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节

面给美国妇女灌输了这种理想追求。妇女杂志还刊登文章教你如何带孩子管家务，强调杂志的读者应该是在成为一个好的家庭主妇的同时保持美丽和青春。杂志上的广告给妇女带来新时尚理念，最后把读者变成了消费者。十九世纪末，消费主义在美国出现的因素很多，上述只是几个方面。总之，世纪末美国处于一个转折时期，一个消费社会正在逐渐形成。

社会学家凡布伦(THORSTEIN VEBLEN)在《有闲阶级论》里把美国这一时期的消费风用“炫耀式消费”的字眼来概括，广为现在的消费文化研究者所知。假如说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消费主义还是以上流社会“炫耀式消费”为特征的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的美国消费主义则是“大众消费”。“它的出现归功于技术革命”和“三项社会发明”。(贝尔书第113页)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福特主义”(FORDISM)的装配流水线生产。有学者认为美国消费主义始于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在密歇根生产流水线上驶下第一辆汽车之时。(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页)。二十世纪美国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按这位学者的说法“与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规模工业生产方式有着密切联系。”(同上)福特主义创造了工薪阶层消费模式。标准化规模化的大批量生产使工人消费得起住宅和汽车。“一天工作8小时，挣5美元”，福特主义是用这样的口号吸引工人加入消费行列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是这样分析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用提高生活水平的策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大量消费避免了生产过剩，同时社会因消费充裕而稳定。工人因此放弃对“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在葛兰西看来，现代消费主义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再生产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再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同上，第7页)无论怎样，发端于福特主义的美国大众消费文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成了“现代资本主义的核心”。(《消费文化》第97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人因为二战结束对经济前景抱着乐观主义情绪。家庭主妇们认为现在终于可以集中精力经营自己的舒适安乐窝了。电炉子、吸尘器、电冰箱等用具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一下有时间参加鸡尾酒会之类的社交活动了。参加社交活动就得穿着打扮。“迪奥”和“香奈尔”之类的品牌引领着化妆品的时尚。CHARLES JOURDAN把高跟鞋的样式推到极致。类似《读者文摘》的杂志有近50家发行量突破100万份。这些杂志和报纸等媒体把广告灌输给消费的人群，激发他们的消费欲望。人人都以为消费机会是平等的，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是广告商们通过分析人们的消费动机在推行营销策略。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隐藏的诱因》(THE HIDDEN PUESUADERS)一书的作者认为战后的消费主义盛行是广告商们鼓动的结果。这本书提到百老汇一幕剧的场景：主人公的儿子呼喊着“我要的东西很多，简直要疯了……金钱就是生命”(CONSUMERISM，RICHARD ALTSCHULER ET AL，HTTP：//WWW．BCONNEX．NET/CSPCC/DAYCARE．INDEX．HTML)。

电视机走入众多的美国家庭也是战后消费主义盛行的原因。《我爱露西》和《度蜜月的人》之类的电视节目播放着美国人理想中的生活方式。马尔库塞说这时候的美国人普遍具有“幸福意识”：人们“最流行的需求包括{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马尔库塞著《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张峰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转引自陈昕著《救赎与消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87页)所有的人在汽车、房屋的消费中寻找自己的灵魂。“商品及其流通方式的发展与商品的巨大丰富是形成消费主义文化的重要经济基础。”(杨魁、董雅丽著《消费文化——从现代到后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05页)商品广告和信用消费给美国人带来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价值观。分期付款改变了人们的消费观念。电视等大众传媒“顺应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美国消费热潮的到来提供了充分的舆论宣传和引导”(杨魁书，第109页)。经济发展刺激了消费，消费欲望使“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瓦解：人们不再认为勤俭持家是美德了。新的文化意识形态是消费而不是节俭。劳动与积累不是目的，只是消费的手段，享乐才是根本。

“人们在休闲、消费和感官满足中接受了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现代消费主义文化悄然形成。”(杨魁书，第131页)

“我们的历史是我们的新闻”

■ 赵明节

《1912～1928：文武北洋》是一本让人拿起来就放不下的著作。

这本书写了“北洋”时期的九位名人，五“武”(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四“文”(杨度、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文武北洋”的书名由此得来。

正如作者所感喟的：“在政治运动阴影里生活过太长时间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对所有历史事件的固定讲述，谁还有心思与机会去自己翻阅或求证一下事实的真相?”(第262页)这是国人的不幸，长期的偏执教育使得历史真相被无情地严实地遮蔽，公众对历史的认知完全附着于主流话语的诱导。“北洋”并非遥不可及的时代，这本书所描述的某些人士，离去的时间甚至只有三十余年，可是，不独如今的青年人，即便是中老年人，绝大多数也已对那段历史以及演绎那段历史的重要人物感到遥远、隔膜、恍惚，脑海中的印象仅仅是各类教科书中的政治定论，空洞，干瘪，峻言厉色。提起“北洋”，除了由简单、粗暴的教科书结论所形成的空荡荡的恶感，谁还会有活生生的具体感悟呢?

《文武北洋》用自己的观察与思考让大众经受了一次剧烈的冲击，与“定论”迥异，北洋历史的诸多景观全翻了一个个儿，其全貌也由此凸现出前所未有的别样状态。读完这本书，我愣是半天没醒过神儿来……

作者努力于“寻找与发现”，通过寻访北洋时代一些巨子的遗迹(如故居、主要政治活动场所、墓地等)，“以他们的遗迹为平台”，倾吐他对近代史的独特思考与体悟。

作者的“发现”令人耳目一新。这里既有性质比较平常的“发现”，如：袁世凯的老家是项城，他为什么不愿安葬在原籍，临终遗嘱非要选择安阳?袁世凯、张作霖的墓园为什么叫“袁林”、“元帅林”，而不是“袁陵”、“元帅陵”?“四任内阁总理、一任国家元首”的段祺瑞居然是“无房户”?蒋介石为什么对晚年段祺瑞优待有加?吴佩孚突然去世之后，国民政府为什么追赠他一级上将，蒋介石的唁电为什么赞其“大义炳耀”、“流芳万古”?革命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曲调居然是模仿张作霖的奉军的《大帅练兵歌》；章士钊预言：“党人不学，妄言革命，将来祸发不可收拾，功罪必不相偿”；章士钊与李大钊是密友，因为章士钊的推荐，年轻的李大钊才得以接任章氏的北大图书馆馆长职务；“总理无奈书生何”，“北洋时代，智识阶级整体地位真是不得了!”国民党审判陈独秀，陈在自我辩护时不仅阐明反对国民党并非等同于反对国家，因而要求法庭宣告自己无罪，而且还要求赔偿自己在押期间经济上、健康上的损失……更多的则是具有翻案性质的还历史本来面目的良史笔法：“漫长的不辱使命的驻外经历才是他(指袁世凯)走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视野的根本原因”

；袁世凯并未完全同意日本人提出的“二十一条”，在忍辱签定“议决各条”以后，他命人撰写《中日交涉失败史》；段祺瑞任“临时总执政”以后，“立即主持草拟新宪法，召集各路诸侯参与善后会议”，恢复国会，整顿政治，遣散军队，改革税制，增加教育经费，查禁鸦片；段祺瑞向日本人借款，打的主意却是“咱们对日本也就是利用一时，这些借款谁打算还他呀，只要咱们国家强起来，到时候一瞪眼全拉倒……”；“三一八”事件背后有苏联人的阴谋；“反动军阀”吴佩孚竟然是一个民族气节极重的硬汉子，一生坚守“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苏联人在帮助孙中山和中国国民党之前，最先看好的代理人居然是吴佩孚，李大钊奉命与吴佩孚联络以洽谈合作；张作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当着日本人的面，张作霖笑骂：“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孙中山与张作霖关系良好；病危之际的孙中山满怀忧虑地告诉张学良：“你们东北地处红白两个帝国之间”

；整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中共的绝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是共产国际的特使们秘密带来的；大革命失败，中共领袖陈独秀一点错都没有，“恰恰是因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不得不执行了‘远方’的‘英明领导’，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类似这样的精彩“发现”，不胜枚举。

我们拣几个重大问题来看。

其一，袁世凯是否“窃国大盗”?

武昌首义之后，不独清政府、外国势力看中了袁世凯的能耐，就连湖北军政府也瞄上了袁世凯，认为他是推翻清廷的第一人选，黎元洪亲自致信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其他革命党人也纷纷致电，促袁“回旗北上，犁扫虏廷”，并许以归心：“汉族之华盛顿唯阁下是望。”很明显，时人深知袁氏的能量，并充分认识到推翻清廷绝非指顾问事，非袁氏出来大显身手，“革命”成功必然大费周章。

袁世凯出山以后，果然一切顺遂。革命党人也信守承诺，在选举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时，代表十七个省的十七位议员无一例外地投了袁世凯的票。袁氏以全票当选，其受信任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孙中山——此前选举临时大总统时，孙中山才得了十六票!怪不得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向袁氏如此祝贺：“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唯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

后来，孙中山、黄兴应袁氏之邀，分别到北京与袁氏共商国是。多次晤谈以后，孙中山感慨不已：“今日之中国，唯有交项城治理。”黄兴也认为袁氏“实为今日第一人物”。孙、黄可不是轻易许人的，既然他们如此论断，我们有什么理由怀疑袁世凯获得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呢?

其二，黎元洪是个怎样的人?

按照现行历史教科书的描述和权威工具书《辞海》的记载，黎元洪是一个小丑式的人物，因缘时会，他莫名其妙就成了辛亥革命领导人，继而一再侥幸，由鄂军大都督而副总统、而总统，然后又因“府院之争”而不敌段祺瑞，灰溜溜地下台。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大致就是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