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时所说的话，又勾起憎恶之情。在这样的主人手下做事，实在无趣，但是为了生存又不能舍弃这份工作，想来想去，不知怎么办才好。志舍醒来，过足鸦片瘾，问起这件事，不依不饶。林先生怒火填膺，质问头家凭什么霸占这一带山地，警告他如果不把山地归还民众，就不能过平安日子，不要以为有钱什么都不怕。面对志舍解雇的威胁，林先生无所畏惧，扬长而去。林先生来到县城市街中心的观音亭（寺庙）里，借禅房住下，计划聚集大众的力量与志舍斗争。

就从这时候起，志舍平添了无数烦恼：百姓一时不驯良起来。以前谁家死了人，先交了钱再去“做风水”，现在都埋下去了还不交钱，管山的虽然去阻挡，无奈大家不听，甚至有时还要遭受殴打。这个几万居民的城市，一日中死不少人，全都要扛到山上去埋。这是志舍一个很大的财源，现在眼看要失去了，怎会甘心？于是，他依仗钱能通神的力量，寻求官府的保护。与此同时，林先生也向官府递交诉状，告的是志舍不应当占有全部山地做私产。他的状纸写得真好，一时被城乡的百姓所传诵。但是，百姓们的利益不等同官府的利益，林先生为百姓代言，对当官的人没有任何好处，他们又不缺少五钱银买坟地，于是，“甚不以林先生的告诉为是”。况且，“究竟是钱的能力大，所以官府把百姓们不遵向来的惯例，不纳志舍的钱，便讲是林先生煽动的，用那和谋反一样重大的罪名——扰乱安宁秩序的罪，加到林先生身上，把林先生拿去坐监”。百姓们闻讯，真的骚动起来了，尤其是大多数“无钱的人”，更为激昂，好几百人拥向县衙，要求放人。“大老爷”哄吓兼施，镇住人们，却把几个站出来与之交涉的人也关了起来。

这下引起众怒，第二天不只是城里的人，乡村的穷苦百姓也成群结队地聚集到观音亭来，从这儿通往县衙的路“尽被人塞满了，各个人的面上，都现着兴奋紧张的样子，真像战争就要开始一样”。有人叫喊着：“罢市！不关门的先抢他！”霎时间，从街头到街尾，全都是“乒乒乓乓”的商店关门上锁声，还有人嚷着要打进衙门去，县衙的大门竟被撞开了。那个年代的百姓真是“凶蛮”，动不动就直接行动起来，当时的官也怕惹动了百姓，保不住顶戴（官位），只有对百姓让步，把抓的人全都放了。林先生虽然被热情的百姓解救，恢复了自由，但他对志舍的起诉，一点儿也没有结果。他一方面看见志舍雇来打手巡山，甘心把钱花在这些地痞流氓身上，也不对穷人施舍分毫同情；另一方面受大家热烈声援所激励，遂下了决心，“似有不惜牺牲，要舍身干下去的觉悟”。他上府城去告状，却还在志舍金钱的势力范围内，没能成功。随后，他在群众的声声祝福中从鹿港乘船到了福州。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上省为民请命的事已不胫而走，成了福州街谈巷议的话题。

一日，他在茶楼边喝茶边听茶客们谈论他的事，忽有一陌生人走过来打招呼，问明他的身份，与他一起品茶，茶毕，送他十六个字让写进诉状里去，说：“当会使先生所写的增强了力量。”林先生一看，这十六个字是“生人无路，死人无土，牧羊无埔，耕牛无草”，这正是他“所想讲而想不出要怎样去表现的意思”。那人不留名姓，笑着走了，无人知道他是什么人。过了一些时候，“我们的地方”就得到了林先生在省城打赢了官司的消息。志舍霸占的山地自然拿出来做了公墓，牧羊放牛、拾些柴草也无须再到远处去。但是，林先生的消息则一向杳然，不知所踪。以上，我们分四个方面论述了赖和小说的思想内容。其实，这四个方面是紧紧绾结、融合在一起的。正因为有殖民者的凶残、嗜血，封建地主的贪得无厌、毫无人性，才有了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的煎熬；也正是封建意识、传统陋习的愚弄，被压迫者才懦弱、驯服、不争，没有力量自救，任人宰割；但无论统治阶级如何强大，终究扑不灭民众中蕴藏着的反抗烈火。我们从台湾新文学史上看到，日据时代小说尽管庞杂多样，但除了皇民化文学之外，基本内容都离不开这四个方面。换句话说，这正是日据时代台湾小说的四大基本主题。

第三节　开风气之先——赖和小说的艺术特点 赖和小说在台湾文学史上开风气之先，不仅表现在思想内容上，而且表现在艺术形式上。赖和在创作的过程中，深深认识到，要反映新文学的新思想，旧有的文学形式不仅不能克尽其功，还成为障碍。因此他孜孜以求，努力学习、借鉴大陆新文学成功的先例，结合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一、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鲜明而生动的写实形象系列赖和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杰出的小说家一样，十分重视人物形象的刻画，尤其是他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其主题更是通过鲜明的人物形象来体现的，且这些人物形象，并非来自作者的想象，而是的的确确存在于台湾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于作家本人周围，他只是用写实的手法，将他们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小说中。在他不多的作品里，主要刻画了三个形象系列：日本警察和台湾人恶棍、劳动人民、知识分子。1. 与人民为敌的日本警察和台湾人恶棍形象系列赖和笔下有许多警察形象，这是赖和艺术追求的一个特点，日本警察也是经由赖和之笔，最早出现在台湾乃至中国、世界文学画廊里的人物形象，是最可恶、最卑鄙的文学人物类型之一。他们贪婪、残酷、蛮横、毫无人性的面目在《不幸之卖油炸桧的》、《一杆“称仔”

》、《惹事》、《不如意的过年》等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暴露。从警察的所作所为来看，都是些泼皮无赖之徒，这并不是赖和有意丑化他们。日据时期，殖民者从日本国内招募到台湾当警察的，多为社会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素质低下，人品顽劣，甚至原本就是地痞流氓。到台湾后，进入整个殖民统治网中，尽管是在最基层，却对老百姓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赖和小说中，他们可以因为小孩的叫卖声吵了晨觉，而将孩子任意打骂关押，不让吃饭；可以因为菜贩不把菜白送给他，折断了人家的秤杆不算，还无端地诬陷人家违反了“度量衡规则”，在年关之际判监三日；可以视他们治下的人民不如他们的鸡犬高贵，任由鸡犬去祸害百姓，还诬良为盗；可以把自己莫名其妙的“不如意”随便发泄在民众头上，施以惩罚。这些揭露，应该说是符合当时日本警察的总体特征的。有人对赖和笔下的日本警察形象，颇有微词，认为存在着类型化的缺点，这是事实。例如，这些小说中，警察总是一式嘴脸、一个腔调、一模一样的铁石心肠。或许在那个时代，民众眼中的日本警察就是那副德行，也可能是新文学在草创时期，作者还缺乏创作经验，更有作者身兼数职又心存积愤的缘故，无暇精心琢磨，细致描摹。

然而，细细阅读之下，每篇作品中的警察还是有各自的个性特点的。《一杆“称仔”》中的下级巡警，比较虚伪。他想白吃白拿，又故作清廉。本来，秦得参见他问花菜怎么卖，已经表示，“大人要的，不用问价，肯要我的东西就算运气好”，还“择几茎好的，用稻草贯着，恭敬地献给他”，可他却“几番推辞”，让“称称看”。当看到老实的秦得参当真上秤作价，他又变色找茬儿，对方稍作分辩，他便勃然大怒，肆逞淫威，逼得秦得参走投无路。《惹事》中的警察，与盗匪无异。他无恶不作——“捻灭路灯，偷开门户，对一个电话姬（日语，小姐）强奸未遂”，“毒打向他讨钱的小贩，和乞食（乞丐）厮打”，连他养的鸡都横行霸道，糟害村民。他还反诬村民为盗，伺机报复拒绝他玩弄的妇女。他的心思特别细密，他的鸡是什么神态，干过什么坏事，小鸡有多少只，他都一清二楚。如此，鸡的为非作歹就反衬出他这个人的品质恶劣。《不如意的过年》是台湾以小说体裁正面刻画“查大人”形象的第一篇。在这之前，杨云萍的《光临》，主角是保正林通灵，伊田警部大人是其想要巴结并炫耀邻里的对象，本身并未出场；赖和的《一杆“称仔”

》中的那个下级巡警是将秦得参推进万劫不复深渊的最后一棒，和《惹事》中的警察一样，本身都不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人物；而《不如意的过年》则完全是“查大人”的丑行恶态的深入状写：岁暮时节，“查大人”原想大笔收受例行的“御岁暮”——年礼，将私蓄凑满五千，不料礼金似乎“意外减少”，又“意外轻薄”，如意算盘落空。钱还事小，更重要的是他“以为这是管辖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威严不保，心中着实愤愤不平。接连几天，他到处去寻事：“对于行商人取缔的峻严，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头翻；或是民家门口，早上慢一点扫除，就被告罚金；又以度量衡规矩的保障，折断几家店铺的‘称仔’。”无非是想激怒老百姓，好以“妨害公务执行”罪加抓起几个来。一来惩戒“不良分子”，同时杀鸡儆猴，让蠢民们明白他的威势与心思；二来也从求他放人的贿赂中捞取更多的好处。可恨蠢民们竟呆若木鸡，逆来顺受，“不敢有些怨言，决不能捉到反抗的表示”，即使在那些他所憎恶的社会运动家们面前，“把羊一般驯良的人民，凶横地蹂躏给他们看。他们也不敢拿出在讲演会上所说的，公理人道正义，来抗议一声”

，让他无从下手，心里越发窝火——“心头的蕴怒，恰似着火的干茅，再泼上挥发油一样，蓬勃地燃烧起来”。幸有驯良的人民，可以消耗他由怒火所发生的热力，还不至把他烘成木乃伊，“这可以说是社会的幸福，始得留着这样勤敏能干的行政官”。新年那一天，本该休息的时候。按照惯例，他总是万事不管的，即使“有人民死掉，若不是在办公时间内，要他书一个字以便埋葬，那是不可能的。纵放到腐烂生蛆，他也不顾”。可这回就特别了，他“心里头有点怒火在不断燃烧，所以发生有特种势力”，对于所谓安宁秩序，犹在关心，在街上呼喝逞威。本来元旦前后是默许赌钱玩乐的季节，人们听见他的吼叫，吓得四处逃散，他只抓着个无辜的孩子，让其指认赌钱者。孩子只会啼哭，正好做了他的泄愤对象，又打又骂，还抓到衙中去罚跪。他自己则酒瘾发作自去快活，夜来醉卧，听到孩子饮泣，兀自破口大骂：“畜牲，搅乱乃翁的兴头。”然后，“呼呼地鼾在睡牢中，电光映在脸上，分明写出一个典型的优胜者得意的面容”。窥一斑而知全豹，这些作品中的日本警察形象，鲜明地反映出整个殖民统治网的凶暴、丑恶和嗜血。前文说过，骑在台湾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不只是日本殖民者，还有台湾土产的压迫者、恶势力。

赖和小说中，涉及这类人物且形象比较鲜明的有三篇。第一篇是《补大人》。其中的主人公“补大人”是台湾人警察。日本警察所有的凶残、无人性他都有，而他比日本警察还多一副洋奴嘴脸。日本人不过赏他个“候补警察”当当（台湾人不能当正式的警察），他就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了，以为做了殖民者的走狗就可以仗势欺人，对乡邻吆五喝六滥用职权，连亲娘都能动手打。第二篇是《可怜她死了》。富户阿力是赖和人物形象系列中描绘最细致，最丰满，也是最成功的一个。他是一个“约略四十余岁的中年人，胖胖的具有一身肉，头发微秃，面团团的一脸儿肉肥到几欲堕下，眼睛很小，笑的时候只剩得一缝”。如此丑陋不堪的容貌下，包藏着一颗为富不仁、荒淫无度、既强横又卑劣的心。他始乱终弃，毫无人性地将怀有他骨肉的阿金一脚踢开，不给一分钱的赡养费，而且，马上又托人“替他物色一个可以供他蹂躏的小女人”。第三篇是《善讼人的故事》。财主志舍，仗着财势，霸占山林，欺压穷苦百姓，贪到在死人头上敛财的地步。为了五钱银子的赊欠，他就翻脸不认人，把善良正直的账房兼管家林先生赶走，毫无道理可讲。日本警察与台湾人恶棍，虽说种族不同，但在与人民为敌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赖和满含憎恶、仇恨的激情，对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大加挞伐，剥开他们的画皮，凸现其丑恶的灵魂。2. 善良而不幸的劳动人民形象系列赖和饱蘸深情描写他的骨肉同胞、他的父老乡亲。他爱他们，也了解他们，赞赏他们的正直善良，也批评他们的弱点缺陷，哀其不幸也怒其不争。因而，其笔下的各种小人物形象多姿多彩，有小商小贩、轿夫、家庭妇女、农民等，而以农民形象最为鲜明、生动。赖和小说里的农民，都是佃农，一方面具有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勤劳、俭朴、善良、忠厚，一心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去求生存求发展；另一方面，也有小生产观念——依附于土地的保守意识，生产工具、农作物的一成不变，使得他们的思想方法、行为模式易于固定，惰性因之产生。他们的眼光一般比较狭隘，有一种奴性的顺从，凡事隐忍，病态地克己，以求安宁风波不起，尽管既存状态极不合理，他们也是咬紧牙关忍受。这些，都妨碍了他们团结起来，凝成一股力量，为自身的权利和幸福而奋斗，故而只有任人宰割，听天由命。如《惹事》中的农民，对蛇蝎心肠、虎狼作派的“查大人”恨之入骨，但却不愿响应有识之士的呼吁，群起而与之斗争。《丰作》中的添福是更有代表性的一个。添福是一个有追求、有谋划的农民。

他特别能吃苦，想付出自己的力气和汗水，获得丰收，得到会社的奖励金，把生活提高一个档次；而他又轻信，会社制定了新的采伐规则，别人都明白自己的劳动所得要被剥夺，他还在那里得意自己的甘蔗种得好，“农会的技手、会社的技师，都讲他会得到奖励金，设使被会社怎样去扣除，当然不会扣至十八万以下，所以在添福兄自己，并不怎样失望”。别的蔗农都去包围会社，与之交涉，他却不敢参加；他更懦弱，看到与会社理论的人被警察驱散押回，他“不禁在心里骇叫着，身躯也有些颤战，他本能地回想起二林事件的恐惧”，最后他丰收的甘蔗几乎被克扣光了，他除了背后骂几声外，亦无可奈何。《一杆“称仔”》秦得参，则是作者寄托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秦得参性本忠厚，安分守己，吃苦耐劳，但又不失是一条“硬汉”。他敢于对“大人”“白拿我们的东西”表示不平，敢于质疑“做官的就可任意凌辱人民”的社会现象。他不向日本巡警低头，不甘在屈辱下苟活。遭到祸害后，他愤愤地想：“人不像个人，畜生谁愿意做？！”最终与日警同归于尽。赖和并不是提倡这种硬拼的反抗方式，而是赞赏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精神。这种精神是台湾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如果台湾的百姓人人都像秦得参那样宁死不屈，日本人盘踞台湾的日子还会久吗？赖和笔下妇女形象不多，但较有光彩。《可怜她死了》中的阿金，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一个，也是少有的作了相貌、性格描绘的一个。阿金从小长得“娇小可爱”，活泼，有一种“烂漫的天真”，而又性情温顺，惹人怜爱；长大后，则“娇媚”、“温柔静淑”。她被卖掉之初，并不知道自己的童养媳身份，十二岁的小女孩，对未卜的前途“怀着极大的不安”，乍离父母膝下，又要忍受巨大的痛苦，但是：她不敢怨恨父母，她晓得父母的艰难，她还以为是被佣来的，是来帮她父母多挣几个钱，以准备纳税，她原谅她的父母，她小小的心也还灵敏，她想：要赚人家的钱，总要听人呼唤驱使，要从顺勤劳，因为她抱着这样存心去做事，所以还得到阿跨仔官一家人的怜惜。多么懂事的孩子，让人发自内心地喜爱，更让人格外同情她日后的不幸。未来的丈夫和公公死去之后，年仅十七岁的阿金接过了养活婆婆和自己的重担，终日辛苦劳作，还赚不着一日三餐，却连叹一声气也不忍，怕让婆婆更加伤心。对租给肥胖丑陋的阿力做玩物，她满心地不愿意，但不忍心让婆婆再受苦，决定“牺牲自己一身”，跳进了这个火坑。

在她怀孕被弃后，考虑的不是自己怎么办，而是婆婆会被自己拖累，“使她老人家愈走到不幸去”。直到她跌进河里爬不起来，知道自己会被淹死，仍记挂着婆婆，记挂着没出世的孩子。这样一个外貌、心灵皆美的少女，活生生被这不公的世道糟蹋、吞噬。人们从这一形象中听到了作者愤怒的抗议。《可怜她死了》中，还有两个女性人物，一个是阿金的婆婆阿跨仔官，另一个是媒婆阿狗嫂。阿跨仔官人品不错，书中几处提到，她是个“慈祥的妇人”。她对既是养女又是童养媳的阿金，决无寻常小说戏剧中的那般恶婆婆样，而是知道怜惜、善待。可是，她也愚蠢、自私，阿狗嫂几句话就把她说服了，把花一样美好的女孩，租给又老又丑、满肚子坏水的阿力，生生把阿金推进了火坑。阿跨仔官如果真为阿金好，就应该找个好人家的子弟把她正式嫁了，可为了自己有人养，有依靠，竟然变相出卖了阿金，结果，不仅害了阿金，也害了自己。试想，阿金死了，还会有谁来养她呢？阿狗嫂则是旧社会三姑六婆的典型形象。以她的阅历，不会不知道将女孩“”给阿力这样的富户会有什么下场，可她还是昧着良心巧舌如簧，把不幸的阿金们一个个地送进更悲惨的境地。

不过，她毕竟不是阿力，还有几分人性，对阿金的死还能“有些伤感”，并对阿力托她再物色一个小女人之举表示些微的不满。《一杆“称仔”》中，秦得参的母亲，是一个十分传统的女性形象。她很不幸，儿子还没出生，丈夫就死了，孤儿寡母的，当佃农的权利都被地主剥夺了，无以为生。她只好不顾“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伦理道德，听从长辈们的安排，招夫养子。然而，后夫人品不好，也不大顾家。所幸她“耐劳苦，会打算，自己织草鞋、畜鸡鸭、养猪”，才把儿子拉扯大。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逆境中百折不挠，而且又非常精明，租不到地，宁让儿子打不牢靠的短工，也不让他去给制糖会社当劳工，如同牛马一样。儿子在她的指导下一步步走得顺利，她又勤俭持家，还积下些钱来，给儿子娶妻生子。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不幸之卖油炸桧的》中则有一个“另类”传统女性形象——可恶的后娘。她没有人性地虐待继子，逼他在早上天还不亮就上街去叫卖油条，而且是在冷风里穿着单衣，卖不掉就不给饭吃。在小孩被巡警无理地打骂关押之后，她又打骂两顿不让吃饭赶出家门。

这个形象，作者没像对阿金那样作正面描绘，也不似写秦得参母亲那样，用叙述的语言交待，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传达出来的。《蛇先生》中的蛇先生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人物形象，他身上有劳动人民朴实、坦率的一面，当别人询问药方时总是坦承没有，并向前来请教的西医吐露所谓蛇药的秘密，并不故弄玄虚，抬高身份；而他也有些“江湖手段”：“明明是极平常的事，偏要使它稀奇一点，不教他们明白，明明是极普通的物，偏要使它高贵一点，不给他们认识，到时候他们便只有惊叹赞美，以外没有可说了。”不过，他的“神秘”不是他自己故意制造出来的，而是社会上的迷信思想使然。3. 多样化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知识分子形象，在赖和的人物形象系列里最为多样化。这恐怕是因为作者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对这个阶层最多了解也最易开掘的缘故。赖和笔下，知识分子主要有新、旧两种类型。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理想是科举致仕。在日本人统治下，各级官员自然都由日本人充当。台湾知识分子功名之路既已断绝，做官的机会渺不可期，人生没有远大的目标。

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旧式教育所养成的保守性格，不易改变传统观念，不去尽自己的所能做些对国家民族百姓有益的事，而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一味儿寄情诗酒，游戏文字，用荒唐的生活麻醉自己。赖和的小说《棋盘边》中有一副对子：第一等人乌龟老鸨惟两件事打雀烧鸦本来的“忠臣孝子”改作“乌龟老鸨”，“读书耕田”改作“打雀烧鸦”。这是对这些人心理追求及生活状态的最好写照，饮酒、狎妓、打麻将、抽鸦片几乎是他们人生的全部。《赴了春宴回来》中的“我”，以圣人之徒自居，实际上也是这种颓废堕落、虚无放纵之辈。赖和对他们持否定态度。被赖和歌颂的旧知识分子也有一位，那就是《善讼人的故事》中的林先生。林先生“了解知识的积极力量，而且能维护知识所公认的真理”。（梁景峰：《赖和是谁？》，台湾《夏潮》1卷6期，1976年9月1日出版，转引自《赖和作品选集》第3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4月版。）他富有同情心，骨头硬，敢于仗义执言，并且有勇有谋。

他明知道自己这个账房先生做不了东家志舍的主，可当农民遇到难事，他豁上自己不易得来的养家活口的职业帮助解决，继而为民请命，一面暗中发动群众，一面写状纸层层上告，即使判监坐牢，也九死不悔，“不惜牺牲，要舍身干下去”，最终为百姓夺回了被志舍霸占的山林。林先生是赖和从民间故事中提炼出来的英雄人物形象。他之所以“善讼”，一是百折不挠，二是懂得“须借仗大众的力量”。正像一位大陆学者所说：“这个‘大众’不仅指当地众乡亲，还包括远在海峡彼岸的祖国同胞。林先生最终渡海来到福州才得以胜诉，则寓意深长地表现了台湾与大陆母体不可分割的血肉关系。”郭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