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节

界元老的张威廉排除在外，而取以中国文学史家名显、作为门外的刘大杰为代表，这样的判断，没有一定的“反省意识”与“拷问立场”，又如何敢轻易罗列?至于一代代学人的代际传递与历史功过，又该如何“审视拷问”?时为国际一流学者的欧尔克，作为汉学家的卫礼贤，长期执教北大德文系的洪德生，外来人的功绩得失，如何鉴别?杨丙辰的游走于北大、清华之间，作为第一代师长，又应该如何评价?至于第一代的学生，诸如本土学成半途向学的张威廉、德国归来德语精深的商承祖、日后清华毕业留学哈佛的杨业治……这些都是我们曾经顶礼师之，甚为尊崇的前辈学者啊!有些更是老师的老师的老师!

然而，我们不得不问，百年沧桑，德语文学一学科在现代中国的坎坷发展历程，为什么竟然如此“步履维艰”?排除去经常为人引用的“战争创伤”、“政治干扰”、“经济条件”诸因素之外，学术成就本身的“花果飘零”，确实是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这，暂且置而不论。对于现代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先行学者们来说，后辈不得不追问的一个问题是：规范为何迟迟未能建立，准则为何久久未获公认?如果说第一代人还不得不在开创期的“传统”与“现代”之间苦苦挣扎，甚至更多地依赖于国外本身的指导与范式的话(也有本学科的特殊性)；那么从异国留学归来，尤其是在名校之中获得博士学位的学人，又如何能辞其咎?我至今不明白，能做出相当工整规范的德国式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先贤，如陈铨，如冯至，他们究竟是不能为，还是不愿为?他们在归国之后，都干了些什么?

冯至的本质还是个诗人，他的德国求学路，更多地是随性移情的“自我修养”过程，没有合适的教授就转学他地，自由自在地阅读自由心灵的契合者，尽管最后的论文因了“博士头衔”的考虑而研究的是他本人性情气质并不甚为契合的诺瓦利斯，尽管他的博士论文导师是他颇不以为然的布克教授，尽管他的论文写作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于德国朋友的帮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篇博士论文在学术史上是有所贡献的，至少，通过这一论文写作的过程，冯至是获得了在德国也得到承认的“入场券”的学术资格的。我们至少可以说，冯至若能将他在德国所受到的严格学术训练继续“发扬光大”，对于现代中国正处于建设期的德语文学学科而言，意义莫大焉!因为，他不但是科班出身归来的“少壮派”，更具有烫金的“洋博士”资格；然而，冯至沉默了，他先就职于中德学会，后受聘于同济中学，直到抗战时代才成为了西南联大的德文教授，虽然教的只能是公共课(因为彼时不设德文专业)。《歌德论述》虽然不乏独到的观点和精彩的议论，然其中颇多演讲类文字，仍不能算是严格意义的学术研究，与他在德国那篇《自然与精神的类比是诺瓦里斯作品中的文体原则》的博士论文相比，学术上的差距是不难看见的。

陈铨的本业是英文，后来在美国而转向德国文学，多半是兴趣使然。但这决不妨碍他1933年留德归来，就在母校清华获得了教授聘职。在1937年后的西南联大时代，他也同样是名声显扬的德文教授。可是，陈铨的贡献如何呢?他的一大贡献，就是将其在德国基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翻译出版，这部由《德国文学中的中国纯文学》翻译而来的《中德文学研究》，出版于1936年，成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性著作之一。然而，与冯至不同的是，在清华的陈铨，执教于德文专业，是完全有可能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建立有所贡献的，无论是引进新思路、莫立学科制度，还是寻找旧传统、梳理学术史，都有太多的事可以做。然而在这方面，我们未曾看到陈氏的贡献。等到了西南联大时代，虽然与冯至同任德文教授，但此时的陈铨，显然别有关怀，抗战时代的凌厉号角，已使他难以在专守作为学人的书斋清静，而更以战国策派的重要代表出现在抗战文化的大幕之中。

冯至、陈铨无疑是中国德语文学学科那代人中最优秀的人物，他们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大。但如果考量百年来的学科史成就，我们会遗憾地发现，经由他们参与创建的传统，其实有诸多值得置疑之处(其中当然有时代背景的原因，甚至很大，但此处存而不论)。学科规则之未能奠立，是为其大者。从“俯视”的角度来看，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或多或少对此都有所牵制，无论在精力、时间和思维角度方面，都必然对作为纯学术的一面有所影响；但此点并非致命性的，陈寅恪也写得一手好诗，钱钟书更是做小说的能手，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学术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是冯至、陈铨们的学术史与学术前沿意识，都不浓烈。德语文学作为一门专业性“学科”，其实远未得到足够的关注。从本质上来看，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起点并不低，北大创办德文系时，就请来了作为德国文学专家的欧尔克为教授，说是与对象国的学术前沿接续了关系可能并不为过。但从之后的发展来看，我们的学科建设并没有真地建立在这样一个高平台上。

前贤已矣，如此强调“居高临下”，决不是为了“苛求古人”，而是提醒自己，不要再走人如过去那样的“盲目崇拜”状态。前贤的成就与贡献，当然必须充分肯定，因为这本就属于我们必有的“学术传统”的那一部分，“高山仰止”也是我们常有的心态；但却也决不能以此而“画地自牢”，要想有所超越，走出前人的藩篱，就必须有研究视角上的“俯视”态度，有审问之功，有省思之能。这样，才能推进学术本身的演进过程。这一点，其实也不仅表现在学术史的研究上，对其他研究对象可能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我也在思考，对待我目前正在进行的另一条路径的研究，即对德国古典时代的那批人，究竟该持怎样的态度?毕竟，与中国不一样，德国古典时代是一个人类文明史上最辉煌光明的文化时代，歌德、席勒这些人物，无论如何是人类史上最具光环和魅力的人物，一不小心就容易陷入到“崇拜者”的陷阱中去。所以，如何保持距离，甚至取出后来者的“俯视”目光，都是对研究者严峻的挑战。

目前国内学术界、翻译界和出版社界在学术译著的规范方面仍然处于非常繁芜的状态之中，虽然由于学科的不同以及外文原著本身在语种、体例等诸多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学术译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有一个统一的规范，但是就一些常见的问题和处理办法展开一些讨论，进而达成大致的共识还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鉴于《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英]昆廷·斯金纳著，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在规范方面存在的问题相当典型，因此本文想结合这个中译本出现的失误，略陈管见，欢迎方家同人不吝批评、回应。

专有名词和术语的夹注问题。笔者认为，在学术译著中，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尤其是较为生僻的专有名词)和作者着意强调或者具有特殊含义的术语在文中首次出现时，以夹注的形式附上原文是非常必要的。其理由大致如下：(1)于读者，可以方便查对和引用。对于较为生僻的专有名词和存在译名争议的术语，异名同出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2)于作者，可以保留和凸现作者的用心和意蕴，因为作者使用和突出某些术语往往是基于特殊考虑的；(3)于译者，可以留下纠错的空间，译者应当预设自己有出错的可能；(4)而且，这也是目前国内学术译著中比较通行的做法，有些译著(如邓正来翻译的哈耶克的著作)对作者独创或强调的术语甚至是出现一次即夹注一次。

当然，其他替代的办法也可以起到相同的作用，比如：通过译注的形式(即使在译注中，注上原文也是必要的)；而按照国内先前通行的一种做法，可以在书后附上译名对照表(这往往只能解决专有名词的问题)；或者按照目前国内另外一种通行的做法，将原书较为详尽的索引(如果有的话)在保留原文的前提下翻译过来。

就《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而言，本书的正文部分除了极个别不甚重要的地方之外通篇没有加注英文和拉丁文，而且既没有译注和译名对照表，也没有将索引译出，这显然是不妥的。一方面，书中有许多一般读者所不熟悉的专有名词和术语，如奥斯本(Osborne)、尼维尔(Neville)、尼德汉姆(Nedham)等人名，《一个崇高的自由国家》(The Excellency of a Free State，也许译为《一个自由国家的优点》更为恰当)、《国王和行政官的占有物》(The Tenure of Kings and Magistrates，通译《国王与官吏的职权》)等书名，以及virtu(它决不能简单地译为“美德”)、obnoxius等至关重要拉丁名词；另一方面，在一些紧要之处和关键术语上，由于译者没有附注原文，结果导致作者的原意受到扭曲或者没有得到很好的再现。比如，译者将本书的核心概念“neo-roman theory／view of liberty"译为“新罗马法理论／自由观”，这显然是不妥的，因为作者没有突出罗马法的意思。

又如，在中译本第12页的正文和注释3中，译者将“civil society”分别译为“公民社会”和“市民社会”，由于没有附注英文，所以读者肯定会认为作者原来使用的是两个不同的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而且作者这里根本无意在“公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做出区分(这是现代政治理论在国家—社会之间坚持三分法的结果)，而只是想区分十七-十八世纪西方政治思想中的“政治社会”(即与无政府的“自然状态”相对应的存在政府的社会，也有人主张译为“文明社会”)和十九世纪以后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但不管这些译名存在什么样的争议，最稳妥的办法也许就是附上原文。

边码和索引问题。笔者认为，学术译著(尤其是征引率较高的名著和其他比较重要的学术著作)制作边码是很有必要的，它有利于读者查对原文(毕竟国内已经开始逐渐具备查对原版著作的条件)，也有利于国内、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我们知道国外的学术著作即使出版修订本也非常注意尽量保留原版的页码)。虽然边码的制作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排版等方面的原因也肯定会导致一定的出入，但它需要译者和出版者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才能实现边码的功能。不少学者抱怨，现在有许多译著的边码与原著的页码相差太大，根本无法查对，这显然背离了译者和出版者制作边码的初衷。

与边码相关的问题是索引。索引的编制有好多种形式：可以是译者(或编者)重新编制的(基本上是以汉语拼音排序)，也可以保留原著的索引(多是英文字母排序)；索引的页码可以是中译的页码，也可以是原著的页码(即边码)。

很遗憾，《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没有制作边码；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它居然在没有编制边码的情况下用原著的页码来“制作”索引(实际上就是图省事，直接把原著的索引照搬过来)，这显然是极不规范的做法，译者和编者对此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注释和参考文献问题。由于外文原著的注释情况极为复杂，这里只就国外学术界比较流行的注释标准和国内译著中出现的问题简略地谈一点看法。目前国外学术著作中采用较多的引文性／引证性注释标准是所谓的美国现代语言学会格式标准(MLA)和美国心理学会格式标准(APA)以及哈佛标准(The HarvardSystem)，这些标准大同小异，引文信息采取如下形式出现在相应的句子或段落之后(夹注、脚注、尾注依不同情况而定)：作者名、文献刊行年份(同作者、同年份的文献下标a、b…区分)和页码，例如：Rawlsl971／Skinnerl998a(b…)，p．x／pp．x-y；在文章或著作最后再附上详细的参考／征引文献信息(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列出)。笔者认为，这种注释标准虽然不无缺点，但它的优点也是很明显的：它将说明性注释和引文性/引证性注释区分开来，并且显得简洁明了。

问题在于中文译著如何处理这种形式的注释呢?目前国内大致有三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保持原来的形式不做任何处理(相应地保持其参考文献的原来形式)；第二种办法是翻译成如下的形式：“罗尔斯1971年的著作，第x页”或“斯金纳的著作(1998a，第x-y页)”，并在参考文献中做相应的处理；最麻烦的则是第三种，即将其一一转换为作者、文献名、出版社(或期刊名)、出版年份和页码这种我们较为熟悉的形式：“罗尔斯：《正义论》，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第X页”。在这三种办法中，笔者倾向于第一种，因为这样做比较简洁，便于读者直接查对和进一步检索文献。原著的参考文献当然需要保留(不过国内有些译著居然毫不留情地把它给删了)，而且一般情况下这些文献大多数都是没有中译本的，所以，不妨不做任何处理地保留。如果译者愿意对其中有中译本的文献做出说明甚至把它们的信息全部翻译成中文，那自然很好。但是，如果略去原文．完全代之以中文，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因为，在缺乏文献中译本和原文信息的情况下，读者根本无法去查阅这些文献。

让我们回到《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中译本上来，译者是如何处理这种形式的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呢?首先，译者把这种注释译成：“罗尔斯的著作(1971，第x-y页)”——单独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在参考书目中，译者却是这样处理的：“RaMs，John(1971)，《正义论》，Cambridge，Mass”(这里出版社的省略是原书的问题，与译者无关)。这种错位意味着，读者根本无法直接查对引文的版本信息，因为并不是每个读者都能把“罗尔斯的著作(1971)”与“Rawls，John(1971)”、“A Theory。fJustice”以及“《正义论》”对应起来。这里在不保留原文的情况下把文献名翻译过来似乎没有必要，因为译者实际上无法保证能够把所有的文献都恰当地译成中文。

特殊形式的处理问题。这个中译本还存在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即原书中为数不少的用以突出重点的斜体字部分(英文著作中的斜体字除了用作强调外，还用于书名、报刊名和非英语语种的词句等)在中译本里没有得到任何体现(通行的做法是用黑体字或加粗字体以示强调)。笔者以为，这样对待原著是极不严肃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

在古希腊史研究中，政体和官制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出版了不少有关著作。不过，这些著作大多没有介绍到中国来。而中国学者中，虽然在有关论著中或多或少涉及这一问题，亦鲜有全面探讨者。在这个意义上，杜平的《古希腊政体与官制史》的出版，值得中国古史学界欢迎。一方面，该书是国内首部系统论述古希腊政体和官制演变的著作。它按照古希腊历史分期，分别讨论了克里特、迈锡尼时期的王权政治，荷马时代的军事民主制，早期希腊的僭主政治，斯巴达的贵族寡头政治，雅典民主政治，希腊化时期的君主制，古希腊思想家的政体理论及对后世的影响等重大问题。为方便读者深入研究，书后附录包括历代执政官(国王)表，古希腊大事年表及参考书目。全书体例比较严谨，有一定特色。另一方面，由于客观和主观的原因，此书也存在一些问题。以下我们准备从资料的使用和学术动态的把握、总体思路、注释和参考文献等方面对该书的得失进行讨论，不当之处，请诸位师长和同仁不吝赐教。

判断一部历史著作的价值，首先是看它对资料的把握和对学术动态的掌握。应当承认，作者在搜集资料方面花了一定功夫，有关的原始文献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大体上进入了作者的视野。在对学术动态的把握上，作者也做了不少工作，在条件非常不利的情况下(从后记看，作者在湖南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史系工作)，搜集到一些最重要的中英文古希腊史著作，脚注和参考书目足资证明。因此，对于作者的努力，我们给予充分的肯定。

不过，我们也必须指出，作者对资料的搜集和对学术动态的把握相当不完善。首先，就古典文献来说，作者搜集到的主要是中译本，其他语种的文献相当少。荷马的颂诗、希腊的抒情诗、色诺芬的《希腊史》、阿提卡演说家的作品等，都不曾或很少在书中得到反映。众所周知，虽然公元前五世纪是希腊历史的极盛时代，但文献相对丰富的，仍然是公元前4世纪。尤其是阿提卡演说家的作品，借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说，是雅典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的渊薮，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西方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出重大努力，先后出版了琼斯的《雅典民主》、汉森的《德莫斯提尼时代的雅典民主》、辛克莱的《雅典的民主和参与》、奥伯的《雅典民主政治中的精英和大众》等重要著作。遗憾的是，除了琼斯的《雅典民主》外，其他著作、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新作，几乎没有得到作者的注意。

其次，考古资料很少得到利用。由于希腊史的可靠文献相对较少，特别是在早期希腊史领域，除了史诗和抒情诗外，几乎没有可靠的文献，因此，凡欲研究早期希腊史者，必须充分利用考古资料。虽然我们不大可能直接利用考古报告等第一手资料，但西方学者在此方面已经做出不少总结性的成果，如奥斯邦1997年出版的《希腊文明的形成》、斯诺德格拉斯1972年出版的《黑暗时代的希腊》和1980年出版的《古风时代的希腊—进行试验的时代》、科德斯瑞1977年出版的《几何陶时代的希腊》等，都搜罗了相当多的考古资料，并在诸如城邦的起源、古风时代的地位等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可惜，这些最新的学术进展，在该书中也没有得到充分反映。

第三，对资料的考证不够周详，尤其是对某些不够可靠的资料，缺少深入、详尽的分析。一般来说，希腊人关于他们的历史的可靠印象，少有超过公元前7世纪的。希罗多德能够追溯的，基本上以公元前7世纪为界。即使是公元前5世纪，有关希波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的历史，也仍有许多空白。公元前4世纪以及希腊化时代的许多文献，其可靠性也不无争论。所以，我们在使用这些文献时需非常谨慎。但是，作者在引用有关资料时，很少加以辨析、考证和比较，好像所有资料都是档案文献或者信史。最典型的例子是有关德拉古立法的叙述。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中有关德拉古政制的记述，学者们已经根据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以及《雅典政制》本身的记载，认定其完全是伪造。有些学者甚至认为，所谓的德拉古立法，很可能仅涉及杀人罪。可是作者对此似乎没有任何怀疑，将《雅典政制》的有关记载几乎全盘照搬。关于雅典早期废止王政、设立执政官的传统，大概出自公元前4世纪阿提卡史家们的编造，至少没有充分的当代文献依据，作者也不加任何分析，一律接受。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英国学者希格尼特在其《公元前5世纪以前的雅典政制史》中，对这些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讨论，该书在杜著的脚注中也出现过，但不知何故，有关观点竟没有引起作者的注意。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该书第8页竟然把亚里士多德关于古典时代克里特科斯摩的论述，当成克里特文明(爱琴文明)时代的制度，无端将其提前了千余年。而该书第145页把泰利斯、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等人的思想文化成就都与雅典民主联系起来，更令人匪夷所思。

第四，因为对资料和研究动态缺乏充分的把握，在某些观点上，不免有值得商榷之处。诚然，在不少问题上，该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有些不乏创新，如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性，该书将之分为两个维度，一种是“民主政治的社会局限性”，一种是“民主政治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但总体上看，大多数时候沿袭陈说。如关于荷马社会在希腊史上的地位，该书仍沿袭传统观点，将其作为军事民主制对待。但在国外，美国学者拉夫拉博、莫里斯、英国学者奥斯邦等都已经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做出了新的论述，认为希腊城邦实际上在荷马社会已经萌芽。在国内，黄洋1997年发表于《世界历史》第4期的文章，也已经证明，荷马社会不仅与迈锡尼社会之间有一定继承性，而且开启了古典希腊城邦的先河。有关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民主问题，国内外学者也有不少新的论述。对雅典民主自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不断衰落的观点，批评尤多；关于雅典人民领袖作用的估价，也有重大修正。芬利在《雅典人民领袖》一文中，更反对以伯里克利为界将雅典政治家划分成两个本质不同的群体，认为在雅典那种直接民主制度下，所有政治家，从克里斯提尼到德莫斯提尼，没有质的区别。观点虽然极端，但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杜著的参考文献第54条正是芬利主编的《古代社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