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189
媒体评荐
25年来，我一直很谨慎地尽量不用“不忍释卷”这个形容词，但这个记录就要被打破了，詹姆士?莱思登描绘人性隐秘心理的小说《独角人》正是让人不忍释卷的。这是一部让人不寒而栗的、使人着迷的杰作。
——Michael Dirda，《华盛顿邮报》
这是诗人莱思登的第一部小说，但在这部小说中，没有以往小说家处女作中通常会出现的踉踉跄跄或是装模作样。相反，这里展现的是一位诗人独特的语言表现力：语言的流畅、语言的音韵、语言的双重意蕴及隐含意蕴、语言同时所具有的揭示及隐匿力量……这种巨大的创作力、杰出的写作技巧把许多老练的作家都远远抛在了后面。
——《周日泰晤士》
《独角人》讲述了一个新颖的、充满智慧与想像力的神秘的故事。
——《经济学人》
这个故事包含了希区柯克杰出影片的所有元素，极为出色。
——Time Out New York（《纽约休闲》）
莱思登之所以能让读者迅速进入米勒令人困惑的内心世界，是因为他卓越的文字表现能力……仅仅是与这位优雅的文字编织者一起畅游，就将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每日电讯报》
这是一部对疯狂的研究，尽管疯狂，却仍保持着令人恐慌的清醒……与他的诗歌一样，莱思登在小说中呈现的是同样编织紧密的错综复杂，同样抑制含蓄的外在表现。他的笔触是鲜活的、清晰的、经过细致审订的，而他对细节的注意又是不留痕迹的。
——《泰晤士报》
《独角人》是一部奇妙的小说，使人情不自禁地想读下去，不忍释卷，同时又有着深刻的哲学意味。
——《苏格兰人报》
《独角人》所取得的成就在当代小说中是相当少见的。
——《卫报》
独角人 第1章
独角人 第1章(1)
今年冬天，也就在前阵子某天下午，我闲来无事，一时兴起，随手从研究室的书架取下一本书，翻开夹着一张压扁的面纸（显然先前用来充当书签）的那页，读了起来。才读几句，就被敲门声打断。那几句看起来挺有意思的，我依依不舍合上书、夹住面纸书签，放回架上。翌晨我又把书拿下来，打算从昨天中断处继续往下读，却发现书签已不在原先那一页。我翻书寻找，结果原先那几个句子竟在书签位置的30页之前。如果不是我自己无意间移动了书签，就是前一夜我不在时有人来读过这本书；我想前者是比较可能的解释，虽然似乎仍有点怪——我居然会没注意到自己把书签往后挪了30页。当天下午，我对薛芙医师提起这件事，当时我在她位于中央公园西的小诊疗室，躺在猩红长沙发上。她一如往常，沉默听我说完故事。我问她这是否可能是parapraxis——弗洛伊德用此语统称一时想不起来、说溜嘴等日常生活中常发生的轻微压抑。“也许是我没察觉到自己移动了书签。”“你认为是这样吗?”薛芙医师问。 “我不知道。如果是，我想，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会这么做?”薛芙医师没说话。“你想会不会是我故意不让自己看到那些字词，因为它们在某方面令我不安?”“你认为是这样吗?”“我想是有这个可能……”我们如此这般继续讲了一会儿，但这话题似乎没什么进展，后来便谈到其他不相关的事情。
我下一次进研究室时，书签移动之谜已经引不起我的兴趣了。
几天后，校内邮件转来了研究室的电话费账单。通话记录上几乎每一通都是打到我自己在纽约的住处，但一眼瞥去却恰好注意到一个陌生的号码。我正纳闷自己打那个号码找谁，接着又看见通话时间是凌晨两点——我从不曾在那个时间待在研究室。
想到可能有陌生人进出我的办公室、半夜跑到这里打电话，我有点不安。我没有什么要隐藏的东西，但被入侵的感觉使这个铺着地毯、摆放金属书桌和柜子的乏味空间一时显得陌生，仿佛瞒着我什么事。
在这之前，我从没想过架上这些书是谁的，柜子里那些档案是谁的，甚至房间一侧那两张笨重书桌上罩着塑料套的电脑是谁的。校方分配的研究室里总是有这类东西——书本、档案、信件、座谈邀请函、页边卷起的《纽约客》旧漫画，常常还有一双手套、一把雨伞……前任房客的残渣，经过时间和灰尘的过滤，与任何活生生存在的人都已无关联。 我看着桌上的电话费账单，忽然想到这个不速之客一定有钥匙（我离开研究室时会锁门），或许是某个前任房客。
话说回来，也许我真的跟某人共用这间研究室，合法且正式共用，对方是跟我上班日不同的同事。也许只是没人想到要告诉我一声而已。
去吃午餐之前，我尽可能以不经意的口吻问实习生安珀，除了我以外有没有别人使用106室。 她看着我，仿佛预料我会接着解释何以有此一问，但我没多说，只问她知不知道在我之前使用那间研究室的是谁。
“知道。是芭芭拉。”
“芭芭拉?” “芭芭拉·海勒曼。为什么问?”
“我……我想她好像有东西忘在办公室。”我不太想提起书签和电话号码的事。
安珀用奇怪的表情看我一眼。
“唔——也许。我是说……你知道她的事吧?” “不知道，怎么了?”“她死了。”“哦!” 我本想再问下去，却感觉老毛病即将发作的警讯袭来。自从秋季开始这份工作以来，这毛病就时时困扰我：我很容易脸红，时机难以预料，格外令人尴尬。一如失眠，这问题形成恶性循环。怕脸红使我永远处在随时会脸红的状态，念头只要稍稍转错方向，不管自觉与否，血管的闸门都会随之打开。脸红开始的前一刻，我会感觉心里微微打个突，接着无能为力又清楚明白一波火辣辣的猩红浪潮就要从脖子涌上下巴、双颊，一路直烧至前额。要不是我脸上的毛发色浅稀疏，我一定会留胡子遮掩。
我仓促谢过安珀，匆匆走开。离开她的磁场之后，脸红的指令自行撤回，我脸色苍白地沿着走廊离开那栋大楼。
我走出地铁站，沿着中央公园西前进。下雪了，大片雪花零星飘落。因为数量少，每一片我都感觉得到。天空呈现淤血似的深郁色调，仿佛更大的风雪还在后面。
我经过达科塔大楼，来到我曾听人戏称为“心理治疗区”的这一带，家家户户窗内陆续亮起灯光。雪势开始变大。薛芙医师诊疗室所在的这条街上，树木的紫黑枝梢已堆起松软的雪花，有如幽然绽放的花朵，在渐暗的夜色中几乎暧暧生辉。我看见一个身影穿过漫天渐浓的雪幕朝我走来，是个女人，厚外套，粉蓝围巾，黑裙——从光泽来看是皮裙。
她逐渐走近，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打量起她的身材，这种粗鄙的直觉反应我一直很想努力改正，有时仍难以避免。她一双苗条美腿，裹着发亮皮料的臀部结实有力，左摇右摆。她愈走愈近，我透过雪幕瞧去，惊愕地发现竟是薛芙医师。
我来得早，还没到约诊时间，她出现在街上也没什么不对。但在这里看见她（我从来没有在诊疗室以外的场合见过她），令人窘迫失措。她对我微笑，我们互道哈罗，各自继续前进。来到大道尽头，我回头，看见她已经走到对街，朝中央公园而去。
我还有半小时要打发，便在阿姆斯特丹大道的小餐馆歇脚，喝杯咖啡。我坐在卡座里，想着刚刚的巧遇。薛芙医师有没有注意到我打量她?我纳闷。想到她可能注意到这一点，我有些不安。她不止一次问过我是否对她怀有涉及性欲的情感，而我斩钉截铁告诉她没有。事实上，尽管头几回咨询时，我是与她面对面坐在椅子上（而非躺在如今习惯的那张长沙发上），但我对她的实体存在从来没有非常确切的概念。她留着偏短的深色头发，一双深色眼睛，皮肤光滑，但除此之外，若要我归纳描述她的长相，总是只有一片模糊。她的年龄我一无所知，从阅历丰富的三十几岁到保养得宜的五十几岁都有可能；我从不注意她的衣着，不过，要猜的话，我大概也料想不到她会喜欢皮裙。
如今事情变得很明显：以她作为我心理治疗师的身份，我先前把她归类为“不可对之感到性趣”的对象，但若只把她当作一个无名女子，她其实相当能够激起我的欲望。 刚才看着她在雪中向我走来，这两方面原是分开的。现在我再度想像她，试着捉住她在我意识到她是谁之前所投射出的那种自由自在、肉感又优雅的感觉。一股鲜明的性欲冲动传遍全身，同时脑中出现荒唐的猜测：在病人约诊时间的空当，她换上皮裙，到公园里勾搭男人，性交赚钱。现在我就可以去找她，看见她挑逗地跷起一条腿，在搭着花架的湖边小路上倚着雪松电线杆，苍白又纤细地颤抖着……
我喝完咖啡，读完一份报纸，走过两个街区到她那栋楼。进入诊疗室时，我看见她已经换了衣服：端庄的花呢百褶裙取代皮裙，底下是棕色羊毛厚裤袜，脚上套着室内拖鞋。她的模样看来相当疏远，难以亲近。
我背对她躺在长沙发上，一时几乎不想说出刚刚想到的那些事，但看在每小时100美元的费用分上，我不能奢侈地将任何可能带来启发的事物压抑不表。
“刚刚和你在街上擦身而过之后，”我开口说道，“我去了一家小餐馆，在那里思考为什么看到你那个样子令我不安，然后我开始幻想……”
我描述自己先前坐在小餐馆里所思及、感觉、想像的一切，边说边意识到她动笔在纸页上书写的沙沙声。我讲话时，她向来拿着笔记本迅速地写着。我忽然想到，这笔记本记录了我的大量私密信息，不知她是否在某种情况下有可能拿给别人看?她是否受到什么隐私法规或者心理治疗师版本的医师誓词的限制?事实上，除了我付给她的诊疗费之外，是否还有什么其他东西约束她必须对我负责——而我现在意识到，刚才看见我的诊疗费变成那条看来昂贵、闪闪发亮的皮裙，令我略感不悦?
我讲话的时间一定长得超乎自己的意料：我们好像才刚开始讨论我幻想她在公园勾搭男人，房里就传来柔和的对讲机按钮声，表示薛芙医师的下一个病人已经来了。
我起身要走，薛芙医师看着我，一时间眼神显得有些困窘。
“对了，我本来不确定要不要告诉你，但衡量之下还是认为讲出来比较好。你提到跟我在街上擦身而过，但我今天一整个下午都没离开过这房间。” 我看着她，目瞪口呆。 “总之，”她继续说，“你来的时候我还在看另一位病人。你在等待室里一定看见他离开吧。”
想起来，我确实看见那人离开：一个神情哀戚的男人，每星期的这一天他总是排在我前面。但我如此确信自己半小时前遇到薛芙医师，以致即使看到那人，也完全没想到哪里不对劲。我是看见他了，但显然没把他列入考虑。
“也许想到我有其他客人，这让你感觉不安?”她问，以平稳的眼神注视我。
“你是说……其他患者?”
“唔，是的。”她带着淡淡笑意说，于是我明白她这是在半开玩笑地呼应我那个幻想，以幽默解除我可能感到的尴尬，这点我很感激。 尽管如此，我离开时仍颇为忧虑：自己竟然会这么严重地认错人!归途中，我朝公园走去，纳闷街上那个对我微笑说哈罗的女人是谁。如今，园内每一根黑亮树枝上都积着一层有如静脉浮凸的雪，为每棵树精确复制出一个白色分身。
我信步来到先前看见那女人走进公园的那个入口，甚至还沿着那条蜿蜒小路走到湖边。
小路转弯处，有间遮风避雨的粗糙小屋，我朝屋里看去，或许是希望看见那个女人。当然，屋里空无一人。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看雪花消融在黑色湖水里，水面上下仍处处漂浮着大片冰块。
然后我回家去。
下一次进研究室，我刻意做了些努力，想弄清楚到底有没有理由认为有人入侵这里。移位的书签已不再显得非常神秘，而我既然会把别人误认为薛芙医师，那么电话费账单的问题也可能是我一时恍惚。也许那通电话确实是我打的，只是忘记那是谁的号码，然后又看错了通话记录列出的时间。现在我想找那份账单却找不到了，心想一定是自己缴完费便随手丢掉，然后清洁工又清空了字纸篓。 然而，寻找账单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第一次真正注意到这房间里有些什么。先前我从未想过要清点，毕竟谁会想浪费时间在这种久已无人使用、无人拥有的物品，陈旧得几乎只是尘封记忆的东西上?但我好奇心起，开始刻意清点。
沾有黑色污渍的木椅与木书架；不太白的墙壁；灰色的地毯和门；四个抽屉的金属档案柜，柜顶蹲着一台惠普打印机；窗棂旁两张大而无当的书桌，一张放着一台戴尔台式电脑，另一张摆了个大型订书机；一台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机放在打开的包装盒里；我自己的书桌则是桌腿边绕满电线，底下有一堆打包用的保丽龙防撞泡泡粒，掉在清洁工吸尘器吸不到的角落。
房里有扇我从没开过的门。打开来看，是个储物柜，底部放着一台冬眠中的冷气，两旁的安装架收折整齐。挂钩上一只金属衣架，架上的衣服还包着干洗后的塑料套，上方则挂着一顶紫褐色女用贝蕾帽。也许是已故的芭芭拉·海勒曼的东西?我关上这扇门。窗台上立着几张弯卷褪色的卡片，我打开来看，全是学生送给芭芭拉的：谢谢你：你的慷慨和体谅将长存我心。金属架上有座向日葵形的时钟，旁边摆着好几个釉色鲜艳、看似出自业余之手的烧陶马克杯。尽管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怎么有趣，但我直到现在才真正注意到它们，这点倒令我觉得有趣。另一个架子上有一只铜钵，里面装着若干小石头、一块石英、一颗枞果、一枚发黑的硬币——仔细看看，是保加利亚币；还有一个钥匙圈和一根松鸦羽毛。墙上有一幅裱框的马蒂斯静物画，一个钉着旧课程表的小型软木公布栏，旁边是一张边缘粗糙不齐、看似手工制品的纸，金字烫印了这段引文： 我想做一些精彩的事。一些英勇或美好的、
在我死后不会被遗忘的事。
我想我要写书。
——路易莎·梅·阿尔考特 （译注：Louisa May Alcott(1832—1888)，美国作家，最知名作品为《小妇人》。
天花板上贴着白色齿孔瓷砖，一角因漏水染上黄渍。房里的照明是塑料灯座上的三根日光灯管。
我将房内检视完毕，好奇心并未大获满足，倒是想着芭芭拉·海勒曼。我想像她走进这里，挂起贝蕾帽和干洗衣物，高高兴兴瞥向那些卡片、那则激励人心的引文，从包装盒里取出那台五到七杯份的咖啡机，为来上课的学生煮咖啡，摆上那些陶杯……我感受到一个性格温厚勤勉的灵魂。我想像她是一位老太太，希望她死得安详。
独角人 第2章
同一周的后来某天，我参加了性骚扰防制委员会的会议。像我这样初来乍到就进入这个委员会，的确不太寻常，但先前我在路易斯安那任教时，曾是该校纪律委员会的一员，校方认为我的经验在这里可能也派得上用场，因此本学期初委员会空出一个席位时，他们便邀我加入。 接受前我犹豫过一阵子，因为尝过做这种工作的人必定会遭受的敌意对待。在路易斯安那时，有一次校内聚会，一位资深教授无意间听到一名大二学生警告几个新生要小心恙虫(chigger)——这种昆虫会钻进人的皮肤，是当地常见的恼人问题。那教授不假思索，脱口说出一句愚蠢的俏皮话：“我们不可以再叫它们chigger了。”他哈哈大笑着说，“得改说chegro才行。”译注：这里是从chigger联想到nigger（黑鬼） 一词，后者因意带侮辱，已改为较为中性的negro，所以该教授也依样画葫芦地把chigger改为chegro。
那些学生很快便察觉这句话的油嘴滑舌幽默底下潜伏着种族歧视的嘴脸，聚会还没结束，他们已向学生会提出申诉。事情闹上纪律委员会，委员全体一致同意这笑话是一种语言行为(speech act)，显示说者对少数民族学生的感受暗含轻蔑。委员会要求该教授书面道歉，他却辞职了——此举在当地报章掀起轩然大波。有好几周的时间，纪律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我本人，都遭到口诛笔伐，俨然成了“政治正确”这个新宗教的狂热分子。考虑到这些报道的水平之低（更不消说他们对社会议题采取极为反动的立场），被他们斥骂倒也不是那么痛苦，甚至还可以从中得到一种殉教烈士似的正义感。但我并不喜欢那段经验，一想到在亚瑟克雷学院这里可能会旧事重演，就让人难免退避三舍。
最后使我下定决心的原因是，身为性别研究的教师，教导学生以科学方式解析偏见的基因代码、虚伪的客观性以及恶毒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组成了我们众多文化建构的基石），我有伦理职责将自己的知识原则执行在真实人际关系的领域。因为正是在这个领域，那些隐藏的代码才真正造成严重的破坏；或者，就算不谈伦理职责，至少别人要求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不应该拒绝。要是我不相信自己赖以谋生的这份工作植根于现实人生，就等于浪费时间。
当然，我知道，这类委员会的运作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讽刺题材，在大众戏剧和小说中屡屡可见，但我一旦下定决心加入委员会，便发现自己对这一点并不那么在意。就像路易斯安那那些报纸并不足以让我裹足不前，我认为职责所在的事我还是会去做。到头来，挺身而出、尽一己之力才是最重要的。再过两个月就要举办“性骚扰觉醒周”，会议的前半段都在跟两名学生代表讨论起草计划大纲，包括“还我夜路权”活动、约会强暴讲座、一场言词代码会议等等。
我们投票支持并资助这些计划之后，学生代表离开了，接着讨论的是委员会主席罗杰·弗里曼所称的“敏感问题”。问题出在一名年轻讲师身上，据说他跟好几名学生发生性关系。目前尚无人提出正式申诉，但满天飞的谣言显示这只是迟早的问题。
那名讲师也是英国人，名叫布鲁诺·杰克逊，很清楚校方对这类行为的规定。他和我都参加过学年之初的性骚扰讲座，那是新进教职员一律必须参加的活动。当时，校方律师（也是本委员会的一员）伊莲·乔丹告诉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戒、反躬自省，建议我们跟学生（不论异性还是同性）一对一会面时要保持研究室房门大开，并要我们留心书桌周围是否摆放具有暗示性的物品，可能无意间冒犯或伤及敏感的学生。她举了个例子：一名来自澳洲的客座助理教授在身后的黑板上写了“拉美西斯”译注：Ramses，古埃及法老的名字，尤以拉美西斯二世最为著名。一词，这是避孕套商标的名称。有两三个学生因此感到不愉快，以为这是某种澳洲人吃豆腐的方式，一状告上性骚扰委员会。那助理教授非常惊诧，表示这也是一种土耳其香烟的商标名称，有朋友托他在纽约代买，他怕自己忘了，才写在黑板上。校方并未正式责罚他，算是从宽处理，但他次年就没有再拿到合约。“同时请记住，”举完这例子之后伊莲说，“这类事件会在各位的档案资料里留下记录，一辈子跟着你。” 接着她警告我们，在课堂上讨论“性”这个话题有其危险性。“显然你们不可能永远避开，但是请敏感一点。有些学生会觉得尴尬，尤其是如果他们认为教师没必要提起这个话题却说个没完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向我们申诉教师总是在诗歌或小说里寻找性爱象征……”
布鲁诺·杰克逊就是在这里打断她的话。先前我已注意到，他对于伊莲说的话，大部分的反应都是不加掩饰的惊异和意带讽刺的难以置信，仿佛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但这不太可能，因为他跟我一样，曾在各地任教。我自己七年前从英格兰来到美国之后，便听过许多版本的类似规定，并不惊讶，就像，比方说，飞机起飞前看空姐示范安全须知一样。 “等一下。”他语气充满挑衅的反讽。“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可以讨论我教的那些书里的性爱意象?” 伊莲吓了一跳，看着他。她认为自己是我们的盟友，带来关系我们生死存亡的信息，而布鲁诺讲话的口气却把她当成压迫者，这点显然使她难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的视线焦虑地在房内逡巡，寻求支援。“我只是说各位必须敏感一点。” 我用力点头，另外一两个人也照做。
“这些孩子不喜欢教师讲一些让人局促不安的话。”伊莲继续说，“别忘了，他们还很年轻，甚至不到二十岁，有些……”
“原来如此。”布鲁诺说，“所以，举例来说，我这星期正要教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书里有一幕是一个女孩的东西掉到沙发靠背里，她伸手到坐垫的缝隙之间摸来摸去地找。整段写得非常含蓄，而在我看来这分明是女性自慰的意象。你是不是说我应该随便带过，不多谈这一点?” 伊莲此时已恢复镇定，以平稳的眼神盯着他。“我在这里，只是想让各位警觉到某些行为可能造成什么样的结果，不是来告诉各位应该如何教课。这方面只能由你自己判断。”
“那么我想这就表示不该提简·奥斯汀作品里的自慰喽。”布鲁诺假笑道，环顾全室，仿佛预料别人会与他会心微笑。我没迎视他的目光，就我所知，在场也没有任何一人（不管是男是女）对他表示过丝毫的鼓励之意。
散会后，我走向伊莲，称赞她对刚才的状况处理得当。她深表感激地对我道谢。我们聊了一会儿——我不记得聊了什么，倒是记得自己当时心想：她外表虽然有些索然乏味，但其实是个很脆弱而情绪化的人。
如今回想布鲁诺当时的举动，就能看出他会惹上如今即将临头的这些麻烦也不令人意外。
委员会的主席罗杰·弗里曼是个活泼敏捷的小个子，年约五十，一双亮晶晶的蓝眼，一头浓密白发。他说起话来流畅而淡然，仿佛那些词句早在他说出之前便已组成，他只是把对话中自己讲的这部分念出来而已。
“我想我们需要采取以下这些步骤。”他开口说道，“第一，我们需要非正式地跟这个年轻人谈一谈，让他有机会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
由于我是委员会最新的成员，因此要负责做会议记录。我做起文书工作可是仔细又认真，为了详尽记下每个人的每一句话，我在会议当时常常没真的把那些话的内容听进去。比方说，“楚米齐克”这个在往后几周对我将愈来愈重要的名字，我就是会议结束后才注意到的，当时我正在检查自己手写的会议记录字迹是否清楚，然后交给系办的秘书打字。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我读到罗杰在会中说，避免让事情演变到又跑出一个楚米齐克的地步。
“楚米齐克是谁?”我问系办的秘书玛莎。
“伯戈米·楚米齐克?哦，天哪!你干吗想知道他的事?” 我微笑。“看了这个你就知道了。”我把会议记录交给她。 玛莎块头大，说话的声音也响亮。
“他在这里当过客座教授，是诗人还是小说家什么的，来自罗马尼亚或者保加利亚那一类的地方。那人很恶劣，真是恶劣透了!”
“他做了什么?”安珀从办公室一侧的桌旁抬起头来问。我想起自己前几天差点在她面前脸红，便避免看她，但仍强烈意识到她的存在——那双惺忪的眼睛，那头橘红短发一绺绺柔软垂在骨节清晰可见的颈背上，那长着雀斑、白得不自然、几乎接近银色的肌肤。我对自己承认，这名年轻女子对我产生了影响，而且，由于我对这种事宁可面对处理而非逃避隐藏，因此在心里暗暗记上一笔，打算稍后再来思考这种影响究竟是什么，并由此建立起适当的回应态度。
“他还有什么没做过!”玛莎说，“他简直跟教过的每个女生示好调情，后来终于有人向校长申诉他，他不但不觉得羞耻，反而抓狂，在校园里大闹起来。他实在是闹得非常恶劣、非常夸张，对校长大吼大叫，把每个人骂得狗血淋头，学生也对他吼……真是一塌糊涂!最后他冲上桑葚街跑掉了，一路大叫大嚷，像个疯子一样。”
“他后来怎么了?”我问。 “他再也没出现过。学校得临时找另一个老师来接他的课。” 直到返回研究室，我才醒悟到玛莎这些话的真正意义。我坐在书桌旁，有黑色污渍的架子上那只铜钵捉住了我的视线，我想起先前在钵里看见的保加利亚硬币。 我走过去，想再看一次那枚硬币。小石头仍在上次看到的位置，石英、枞果、钥匙圈和松鸦羽毛也还在，但硬币不见了。 由于我最近常出这种小纰漏，第一个反应是认为自己一定又犯了类似的错误。要不就是根本没有硬币，是我自己不知怎么捏造出这段记忆；要不就是确实有硬币，但我自己背着自己把它弄丢了。
前者似乎不可思议：我清清楚楚记得那枚硬币的样子——一面是浮凸的某个名人头像，另一面是一串葡萄，还有若干西里尔[ZW(]译注：Cyrillic，如今用于希腊语、俄语、各种斯拉夫语系等。字母，我靠着以前念书时学过、如今仍记得的零星古希腊文解读出其中一些。还有它在我手中的触感——那银灰色的合金几乎毫无重量，感觉更像塑料而非金属。我怎么可能自己编出如此鲜明详细的记忆?这实在不可能。至于后者尽管似乎很离谱，但我必须承认并非不可能——既然我移动过书签、看错过电话号码（如果那两件事真是这样），更不用说还在街上把别人误认为薛芙医师（这可毫无疑问确实发生过）。但我有什么理由要这么做呢?尤其是先前我根本没听过楚米齐克这个人，更不知道他可能是保加利亚人！我跟保加利亚毫无关联，也想不出任何要藏起硬币的理由。这不合理啊。然而我仍无法完全相信有别人进入这个房间取走了硬币。依然百思不解的我，动身前往步行需要十分钟的火车站。
上星期的积雪大多已经融化，只有墙壁和树篱的阴影中留下几块白，沾染着点点煤灰。校园的造景是想做出乡村田园风光的效果，尽管学校位于索然无趣的城镇中心，而这城镇是纽约以西和以北整片蔓延城镇的一部分。上个世纪末，一名本地糖商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心爱侄子亚瑟·克雷而创办这所学院，这也是校名的由来。尽管这里有浓荫大树和厚壁哥特式建筑，但仍残存当年建校起源的侥幸偶然味道（要是那男孩没死，大概也就不会有这所学院）。尤其是冬天，没有植物枝叶遮掩往来车流和附近的住宅，你会感觉到此处所建构、所努力营造的，介于乡间宅邸和中世纪学院之间的浪漫幻象，其实非常薄弱，几乎不存在。 来到停车场，我看见安珀正走上桑葚街，以她惯常的梦游般步伐飘然前进。我还没机会思考她对我造成的影响，只能先采取我这种身份地位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所必须采取的，令人遗憾，但是，唉，不得不然的谨慎态度。如果被人看见我跟她一起走出校园，我想是不智之举，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希望径自走过她身旁，那样会显得很不友善。于是我慢下脚步磨磨蹭蹭，让她走在我前方两百码编注：1码约合0.9144米。左右，结果我因此没赶上火车，要等半小时才有下一班。
得打发时间。我不喜欢无事可做。我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看表：才过了一分半钟。熟悉的躁动不安隐约涌上心头。眼前空白漫长的时间仿佛变得浓密，形成黏稠而无法穿越的空无。我不想去想那些在这种僵死空隙我总是无可避免会想到的东西。对面月台上方，雨水淋皱的看板顶上，五只很冷的鸽子挤蹭着排成一列，那看板是足科医师的广告：1800何必疼痛?1800结束痛苦。 [ZW(]译注：由于电话键盘上每个键也各代表两三个英文字母，美国的免付费电话（1-800开头）便常以简单的字词代替数字，让人容易记住。此处的两个电话号码原文分别是“1-800—WHY HURT”及“1-800—END PAIN”。[ZW)] 楚米齐克……这名字又在我脑中蠢蠢欲动……我想像他沿着桑葚街跑开，一路大叫大嚷，像个疯子一样。他跑到哪里去了?火车站吗?他是否也跟我一样站在这里，等着搭火车到曼哈顿?如果是，然后呢?把行李打包，立刻订班机飞回保加利亚? 我很怀疑。就我经验所及，来这个国家工作的外籍人士若非被迫，极少有人想回自己的祖国。
心智不容真空存在[ZW(]译注：这里是仿照英文一句常见的话：Nature abhors vacuum.（大自然不容真空存在。）[ZW)]：我对保加利亚一无所知，正是一片彻底的真空，于是近期遇到的唯一细节便跃入其中，也就是那枚硬币——它那不似金属的质感，苍白浅淡的颜色（仿佛购买力都被淘洗殆尽），看来残缺不全的粗短字母，一面的乏味堂皇人脸，另一面那串圆得不真实的葡萄。而在我看来，一个把那一切都抛在脑后的人，只要有办法避免回国，就一定不会选择回国。
我发现自己开始想像楚米齐克半夜偷偷摸摸潜进研究室，坐在我书桌旁，读我从架上取下的那本书，打电话……我想到他从铜钵里取走那枚硬币……这时，微微不安的感觉传遍全身，尽管我试着加以分析，但那感觉太微弱，不及细察便已消失无踪。
六分半钟……一列快车穿过车站，鼓动空气。五只鸽子一并飞起，然后羽毛稍显凌乱地回到原位，仿佛认为一定要对列车进站有所表示，才算礼貌。
月台上有公用电话。打从走上月台，我就一直抗拒它那眨呀眨的光亮，但我发现自己忍不住朝它晃过去，仿佛看见自己拨打妻子的号码，听见她说喂的声音。我想像自己以随意的口气问她过得好不好，告诉她我正好想到她，等她建议碰面吃晚饭，接着明白她不会，然后友善轻快地道别，使接下来的这个夜晚更显得空虚。
最好别打电话，我边接近电话边告诉自己。最好认为如果我打了电话，她说不定真的有可能建议共进晚餐。如此一来，我吃饭时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想像她就坐在对面。 但我还是继续向电话走去。
我离电话只剩几呎编注：即英尺，1英尺约合0.3048米。远，正准备向自己的软弱投降，就像一个人即将无奈屈服于某项恶习。这时一群色彩鲜艳、吱吱喳喳的人来到月台上，除了其中一人之外全是学生。他们戴着小丑一般各式各样的帽子，穿着松垮得夸张的衣服，这种衣服曾短暂过时，但如今卷土重来变本加厉。
那个唯一例外的人身材矮壮，穿着黑色冬季大衣，正是布鲁诺·杰克逊。
看见我，他露出温暖的微笑，漫步走来，那群年轻随从吵吵闹闹地跟在后面。
这学期我跟他少有接触，但偶尔遇见时，他总是很友善，我感觉他仍没放弃想招揽我为盟友的企图。我们都是英国人，这一点对他似乎有些意义。尽管他待在美国的时间比我多了好几年，许多方面似乎已彻底美国化（他的口音变得扭曲，成为一种难听的跨大西洋混合腔，使我不禁想好好保护自己口音的纯正），但他仍对英国大众文化保持兴趣，也认定我有同感。我记得有一次他滔滔不绝讲起第四台的新节目，播的是英国的飞镖锦标赛，我礼貌地试着表现得同样热衷，但其实只感觉到一种对大部分英国事物的怀念之情——打从我拿到亚布拉莫维兹奖学金，以研究员身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以来，这种熟悉的感觉就常常出现。当然，现在我和他之间存在着更严重的差异。我不清楚他是否知道我是性骚扰委员会的一员，但在我看来，这一点就使我不可能跟他交朋友。
此时此刻他高高兴兴走向我，特别令我惊慌失措。先前我参加的会议刚讨论到他，现在如果被人看见我与他称兄道弟，一定会损及我的立场，尤其是有这么一批学生紧随在他身旁。我也很怕现在跟他友善交好，几星期后却在会议上评判他，会因此显得像个叛徒。
“进城吗，劳伦斯?”他问，自动从一个女孩（大二学生，也在我教的其中一班）刚从刺绣背包掏出的一包烟里拿了一根。
“是的。”
“我们也是。”
我微笑，不发一语。
有我在场，那些学生的态度似乎收敛了些。我当然感到好奇，不知他们跟教师一起去纽约做什么——这种举动就算并非不合规定，也是相当不寻常。但我担心如果我问了，之后可能会显得好像是在收集罪证。
“你住在城里哪一带?”布鲁诺问我。
我告诉他东村，他的黄绿色眼睛亮了起来。
“我们也是要去那里。”
“哦。”我注意到他长大衣下摆的背后开衩，样式是一种奇怪的巴洛克风格，一块突起的长方形底下伸出两条黑色厚羊毛料的长燕尾。 “我们要去看一出戏，《老单身汉布伦菲德》，改编自我们正在读的卡夫卡短篇小说。你知道这篇小说吗?”
“不知道。”
“哦，哇塞!”一个学生说，那是个矮小圆润的女孩，戴着秘鲁式羊毛帽。“你一定要读!”
另一个学生，一个脸如手斧、眼睛狭窄、目光游移的男孩，开始把故事情节说给我听：“小说讲的是一个寂寞的老头子，一天晚上回到自己的公寓，发现有两颗球到处乱跳不停。真的很好笑……”
火车来了，我不得不跟布鲁诺和那些学生坐在一起。戴秘鲁毛帽的女生取出V8摄像机，朝满是刮痕的车窗外照。铁路旁有条掺杂冰块碎石的油腻腻小溪，溪里满是半泡在水里的废车和废弃家电。
“哈罗明日……”另一个金发流浪儿似的女生唱道。
“拜托，老兄，这很美，好不好!”眼神游移的男生说。
他们把摄像机转向布鲁诺，他朝镜头抛了个飞吻，然后镜头转向我，我露出礼貌的微笑。
“卡萝好吗?”布鲁诺问。我忘了他早就认识我妻子——他们是好几年前在盖提研究所认识的。
“她很好。”我才不会告诉他我们分居了。
“你也来看戏嘛，带她一起来啊。”
我谢了他，但说我们不能去。 他转过头朝V8咧嘴一笑：“米勒教授很冷落我们哦。”
学生们大笑。
回到B大道和C大道之间我住的那个街区时，夜色已经降临。几年前，卡萝和我搬到这里时，这条街还充斥快克（Crack）——人行道上满是小玻璃瓶，好像变形的铺路石；戴着铁钉项圈的毒贩站在建筑物门口，身旁是拴着皮环铁链的狗，跟他们一模一样，满脸凶恶；一间挂羊头卖狗肉的小杂货铺，橱窗里永远不换的肥皂粉已经积了灰尘，总有不成人形的人蹒跚进出……这一切现在都不见了，被市长扫荡一空。这市长在我看来，似乎是以《自作自受》里清除维也纳红灯区的安奇罗为榜样。以前在英格兰时，我为了准备“O级考试”[ZW(]译注：英国中等教育制度的学历考试，通常分为两级：O级（Ordinary level）与A级（Advanced level），前者为16岁（约等于初中）学生程度，后者为18岁（约等于高中）学生程度。的英文科考试读过这部剧作，从此它就牢牢印在我脑中，再也没有其他书可堪比拟。别笑那耗子贪吃，不知道吞下的是毒饵；人也是这样，为了满足那七情六欲，会饮鸩止渴，把自己的命也赔上了译注：语出莎剧《自作自受》（Measure for Measure），第一幕第二场。
本书中的译文皆引自方平所译《新莎士比亚全集》27（台北：木马，2003），该剧人物名亦从方译。：克劳第让一个女孩怀了孕，就得等着被砍头。小杂货铺如今成了网咖，街角那处常有毒虫注射毒品的空地变成小麦草果汁摊，对面的快克交易店也变成健身中心。 我爬上六层楼到我那间公寓，想着这种完全孤身一人的生活实在愈来愈难过。我在纽约结识的少数朋友全因为占据美国人生活重心的工作而四散各地，不然就是因为有了小孩而搬到市郊。对于不能接受布鲁诺的邀请，我心里有一点遗憾。当然我是绝不可能跟他一起去的，但想到他们快快乐乐坐在一起看戏，我还是忍不住感到些许惆怅。
既然没别的事好做，我决定读一读被改编为剧作的那篇小说。我小心避免去看窗台上的电话答录机（只要不确知卡萝没打电话来，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自己她可能打过），走向书架，取出卡夫卡短篇小说集，找到那篇小说。
故事情节非常奇怪，讲的是两颗蓝色纹路、来路不明的球，在布伦菲德的公寓里到处跟着他，但几乎比情节更奇怪的是（也跟我对布鲁诺所言相反的是），我显然读过这篇小说。而且不只读过，还教过!字里行间到处是我自己在词句下画线、手写注记的痕迹。尽管如此，这篇小说读来一点也不眼熟。半个字也不熟悉!“秘密过着不受注意的单身汉生活，毕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因为现在有人，不管是谁，穿透了这个秘密，送来这两颗奇怪的球……”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么特殊古怪的情节?我脑袋里的内容一定整个清除过，现在读来没有一个字是熟悉的。为了摆脱那两颗球，布伦菲德使出一招——倒退爬进衣柜，它们因之也得跳进去。“就在柜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布伦菲德猛然跳出来，他已经好多年没这么用力跳过了；他砰然关上门，转动钥匙，两颗球便锁在柜里。”布伦菲德松了口气，擦擦额头上的汗，离开公寓。“现在他跟那两颗球分开了，他几乎完全不担心它们……”
我还没读完这篇小说，视野角落突然出现一个跳动的银色小点。
尽管我十二三岁之后便不曾再有过这种经验，但我立刻知道是怎么回事。我放下书，紧张起来。
一如我所畏惧的，那个小点愈来愈大，在我眼前来回闪烁跳动，像一群被激怒的昆虫。我站在客厅中央，无助地看着窗外，任眼前的幻象逐渐挡住中庭里的臭椿树和对面公寓窗内的灯光。片刻后，能看见的只剩天花板和四周墙壁的零星片段，再过一两分钟，我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站在那里，试图保持冷静，听着突然变得明显清晰的夜间声响——猴叫般的警车警笛声，中庭对面那家比萨店厨房屋顶上通风口的嗡嗡声。楼上的邻居库尔文先生打开一台电视，踩着沉重的脚步走到公寓另一端打开另一台电视。隔壁有人冲马桶。然后，一如来时那般快速，挡在我眼前的东西消失了；接着，分秒不差，就在幻象的最后一丝痕迹消失的同时，我的头开始阵阵剧烈作痛，痛得我忍不住叫出声来。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常有这种偏头痛：同样是银色光点逐渐扩散，让我什么也看不见，然后消失，留下严重激烈的头痛，一连五六个小时不会稍减，不管吃什么药都不见效。最后母亲带我去看一个顺势疗法的医生，一个芬兰老头，在气味奇特的房里，四周摆着一个个盘子，盘内放着长石和一种黏黏的物质，他告诉我那是捣碎的红蚂蚁。他给了我五粒小小药丸，吩咐我每天晚上吃一粒，连吃五天。从此我的偏头痛再也不曾发作——直到现在。
我走进卧室，在黑暗中躺在床上。疼痛集中在前额中央，仿佛那里有什么东西想破骨而出——一会儿用榔头，一会儿用鹤嘴锄，一会儿用电钻。楼上库尔文先生的两台电视轰然作响，声音穿过薄薄的层石墙壁传来。自从他妻子几个月前死去，他就一直这样。有一次我半夜上楼向他抱怨，他打开门，不但毫无愧色还横眉竖目。他那张满是白色胡楂的满月脸有点奇怪——过了一会儿我才醒悟，他有一只眼睛是玻璃做的假眼，比另一只更亮更蓝。他身后的黑暗中有好几只小狗尖声吠叫，两台电视将耀眼色彩投射在对面墙壁上。“我老婆才癌症死掉没多久，你就叫我把电视关小声一点?”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在楼上的噪音和前额的阵阵剧痛夹击下，我感觉房间的墙壁仿佛往内收缩，慢慢把我压扁。那个芬兰人的小药丸有什么成分?我纳闷。我用病人的混乱逻辑，试着思考什么物质可能跟这种形式的疼痛有顺势疗法的关系，最后判定是咖啡因：喝太多咖啡，偶尔会让我头痛。我起身，抓起外套出门。屋外密密下着软而湿的雨雪，像冰冷的芒刺挥之不去。我本想走到两条街外的那家波兰咖啡馆，但在这情况下只好直接走进那家网咖——这是我第一次来这里，点了一杯三倍浓缩咖啡。
这地方到处是看起来颇为富裕的小鬼，身穿利落整洁的黑毛衣和便裤。在我自己这一代之后出现的可以清楚定义的两三代人之中，就属这一代最令我焦虑。在他们面前，我第一次感觉到随年龄增长而来的某种隐晦的羞辱。他们瞳孔缩小的平滑脸孔被显示屏映成蓝灰色，有棱有角的苗条肢体在键盘、鼠标、饮料、PDA之间优雅移动，手指点击不停，仿佛他们已经跟这些附加物一同演化了千百年。我喝着咖啡，看他们鱼贯钻出门去，仿佛一批有钱有势的蚂蚁，这时某样东西吸引了我的视线。角落有个公布栏，上面钉着各式传单，其中一张是舞台剧的宣传海报，上面写着：《老单身汉布伦菲德》，法兰兹·卡夫卡原著。 海报上模糊的图案是一个躲在衣橱里的男人，底下一排小字写道：伯戈米·楚米齐克改编。
楚米齐克!再度看见这名字，我感觉心里一阵微微动荡或起伏，仿佛远远某处换了档。先前在火车站那种稍纵即逝的不安又回来了，而且这一次，可以说相当惊讶地，我看出了原先就应该很明显的一点：铜钵里那枚硬币的消失只可能代表一个意思，就是我近来意识到楚米齐克这人的存在，也促使他相对意识到我的存在。此外，我不禁觉得他取走硬币（假设我猜想得没错，这事确实是他做的）这个行为有种侵略性，或至少是侵略性的守势，仿佛他要不就是想威胁我，要不就是视我为威胁。无论如何，他的名字如此意外地重现眼前，在此刻头痛欲裂的我看来，仿佛是召唤我也必须采取行动。 我起身付账。咖啡在我脑袋里飞掠、迸冒火花，在我脑中阵阵震动的干雷之外又增添了闪电效果。出了店，我往北、往东走，离开那些变得高档的街区，来到我所熟识的昔日的字母这里为版面，如版面更改，请注意！！！译注：曼哈顿东村一带有此别名，因为有A、B、C、D四条直接以字母命名的大道。有焦黑的分租公寓和宣泄郁积情感的涂鸦。然而即使在这里，也能感觉到市政府大力开展的新秩序。
C大道与横向街道交叉的街角，以前都站着应召女郎：有些有毒瘾，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底下露出骨瘦如柴的大腿；有些住在东河廉租房，有快克瘾、有小孩，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眼睛闪闪发亮。现在她们都不见了，就像安奇罗宣言要扫荡罪恶之后，维也纳的鸨母也都消失无踪。如今这里唯一闪闪发亮的东西是重新安装的公用电话，一身“贝尔大西洋电话公司”的贴花装饰，银色的线路和肚皮在街灯下发亮。我远离它们，在依然密密下着、有如冰冷油漆的雨雪中低头疾行，直到抵达剧场。这地方相当朴素，位于地下室，上面的建筑看起来像是废弃的犹太会堂。
我走下楼梯，推开一扇看似淤血斑斑的金属门，来到霓虹灯照明的大厅。一张桌子上放着节目单和一叠票，旁边一张空椅子，再旁边是自动关闭的两扇门。我把耳朵贴上去，但门上加装了隔音设备，只听得到无法辨识的模糊人声。我本想打开门，但不想冒着被布鲁诺和他朋友看到的风险，事后还得解释自己怎么会跑到这里。
又一阵炮弹般的疼痛在我脑袋里爆开——咖啡因似乎无效。我站在那里，正纳闷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时一个穿寒酸黑西装的男人出现了。他跟我年龄相仿，脸色古怪苍白，一双白手。他点起一根烟，用讳莫如深的神色看我，我想那是不信任的表情。
“你要干吗？”
“唔，我……” “戏已经演完一半了。” 我打算开门见山直说。
“我其实是想打听伯戈米·楚米齐克的事。”
男人瞄我一眼，抽他的烟。
“你想知道什么?”
“唔……首先是，他在哪里。” “你是他朋友?” 我看着他。我讨厌撒谎，也很不善于撒谎，就算当时撒个无伤大雅的小谎可能对我有利，我也开不了这个口。 “应该算是同事，或者前同事。我在亚瑟克雷教书。”
“嗯哼。”男人脸上又出现某种讳莫如深、几近狡黠的神色。我隐约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唔，他人在保加利亚。”他以一种盖棺论定的口吻说。
“你确定吗?”
“你说什么?”
“我是说，你确定他人不在纽约吗?”
“他为什么会在纽约?”显然我给了他一个可以生气、对我不理不睬的借口。我改变战术。
“可不可以请问你们是怎么拿到他的改编的?”
“你是说这个剧本?我不知道。你得去问导演。”
“啊。我本来以为你可能是导演。”我这么说，其实只是想在离开前引他说些话，什么话都好，而不是因为我真的这么认为。
“我?不是。我是布伦菲德。”
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苍白肤色是化装的关系。但我还是大吃一惊：照我的想像，原著小说里的布伦菲德年纪大得多。他瞥了一眼入口上方的时钟。 “我马上就得回台上去了。”他对我咧嘴一笑。“只有很快抽根烟的时间，然后那些女孩就会找到我的球。”
我有点气恼，头痛愈发激烈，转身要走。 “我可以拿一份节目单吗?”
“请自便。” 我拿了一份节目单。 “你该不会是正在偏头痛吧?”我离开之际，那人问。
这问题让我当场停下脚步。
“你怎么知道?” “你的眼皮很肿，嘴唇发白。我弟小时候也有偏头痛，我认得出这些症状。来，请容我……”
令我惊讶的是，他双手扶住我太阳穴，两只大拇指狠狠按压我前额中央，非常用力。一时间，我简直觉得脑袋要裂开了。然后，突然地，奇妙地，疼痛消失了，同时一股意料之外的情绪涌遍全身，仿佛我们两人之间刚发生了某种甜美的亲昵，无比神秘，有如梦幻。 我向他道谢，惊异不已。他耸耸肩，露出愉快的微笑。
“我会试着传话给楚米齐克，告诉他你在找他。现在我得走了。”
“谢谢你。我叫劳伦斯·米勒。”我对着转身离去的他说道。他发出意思不明的声音，离开。
来到户外，我感觉神清气爽，几乎兴高采烈。我动作迅速，不想回家。头痛虽已消失，但咖啡因仍在我体内加速运转。回想刚才与布伦菲德的对话，我醒悟到，他对楚米齐克这话题的闪烁其词没有改变我对那人仍在纽约的印象，反倒更强化了这个印象。我醒悟到我甚至开始对楚米齐克的处境有些初步想像——这想像无疑受到我自己焦虑的影响。自从来到纽约，我就一直有种程度轻微但挥之不去的匮乏与焦虑。我想像他留在这个城市，叛逆地过着某种半非法的边缘生活，住在某个默默无闻的外围区域，晚上悄悄回到亚瑟克雷的昔日研究室，在那里工作或者读他的书。想到他仍在这里，让我有种奇妙的兴奋，感觉像是一扇门仍然开着。而仿佛被那扇开着的门所漏出的光照亮，我脑海中又出现另一扇门，后者是我先前不曾注意过，或至少不曾当作门户的。
我走到艾斯特街，搭地铁到火车站。时间不算晚——九点或九点半，开往郊区的列车还很多。 这时间在“离站列车”的看板下等车的人，跟身穿西装或裙装的上下班乘客不同。他们面色凝重，疲乏的苍白是由于室内的辛苦的体力劳动。我猜他们是晚班的办公室清洁工或大百货公司的货物搬运工，臃肿的连帽大衣下穿着预防疝气的束带。列车到站了，我跟着一群人走上月台。他们下车的那些车站专为廉价住宅区所设置，有些住宅是水泥剥落、钢筋裸露的成批公寓，有些是一排排直盖到铁路旁的平房。我以熟悉又挂虑的好奇心看着他们，透过他们感觉到贫困深渊令人晕眩的边缘。在这个国家，你离那边缘永远不会太远。
我到亚瑟克雷时，已经又下了薄薄一层雪，覆盖了先前经过时的那些肮脏突起和泥泞积水。
我从不曾在这么晚的时间来到校园。这里的感觉收敛、低调得令人惊讶——没有任何你以为夜间走过这些地方会有的疯狂作乐，只有这里那里几个学生在宿舍之间匆匆来去。 我的研究室所在的那栋楼一片黑暗，只有沉寂的走廊上留了几盏光线微弱的夜灯。我走向106室，莫名其妙有种偷偷摸摸的感觉，尽管我完全有权来这里。只有在整栋建筑里只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才会注意到那建筑的某些地方——它独特的静止与沉默，它的墙壁从发生在其中的人生所吸收的特性。我在这里感觉到的是一种冰冷的疏远，接近敌意，仿佛它对我在这个不合宜的时间出现不以为然。 我打开研究室的门，开灯。房间仿佛眨了个眼，几乎像是吓了一跳，仿佛某些偷偷摸摸的活动进行到一半被打断。 但房里的一切毕竟依然维持原状，就像我几小时前离开时那样——档案柜和架子，毫无出奇之处的杂物。就在那里，在窗边那两张大书桌之一的上头，罩着银灰色套子，看来毫不起眼，仿佛悄悄试着不让人注意到它那小小容量中可能包含的财宝（仿佛它希望你以为它是空的，或者只是一整块塑料）——就是我先前提到的“门户”，那台台式电脑。 我取下防尘套，插上插头。
一如我很不会说谎，我也很讨厌任何形式的窥探或偷偷摸摸。但我感觉此刻自己的行动是有正当理由的调查：毕竟这间研究室可能遭人入侵。何况，以自行调查的方式，我相信这样到头来说不定能够保护我的秘密室友（如果他真的是），使他不必接受想来更不愉快的正式调查——如果他继续非法占用这个房间，一定难逃这个结果。
我按下开机键，一阵短短音乐，显示屏亮起，展露出内容任我检视。东西不多，有意思的更少。我使用电脑已经相当熟练，很快就判断出只有一个文档值得一读。那是一份未完成的冗长叙事，主角是个叫卡米罗斯的男人，来自某个姑隐其名的偏僻国家。卡米罗斯来到纽约，迷上了他所谓的这个城市的“壮丽冷漠”，决定不计一切代价留下，为取得绿卡而结婚，然后展开犬儒登徒子的生活，在曼哈顿的街头和酒吧四处游荡找女人。
在我看来，这很明显是自传小说，卡米罗斯就是楚米齐克本人。字里行间有种令人生厌的自吹自擂大男人腔调，完全符合我对楚米齐克已经形成的印象；此外，他（或者说他的化身卡米罗斯）也是为了钱在一所非常像亚瑟克雷的学院任教，而他看待该校女学生的态度活像苏丹看待自己的后宫妻妾。 这篇小说读来没什么建设性，到头来对作者如今何在也未提供什么线索。唯一有点意思的地方（就连这一点也只是纯粹巧合）在于，卡米罗斯／楚米齐克在纽约的生活跟我有一两处偶然交集。有一段时间他住在西村的肉品包装工厂区，卡萝和我搬到城的这一端之前也住在那里。读着他生硬但鲜活奇特的英文，我觉得自己仿佛又回到了何瑞修街，那里每天早上都有挂着肉钩的牛体像血淋淋洋装一般运下卡车，血水在铺设卵石的水沟里结冻。我心头一暖，回想起看见派对刚散场的人们脸色苍白地在“弗罗伦”吃早餐，格林尼治大道上的韩国杂货店外有玻利维亚花匠修剪染色的康乃馨……
读到大概一半的地方，有一段很长的场景是在联邦广场的移民归化局大楼，作者跟我一样在那里耗过许多个小时，排队等待，填写申请签证所需的大量繁复表格。
这一段让我读得格外投入。此刻回想起来，我仿佛看见当时的自己在106室，趴在显示屏前，被那一切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催眠。现在我试着回忆那个场景：尽管大楼要再过两小时才开门，早上八点已经有移民大排长龙。拉丁美洲人身材矮壮，深色发肤，以坚忍的态度承受贫穷；东欧人特别喜欢穿拉拉链的连帽厚夹克，一副不耐烦的表情，觉得自己的贫穷是不公平的。这里有个卖酸涩咖啡的小摊子，你买下一杯，边排队边喝——摆摊子的是笑容可掬的夫妇俩，看来仿佛刚刚才从你正要进去的那个官僚机构跌跌撞撞跑出来。这里是入口的金属检测器，守在旁边的警卫用戴橡胶手套的手搜身。看到卡米罗斯描述这些穿耳洞、留着夜总会发型的年轻男子穿起警卫制服毫无说服力，我不禁会心微笑。过了安检这一关，我们每三十人一批被赶进一间门会自动关闭的大房间，然后才发现，唷，这房间原来是电梯，缓缓升到高层某楼；出了电梯，我们发现自己置身在一处辽阔草原似的房间，这里有一排又一排固定的橘色座椅，四周是小小的玻璃隔间，每一间都有一名移民局官员，就像蛋里的胚胎。等到终于轮到我们的号码闪动出现，我们便进入其中一间，签名。
卡米罗斯回想自己当时兴奋得手发抖，因此他的正式签名笔迹有点颤动不稳。当时我的手也曾经发抖！他描述自己伸出右手食指沾了沾按指纹用的墨水，然后按在表格上那个空格，很高兴地想到这个他之存在无可模仿的细节已经进入联邦政府的认知。他记得那官员接着递给他一个标示着“氯化苯二甲羟铵”的小包，什么也没解释。他大惑不解地打开，发现里面装着一小片湿巾，才醒悟这是用来擦手指的；官方程序里竟有如此美妙用心的小地方，令他一时简直欣喜得热泪盈眶，尽管那湿巾连墨水都擦不干净，只把墨水染得满手都是，但连这一点也变成了额外的光荣。
接着就该去排队照相了。排他前面的那个女子（黑发，优雅，一袭黄色披肩，含蓄中不失风情）把头发弄个没完，又是梳、又是整，然后稍微往后一掠，露出一对金耳环。下一个!摄影师喊。女子坐在那张金属椅上，调整脖子的角度，好照到这朴素的饰物。耳环!摄影师嚷道，伸出一根手指朝她摇，表示告诫。她不解其意。Aretes！译注：即西班牙文的“耳环”。她尴尬地立刻取下耳环，泄气地瞪着镜头，拍下正式大头照。 等待证件照片洗出来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头晕反胃。我们醒悟到是手指上的氯化苯二甲羟铵作祟，可能再加上一夜未眠又没吃早餐。然后就叫到了我们的名字；卡米罗斯带着温情回想，他们只叫我们的名而非连名带姓，仿佛我们现在跟美国联邦政府有着最亲密、几乎像亲子一般的关系。片刻后，我们手中多了一张棕色的工作许可证，上面有我们模糊的小小照片和颤抖的签名。
考虑到我隔天早上在研究室里的发现，这幅我坐在楚米齐克电脑旁的画面应该再加上楚米齐克本人，因为后来我发现他当时正看着我，而且还是在研究室里面看着我。 现在回想起来，我仿佛看见他愈来愈猜疑地观察我：我读完他的文档，毫不迟疑地站起身，将电脑跟房间另一头档案柜上的打印机连线，显然打算把他这篇文章打印一份自己留着，打算……谁知道?（我想像他这样想）……带回家剽窃或用其他方式侵占。我想像他看见我在房里找不到打印纸而松了一口气，然后我瞥了一眼火车时刻表，显然决定等第二天早上再打印他的小说。 我关电脑，离开研究室，锁上门。 雪停了，清爽冷凉的夜间空气令人精神一振。 我沿着桑葚街走去，看见一群人朝我走来，有点狼狈地（我比较希望没人知道我晚上还跑来校园）发现他们是布鲁诺的那群学生，正好看完戏回来。三个男生，还有四个女生当中的三人。我们错身而过，他们跟我点点头，接着几步之后，我听见一阵憋笑声。
来到火车站，我正要从候车室走上月台，却听见布鲁诺的声音，于是停下脚步。我不是想窥探，只是想避免在一个会让彼此尴尬的情境下碰面。 他跟第四个女生在一起，那个孤儿似的金发高个子。我常在校园里看到她：纤弱得像冬季花朵似的女孩，在雪中穿着一件扎染的T恤。布鲁诺似乎试图说服女孩陪他一起回纽约。
我从候车室的窗口看去，明亮的钠灯把他们照得清清楚楚。布鲁诺倚着铁柱，握着女孩的双手，上方打下的灯光照见他男孩似的嘴角挂着微笑，以懒散又自得的撅嘴神态说话，仿佛有绝对自信可以予取予求。
他安静说话，但声音仿佛是带着微妙刮擦音质的乐器，音量再低都能直传入耳，就像远方嗡嗡作响的锯子，或者猫打呼噜的声音。
“别让我一个人回家，坎蒂。”他喃喃说道，“来，过来……”他把女孩拉向自己，嘴唇轻触她的唇。女孩比他高，身着牛仔夹克，显得细瘦纤弱，苗条长腿穿着再薄不过的羊毛裤袜，一边膝盖弯起，另一只脚的麂皮短靴前端在水泥地上划来划去，仿佛那是她借以推诿的罗盘的指针。
“我不确定。”我听见她说。她扭过头去，不过仍任布鲁诺握着双手。“我不确定这样做好不好。”
他把女孩拉回来。某样东西（我想是他矮到略显不正常的身高）使我突然想到，他跟许多对别人滥用权力的人一样，长大成人之后依然保留着老早以前视自己为受害者的想法。我敢说他一定视自己为这个场面中较弱势的一方，有权利，甚至有义务尽他所能使用任何武器：与其说他试图占有这个女生，不如说他是一直进行一种叛逆行动，对抗大自然给他的特殊体型外表，这种外表似乎使他注定无缘触及这女生所拥有的这种美。不过，尽管我在这一点上可以同情他，但仍认为他完全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女孩张开嘴唇，想迎接另一个亲吻。看到她这样，布鲁诺（对于操控别人显然经验老到）以平板的语调说：“好吧，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同时放开她的手。女孩盯着他看，咬着唇，瞪大眼睛像个失望的孩子。他与女孩四目相对，我感觉得到他比先前更加充满自信，眼里流露出在我看来完全是掠食者的光彩，简直可以看见他的眼神穿过女孩大张的瞳孔，分支扩散成一片红潮，渗透她防御不足的肉体的每一根毛细血管。 铁轨发出磨刀似的声响，我听见远方传来列车逐渐接近的轰隆声。
“那就晚安喽。”布鲁诺说。
我本来希望他们会离开，这样我就可以走出来而不被看见，但他们留在原地注视彼此。列车嘶嘶进站时，布鲁诺伸出一根手指钩住女孩下巴，把她的脸往下朝自己拉近。现在她双手插在口袋里，任自己往前倾去，看起来就像一座细致的雕像即将倒下。我感觉她在用此时此刻她能做出的少数手势来表达默许，却是最被动的一种默许：你制住我了。她等于是说，我在此通知你，我对自己的行动不再负责。
火车门开了，两人相吻，没有要上车的意思，我只好离开藏身处，出现在布鲁诺看得一清二楚的范围，而他显然不是接吻时会闭上眼睛的男人。我经过时他当然看见了我，我感觉自己一阵瑟缩，仿佛被逮到正在做不该做的事的人是我而非他。我不知道他们是上了这班车，还是留在那里卿卿我我，直到下一班车抵达。
这一天，我第四次搭上哐当哐当的火车，沿着肮脏小溪前进，思绪飘向楚米齐克的文件，开始做抽象的猜测。
我发现自己想着照相时排在他前面的那个女人——他形容为“不失风情”的黄披肩女子。他拿着工作许可证走出移民归化局大楼时赶上她，两人聊起来。一如往常的许多先例，他们的对话在她公寓里继续了好几夜；她的公寓在中央公园西边，达科塔大楼以北的一个街区。他们的邂逅似乎有种奇怪优雅的对称性或相互性，使我觉得愉快，但我筋疲力尽的大脑还没抓住那种感觉，就突然记起以前在哪里见过布伦菲德。
卡萝离开我之前不久，某晚她的一个女同事来家里吃饭，还带来了新女友，是个女演员。晚饭后，女演员建议我们大家一起去十一大道一家名叫“普利茅斯之岩”的夜总会，那里进行很多种性爱游戏。我礼貌回绝，解释说第二天得早起去接受工作许可证的面谈，这是我申请绿卡程序的倒数第二个阶段。我妻子是研究中世纪的学者，对性爱或者任何其他性质的狂想并无特别兴趣，我以为她也会拒绝。令我惊愕的是，她接受了邀请，而且坚持要去，不管我含蓄暗示她或许喝多了而不自觉。她留下我在家洗碗，让我有种自己是扫兴人物的奇怪感觉，以前我从没想过她可能这样看我。
那个女演员就是布伦菲德。原来“他”是女的!难怪那双手白皙无毛，难怪她眼中有那样讳莫如深的淘气神色……
我回到家时仍满脑想着这个发现，以致穿过客厅时竟然忘记避免去看电话答录机，结果意外发现红色光点阵阵明灭，不禁停下脚步。 我看着红灯闪烁，容许自己享受片刻欢乐。然后，一如我在电话答录机偶有留言的稀罕时刻的惯常做法，我没听就删除了，免得因为来电者不是卡萝而失望。
独角人 第3章
翌晨我搭火车去上班，公文包里带着一包新的打印机用纸。我想把楚米齐克的稿子打出来再读一遍，如此而已。
确实只是如此而已，不过我得说，尽管我自己从来没有文学野心，但因为最近读到几篇报道说出版社预付巨额稿费给小说家，便有一小段时间把写小说列入换工作的众多可能之一，每当为钱发愁的时候就幻想一番。我甚至还写了篇叫做“S代表鲑鱼”的短篇小说，看自己有没有创作天分，不过对成果并不满意，便将这个幻想剔除在白日梦之外。
我提起这一点，纯粹是站在为反方发言的立场。假如楚米齐克看得见我脑袋里的思绪，拼凑起早已埋葬的希望的微弱遗迹，那么也许他确实有理由认为我可能剽窃他的作品。尽管如此，他还是想错了。以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只能说他接下来的举动是由于生性多疑，近乎疑神疑鬼。 研究室仍是我离开时的原状。我进房，关门，从公文包里取出那厚厚一包纸，撕开包装，把雪白无瑕的纸装进打印机。我拿掉电脑的防尘罩，开机，看着显示屏亮起，听见带有金属感的合成旋律，下指令列出文件，结果发现那份文件不见了，那种作痛感就像你一觉醒来，发现幸福的遭遇只是春梦一场，了无痕迹。
我重试一次，检查回收站，用遍我所知每一种寻找和救回文档的方法，最后别无选择，只能承认昨晚有人暗中观察我——想来就是楚米齐克本人。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一定是在前来研究室的途中（也许正是要继续写那个文档），看见房里亮着灯，于是蹑手蹑脚走到窗边，透过窗棂与玻璃看见我正读他的故事。如果真是这样，他就得站在离窗很近的地方，大约介于窗框两侧伸出的飞扶壁和一排与墙平行、高达八呎的浓密铁杉之间。若不在那一小块长方形空间里，就无法清楚看见我的研究室。那片空地不是走道，原有的积雪大致完好无缺，而且我昨晚回来之前新下的雪已经完全将空地覆盖，如果有人站在那里看我，一定会留下脚印，但是那里没有脚印。
我犹豫，不想作出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推论：观察我的人就在房里。不管怎么样，若说昨晚我在房里时，另一个人也在这里，我却没听见、没看见，甚至连想都没想到他的存在，实在不太可能。我打开先前看到冷气和芭芭拉·海勒曼衣物的那个储物柜——只是形式上察看，而不是因为相信楚米齐克真可能躲在那里。柜里没有明显被人侵入的痕迹，而且我看出，就算真有人躲在这里，把柜门打开一条缝，也只能看见窄窄一段墙壁、猫头鹰脸似的电灯开关，还有那张印有路易莎·梅·阿尔考特文句的纸。无论如何，如果真有人频繁潜入这间研究室，他一定会想出（万一需要躲藏的话）比橱柜更掩人耳目的躲藏方式。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不到12小时前还在电脑里的那个文档已经不见了，而且就算没人见到我读它，但在我昨晚离开到今晨回来之间，也确实有人进过这间研究室。
我不知道该对这一切作何感想，只能如常去上课。我们正读到《巴卡埃》 译注： ，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之一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作品。，研究是否可将潘瑟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冰冷”对手兼受害者）重新诠释为一种新的男性英雄的原型。最后一幕，显然已经发疯的潘瑟斯穿上女装，步向惨死的结局；关于这一段，我在课堂上作了一番有趣的讨论。我记得好几名学生都从他的行为中看出某种潜藏的、几近堂皇大气的尊严，与胜利的狄俄尼索斯的鄙夷、嘲弄、羞辱相抗衡，仿佛这部剧作在传递“勿冒犯诸神”的老套讯息的同时，无意间也触及某种更重大、更深层的真实，揭露了所谓“自然”性别法则的暴虐的一面，暗地里将潘瑟斯描绘为反抗这种暴虐的烈士人物。总之这堂课进行得很顺利，大家踊跃发言，讨论内容又具启发性，下课后我颇感满足。
然后我去吃午餐。我端着托盘，正要走向靠窗的小桌（在教职员餐厅里，我通常一个人坐），注意到角落的一张桌旁有个女人抬头看我。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那是校方的律师伊莲·乔丹。她梳了个新发型，身上也不再是平常那种妄自菲薄、没形没状的压克力似服装，而是穿着订做的外套裙装，配上荷叶边丝质衬衫。
我本想点个头径自走过，但注意到她的表情带有试探的殷勤意味，仿佛希望我跟她同桌用餐。我朝她的方向走去，看出确实如此：我愈是走近，她的表情愈是公然显示欢迎，而当我问她可否在此坐下，她以无言的热烈微笑回答我。我也报以微笑，隐约感觉到好像有职责表现得同样热切。
“所以，你来了。”片刻后她说。
“是的。”
我们又相对微笑。我把午餐摆在桌上，忙了一会儿。我从没跟伊莲一起吃过饭；事实上，除了委员会的每周会议之外，跟她几乎毫无接触。她不是那种令人印象深刻的人——她的个性或相貌没什么明显突出之处，不足以牵制你的思绪，她不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也就不会再想到她。一如我对薛芙医生的模糊印象，我也说不上来伊莲的年纪，要是不看着她，也讲不出她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头发又是哪种棕色。我对她没有任何看法，或许是因为在某个层面上我不认为她是我需要对之抱有任何看法的人。现在我纳闷，也许她感受到了这种漠然（我的态度确实如此），于是，以某些个性温和，但毕竟不会完全抹杀自己的人那种温和又坚持的态度，召唤我与她同桌，以便（非常温和地）为此责备我：要我承认她也是活生生的人，并非只是行政机器的一部分。 这念头使我立刻觉得自己要不得，仿佛对她大不敬，于是我急着表现得乐于弥补，试着让她跟我多谈谈她自己。
“你的工作进行得怎么样？”我问，试着立刻开始补救。
“很好。你呢?”
“不错。但是你……你这阵子都在做什么呢?”
“哦——也没做什么。生存而已!你呢?” 她神色仍带有一股古怪的热切情绪，我不禁纳闷自己对眼前情势的评估是否正确。她看来紧张，但同时又古怪地兴高采烈——几乎可以说是一副胜利的表情。她紧张地拍拍头发，调整身上那件订做外套（炭灰色，加上土耳其蓝的细条纹）的领口，一阵甜得出人意料的香水味朝我飘来。
“没做什么。在等冬天过去。”
我们都格格笑得很响，仿佛这句话非常好笑。然后又是一阵长长的沉默。伊莲低头看桌子，自顾自露出古怪的微笑，也许是在跟自己争论要不要说出心里想的某件事。然后她抬起头，用坦诚的眼神看向我，轻声说：
“真高兴你来了，劳伦斯。”
我有点吓了一跳。直觉开始告诉我一些事，我并不想相信，但万一那是真的，我觉得我应该尽可能赶快做些什么来中和这个情况。为了争取时间，我塞了满口食物，拼命想该说什么，但脑海一片空白。
幸好就在这时候，委员会的主席罗杰·弗里曼出现在桌边。
“两位好啊。”他说。 他坐下，放下托盘，态度很轻松，是一个不管到哪里都会感觉自己受欢迎的人。他瞥向伊莲，显然注意到她外表的改变，一时间似乎在考虑对此发表意见是否合适。我以为他会跟我一样压下这股冲动，但令我意外的是，他脸上绽出开心的微笑。 “你换了新发型。很适合你。”他转向我，“劳伦斯，你说是么?”
“是的，很好看。”
伊莲向我们道谢，反讽地作势一拨头发，我们都笑了。
闲聊的同时，我忽然想到，罗杰那句话有种刻意、自觉的味道。那种感觉几乎像是，他说出换成其他男人说便可能显得居心不良的话，正是要展现他无懈可击的正派；显示他本身就有某种净化能力的特质，可以将任何错误的字词或手势变得无辜，只因为说出那字词或做出那手势的人是他。我感到这股正派与他其他特质密切相关——轻快灵活的举止，开心闪耀的眼神，皱纹虽多但面色健康红润。我忽然胡思乱想起来，觉得不管他做任何事都会完全充满这种健康正直的味道，就算他做出什么表面看来彻底粗鄙或恶心的行为，比方把手伸进伊莲的裙子，那动作都会立刻变得毫无可责怪之处，没有人会有半点意见。
“总之，”他压低声音继续说，“有件比较紧急的事：我们需要尽快再开一次会。我已经跟其他人说过了。有人正式提出申诉，针对……针对我们上次讨论过的那个人。开会的时候我再告诉你们细节。星期一下午你抽得出空吗，劳伦斯?是不是刚好不方便?” 如此一来我得取消薛芙医师的约诊——一百大洋就此付诸东流，除非她能另外改约时间，但通常不行。
“事情挺急的。”罗杰又加了一句。
“可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