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问题。由于战后联合国的成立，人权问题国际化有了一个执行工具。因而，国际力量的参与成为当今一个有争议的人权议题。在冷战期间，人权政策并非是美国等国的外交基础。美国在亚洲、拉丁美洲的盟友(右派政府，如智利的皮洛舍，巴拿马的诺列加)并没有因为人权问题而被“外国”干涉。在另一阵营里，苏联的人权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例子。

联合国的《人权的全面宣言》(1948-12-10)、《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1966-12-19起招集签名，1976-1-3生效)和《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1966-12-19起招集签名，1976-3-23生效)建立了联合国在人权方面应起的作用：1)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全面就业，及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2)解决国际经济、社会、健康及有关问题，和国际间的文化和教育合作，并3)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全面尊重、遵守人权及基本(fundamental)自由。第一和第二点是国家及国家之间的政策范畴。目前有关人权的争议主要是第三点，它涉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第三点可以具体为：人身应受到尊重的权利，即：人身不应随意地、或以政治目的为理由被监禁、虐待、和处死。同时，人有言论自由。

“轮法”主人(master)和他的追随者现在诉求的正是这个人权。今天(七月二十四日)“北美大法弟子”要在华盛顿特区搞的，是以此为题的活动。“北京学员”“紧急呼吁”“主持正义的政府和媒介”干预的也是以此为名。表面看来，“轮法弟子”已不在乎“护法”，而是要“护身”了。如果如此，这是，“轮法弟子”们走出迷信，回到现实的第一步。法轮功“弟子”就要接受常人的“法”和“理”。可是，“北美弟子”在七月十九日声言“撼法轮功难”，二十二日长春“弟子”号召护法“绝不能畏缩”。同日“法轮功公告”评论员要求“还法轮功以清白”，李氏的新经文(法轮功用英文译成articles--文章--而非sacred texts)《一点声明》《信》等表明，要人权是为李氏要神权。

李氏及其追随者要求人权，我们也不妨以同样的人权标准来检验他们的言行。李氏是何等尊重人权的自由派？四月中，法轮功练习者数千“示坐”于天津市，因为该市一份刊物登载了反对法轮功的文章。本月初，“无组织”的大法练习者也南征江西，北占潍坊。原因也是同一个：该地报刊出现了对法轮功的批评。法轮功的要求也很简单：销毁作品，惩罚作者。若按联大的《宣言》，法轮功是要用政府的力量，剥夺反法轮功人士的两种权利：言论自由和生存权。第一个是明显的，第二个是通过剥夺反对者的工作来达到的。也就是说，人权只应非人(或“真修弟子”)有，不许旁人得半点。李氏的人权是排他的而非共享的。这样的人权不妨用常人语言称之为特权。

李氏及其追随者要这“人权”做什么？我认为它有两用。人权的盾牌退可守，进可攻。在攻击反对者时，尊重“人权”可以给法轮功大“弟子”的法轮套上一个世俗的光环。法轮功是真理，反法轮功悖理。为护法而废除反对者的正常的人权，即捍卫真理的纯洁。按李氏法轮功说法，这是珍惜大法，是宇宙里人类最后的希望，即最后的生存权。传法是对人权最好的保护。但更好用的是在“受迫害”之时----如能拉上国际上“公正”的传媒，则功力大增。《华盛顿邮报》记者Hanna Rosin (Saturday, July 24, 1999; Page A16)称，李氏告别中国的练习者已四年，当时仅有练习者两万。四年期间他已脱离了(disengage,又可作“不关心”)法轮功的“运动”。而法轮功发展成亿人之众的“学法运动”是因为李氏教导的吸引力。Rosin描述了李氏普通人的形象，又说：“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被【中国】政府称为‘危害社会导致混乱’的人却是一个从哲学上持怀旧的家庭价值观的人。他号召信徒不吸烟，不饮酒，不发生婚外性行为，并且要做好的、积极的市民。他以在纽约的简单生活为荣。”李氏又一再通过中文媒介，称担心美国国务院把他送返中国。他本人的人权也成为一个议题。对于这样一个受害人，怎能不保护他这么一点点的人权？

要保护这样的好人、正常人的人权，政府该如何？过去李氏及其追随者的要求是公开发行《转法轮》，让他们在他们愿意的地方“示坐”。现在李氏和大“弟子”要求的人权，已不止于四月天津、北京政府的让步。法轮功的人权现在是建立在“更高层次”的基础上了：要“肃清流毒”，揪出“党内的阴谋家”，“还清白”，“民心不可辱”……不胜枚举。就差“要治天下”一语没明说而矣。李氏要在“人权”下面自由地干什么？李氏向《邮报》说，他只是想让大家有机会做好人，让法轮功得到“别的宗教一样的尊重”。《邮报》称李氏的轮功为“以佛家为基础”的，综合传统气功的健身运动。也就是说，一如李氏所称，法轮功是有益无害的活动。(我想该记者会马上拜李为师。她应李氏要求澄清：四月份李氏是路经北京，只停留几小时，绝对没有见过任何人。至于“外星人”“地球末日”之说，记者让李氏申明，那是李氏按古佛家思想比喻着说的。) 现在，李氏及其追随者一面让国内的练习者“进京护法”，一面在国际上申请“人权保障”，目的无非是自作预言而用练习者疲惫的身心来实现。

(我称它为others-fulfilling prophecy.) 如果中国政府不保护李氏及其追随者的人权，谁来保护李氏及其追随者的人权？李氏等一再呼吁“各国政府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七月二十四日)，并用“紧急行动”(Urgent Action)函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采取干预措施，“营救大法弟子”。这无疑是法轮功做免费宣传的手法。但是，如果新闻记者一如Rosin一样“了解”大法并公正报道，(记否李氏Sydney《谈话》：如果你们【记者】不公正报道，我以后就不见你们)，法轮功主人不久就可以广播和平于全球，逐得“和平奖”了。

可怜的是，有人“以生命保护大法”，有人想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取他自己的“神权”。当然，美国新闻界最高兴的是“世界有事”，可以增收。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变形的轮子与政治

六月二十七日，网上的“人生信仰论坛”转载了一篇题为《法轮功》的文章，从宗教、社会、个人、政治四方面论述法轮功的属性、作用及政策因素。该文提出，因为法轮功“主张积德、淡泊名利，这对激发人心向善，消解社会矛盾都是有积极意义的”，而且，“即使李大师有政治野心，其破坏性也大概不会超过当年的某某某”，因此，对法轮功的“偏见、歧视、压制”是不应该的。

该文的政治要点可以逻辑地简述如下：1，“人数多不见得就要乱天下”；2，“像气功……这样的松散团体……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某些本来由利益团体来承担的社会功能”；3，“法轮功……已经具有了某些宗教团体的功能，为修炼者提供了宗教意义上的精神寄托，成为替代官方意识形态的世界观。它既可为社会变革中的的弱者、落伍者和失败者提供心理上的慰藉和集体归属感，也可为现有主流意识形态和精神产品无法满足其需求的人提供了新的心灵家园。”所以它具有纠正社会功能“错位”的稳定作用。接着，该文举出万人“围坐”北京政府机构这一例子，解释是“民众从政治领域的大撤退”的体现，而非“自发政治抗议行为”，并不“反应(原文如此)了民间的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从而，这证明“轮功”现时是非政治性的。

我对该文的上述论断提出四个不同见解：1，诚然，“人数多不见得就要乱天下”，但是否乱天下却取决于两方面：第一，这些人是如何认识“天下”的。第二，他们的组织能力。人数多寡的问题只有上述两条件成立是才发挥作用。组织的作用是把个人利益集合起来。人再多，若无组织，它的力量也发挥不出来。而少数人联合起来也可以干大事，推翻大多数人的利益。组织性正是利益团体，党派在政治上最能起作用的地方(见V.O. Key, 1965, Political Parties and Interest Group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可能正是如此，“轮功”领导人在称亿称万时百般否认他们有组织，以免负责任。在有组织的情况下，组织的力量如何使用取决于团体及领导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再者，有广泛基础的组织是否“乱天下”又取决于社会上参与政治的渠道是否畅通，参与者的要求与其他团体、个人的冲突有多大。S.P. Huntington著的“Political Orderin Changing Societies”

(1977, New Haven: Yale Universtiy)要解决的也正是同样的问题：“政惰令败”(political decay)的原因是政治机构不能容纳新的参政要求，“乱天下”(political disorder)是政权镇压失败从而导致政权解体的结果。“轮功”练习者，从“法轮大法公告”等正式渠道来看，无不认为社会对其不公平(他们的文章多长于责难)而提出政治要求。他们甚至认为连“做好人”也难了，天赋人权也没有了。他们所见的天下恐怕并非是人间乐土。可以说，法轮功对世界的认识起码是悲观的。从教义上来看，李氏“经典”里有称宇宙已毁灭若干次(而不是佛家的无生无灭)，惟有得“法身”保护者方可得救，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预知的悲剧(该文认为预言末日来临日期的末日教才算得上悲观)。可是，“轮功”的悲观并没有导致其组织行为的消极。如何解决这种由悲观带来的积极参与问题，我认为，若无佛家(非法轮所自称佛家)的修行，“忍”是有极限的，李氏新近(6月2日)就问了一句“不知道他们能忍多久。”可见，李氏的“忍”不是化解。“忍”得越久，爆发力越大。这时，人数多就成为一个关键因素。(法轮功教条中的“忍”

，英译用的是Forebearance (忍受)，而不用Tolerance (容忍)就译得十分准确。)

二、该文认为，气功起到利益团体的功能。但我认为法轮功不是一般的气功团体。(该文也认为“轮功”是“半宗教”团体。)“轮功”的缔造者也不同意称它为气功。如果“轮功”起到利益团体功能，它也要通过一个有组织的机构方起作用，表达它的特定利益。有的利益团体代表的利益比较窄，但也有涉及面广泛但参与者寥寥的“公众利益”团体，比如环保组织，消费者组织。假如它仅是作为一个利益团体，它要求的利益应该是十分狭窄，起码不会比“气功”这个大团体大。但是，我们现在所见的“轮功”的要求包括政府人事变动、出版、进口刊物、禁止有关“轮功”的公开辩论，要“肃清(反对法轮功的)流毒”……“轮功”要求的利益并不是修炼场地……因此，“轮功”并不止于利益团体。而且，一般的利益团体都有与其抗衡的相对利益团体。(如果“轮功”是一个利益团体，而“批判法轮功”是与之抗衡的团体，两者所“争”的却不是一两项政策利益，而是认识论。大部份的批判都是从作者的专业出发，轮证“轮功”是否是遵守广为接收的科学规范；而该文说，“李洪志对法轮大法的阐述是否符合科学规范，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它的社会作用。目前反对“轮功”的团体只是“虚拟”

(virtual)的几个“论坛”、“网站”……被“轮功”练习者视为大“坏法者”的何祚庥也没有以政府的名义活动。套用“轮功”的话：这才是没有组织，没有领袖。)目前“轮功”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反对“破轮功”的“一小撮”而是政府的职能部门。

三、我不同意该文从概念上把“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与“大型民间组织”(工会、商会、教会)及“像气功这样的本是业余健身组织”分开。后两者虽所指不同，但同属于公民社会。传统上，这三个概念是包容关系(Set,subset)。(中国的工会基本上是政治组织，而不是民间组织；但青、妇联却靠近民间组织。)类似民间组织的可能还有各个商会、行业会、“联谊会”，校友会、商会、行业会的功能近似利益团体，但民间结社等属于兴趣组织。“公民社会”(我一般用“民间社团”一词)是各种多样利益、兴趣团体的总名称。Robert Putnam等人曾把“bowling league”(保令球队),“PTA”(家长--教师联络会)也算在“公民社会”内，John A. Booth把“公民社会”定义为“公民参与有组织的活动”(“Civil Societies in Latin America”, 1998, American Behaviorial Scientists)。因而，气功组织，利益团体等不以掌握政权，推荐候本组织人选参政为目的的群众活动都应算是“公民社会”的活动。(“掌握政权，推荐候选人参政”

是政党的定义。) 公民社会的发展，一如该文引用Heberer说的，是“政治对社会生活的直接控制越来越少，社会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大，社会的阶层分化和社会结构的重组”的结果。但是，社会分化产生的公民社会同样对政治、政策起作用。该文所说的“轮功”组织对成员的积极引导作用是“轮功”练习者们承认的。但这是任何团体都有的内部聚合力。“局外人”所关心的是该组织对外界的作用。有的组织对内的聚合力与排他性成正比。而李氏的妙文可以引为例证。正是这样，李氏的言轮才引起“局外人”的兴趣，因为它会通过组织行为起作用。要理解它的行为只能先把它当作公民社会里的宗教团体。

承认“轮功”作为公民社会的存在才能认识它的政治作用。而把同一内涵的概念分成三个相关的概念会推导出“轮功”“示坐”非政治的结论。李氏等人一再声称“示坐”是个人行为而为领袖开脱责任。

团体的出现证明了公民社会的形成。但是，该文认为，四月份．万名“轮功”练习者在中南海“炼功”是“民众从政治领域的大撤退。”这是一个令人诧异的结论，它明显与行为不符。

四、该文认为，对“轮功”这样的组织最好用法律，而非行政命令来介定它是否“非法”。但是，该文又认为：“国家在信仰问题上的中立态度，不定义什么是宗教，更不定义什么是‘好’的宗教和‘邪’的宗教，也不规定一个什么样的宗教制度形式才有资格被称为教会。因此，……司法机构很难在信仰内容和组织方式上判定一个教派是否具有一个宗教教会的资格。”(但是，德国等欧洲国家就有他们的“国教”。美国没有“国教”。它只是对社会团体划分成“营利”和“非营利”机构。后者包括绝大部份教会，但也包括“PBS”(公众广播系统)，红十字会。但一周前美国国会通过一法案，允许在政府机构展示“十戒”。德国有国家支持的若干教会，国家向个人征索“教会税”然后分发到个教会。(教会向信徒和非信徒提供类似托儿所、学前班等若干服务。因为信众日减(政府资助减少)而使用服务的人日增，去年德国的一些教会曾考虑向非本教派人士提供服务时加收附加费。另外也有少数人为了免交“教会税”而报称加入未为政府资助的教派。)德国最大的是reformist-evangelical教派，但发展最快的是从美国传入的“摩门教”等新新教，但往往新立教派从国家资助得惠不多。

英国自亨利八世以来君主是国教的“护法”(defender of the faith)。目前试图立法承认一种宗教而取缔别种教派的有俄国，中东诸国，及非洲的苏丹有立法倡导伊斯兰教，并予以经济上的资助。中亚的阿富汗自八十年代末起由Taliban当政，提倡政教合一，以伊斯兰教的Suni派为正教。由此可见，国家时时都给“正教”作保护神。)这里引申出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司法是以立法为前提的，如此，该如何立法？甚么是合法的组织？合法的宗教组织？合法的半宗教组织？谁来订立标准――行政法规还是议会立法？如果一个教派不承认它本身的存在，该用甚么法律？

该文又提出：“社会成员之间应该提倡宽容、对话、交流来作为社会规范，而不是通过偏见、歧视、压制和暴力来破坏中国人现在所能享受的不多的自由社会活动空间。”这是一个令人赞叹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该如何应用在要破坏这一原则的人和团体上？该文并没有开出一个没有“偏见、歧视”的观点。

作为思想上的解放必须依靠不断的学习、提出疑问，修正自己的观点。如果一定要先从没有“偏见、歧视”的立场出发才能作评议，这样的评议没有任何价值。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视一切不同意见为“偏见”。李氏的辩护人的做法是要求他人接受他的模糊定义、前提，方可算是没有“偏见”。这种做法等于是把一个变形的轮子套在你的车上才让你走。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轮功、迷信与政治——评李氏的《再论迷信》

七月十三日，李氏著新经再论迷信。如果说李氏的初论――《何为迷信》(《法轮佛法(精进要旨》)是为迷信他而辩护(李氏称，“一旦人们着迷地相信了什么包括真理，就是迷信了，没有贬意”)，“再论”则是让练习者不要迷信与原来迷信对立的“反迷信”。

李氏及其练习者以往提出过科学与迷信的问题，现在是“政治与迷信”的问题。李氏称：“迷信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名词，是政治家把这两个字炒成了一个杀伤力很强的名词。”因此，李氏的“法轮”转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其实搞政治的人所宣扬的迷信，那不是迷信”，是正信。简言之：迷信非迷信；若有人反迷信，是迫害性的迷信。我试用李氏的“宇宙法理”广推于此低下的人类社会。历史上的政权，有用宗教作为武器的(如天主教与新教)、有用意识形态为武器的(如君权与神权)、有用经济手段为武器的(如殖民主义和非殖民化运动)，按李氏“轮法”，可以得出“宗教非宗教(天主教＝新教)”，“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君权=神权)”，“经济手段非经济手段(殖民=非殖民)”的结论。显然，李氏不至于承认此等谬论。

李氏的论断并非如上所说的可以按理推导，可能也不会是那么慎密。他的意思仅有一个：称轮功为迷信者，是政治帽子，因而非真理。不称轮功为“迷信”者，是真理。轮功是辨别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辨别是否是迷信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是建立在否定科学的基础上的。

李氏否定科学家的中立性，言道：“那些为政治所利用的所谓科学家，其实也是政治人物。”进而暗示他们的科学方法，学术行为也非中立。因而，科学家不应参与任何与政治有关的批判，甚至于与科学方法有关的批判。李氏为以后的科学家出了一个难题：若是他们一旦说某事某物不符合科学原则，他们就不是科学家，“充其量也只能是政治家手中的一根打人的棍子而已。”李氏并非不要科学。他的选择是要可以证实李氏“轮功”的“科学”。《在广州讲法答疑》，李氏就接受“科学”解释类似“元神、副原神”这些“你原来以为是迷信的东西”。科学并非是证伪，而是证实。它亦非一般的证实(这是传统实证主义的问题)，而是证实“你原来以为是迷信”、但李氏不以为迷信的迷信(借用李氏的“轮证”方法)。可以设想，如李氏一统天下，科学家们是否会被迫成为“轮功”的棍子？这点，特别应唤起正在“伺服”转“法轮”的科学家们注意。(这是建立在作者一直证明法轮功有政治动机的前提下的。如在“法轮”里的科学家认为作者这一前提已被证伪，可以不理会这点。)如李氏所说的各科学失去了中立性，我们应依何为准，判别迷信？李氏言称否认用“政治”这一方法。但他的行为所证相反，所称为我所证伪。

李氏称：“是科学还是迷信，不是由搞政治的人说了算的……”李氏这一观点听起来是英国Locke和J.S. Mills自由主义的观点。但是，李氏是西方自由主义信徒吗？不可能。(我怀疑李氏没有清楚表达他的天机，以至常人无法理解其“真”意。)第一，从李氏教义来看，“信徒”只有“信”这伟大的外在的“神”而不容怀疑，也不允许“加一点什么”。他的大法又是“高于人类社会一切理论的宇宙法理”的。这与自由主义的信仰相去甚远。第二，如李氏了解历史或洞悉天机：历史上用政治、宗教来断定科学为“迷信”的例子不少。李氏的科学“信徒”常常乐道哥白尼蒙冤一例，就是宗教判别科学为迷信的实事。第三，从所用的标准来说，李氏自以为是“神”或其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