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刘红林 著第一章 血与火铸成的精魂——赖和的人生之路第一节 中华传统与闽台习俗的共同哺育第二节 汉魂不朽——民族意识的潜在生长第三节 “彰化妈祖”——人格修养与魅力的深刻体现第二章 “奶母”

与奠基者——赖和的新文学道路第一节 忧时亦有枕戈心——新文学理念的创建 第二节 呕心沥血的付出——新文学运动的推展第三节 爱的大纛与憎的丰碑——与五四接轨的新文学创作第三章 崇高地位与文学精神的完美表现——赖和小说第一节 应时而生树立典范——赖和小说的概况及文学史地位第二节 第二节 殖民地的悲哀与觉醒——赖和小说的叙事主题第三节 开风气之先——赖和小说的艺术特点第四章 进军号和里程碑——赖和散文第一节 扫除暗夜的激越呼声——议论文梳理第二节 剥析自我的心灵展示——经典作品分析第三节 广泛意义上的杂性文体——杂文简析第四节 滴血和忍痛的灵魂思索——《狱中日记》第五章 内容与形式相得益彰的赖和新诗第一节 有巨大思想含量和丰富内容的诗歌主题第二节 多元特征的艺术追求第六章 梦绕神州路，心弥汉唐情——赖和传统诗谈片第一节 在旧诗社中砥砺汉节第二节 反抗异族统治的民族性第三节 传统诗中的家国观念辨析第七章 赖和的意义第一节 爱国主义的杰出典范第二节 台湾新文学史上的光辉存在第三节 论赖和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附录：赖和新文学作品简表参考书目后　　记第一章　血与火铸成的精魂——赖和的人生之路 甲午战败导致乙未割台，台湾被从祖国分离出去，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

那以后的半个世纪，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全面实行了集行政、军事、立法三权于一身的专制、独裁统治，目的是要把台湾变成日本永久的掠夺对象，永远奴役、宰割台湾人民。然而，不屈的台湾人民从《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寇铁蹄迈向台湾的那一天起，就展开了一连串武装抗日斗争。虽然，这些武装斗争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有素的训练，更因清廷腐败而孤立无援，一次次地被配备现代化武器的日本军队和警察所击败，但台湾人民的抗日怒火是扑不灭的。志士们的鲜血，反而全面提高了台湾人民抗日的民族自觉。武力抗争牺牲太过惨重，失败了，他们就及时调整斗争策略，运用非武力的手段，继续进行不懈的战斗。尤其是爱国的知识分子们，从惨痛的教训中总结经验，认识到要想把台湾从日本殖民统治的政治迫害、经济压榨，以及愚民教育的悲惨境遇中解救出来，必须首先唤起民众。于是，他们一步步展开深入群众的民族革命宣传活动，逐渐发展为波澜壮阔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台湾新文学运动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它的崛起，固然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自由民主思潮的刺激，但更是在大陆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影响下萌芽和成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旧文学已经无法担负其最初的抗日使命”。（陈昭瑛：《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台湾）正中书局1998年4月版，第194页。）一代台湾新文学的早期开拓者，结合当时风起云涌的社会政治运动，推进文学革命，以求达到开启民智并实现民族解放的目的。赖和正是其中一位佼佼者。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人能像赖和那样，对某一地区的文学发展具有特别的开拓意义。这当然是台湾特殊的政治、历史原因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学环境，造就了赖和。赖和原名赖河，字懒云，曾用笔名有甫三、安都生、走街先、灰等。他出生的当年，清廷在甲午海战中战败。翌年，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一岁的赖和即沦为异族统治下的子民。直到他1943年去世之后两年，台湾才脱离日本的统治。他的一生，是在残暴的殖民统治下度过的，耳濡目染，处处都是殖民者的横暴恣肆，掠夺欺凌。他也是伴随父老乡亲们的英勇反抗和血流成河的起义事件而成长起来的。他终其一生，也都是为了挣脱殖民者加在台湾人民身上的手铐脚镣而奋斗的。

他那颗抗暴的台湾心，深蕴着民族自尊，洋溢着对祖国的耿耿情怀。 第一节　中华传统与闽台习俗的共同哺育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5月28日，台湾彰化街市仔尾一户殷实的人家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了。婴儿的祖父赖知、父亲赖天送、母亲戴氏允都喜不自禁，这是他们家的长子长孙啊！赖家能有今天不容易。早年，赖家也是个富户。咸丰十二年（1862年），彰化豪富戴潮春（小名万生）领导八卦会揭起反清的义旗，率众攻下彰化城，下令兵民蓄发，遵用明制，欲以响应太平天国。接着，起义军乘胜围嘉义、攻鹿港、窥淡水……各地会党纷纷起兵响应，全台震动。清政府对付外侮软弱无能，对付“内乱”的本事可不小。他们一边利用起义军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一边增兵入台残酷打击，前后历时六年，起义才被完全镇压下去。赖知一家肯定参与了俗称“万生反”或“戴万生之乱”的起义，失败后家产被查封，所以赖和才有“‘经戴万生之乱’，家遂零落，祖父兄弟六人，祖父最少，因家业丧失，遂各谋生”一说。（赖和：《我的祖父》，《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3页。

）赖知比几位兄长更为不幸的是他“腰中流弹，烦在腹内，幸未死，但后来常发痛，以鸦片止之，遂成瘾”。（同上。）起义失败，家业凋零，又染上毒瘾，年轻的赖知流落为市井游民，找不到出路，心情郁闷，竟嗜赌如命。有一年除夕，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妻子拿出衣裙让赖知出去典当，弄几个钱过年，但生怕丈夫把当来的钱又拿去赌，就叫五岁的儿子赖天送跟着父亲去。走到半路上，赖知用头巾把儿子绑在人家的篱柱上，自去典衣，然后径直去了赌场，把典衣的钱输了个精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赖知幡然悔悟，痛改前非。他本学有拳法，于是就去学“弄钹”。“弄钹”是一种闽台习俗，家里死了人，亲属（通常是出了嫁的女儿）在做法事的时候，特别请来道士或者具有功夫的人，耍弄铙钵碗盘之类的东西，以慰死者的灵魂。干这一行的，其实就是通常所说的术士。赖知有拳法功底，人又聪明，学得极好，远近闻名，丧家争着请他。赖知很讲职业道德，他名气大，来请的人多，但如果丧家那块地盘上有弄钹的同行，他一般辞而不往，即使是丧家坚请非去不可，他也不使同行有难堪之处，不把绝活拿出来表演。

渐渐地，他的家境富裕起来，可他并不张扬，“后年老，到远多坐轿，但是往返在街外落手，罕有坐到宅门前者”。（赖和：《我的祖父》，《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4页。）赖知对其长孙赖和性格的形成影响最大。赖天送子承父业，可能是不会拳法，弄不来钹，就做了道士，依然是以术士谋生。他和父亲不一样的是，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家里已有田产十甲左右，年收租三百石，因此有能力让儿子们读书，长大干一番事业。美好的祝愿或许从这个家庭的长子降生的那一天起就有了，他们给他取名为赖河，又名葵河，是想让他的生命如河流那样长长久久、勇往直前吧?!是在什么时候、由谁改“河”为“和”的，没见记载。然而，赖和出生的第二年，即1895年，在新兴帝国主义日本的强大压力下，陆海两战皆败的满清皇朝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也就是说，赖和刚刚步入人生，就遭到了“孤儿”的命运。赖和渐渐长大了，该读书了。当时，台湾殖民政府对学龄儿童实行差别教育。日本学童进入师资、设备、经费均优的“小学校”；台湾学童只能进“公学校”。公学校条件差，教育程度低，修完六年的总课程，还抵不上小学校五年。

尽管如此，公学校仍是殖民者强迫同化政策的产物，当局采取威逼利诱的方式，强迫台湾人把子弟送进公学校，受日式教育，用老百姓的话说，是“读日本书”。赖和的父祖与绝大多数台湾同胞一样，虽然不得不“转籍日本”，但心中强烈的民族意识是泯灭不了的，即使不得已让子弟上了公学校，汉学也不废，这就摆明了他们的态度。以往读私塾，是为了让孩子能“学而优则仕”；现在此路根本不通了，只有读“日本书”才有前程，汉文化教育不仅不能做官致仕、光耀门庭，还要冒相当大的风险，他们却仍然不放弃。因为他们要在后代心里扎下民族文化的根，用赖和儿时听来的话说，就是“读书乃做人顶重要的事”。（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35页。）他们要子孙读书做人，读中国书，做中国人，说穿了，这是对日本殖民者的一种文化抵抗。十岁那年，父亲将他送进“书房”（私塾），接受传统汉文教育。赖和对读日本书有些惧怕，怕的是“剪发”。这对他来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因为“在我当时的意识里，觉得没有一条辫子拖在背后，就不像是人，有着这天大的理由，学校就不敢去”。（同上，第231页。

）当然，这种说法有几分可疑，一个十岁的孩子，读什么书，不是他自己能够决定的。赖和也说：“当时读日本书的人，大部分总要受劝诱。不是，讲歹听一点，也可以说受到官权的威迫，才不得已去进学校。”（同上，第230页。）进了“书房”后，受先生屡次催促，赖和才于同年10月底进了公学校。至于“那书房先生，为什么教人舍弃圣贤的事业，去读日本书”，（同上。）赖和说他一直没有弄明白，其实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那先生怎么能抗拒得了殖民政府的淫威？赖和每天上公学校之前，先到“书房”早读，公学校下午是没有课的，须去“书房”上课。家长们视汉文很重要，对“读日本书”不大关心，甚至有些厌恶，认为会妨碍汉文教育。赖和则相反，他喜欢公学校而厌恶“书房”，但并非缘于功课或其他什么，而是因为教育方式的不同。“书房”的教育是旧式的，家长和先生并没告诉学生为什么要读书学习汉文，也不认为学生有明白的必要，只是一味强制学生们读。小孩子整天正襟危坐地念书，没有一点儿趣味性的活动，稍有些错，竹板子就打到身上去了，“皮肉时时颤战地预备着”

，“好似先生的智能，由竹板的传导而始注入学生脑中，打就是教育的根本原理，教育哲学就建设在竹板之上，所以先生的尊重竹板，还比较在孔子以上”，而且，“当时有名的先生，多很注重竹筢，可以说名声是出在竹板之上，竹板愈厚，打人愈痛，愈能得到世间的信任，名声也就愈高，学生也就吸集的愈多”。（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36页。）尽管惧怕，还不敢不去，家里的督促还可以欺骗，先生的催唤也可以逃避，但同学们的捕捉，就无法抵抗了。如果某个学生被两三次催唤，还不去上学，先生就派了其他学生到家里来捕捉，那场面非常有趣：

平日学生们在书房里，正苦无理由可以外出，所以先生有什么差使，学生们总争先奔赴，何况这样差事，是顶有趣味的，四五人捕捉一个，有的扶头，有的把脚，推推挽挽，像缚小羊，若是平日有交恶过的也可偷偷打他几拳，捕进书房按在椅子上打屁股，那是比看戏更有趣味啊！所以学生们，总踊跃从公，任你闪到什么所在，皆被他们搜索出来，不去！教他捕捉去！我的屁股可没有安上铁板。虽不愿意也不敢歇一天。（同上，第238页。）

尽管“书房”学习是被动的，填鸭式的，但几年下来，也打下了坚实的汉文基础。公学校的教育是新式的，每堂课的时间不长，课间可以自由地嬉戏。赖和刚去的时候，一来年纪小，二来殖民统治刚刚稳定，差别教育制度也建立不久，台湾人肯把孩子送入公学校的还很少，因此，公学校上课讲故事的时候居多，像“书房”那样方式的读书不常有，体操也和玩游戏差不多。他非常快乐，觉得学校和“书房”比起来，有乐园和监狱的差别，于是琢磨着找一个能全天留在学校而逃避“书房”的办法。还真让他给找着了，那就是打扫教室，一个非常好的借口。可恨的是，先生总让那些“优良学生”去干这事，十次也轮不到赖和一次。平日里，先生还算和善，也不像“书房”先生那样常以冷面孔向人。过了两年，情况不一样了，学校上课不讲故事了，“所讲多是没有趣味，使人厌倦的那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明白，这讲是修身。体操也不似游戏，那按规照矩的动作使人讨厌”。（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32页。）这里的修身，是公学校的一门功课，专门向台湾学生灌输日本国体观念。体操也变成了军国主义的军事训练。

公学校的教师百分之八十是日本人，随着不断地升上高年级，先生调换，他们的态度也渐渐威严起来，爱打学生了。“书房”先生打学生，总是学生犯了错，需要教诲他们如何立身处事做人，打是让他们悔过长记性；而学校的先生打学生，常常是轻罪重罚，甚至学生根本没有犯错，无缘无故地挨打。况且，日本先生的打骂，完全不带教诲的情味，“一些都无有能使我们悔过的效果”。（同上，第237页。）很明显，日本教师对台湾学生的责罚，从根本上说是殖民者对殖民地人民的种族歧视。年纪小小的赖和及他的同学们十分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胸中涨满愤恨，终于有一天，发动了一场罢课斗争—— 孩子们一齐跪到公园里，不去上课。校长追究起原因，向学生保证他们不再挨打。赖和生平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也许从那时候起，他就懂得了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尊严，必须通过斗争。十四岁那年，赖和入“小逸堂”拜黄倬其（黄汉）为师。这是为了让赖和等学子更好地打下汉学基础，父兄们精心地选择了黄倬其这样博学多才、教育有方的私塾教师。据赖和回忆说，黄倬其早年不得志，倚笔为生，做大户人家的家庭教师。

乙未年（1895年）日本据台，他认为靠书本不能保国救国，“投而弃之，欲伸其志于商场”，可是“转徙流离十余年间卒不获就”。（赖和：《小逸堂记》，《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197页。）从这一点看，他的爱国心、报国志都是很明显的；父兄们让他来教子弟，用意也是非常清楚的。后来，黄倬其还跟随他的东翁（雇主）“游历大陆，远踏南洋，求其可以一展素抱者，乃或有其处而资力不及或力所能及而际非其时，望洋兴叹，颓然而返”。（同上，第198页。）他的“素报”是什么，赖和没有明言，但不难猜想出来。黄倬其很有学问，人品也好。他的教学方法与其他私塾不同，不要求学生读死书，除了读讲古文、诗集以外，汉文习作以书信、联句为主要课程，“因夫子教导有方，我等学生皆甚契洽，遂成一系无形之统”。（同上）这种严格的古典文学教育给予他在人格形成期以巨大影响。亦即打下了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同时也培养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

不可否认，公学校的日式教育，使赖和具备了较宽广的文化视野，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但赖和的父祖都是以术士为业，这样的家庭背景属于闽台民间生活习俗；书房教育，尤其是小逸堂这一阶段，更使得赖和与中华文化的大传统进一步贴近。家庭与私塾对赖和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不是自小在民族传统环境中成长，加上长辈有意识地引导、培养，能在极强势的日本文化的统治之下，站稳民族的立场而不倒，并从事坚决的反抗斗争，是无法做到的。第二节　汉魂不朽——民族意识的潜在生长 赖和公学校毕业后，想上台北继续求学，但家里人不大愿意，理由是怕孩子在台北那样的“坏地方”被人拐骗，其实是舍不得他少小离家。可是，他找不到合适的事情做，也不愿意去当日本人的走狗——补大人（巡查补——助理警察，由台湾人充任，警察都是日本人当）。这个职业在当时许多人眼中，是令人羡慕的，可以威风地过着享福的日子，而且日本人为了以台治台，培养汉奸，凡公学校的毕业生，只要去申请，总尽数录用。赖和说自己“生成羞耻心强些，怕被别人笑话。因为那时代的补大人，多是无赖，一旦得到法律的保障，便就横行直撞，为大家所侧目”。

（赖和：《无聊的回忆》，《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43页。）几番谋职的尝试碰壁之后，家里人终于满足了赖和报考上级学校的愿望。赖和求学的那个时代，台湾的中等教育，主要是为了便利居台日人子弟升学而设，高等学校更是多从日本国内招收学生，根本没有考虑为台湾培养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的人才，甚至认为愚民政策对其统治有利，所以对公学校毕业生升学有种种无理的限制。总督府设立的台北中学、台南中学、台北第一师范学校，都不收台湾学生。惟一的一所招收台生的公立台中中学，是经过台胞多次请求，并负担建校经费才被允许设立的，在赖和升学的时候还没有这所学校。能让台湾人进入的，恐怕只有医学校了，因为台湾缺乏医生，而日本医生多不愿意来台。于是，1909年5月，十六岁的赖和考入了台湾总督府医学校，成为第13期年龄最小的学生。这是当时台湾青少年能争取到的最好的出路了。在台北医学校，赖和遇到了一位好先生，即校长高木友枝。他是日本人，却没有种族偏见，从不歧视台湾学生。他又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尽力栽培自己的教育对象，为他们着想，连早已毕业的学生也都在他的关怀之列。

他为他们的进步、成功而欣喜，甚至还给使酒乱性犯了法的学生当特别辩护人，让这名学生得到了缓刑处理，“这是在法庭未曾有的事”。（赖和：《高木友枝先生》，《赖和全集》第2卷，（台北）前卫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87页。）他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每周总会给赖和他们上一个小时的“修身”课。他从不照着书本讲解，而是讲些社会现实，总是让学生觉得这一个小时过得太快，怅恨不已。他对学生训话，态度如同父亲对儿子一般，和蔼可亲，循循善诱。他尤其重视学生人格的养成，在每年的毕业典礼上，他都要强调：“要做医生之前，必须做成了人，没有完成的人格，不能尽医生的责任。”（同上，第290页。）高木友枝对赖和的影响相当大。尽管受的是“日本教育”，也遇到了高木友枝这样好的日本校长，赖和的爱国思想却在他的医学校时代得到了长足发展。如果说，儿时的民族意识是父祖和塾师对他的灌输，那么现在，则是他自己自觉的选择，并且超越了他的家庭背景所能达到的层次。根据细致的“田野调查”，人们推断赖和在医学校时代曾经涉及了复元会。复元会是医学校的学生社团，“复元”表面的意思是恢复健康，实则含有“光复台湾”的寓意。

复元会的领袖人物是赖和的同期同学翁俊明和王兆培。王兆培是福建漳州人，中国革命同盟会福建分会会员，曾就读于厦门救世医院，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满清政府发觉，于1910年春逃往台湾，转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他秘密联络同学，建立同盟会在台组织。翁俊明于当年5月1日宣誓加入，随即被设在漳州的中国同盟会机关委任为交通委员，化名翁樵，负责发展会务。9月3日翁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委派为台湾通讯员。中国革命同盟会台湾通讯处以台湾总督府医学校为据点成立，到1912年已有成员三十余人。复元会于1911年成立，开始的时候仅是个普通的学生社团，后来活动范围扩大，发展成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到1914年已有会员七十六人。他们在位于太平町的江山楼集会，发起启蒙运动，聘请教师教授祖国正音国语，并练习用国语说话，每提到中国，均称祖国，决不袭用日本人所称之“支那”，所有纪年也均用祖国年号。1913年，翁俊明和同班同学杜聪明还秘密潜往北京，计划以细菌毒杀袁世凯，未遂。现有资料没有详录复元会及同盟会的会员名单，赖和是否加入也未见记载，但有学者判断赖和不会置之度外。其理由概括如下：首先，从赖和的创作来看。

赖和有一首传统诗《登楼》，所登之楼即复元会时常集会的江山楼，请看：

一楼柳色晚晴天，放眼闲凭夕照边。满路泥泞没车马，远山雨后生云烟。半江水涨春潮急，万顷风平麦浪鲜。如此江山竟沦没，未知此责要谁肩。

诗内含“江山楼”三字，在春光明媚的景色中登楼远眺，结语是“如此江山竟沦没，未知此责要谁肩”，复元会“光复台湾”的宗旨已明显地呈现出来了。赖和终生不用日文写作，不署日本年号，努力地学用白话文，作品中蕴含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崇敬，等等，也都符合复元会与同盟会的精神。其次，从赖和的交游看。赖和在医学校读书的时候，曾与翁俊明、王兆培以及另一人合影一张，在1911年前后，拍摄一张照片诚非易事，一定是有特殊的纪念意义。翁、王二人是医学校复元会、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赖和与他俩过从甚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