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

像看到大便一样。” 尽管我知道，艾滋病（ＡＩＤＳ）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英文简称ＨＩＶ） 感染而引起，导致被感染者免疫功能部分或全部丧失，目前尚无治愈的方法。尽 管我知道，母婴垂直感染，太随意的性生活，输入未经艾滋病病毒抗体检测或经 检测后不合格的血液及血液制品；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医疗器具：针灸针、注射 器、外科手术刀以及其他易刺破或擦伤皮肤的器具；与他人共用未消毒的剃须刀、 牙刷或刮脸、穿耳、文眉、文身等；运动中碰撞或斗殴造成双方皮肤损伤及流血 等等，都会传染上艾滋病。但地处中原大地的我，当时仍然觉得这种病只有在北 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中才会有，离自己十万八千里。 突然有一天，我所在医院发现了第一例ＨＩＶ阳性病人，而且不幸的是在Ｈ ＩＶ结果报告之前，我的３位同事在为这位病人做手术时手被刺伤，他们赶紧前 往北京作进一步检测，所幸检测结果为“阴性”。我似乎挨了当头一棒：艾滋病 竟然来得如此凶猛！

作为一名医生，随时都会接触到患者的血液或体液。有时做手术，刚切开皮 肤，病人的血就喷出老高，有的直接就溅在脸上，甚至溅到眼睛里；有时为了找 准位置，就用手去摸，很容易被骨头、钢针、钢丝等东西扎伤，因为我们医生在 做手术时，仅仅戴了一副不堪一击的手套。所有这些意外都可能让我们感染上Ｈ ＩＶ。 过去我们只担心被肝炎等病毒传染，自从发现了第一例ＨＩＶ阳性患者以后， 我真切地感到艾滋病的危险就在眼前。此事过后我所在医院规定所有入院病人 （急诊除外）均须作ＨＩＶ检测，以便及时发现ＨＩＶ感染者。但是由于ＨＩＶ 抗体检测有“窗口期”（“窗口期”指从感染ＨＩＶ到血液中能够检测出ＨＩＶ 抗体之间的过渡期。一般为２～６周，有极少数人可长达６个月。如恰逢“窗口 期”作ＨＩＶ抗体检测，结果可呈阴性，但实际上已经感染并具有传染性），即 便检测结果为阴性，依然不可掉以轻心。 一旦感染上ＨＩＶ病毒，我们将如何面对家人？因为许多人只知道艾滋病与 性乱、吸毒有关，所以对艾滋病病人格外歧视。虽然每次做手术我们都来不及考 虑艾滋病，可术后心里还是害怕：这台手术有没有血溅到脸上、眼里？术前病人 作ＨＩＶ检测了吗？

１１月３日，河南省卫生厅组织了所有在职医生参加了一项特殊的考试：如 何预防艾滋病。并规定医护人员如果没有拿到艾滋病防治知识全员培训合格证， 不能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我非常认真地学习了有关资料，对于我来说，拿 到合格证是次要的，更好地掌握防艾知识才是根本。毕竟我们处在距艾滋病最近 的前沿阵地，多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有百利而无一害。 在面对艾滋病这一世纪病魔的时候，平常百姓比我们幸福，他们只要作到自 觉自律、规规矩矩做人、不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就非常小，毕竟蚊虫叮咬， 同艾滋病患者握手、拥抱甚至同吃同住都不会感染上艾滋病。这是我一个医生的 真实告白。/ 京报网

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刘子亮对话

新华网 2001-11-30

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３０日电（记者 吕诺朱玉）这位来自河南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皮肤黝黑，中等身材，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农民，也是一位慈爱的父亲。 北京新兴医院专门为刘子亮准备的房间里，摆放着鲜花和水果，俨然一个温馨舒适的家。午睡刚刚醒来的刘子亮正在吸烟，他的大女儿围着爸爸嬉戏。 大夫嗔怪道：“子亮，不是告诉你烟要少抽吗？”刘子亮连忙掐灭香烟，不好意思地笑笑。 刘子亮１９９９年被发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被村民们看成“怪物”、“瘟神”。没有人愿意和他说话，更没人敢进他的院子，仿佛呼吸那里的空气就会传染上艾滋病。他敬人的烟被人不动声色地偷偷扔掉，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东西，因为谁也不敢接他递的钞票。他走进餐馆，老板就说打烊了，可比他晚来的客人照样用餐；他想打公用电话，机主说电话坏了，可别人一来，立刻好了。他妻子并没有感染艾滋病，也到处受到歧视和侮辱，就连去公共浴池洗澡都被赶了出来。妻子曾不堪忍受，离家出走。 刘子亮为人所知是在《飘动的红丝带》晚会彩排现场。为了让更多的公众了解艾滋病，理解、接纳艾滋病人，他鼓起勇气登上舞台，然而还是戴上了一副墨镜，且化名“李子亮”。

医院里的刘子亮轻声讲述道：新兴医院的医护人员将他们捐献的８０００多元送到他的家中，将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的材料发到村民手中，鼓励他站起来做与艾滋病斗争的勇士，帮助他治疗疾病和心灵的创伤。院长朱明对他说，不要怕，我们都是你的亲人，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有这么多人关心我、支持我，我应该回报社会。而且，我患病已经是事实，社会上还有很多人患病，与其隐瞒，不如站出来呼吁全社会都来参与控制艾滋病。” “你希望公众如何参与？” “比如普及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尤其是严打非法采血，铲除血头血霸！”刘子亮显得有些激动，音调突然升高且有些颤抖。他就是因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非法采血害了这么多人，我不想再有人和我有同样的遭遇。” “你直接面对媒体镜头，完全没有顾虑了吗？” “有时心里也烦，”刘子亮微微低下头：“怕人们从电视、报刊、互联网上认识我，走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但是转念一想又不怕了，国家这么重视控制艾滋病，有好心人帮助我，还会有像我这样的人站出来，这个社会的文明和包容程度也会越来越高，艾滋病人越来越能得到人们的理解和接纳。” 停顿了一下，他说：“即使牺牲我自己，我也不怕，只要能为社会做点事。”

“但你还是不愿意让妻子和两个女儿在公众面前出现？” 刘子亮叹了口气，眉头拧紧了，脸色也黯淡下来：“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们。她们都没有病，但是很多人不相信。城市里还好些，农村人文化低，我不想再让她们受到更多的委屈和歧视。” 顽皮的女儿闹着要爸爸带她出去玩，她恐怕还不知艾滋病为何物，更不会去想明天将怎样。刘子亮起身告别时说：“真希望每个人都能关注艾滋病，理解艾滋病人。” “女儿对这个新家适应了吗？”我们问。 “她说要留在这里，不想回去了。”刘子亮微微一笑。 面对记者的摄像机、照相机，刘子亮已经不戴墨镜了，也不要求在播出他的形象时遮挡面部。１０几年来，我国的艾滋病人第一次在公众面前露出清晰的形象。刘子亮向舞台迈出的一小步，成为了中国艾滋病人迈向平等健康的社会生活的一大步。（完）

75岁老人五闯文楼村揭开河南艾滋病村之谜 今年8 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卫生部公布了河南省上 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卫生部门向这里派驻了大批的医疗人员，“艾滋病村” 浮出水面。 难以想像的是，最早揭开“艾滋病村”之谜的竟是一位75岁的老人———河 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退休教授高耀洁。她5年来深入农村、乡镇为预防 艾滋病大声疾呼，自费编写、宣传、印发防治艾滋病的资料，今年5月，被授予 国际卫生组织的“健康与人权”奖。 女病人遗嘱促使她走上“防艾”路 1996年4月，郑州市一家医院收住了一位姓巴的女病人，高烧不退，16天未 能确诊，这家医院请来已退休在家的高教授会诊。患者下腹部一片暗紫色的斑点 引起高教授的怀疑：“是不是艾滋病？”抽血化验，不幸言中。这是高教授接触 到的第一位艾滋病患者，是在一年多前做手术时输血感染的。临死前，这位女病 人拉着大夫的手：“我不想死，我丈夫和孩子离不开我……”女病人死后，她的 丈夫在她的坟前睡了10多天。他后悔不应该让病人接受输血。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高教授。她从中感悟到：必须让人们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 识，这在许多地方尚是盲点。

为此，她作了一项防艾调查，发现在一万多人中， 能够正确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的不到15％，特别是对血液传播途径更 是一无所知。一位医生的职责，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促使高教授走上艰难而又 坎坷的“防艾”道路。 一份报告掀起整顿医药活动 1996年，高教授开始编印第一批“防艾”资料。当时她的经济拮据，只能拿 出500元，河南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伸出援助之手，一共凑了1700元，印 了1.2 万份资料。这年的12月1 日——国际艾滋病日，高耀洁走遍了郑州市的5 个长途汽车站，向群众发放了800多张宣传资料。5 年时间高耀洁印了9 期、30 多万张宣传材料。随着农村感染人数的增加，高教授开始深入到田间地头，办起 了免费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讲座。几年间她的足迹遍及河南省的50多个县市。 1997年，高耀洁对全省50多家性病诊所明察暗访，发现许多游医根本就没有 行医资格，诊所消毒不严密，患者交叉感染，造成艾滋病失控与传播。1998年1 月，她把对性病诊所的调查报告亲自交到时任河南省长的马忠臣手中，不久，河 南省展开了一场全省范围内的整顿假医、假药的活动。

走进文楼村揭开血祸之谜 文楼村以前是一个“卖血专业村”，不少人因为“血头”不洁的抽血设施而 交叉感染，染上了艾滋病。1999年10月，当地的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干部写信向高 耀洁反映了这个村的悲惨情况。高耀洁十分震惊，2000年3月18日，高教授从郑 州花几百元租车，带着300多元的药，第一次来到文楼村，为这里的艾滋病患者 义诊并送药。这里的惨状令人触目惊心：一个3岁的艾滋病小患者，也是一个艾 滋病孤儿；一对小姐妹父母双亡，随婶母生活，现在她叔父、婶母也患上了艾滋 病；艾滋病夺去了他们父母的生命，孩子们的脸上再也看不到笑容……每回忆此 事，高教授老泪纵横：“这次义诊叫我痛心终生，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预防 艾滋病的知识。”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被外人视为禁区的文楼村，高教授先后去了5次，送 药品、送衣物。她把文楼村的艾滋病感染情况进行了整理，向有关部门、新闻单 位反映，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文楼村的“艾滋病村”疫情之谜由此揭开。

75岁老人五闯文楼村揭开河南艾滋病村之谜2001-09-1810 ：31：19 今年8 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卫生部公布了河南省上 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卫生部门向这里派驻了大批的医疗人员，“艾滋病村” 浮出水面。 难以想像的是，最早揭开“艾滋病村”之谜的竟是一位75岁的老人———河 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退休教授高耀洁。她5年来深入农村、乡镇为预防 艾滋病大声疾呼，自费编写、宣传、印发防治艾滋病的资料，今年5月，被授予 国际卫生组织的“健康与人权”奖。 女病人遗嘱促使她走上“防艾”路 1996年4月，郑州市一家医院收住了一位姓巴的女病人，高烧不退，16天未 能确诊，这家医院请来已退休在家的高教授会诊。患者下腹部一片暗紫色的斑点 引起高教授的怀疑：“是不是艾滋病？”抽血化验，不幸言中。这是高教授接触 到的第一位艾滋病患者，是在一年多前做手术时输血感染的。临死前，这位女病 人拉着大夫的手：“我不想死，我丈夫和孩子离不开我……”女病人死后，她的 丈夫在她的坟前睡了10多天。他后悔不应该让病人接受输血。 这一幕深深刺痛了高教授。

她从中感悟到：必须让人们了解预防艾滋病的知 识，这在许多地方尚是盲点。为此，她作了一项防艾调查，发现在一万多人中， 能够正确了解艾滋病传播途径、预防方法的不到15％，特别是对血液传播途径更 是一无所知。一位医生的职责，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促使高教授走上艰难而又 坎坷的“防艾”道路。 一份报告掀起整顿医药活动 1996年，高教授开始编印第一批“防艾”资料。当时她的经济拮据，只能拿 出500元，河南文史研究馆和宋庆龄基金会伸出援助之手，一共凑了1700元，印 了1.2 万份资料。这年的12月1 日——国际艾滋病日，高耀洁走遍了郑州市的5 个长途汽车站，向群众发放了800多张宣传资料。5 年时间高耀洁印了9 期、30 多万张宣传材料。随着农村感染人数的增加，高教授开始深入到田间地头，办起 了免费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讲座。几年间她的足迹遍及河南省的50多个县市。 1997年，高耀洁对全省50多家性病诊所明察暗访，发现许多游医根本就没有 行医资格，诊所消毒不严密，患者交叉感染，造成艾滋病失控与传播。

1998年1 月，她把对性病诊所的调查报告亲自交到时任河南省长的马忠臣手中，不久，河 南省展开了一场全省范围内的整顿假医、假药的活动。走进文楼村揭开血祸之谜 文楼村以前是一个“卖血专业村”，不少人因为“血头”不洁的抽血设施而 交叉感染，染上了艾滋病。1999年10月，当地的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干部写信向高 耀洁反映了这个村的悲惨情况。高耀洁十分震惊，2000年3月18日，高教授从郑 州花几百元租车，带着300多元的药，第一次来到文楼村，为这里的艾滋病患者 义诊并送药。这里的惨状令人触目惊心：一个3岁的艾滋病小患者，也是一个艾 滋病孤儿；一对小姐妹父母双亡，随婶母生活，现在她叔父、婶母也患上了艾滋 病；艾滋病夺去了他们父母的生命，孩子们的脸上再也看不到笑容……每回忆此 事，高教授老泪纵横：“这次义诊叫我痛心终生，我一定要让更多的人了解预防 艾滋病的知识。”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被外人视为禁区的文楼村，高教授先后去了5次，送 药品、送衣物。她把文楼村的艾滋病感染情况进行了整理，向有关部门、新闻单 位反映，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文楼村的“艾滋病村”疫情之谜由此揭开。 ｜

看护过200个艾滋病人：感受一位女护士的美丽

坐在福燕对面听她说话，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冬天阳光下的猫，被温暖和安详 抚慰着。这是个中午，刚住进医院的艾滋病人正在新建成的病房里午睡，北京佑 安医院很静。 并不是所有的被采访者都能让记者享受到一次心灵小憩的，但福燕是。后来 我知道，她那种不多见的、感染了记者并把病人的身心都熨贴得舒展、惬意的东 西，叫做母性。 走进传染病院的护校“全优生” 福燕所在的感染科用一扇屏风简单的隔开了，紧靠娱乐室住着的是艾滋病感 染者，和其他病人一样，聊天、打牌，神色轻松。福燕说，６年前她第一次见到 艾滋病病人，可不是这个样儿。 “我记得特清楚，那是冬季的一天，好像是１１月份吧，医院通知我们，有 个艾滋病病人正在来我们医院的路上，我们紧张得没顾上吃中午饭，一直等，急 救车的喇叭一响，我和其他护士就忍不住地冲出去了。” 接下来的情景是福燕永远不会忘记的，和艾滋病的可怕形成强烈反差的，是 这个艾滋病病人的年轻和英俊。“他特别漂亮，眼睛大大的，睫毛很长，和我差 不多年纪，但已经衰弱得不成样子……”福燕说，那一刻建立的概念一直延续到 现在，“我不理解人们为什么会恨艾滋病病人，应该恨这个病才对呀！他们真可 怜。”

年轻、英俊、才干甚至无辜，这些形容词经常伴随着艾滋病同时出现，如果 说福燕以前的护理是出于责任的话，在艾滋病病人面前，更多的就是怜惜了。 “很多人觉得艾滋病人是自作自受。他们在我这里就是病人呀！我不会顾及他们 以前是什么样子。”福燕的语气很坚决。 因为是艾滋病引起的脑病，这个年轻人瘦成了“一条儿”，基本上全身瘫痪， 除了眨眼已经做不出任何反应，福燕说，她从他眼神中能看到的只剩下生存的渴 求。病人的家属告诉福燕，从他被诊断为艾滋病开始，他原来住的那家医院，就 再没有护士进过他的病房，他是带着一身严重的褥疮来到福燕面前的，整个后背 渗漏着带有艾滋病病毒的体液，传染性极强，福燕的“危险行业”从这个下午正 式开始，清洁疮口、翻身、烤灯、吸痰、输液……直到这个病人去世。 “你在学校里就选定了这个专业吗？” “没有，是学校分配的。” “你，你功课好吗？” “我是全优生。” “……那为什么分了你，别人没来？” “没人愿意来传染病医院，怕找不到对象，但是当时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福燕笑着说，不紧不慢。

１９８４年，高中毕业的福燕参加高考，分数超过了北京建工学院的录取线， 连档案都提走了，但最终却没被录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被分到北京友谊医 院的护校，可能因为我填写的是”服从分配“。 后来的日子证实，福燕服从的不仅是分配，更是命运，这个无意中走进的专 业，命中了她的特长，恰当地说，是福燕人性的特长。 “实习的时候，有个带我的老师，她高高的个子，人很文静，穿着白裙子走 在病房里真像个天使，在我们眼里，她给病人端便盆和拿着病历没有什么区别， 我觉得做护士挺好的。” 三年之后，毕业分配开始，没人愿意去。“北京第二传染病医院”（现佑安 医院），女孩子的理由是充足的，女孩子的眼泪也是有效的，“以后找不到对象 怎么办？”老师于是找到了福燕。 福燕说，老师知道她已经有了一个同样学医的男朋友，因此不担心嫁不出去， “老师还说，咱们不能把成绩不好的都送到传染病医院呀！让人家觉得咱们护校 的质量那么低。”于是，身为“全优生”、和一个放射科男生定下终身的福燕， 走进了被病毒、细菌包围的天地。 古语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智。”福燕接下的算 不上是“大任”，但“心智”和“筋骨”

确实先行了。 １９９６年，佑安医院修缮，病房减少，所有能转院的病人都走了，只剩下 艾滋病人没有地方接收，医院为此建起了一处临时病房，收留这些被亲人乃至社 会抛弃的不幸者。和护校的老师一样，医院领导也首先想到了福燕，福燕没犹豫 就答应了，她惟一担心的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干好？” 福燕在怜惜和陌生中开始了艾滋病护理生涯，她说因为每天回去都要看业务 书，刻苦不刻苦自己已经意识不到了。而６岁的女儿对艾滋病的了解却证实了福 燕的投入。“她跟人家一板一眼地说艾滋病，从传染途径到预防办法全知道，我 吃了一惊，她说：”妈妈，都是你在家说的呀！‘“到目前为止，福燕成功护理 过的艾滋病人已经超过了２００人，她也因此成了”全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先进 个人“。 “见了那么多艾滋病，也习以为常了吧？” 福燕说，她还是总想起第一次见到的那个艾滋病人，“他就是怕别人知道， 他宁可自己在家消耗着，也不敢进医院，其实，要是能早一点来，他能少受多少 罪呀！”说话时，福燕的痛惜就写在脸上。

用真心和假话编织爱心的女人 １８５４年至１８５６年，著名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当时身为护士的南丁格 尔主动提出申请，志愿前往战地看护受伤的战士。女人的加入削减着战争的血腥， 在南丁格尔赴战场的半年时间里，伤员的死亡率从原来的５０％下降到了２％。 南丁格尔——这个和爱心同在的名字成了后世护士的楷模。艾滋病病房和战场一 样，给了福燕更多施展爱心的空间。

在福燕的书柜里，放着一本翻旧了的英文字典，这是一个已经去世的艾滋病 人留给她的。拿出书的时候，淡淡的伤感围绕着福燕。 这是一个在义务献血时被查出“ＨＩＶ感染”的年轻人。住院之后没几天， 原来单位的同事就结伴来医院看他，走进医院大门时，他们随便问了句：“感染 科在哪儿？”给他们指路的人很奇怪：“去感染科干嘛？那是专门收艾滋病人的 地方”。说笑着的一队人马当时目瞪口呆。他们被吓坏了，没敢再向前走一步， 就慌慌张张地逃出了医院大门，他们直接回到了单位，撬开了生病同事的办公桌、 柜子，把里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扔到门外，烧掉……知道此事的病人万念俱灰： “我没生病之前，那是我最好的朋友呀！”紧接着，工作、工资、医疗费报销等 多方面的麻烦接踵而来，他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福燕。“当时是夏天，得挤着公 共汽车去给他跑关系，让主管部门给他帮忙。”福燕每次都心力交瘁回到医院， “他每次一见我回来就问：”怎么样？有希望吗？‘其实，很多次我都是碰了一 鼻子灰回来的，但是看见他眼巴巴的样子我真不忍心说实话，只能撒谎说结果不 错，然后壮着胆子向他保证，我肯定能把事情跑下来。

“这样的谎言一直说到病 人的关系转到街道，医疗费用有了保证。这时，另一个让福燕不得不撒谎的事情 又来了。 “那天他从家里回来，就蹲在病房的门后面，怎么叫都不起来，也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