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陈：我不认为学界像你描述的这样灰色，我认为现在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成熟。我们《原道》追求的目标是有些特殊，但绝不是你讲的堂吉诃德精神，更不是要文学家去写才名垂史册。我向来反对把它夸大或贬低。不过，这番议论倒可以说明你一点都不后现代。

李：我当然不后现代。但我从后现代那里接受了很多东西。

陈：你可要知道，在我们《原道》创刊的1994年，当时出来多少刊物啊!现在呢?差不多就剩下《原道》一家了!

李：但你们也是断断续续啊，而且印得一塌糊涂，没有校对，错字成堆，把我的文章落了一大段，乱七八糟，不过我不计较。

陈：哈哈哈!你要知道，我们没有钱啊!我一个月才二千块钱的工资，而且都是我一个人搞，我能搞得过来吗?而且，如果说我这个人有什么不适合做的事情，那就是校对了。

李：我看并不止于校对。

陈：还有什么?讲明白。

李：比如我说过，如果每辑都坚持发表我不经删节的文章并放在头篇的话，水平和影响就会好得多。

陈：那是因为我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呀!

李：我看还是前面讲的胆和识的问题吧!

陈：这才是李泽厚!话讲得精彩、深刻，还有趣。

李：不是精彩、深刻，只是准确而已。但是，只有启蒙情怀和责任感也不行，要避免流于空洞，要研究怎么样去落实。要落实就要研究一些具体问题，这也是我现在感兴趣的，如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等等。

陈：那是当然。我虽然是搞传统的，但还是面向现实的，也是接纳西方的。现在很多搞传统的就是原教旨主义，完全反现代，比新左派还反西方，把儒学的振兴跟中国的民主政治和现代化事业对立起来。我主张即用见体，由此走出一条东方式现代化之路。

李：我是“听其言观其行”，孔老夫子的教导嘛。我关注的是历史前行的悲剧之路。

陈：今天在书店看到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送你了吗?

李：书太大，看了与我有关的三节，即第一章的1、2、3节。这可说是第一部接受我的巫史传统说并加以具体论证先秦儒学、孔子和汉代的中文文献。因此我非常高兴。又如，我只是简单说了原典儒学是礼乐论，汪晖则作了详细论证。虽然并未明说，汪书是彻底反对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以心性来作为儒家自孔孟到宋儒的精髓命脉的。这当然大合我意。至于他批评我不应讲“理性化”，那只是次要的语词使用的问题。他用的是马克斯韦伯等人西方意义上从中世纪脱魅走向世俗的严格含义。我用的只是一般宽泛的含义。上古当然没有什么从中世纪走向世俗之类的问题。这不重要，在这里说明一下就行了。

陈：我觉得你挺在意的。但汪晖接受似乎并不足以证明你讲的那些东西就如何如何吧。新儒家对儒学史做的判教工作有很强的宗派性，从来就没有被作为共识接受。你总是以它来作为自己潜在的立论对象，倒真有几分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的味道。——听说你又不支持新儒家，而支持什么新法家了。为什么?

李：这一说法不准确。我从来不支持港台现代新儒家。所谓新法家，我说的是如何可能实现新一轮“儒法互用”，即把西方的三权(加上“舆论”可能是四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原理、体制，结合中国传统(包括大传统和革命传统)转换性地创造出一系列新形式。而绝不是新儒家如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开出民主自由或蒋庆的公羊学。我讲的是政治上的“西体中用”，即新儒法互用的问题。

陈：儒法互用?苟子有点这个味道。但准确的说，他似乎应该是礼本法末，不是孔子的抑法崇礼。儒家真正主政的时候都是这样。比如大历新政时的苏绰、卢辩，就都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实践者，，法律的儒家化由北朝开始，就是通过他们。现在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也开始从学术和思想上重视本土资源和立场了——这就是我讲的现在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成熟的具体所指，你对这一倾向的前景和成就有何期待?

李：为什么这一趋势不发生在十年或二十年前?这似乎证明了我的吃饭哲学。由于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国力开始强大，使知识分子对本土资源有了信心，不再是刘晓波当年叫喊“彻底砸烂传统”“宁愿做三百年殖民地”而可以博得一片喝彩的时候了。吃饱了饭就有了底气，就感觉到自己不必俯仰因人了。我这吃饭哲学一直被批为“庸俗”，前有刘小枫，后有刘纲纪，都是朋友。但我一点也不感到吃饭“庸俗”。我想任何高人雅士、任何伟大的宗教家哲学家都得吃饭。因而一面吃饭，一面又认为把吃饭与哲学连在一起就庸俗，我觉得不可理解。已说多了，言多易失，误伤好人。不讲了，到此为止。

陈：从吃饭哲学和文化趋同看，你简直成马克思第二了。虽说吃饱了饭就有底气是普遍现象，但《原道》继承的中体西用，可是已有上百年历史了啰!好，到此为止。

侯宝林先生———个极其严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