杰斐逊和汉密尔顿的必备收藏。
从1875到1889年，《不列颠百科全书》第9版即“学术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经济思想受斯密自由观念的强烈影响，这也是在苏格兰出版的最后一版。它唯一的竞争者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德国的《词典》（Lexikon）。在大西洋两岸，双方启蒙主义者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不断增加百科全书的卷数。这是它经历的第一场大的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