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从雪上的痕迹看来，有人本来打算在这里滑雪——他已经滑了５０多米，但后来又折了回来。我耳朵里灌满了狂风，不得不脱下手套，用小指头塞住耳朵。然而，我突然听到了马达轰鸣声，像一架双翼滑翔机在我旁边飞行似的。来的是一辆大型摩托。它风驰电掣般从我身边闪过，溅了我一身雪屑雪块。我的眼镜片弄模糊了，不过在我擦好镜片的刹那间，我还是看清这是一个身材纤细，罗锅腰、有一头黑发直竖的人，我还看到他围着红色围巾。我用力撑了一下滑雪杆，跟在摩托的车印后面住旅馆的方向奔去。

　　在我跑到旅馆的时候，摩托已停在台阶前面。摩托旁边的雪地上还有一副喇叭口的皮手套。我把滑雪板插在雪堆里，掸掉身上的雪屑，又把摩托看了一遍。这肯定是一部凶多吉少的摩托。

　　我已预感到明年旅馆要更换一面写着“附近有摩托骑手罹难”的招牌。旅馆老板又要拉着旅客的手说：“这边来，这边来，这位骑手以１２０英里的时速冲进了屋子，他连人带４３２块砖头摔在厨房的时候，地面都抖动了……”这真是绝妙的广告，我想，一面走上台阶。

　　旅馆前厅中央站着一个高大驼背的人。他穿着黑燕尾服，倒背着手，疾言厉色地训斥着一个伸开手脚、懒洋洋地倒在沙发上的年轻人。这年轻人纤瘦、文雅，白皙的小脸有一半被墨镜遮住，一头蓬乱的黑发，裹着一条红色围巾，看不出是男是女。

　　我把门带上的时候，这位高个子转过身来默默地打量我。他打着蝴蝶结，脸上露出上流社会人士的神情，他还长着一只傲慢的贵族式的鼻子。他瞧了我一会儿，有点犹豫不决，最后他咬了一下嘴唇，定过来伸出细长的白手。

　　“我叫迪·巴恩斯托克，”他的声音像唱歌，“非常愿意为先生效劳。”

　　“您真的是迪·巴恩斯托克本人？”我肃然起敬地捏着他的手，并且问道。

　　“是池先么一点不错，”他说，“请问尊姓大名？”

　　我向他介绍了自己的身分，感到有点不大自然。要知道像他这样的人不可能不隐瞒自己的收入，偷税漏税是家常便饭。

　　“妙极了！”巴恩斯托克忽然抓住我的翻领“唱”起来，“哪儿弄来的？”他转过头对布柳恩说，“我的孩子，你瞧，真是妙极了？”

　　他的手指捏着一朵紫丁香花，还嗅得出一股紫丁香花的气味。尽管我不喜欢这种把戏，但我还是有意鼓掌叫好。沙发上的年轻人张开小嘴打—个呵欠，把一只脚踏到沙发的扶手上。

　　“是从袖子里拿出来的！”年轻人用低哑的嗓门宣布，“这太平常了，叔叔。”

　　“是从袖子里拿出来的！”巴恩斯托克伤心地重复一遍，“不，布柳恩，把它当戏法看就太肤浅了。但愿像你说的那样，这是件平常的事，对这样不值一提的小事，格列泼斯基先生这样的行家心中有数。”

　　他把紫丁香平放在手掌上，皱起眉头看它，接下去花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张着嘴，摇头，说不出话来。

　　“您滑雪的技巧很捧，格列泼斯基先生，”他说，“我是从窗子里看您滑雪的。应当说，我得到了一种真正的满足。”

　　“看您说的，”我含糊地说，“是这样，我有一个时候跑过……”

　　“叔叔，”沙发上的人忽然站起来，“您最好给我一支烟。”

　　巴恩斯托克这才醒悟过来。

　　“对！”他说，“让我介绍一下，格列泼斯基先生，这是布柳恩，我那亡兄的唯一孩子……布柳恩，来，我的孩子！”

　　年轻人不情愿地离开沙发走过来。这孩子的头发很密，是个女人，但也许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扎着牛筋的腿又细又长，这是男孩，但也可能完全相反，是道地的女孩。带风帽的上衣又比实际的身材大了３码。一句话，我宁愿巴恩斯托克把他亡兄的孩子直截了当地说成侄儿成侄女，也不愿意在这里胡思乱想。

　　年轻人朝我微笑，伸出一只粗糙的伤痕累累的手。

　　“我们吓了您一跳，是吧？”年轻人哑声说，“就在那条路上……”

　　“我们？”我重复一句。

　　“对啦！当然不好说‘我们’。要说我和一匹劣马。这马会……我把马眼睛全蒙上啦！”年轻人对叔叔说。

　　“这不是劣马，是摩托，”巴恩斯托克亲切地对我解释，“一部胡闹而又危险的机器，最近两年它一直慢慢地折磨着我，我觉得总有一天它会把我送进棺材。”

　　“真想抽烟。”年轻人想起来了。

　　巴恩斯托克摇摇头，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在他重新把手合起来后，他的手指之间已经夹了一根点燃的香烟，他把烟递给了年轻人。年轻人吸了一口，又调皮地唠叨涝叨起：“又是一根带过滤嘴的……”

　　“您跑了一阵，大概想去淋浴了，”巴恩斯托克对我说，“马上就要开午饭了……”

　　“不错，”我说，“我当然要去。再见。”

　　走廊照旧是空荡荡的，远处照旧传来枯燥的桌球撞击声，淋浴间的门也照旧反锁着。我在房间里胡乱地擦了把脸，换好衣服，就夹着烟卷倒在沙发上。

　　走廊中一阵尖叫和笑中带哭的声音把我吵醒了。我跳了起来。就在这时候，有人敲门了，传近来卡依莎的声音：“开饭了，大家请吧！”

　　我穿上皮鞋就朝走廊外走去。但是我一出房门就怔住了。

　　对面房间的门开着。一个青年人用脚掌顶着门框一边的嵌板，再用背部顶着另一边的嵌板，就这么悬在空中。他从上面向下看着我，朝我行了一个军礼。

　　“您好，”我说，稍停以后又问，“要我帮忙吗？”

　　他马上像猫一样轻盈地落到地板上，又向我行了一个军礼，笔直地在我面前立正。

　　“我很荣幸，探长，”他说，“请允许我介绍，我是上尉西蒙·西蒙纳，搞控制论工作。”

　　“请随便点。”我说，我们握了握手。

　　“其实，我是物理学家，”他说，“搞控制论就等于把我当平常的步兵使用。这很可笑！”他突然发出一阵可怕的、笑中带哭的声音。

　　“您刚才在上面做什么？”我克制住自己的惊恐。

　　“锻炼，”他回答，“因为我是登山运动员……”

　　“这么说，您就是那个死去的登山运动员了？”我挖苦他，但马上就后悔不已，因为他又发出了令我毛骨悚然的笑声。

　　“不坏，这故事的开头不坏，”他哺哺自语，擦了擦眼睛，“不，我可是个活人。到这里来是为了攀登陡坡，可是怎么也爬不上去。周围全是雪。所以我练习爬门、爬墙……”他突然不讲了，停了一会儿，又握着我的手说，“老实讲，来这里是为了消遣。我已经４年没有假期了。这次是医生开的病假条。”他又大笑起来，但是我们已经走到餐厅了。

　　餐厅很大，有５个窗户。中间有一张椭圆形的桌子，能坐２０个人。巴恩斯托克和他亡兄的孩子已经入席了。他文雅地用银勺舀着肉扬，一面用责备的眼光瞅着张大胳膊狼吞虎咽的亡兄的孩子。

　　桌子一头坐着一位我没见过的太太——一位叫人神魂颠倒的绝色美人。说不清是２０岁，还是４０岁，雪白的脖颈、又长又密的睫毛、半张半合的大眼、高而蓬松的头发。毫无疑问，这位高贵的王后就是摩西夫人。这样的女人，我过去只能从畅销杂志和豪华巨片中看得到。

　　老板捧着托盘，绕道桌子向我走来。

　　“这位先生是上过战场的！”他宣布，“请多吃点，多喝点。”

　　我有点不好意思，自己拿了几个油橄榄和鱼子酱。后来我瞧瞧老板，又拿了点泡菜。最后我看了看高脚酒杯，把半个柠檬弄碎和鱼子酱混在一起。餐桌上的人全望着我。我端起酒杯，一口气倒进嘴里。

　　老板赞许地点头咂嘴，西蒙纳也点头咂嘴。

　　摩西夫人则用清脆的嗓音说，“啊！这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摩西夫人！”老板说，“请允许我向您介绍格列泼斯基探长。”

　　摩西夫人的头发微微动了一下，漂亮的睫毛扬起后又垂了下来。

　　“这位是格列泼斯基先生！”老板说，“这位是摩西夫人。”

　　我朝她点了点头。很遗憾，老板把我的座位排在巴恩斯托克的对面，所以我同右首的摩西夫人相距太远；同样遗憾的是，我离左边那位心情忧郁的西蒙纳又太近，这讨厌的家伙随时都有可能暴发出可怕的笑声。

　　桌上的话题由老板引起。我们谈到几个不解之谜，准确地说就是最近旅馆里发生的怪事。

　　巴恩斯托克证实：两天前他的皮鞋失踪了，直到傍晚，才在陈列室里找到。

　　西蒙纳压低笑声说：有人偷看他的书——其中多半是专业书籍，还在书上写了眉批——眉批多半是文理不通。

　　老板也激动起来，他介绍了今天发现烟斗和报纸的经过，还补充说，每天夜里都有人在屋内走来走去。他这是凭耳朵听出来的；有一次，他甚至还看到一个白影从大门穿过前厅溜到了楼梯口。

　　摩西夫人对这些消息的可靠性丝毫也不怀疑，她还补充说，昨天夜里就有人从窗子上偷看过她。

　　巴恩斯托克也肯定说有一个人总是走来走去的，但他本人认为：绝不会是善良的卡依莎，因为他在任何时候都得凭确凿的证据说话。

　　老板接着指出：卡依莎倒是完全可以排除。

　　西蒙纳对这些说法都不以为然，好像他每夜都睡得很死，对什么都没有听到似的。但是他也两次提到自己的冰鞋总是湿漉漉的，似乎有人在夜里用他的鞋在雪地上跑过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