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罪

　　我来这儿时本来就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估计他可能会敷衍、推诿、说一些不疼不痒的官面话，但我没想到他的拒绝是那样干脆，那样大义凛然：

　　“郭秋云同学！”他提高声音，正色说道，“我知道你和颜夫之是街坊，知道你和颜哲要好（这两个字加了重音），但你该想想，你这会儿的要求是出于什么阶级感情！”他痛心疾首地说，“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来提出这样的要求，你真该警惕了，该认真想一想了！”

　　我让他呛得哑口无言，苦笑着退出去。

　　我没再到批斗现场，一直在校园僻静处转。心里郁闷不解――本来我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为啥在他的“义正辞严”面前却处于道德上的劣势？我转到前院的树林。北阴一中是有百年历史的老校，至于房屋建筑的历史更早，原是一座有名的寺庙，名字叫东大寺。校院内有很多参天古树，栖息着从远处河边飞来的白色水鸟。每当夕阳将坠时，众多白色精灵啼啭着，结队从蓝天上滑过，真如仙景一般。有时大风过后，地上会掉下来鸟蛋和雏鸟。鸟蛋当然是摔碎了，你只能对着惆怅一番。有的雏鸟倒安然无恙，在地上一声接一声地哀声鸣叫。有两回我曾求学胥哥爬上树，把雏鸟送回鸟巢。学胥哥从小是爬树好手，真难为他，这么高的槐树他真的爬上去，把雏鸟送回窝，自己几乎惹鸟的父母啄了眼睛。

　　其它学校的学生很羡慕我们的环境，说：黎明和黄昏时分，在绿荫之下和鸟啭声中读书，那该是何等的福分。58年大跃进时有人曾想砍这些树，当时的校党委书记说：这些古树是学校的魂，谁砍树先砍我的腿！总算把这些古树保下来了。文革后期修焦枝铁路又看上它们，要用来做枕木。这时老书记仍在学校，但被打倒后失了锐气，不敢阻挡了。这些巨树全遭了厄运。这是后话。

　　我在幽静的树林里独自彷徨。此刻学校里好像到处弥漫着高能电子，弥漫着狂燥亢奋，弥漫着撕咬和嗜血的欲望，即使在往日的“仙境”里也能感受到这些。我没想到青梅竹马的学胥哥会变成这种人。也没想到温文尔雅的万家声会显出嗜血的这一面人性，我想连他本人都没想到吧，这种兽性和空灵静雅的《春江花月夜》如何能共处于一个心灵？后来，当工作组和老文革垮台后，学生中的打人凶手并没有被认真清算，更没有人主动表示过忏悔。据我所知，唯一真心忏悔的人是万家声。他同宿舍的男生说，那段癫狂期过去后，他曾在很长时间里彻夜不眠，绕室彷徨，自言自语。他对最亲近的朋友说：

　　“我真不能理解，那时我咋会变成这样一只疯狗！只能说是疯了！”

　　万家声后来很胆怯地找我，想通过我约见颜哲，对自己的行为做出忏悔。我很感动，立即向颜哲做了转达。可惜颜哲坚决不见。他听我说了之后，沉默了很长时间，目光阴沉地盯着地面。最后抬起头说：

　　“我不见。要是我爸妈虽然受尽苦头但还活着，我大概能原谅他，现在不行，我做不到。秋云你告诉他，我不会单单记他一个人的仇，但我和他之间没什么好谈的。”

　　我很替万家声惋惜。我觉得颜哲过于褊狭，不够宽容。毕竟那时万家声只是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而且关键是他确实真心忏悔了，是我校那么多打人凶手中唯一真心忏悔的！我觉得这非常难能可贵。但我不敢劝解，我无法苛求一个死了双亲的受害者。父母双双横死后颜哲几乎崩溃，一个人钻到颜家大院里不出来，不吃不睡。那一段，我妈和我每天泡在那个院子里陪他，吃饭时硬拉他到我家。在我全家的多方慰解下，他总算逐渐走出了那团阴影。可以这样说，在那场不幸发生时他已经死了，半年后才死而复生。后来他也参加了学生组织，心态慢慢恢复正常。直到现在，我从来都小心翼翼，不敢在他面前提及他父母，只要一提，他心上的伤口就会被再次撕开。所以，他不愿见万家声，我真的无法劝解。

　　我尽可能委婉地告诉万家声，颜哲最近不能见他，那一刻我看到，万家声的眸子刹时变得黯淡了，低下头踽踽地离开。我非常同情他。正是看到了颜哲的褊狭，后来我一直不敢坦白我对他父亲所犯下的罪孽，这是我终生的憾事。

　　我在校园里转了很久。直到深夜，校园里的“杀气”才有所平缓，亢奋一天的学生们显得比较疲惫，三三两两地回宿舍。黑帮们也被押回牛棚，继续写他们写不完的检查。我回到女生宿舍时，同学们都已入睡。这正是我的愿望，由于颜哲的关系，我和室友们之间也显得尴尬，常常是没话强找话说，所以我尽量减少与她们的碰面。这时离天亮只有一两个小时了，我懒得脱衣，和衣躺在床上。

　　刚刚朦胧入睡，忽然听到急骤的钟声，高音喇叭喊着：

　　“所有愿意革命的红卫兵，立即到大礼堂去！立即到大礼堂去！“

　　同屋的女生们被惊醒，连忙穿上衣服，脸也不洗，匆匆往外跑。我因为没脱衣，第一个跑出去。刚走到大礼堂的墙外，就听到里边撕心裂肺的哭号。时值深夜，我睡意未消，忽然听到这样凄厉的哭号，真令人不寒而栗。我走进去，是庄学胥在哭，手里举着一张主席的宝像。他过份悲痛，哭得直打噎，边哭边控诉。我好容易才听清是怎么回事：原来他说这张主席画像是大毒草，其中暗藏着对老人家的恶毒攻击，在背景上可以看到隐含的两个字：暴君。

　　庄学胥在这方面的嗅觉确实灵敏。不久前，他在《一颗红心向着党――谈建华日记摘抄》那本书的封面上就发现了阶级斗争的动向。谈建华是当时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典范，他死后其日记被广泛宣传，我们在文革前看过多少遍了，从没发现什么。但经庄学胥提醒，仔细看看，封面上谈建华画像的膝弯处确实藏着两个小字：小丑。这两个字藏得很妙，但一经提醒，人人都能认出来。

　　那时我们立即联名向出版该书的人民出版社写了揭发信。不久那边回信，说这本书的美编已经被揪出来，正在批斗。他们一再感谢我们，感谢革命小将的革命警惕性。为此庄学胥和我都曾得意了一阵，把我们的独特发现到处向人夸耀。不过文革后期有人出来说，那位谈建华确实是个口实不一的小丑，这是后话了。

　　但在这张宝像上，庄学胥所说的那两个暗藏的字很难辨认――我是说，在思维正常的情况下很难辨认，但在今晚特定的气氛下，在被催眠的状态下，我们都“辨认”出来了。庄学胥仍在哭诉阶级敌人对主席的迫害，哭声时断时续。现在，屋里弥漫着高浓度的信息素，那是仇恨、愤怒――不，是悲愤，是“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张孝祥《六州歌头》）。这些千刀万剐的阶级敌人，竟敢把黑手伸向毛主席！悲愤在人群中产生正反馈，自我激励，越来越强（我突然不合时宜地想起，颜夫之曾说过，蚁巢里的信息素会在蚁群中产生正反馈）。不少人也像庄学胥那样痛哭失声，大多数人默默垂泪。人们的眼睛都是红的，是被仇恨之火烤红。

　　几乎所有人在这儿听完哭诉后，都红着眼，去不远的史地生（历史地理生物）教研室。黑帮们押在这儿，革命群众要找他们复仇，根本不管他们与这件事有没有牵连。我也去了。六七个牛鬼蛇神们都被按在地上，头对着头，屁股高高撅起，对着外边，排成一朵莲花。进来的学生们都闷着头不说话，对着他们的屁股和脊背用脚踹，用棍棒打，这种无声的场面更加重了屋里的杀气。黑帮莲花阵中趴着一个女的，后来我才意识到那是颜哲的母亲袁晨露。她虽然早就被揪出，是黑帮中唯一的女性，但其罪行多限于“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划不到政治层面上，所以一直没怎么斗她。袁的主要罪证之一，就是那次抄家抄来的她留学英伦时的泳装照片。那时我们从未见过女人的泳装照片，所以学生们，尤其是性欲开始苏醒的男生们，第一眼看到这些照片，都有震撼的感觉，目光都有被磁吸的感觉。当然谁也不会把这种感觉说出来，说出来的全是言不由衷的批判。不过，多半是由于潜意识中异姓留下的美好感觉，所以男生们一直没折磨袁晨露。但今晚不行了，今晚她也成了复仇的对象。

　　在这群被仇恨烧红了眼睛的人中也包括我。尽管我从未参加过打人，尽管我刚刚冒着政治风险去庄学胥那儿要求制止武斗，但在今晚特定的梦魇状态下，我心中也充斥着撕咬的欲望。我看见那个圆圈阵中有个黑帮不老实，两个人使劲捺他的头，他仍竭力想昂起来。我没有多想，照他屁股一脚踹过去。我用力太大，使他的身体整个向前冲，碰到了前边另一个黑帮的头。捺他头的两个学生愣了一下，手下用力稍松，那人趁机昂起头――是颜夫之，他那时年纪不算太大，也就四十三四吧，但头发白得较早，已经黑白各半了。所以，仅仅看到他的后脑勺，我就认出了他。然后他回过头，额上血迹淋漓，悲愤欲绝地盯着这边。他不会认出我的，血流已经糊住了他的眼睛，他仅能看到一个血色斑斑的模糊世界，只能看到一排互相雷同的狞恶面孔。但即使如此，他的注视也让我打了个寒颤，让我从梦魇中彻底清醒。我不敢多留，立即从这儿逃出去。

　　在那之后的情景我已经记不清了。我的思维被冻结，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转着，脑子中只翻腾着一个念头：我怎么变成了我一向厌恶的打人凶手，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打人凶手万家声到几个月后才清醒，我比他清醒得早，我的梦魇状态只持续了一个小时。我想着“我”的颜哲，想着他慈和可亲的父母（那多像是前生的事情！），想着如果我爹妈知道了我今晚的疯狂，会不会用劈柴棒揍我？又突然想起来：这会儿颜哲在什么地方？知道不知道他父母的噩运？他会不会铤而走险？

　　有了这个闪念，冻结的思维立即流淌起来。我知道该做什么了：找到颜哲，尽我可能去安抚他，保护他，这样才能弥补我的罪孽。我匆匆到各处找他，包括他过去（文革前）早读晚诵时常去的林荫下，还有最近他常一人独在的高三丙教室，都没找到。后来我摸到他的宿舍，那时的学生宿舍都是能住二三十人的大房子。门虚掩着，我悄悄推门进去。

　　没进门就听见如雷的鼾声。不是颜哲，是工作组长宋天明。一高中是北阴地区的运动试点，文革开始后宋组长一直与“革命小将同吃同住”，就住在高三丙班的男宿舍里。宋是南下干部，说话带山东口音，长得像一个心宽体胖的笑弥勒。他是13级高干，这对于文革前没见过大世面的高中学生们来说，几乎算得上是天人了。而这样的高干竟然住到中学生的大宿舍中，真的让学生们很感动。过去我来找颜哲时，常常看到有二三十个学生团团围在宋天明的床前，虔诚地仰望着他，听他讲革命经历。

　　后来，等革命烈火烧到工作组头上时，学生们揭发说，那时宋天明每晚的宣讲中，倒有一半内容是上不得台盘的荤笑话。这让我产生了浓重的幻灭感，其实倒不是对宋天明的幻灭，随着年纪增大，我对男人们，尤其是文化层次较低的男人们张口不离荤笑话，已经看淡了，那是男人的天性，虽然脏，倒也算不上十恶之罪。我的幻灭主要是针对那些虔诚仰望宋天明的学生――既然当时听的是这些肮脏东西，那你们咋能维持住脸上的虔诚表情？能做到这一点儿太不容易了。

　　但颜哲从来不在这些虔诚的听众之中。可能并不是因为高傲，而是因为自卑。他知道自已不属于那个圈子，强挤进去没的让人憎厌，所以也就不去凑群。

　　宋天明睡得很香，赤着上身，摊手摊脚地睡成一个大字，鼾声带着胸腔深长的共鸣。看情形他肯定不知道校园里发生的血腥，当然能良心清白地睡觉。我在门口犹豫一会儿，不愿经过他身边，就折回头，从大宿舍的另一个门进去。颜哲果然也在熟睡。这个大宿舍中只有他们俩人在睡觉，恐怕此刻全校师生中能够安睡的也唯有他俩了。看来，在高音喇叭召唤“愿意革命的红卫兵”时，颜哲清楚自己的身份，没有去，因而躲过了目睹父母被打的悲剧。

　　我悄悄走近他身边，伫立很久，借着路灯透进窗户的昏暗光亮端详他紧蹙的眉头，听着他细细的鼻息声。他眉宇清秀，清秀间透着勃勃英气，我常常无端地想象着，唐朝著名的儒将张巡（他的籍贯就是北阴所属的邓县）大概就是这个面容吧。我觉得他这会儿能够安睡是最好的结局了，虽然明天他仍得面对现实，但至少今晚他不用忍受心灵上的“进行时态”的折磨。我真想摸摸他的手，或者用脸膛挨挨他的脸膛。但我最终没有打扰他，悄悄退出去了。

　　我又在校园里转了一会儿。正是黎明前天色最黑的时候，史地生教研室里的暴行已经结束，牛鬼们被押回自己的屋子，疲惫不堪的学生们一群群回宿舍去。我想我也该回屋了，就尾随着前边的人群往回走。路过女牛棚时，忽然听到屋里有人尖声喊叫，我急忙跑过去。竟然是颜哲的妈妈！我简直不相信，一向慈和稳重的袁阿姨会发出这样恐怖的声音。但不会错的，女牛棚里只有她一个人。

　　那儿已经聚了十几个红卫兵，又有一行人匆匆赶来，为首的是庄学胥。他们围在门口，表情严重地听她揭发丈夫。袁晨露焦灼地说，他们夫妻被抓前曾事先约定，一旦哪个受不了批斗就自杀，另一个听到前者自杀的消息将追随其后。他们事先为此做了准备，都在鞋底藏了保险刀片。为了证实她的揭发属实，她真的从鞋底取出半边刀片。这让周围的人大吃一惊。黑帮们被抓起来时，工作组为防止他们自杀，已经布置学生们进行了彻底搜身，连钢笔、皮带和小手绢都收走了。对这一点，久经运动的工作组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但他们没料到，这对黑帮夫妻竟然把刀片藏在鞋底里。

　　袁晨露近乎狂燥地求告：“我料定他今晚会自杀，肯定会自杀。你们得赶快去制止，晚了就来不及了！”

　　得知这样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后，庄学胥立即带人往男牛棚跑去，我也紧紧跟在后边。等一行人气喘吁吁地跑去，已经晚了。一个人只有四到五升血液，全部流光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男牛棚里一共关着五个人，其余四个这会儿都在地铺上躺着，竟然睡得很熟。虽然他们刚刚经过炼狱的煎熬，但肉体的疲惫战胜了精神的恐惧。颜伯伯窝在墙角，半躺着，似乎也是在睡觉。但我一眼看到，一道血液之河自他身下流出，一直蜿蜒到门口，屋里散发着浓烈的血腥气。我眼前一阵发黑，几乎晕过去。

　　庄学胥把门口的看守踢醒，大骂一通，命令立即喊校医来。校医衣冠不整，心惊胆战地跑来，试试死者的气息，翻翻眼皮，胆怯地说：

　　“庄主席他没救了，瞳孔已经散了，身体也开始凉了。”

　　庄学胥转而大骂颜夫之，骂他“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他暴怒地踢着同屋已经被惊醒的牛鬼，说你们谁还想学他？尽管去死，我撑着你们！但我看出他内心有怯意，他是以厉声咒骂来掩盖自己的胆怯。毕竟这是学校里第一个死人，是在他所激起的歇斯底里的群殴后自杀的。庄学胥骂了一通后匆匆离开，肯定是去找工作组组长讨主意。

　　庄学胥临走看到我，也看到我不受控制汹涌而下的泪水。他狠狠瞪我一眼，走了。走了两步后又回头来命令：

　　“郭秋云你去！看好袁晨露，别让她也自杀！”

　　他特意指派我去，也许这一刹那他在想，此刻派一个和袁晨露有特殊感情的人做看守，她会最尽心吧。我对这个命令没有抵触，匆匆赶到女牛棚。原来的看守是一位小个子低年级女生，已经困得支撑不住，很高兴有人来换班，哈欠连天地走了。袁阿姨一直扒在窗口向外看，心惊胆战地等着有关他丈夫的消息。这会儿看到我，看到我躲躲闪闪的目光，于是她什么都明白了。其后，她的平静出乎我的意外，一句话也不问我，只是抹去眼中涌出的泪水，悄悄退到她的床上，睡了。

　　我默默守在门外，透过开着的门，警惕地监视着她的动静。黑帮们睡觉不许关门的。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来看守她，几乎每次值班时，看到的都是一个不变的场景：她坐在椅子上，头低着，一动不动，默默地写检查，似乎身体与椅子已经连成一体。我发现她脸上不时闪过痛苦的神色，有时悄悄动一下屁股，用不易觉察的幅度捶捶腰眼。后来我才从其它黑帮口中了解到，他们当牛鬼期间，最怕的甚至不是批斗，而是坐着写检查！长期的单一动作，使腰椎间钻心的疼痛，那种剧疼简直能令人休克。还有，腿部下垂的时间太长，都浮肿了，一按一个深坑。学校的牛棚生活连监狱里的放风都没有，唯一的休息时间就是解手。所以，他们对这点时间非常珍惜，甚至可以说，那片刻的享受成了当时他们活下去的唯一诱惑。后来学生们烦了批斗黑帮，把矛头转向走资派，不再逼老黑帮们写检查，而是勒令他们出去干重体力活，劳动改造。黑帮们说：你们根本不知道，那对我们简直是天下大赦呀，我们个个都欢天喜地。

　　袁阿姨的忍耐力非常惊人，比那些男黑帮们强多了。那么多天来，我没听她发出过一声呻吟。当她看见是我单独值班时，也没有利用过去的特殊关系求我照顾她。我当时能做的只有一件事：隔一段时间就带她出去解手，甚至她没提出，我也会主动催她去，而且带她去远处的露天厕所。把她带进厕所时我低声咕哝一声：我在外边，你去吧。这实际上是说：我在门口把风，你尽量在里边多停一会，晒晒太阳，舒展舒展身躯。袁阿姨当然理解我的苦心，每次她从厕所出来，都用感激的目光默默地看我。

　　但我给她和颜伯伯的是小恩惠，犯的是大罪孽。这次颜伯伯自杀，我总觉得原因在我，是他看见我（儿子的恋人！）踢了他，才对人性彻底失望。在我心里，自责像火一样燎烤着，像利刀一样搅动着，折磨得我几乎窒息。我呻吟着，脱口喊一声：

　　“袁阿姨……”

　　这些天来，我不像别人那样喊她“袁黑帮”，但也从没喊过“阿姨”。这次称呼显然出乎她的意外，她从床上起身，疑问地看着我。仓促中我找到一句话：

　　“袁阿姨我没事，只是想告诉你，我爹妈叫颜哲到我家去吃饭。”

　　就像那天颜哲一样，她的眼眶中也慢慢涌出泪水，即使在夜色中，也能看到那两汪闪亮的水光。她用极轻的、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谢谢。”

　　然后缩回床上，很安稳地睡了。

　　后来我很后悔说那句话，我原想让她对颜哲放心的，但也许这恰恰坚定了她赴死的决心――丈夫已经去了，她唯一挂念的是儿子；现在儿子也有人照顾，她可以跟丈夫去了。袁阿姨自杀后，很长时间，我被沉重的负罪感折磨，左冲右突，无法走出这座围城。而且我只能独自承受这样的折磨，不敢对颜哲坦露。我并不是想对他隐瞒自己的罪孽，而是担心性格比较褊狭的颜哲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如果他唯一可以依赖的人原来手上也有血迹，他会不会心理崩溃？会不会彻底自暴自弃？

　　让我负罪的还有一点：在那晚的看守中，我没能制止袁阿姨的自杀。其实这是过度的自责，真正要赴死的人谁也拦不住的，尤其是像袁阿姨这样外表柔媚内蕴刚烈的女人。想想吧，即使在“揭发丈夫”的那个非常时刻，她竟然还思虑周密，只交出半边刀片而留下半边！那时她已经为丈夫的不幸、因而为自己的追随预先做了准备。那晚，我尽管受着负罪感的折磨，仍不转眼地盯着袁阿姨。我敢说我没懈怠过片刻，而她缩在床上几乎没有动――不过割断动脉本来也不需要大的动作。

　　晨色初露时，我忽然奇怪地发现，一大群红蚂蚁从袁阿姨的床下缓缓地爬出来，它们停住了，探头探脑一会儿，再缓缓地向前蠕动。开始的刹那我没明白是咋回事儿，我很奇怪蚁群为什么会夜里出来。忽然我闻到了熟悉的味道儿，是血腥味儿，是我在颜伯伯那儿闻到的血腥味儿。我定睛朝地上看去，那不是红色的蚁群，而是鲜血聚成的水汪，鲜血已经变得粘稠了，前进得很艰难，只有当后来的鲜血越聚越多时，它们才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往前蠕动少许。是袁阿姨的血，那具娇小身体内的鲜血肯定已经流尽了。眼前这一切终于超出了一个16岁姑娘的心理承受极限，我眼前一黑，身体软了，扶着门框溜下去。

《蚁生》 作者：王晋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