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识安仁拜路尘。”潘岳字安仁,他谄媚贾谧,等贾谧的车出来,他望见车尘就拜倒在地。这样谄媚大官的人,却写了《闲居赋》,元好问认为他在这篇赋里,表达了高情千古,好像极其高尚,与他的行为相反,说明从文章里看不出一个人来。因此他提出“心画心声总失真”,是反对杨雄的说法的。
那末杨雄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杨雄又说:“言不能达其心,书不能达其言,难矣哉!惟圣人得言之解,得书之体,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涤之,灏灏乎其莫之御也。”他认为对于不了解作者的人说来,作者的言和书中的用意,他可能不理解。对于了解作者的人说来,懂得作者的言和书中的用意,像太阳照耀般明白,像江河洗涤那样干净,没有比它更明白了。对于了解作者的人,他听了作者的言语,看了作者的文辞,他会从作者的言语和文辞中了解作者的心情。作者说了真话,他知道这是真话,还知道他说真话时的心情。作者说了假话,他也知道作者是在说假话,也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说假话的心情。因此说:“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对于了解作者的人说来,对作者的话或文辞,会从中看到作者的“动情”,感触到作者的心情,所以能分清作者说的是真话或假话,能感触到作者说真话或假话时的心情,所以“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因此,君子的言和书,是真实地表达君子的心和动情,小人的言和书,是真实地表达小人的心和动情,听的人都能知道,并不失真。元好问说“心画心声总失真”,这是对杨雄的话的误解。假使杨雄来读《闲居赋》,就会看出潘岳是热中做官的人,并没有什么“高情千古”了。
再看潘岳《闲居赋》:“岳尝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未尝不慨然废书而叹,曰:‘嗟乎!巧诚有之,拙亦宜然。’”这是说司马安巧于做官,四次做到九卿。自己拙于做官,所以“迁者三而已矣”,三次升官而已,终于除名。从这里看,潘岳感叹自己拙于做官,羡慕司马安巧于做官,并没有什么“高情”。他又说:“昔通人和长舆(峤)之论余也,因谓拙于用多。”认为和峤说他多才,但拙于用他的多才,这也说明他叹自己多才而不得大官。他又说:“虽吾颜之云厚,犹内愧于宁蘧。有道吾不仕,无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艰之有余也。”这是说,宁武子、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退。他跟他们不一样,所以自愧脸皮厚,所以感叹自己不会巧于做官,只是拙于做官。可见他叹自己不会巧于做官,对于前贤感到自己脸皮厚。看他这样的自白,显出他热中于做官,并没有什么“高情千古”了。
从另一角度看,元好问的话也有道理。即词章不一定能见真相而征人品。文章质朴的并不妨碍他为坏人,文章艳丽的并不影响他为正人。如宋璟是正人,他做的《梅花赋》:“若夫琼英缀雪,绛萼着霜,俨如傅粉,是谓何郎。清香潜袭,疏蕊暗臭,又如窃香,是谓韩寿。”这里用三国时的何晏面如傅粉来比梅花的白,用晋代韩寿的偷香来比梅花的香。这是用男子来比花,比较突出,写得艳丽,并不妨碍他是正人。再像韩琦的《点绛唇》:“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写的是闺秀词。司马光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铅华淡淡妆成。青烟翠雾罩轻盈,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何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写的是艳情词。再像张咏的《劝酒惜别》:“春日迟迟辗碧空,绿杨红杏描春色。人生年少不再来,莫把青春枉抛掷。”写的是追欢作乐。但并不妨碍他们都是正人。
钱先生又指出邪人能作正文。像明阮大铖阿附魏忠贤,是奸党,可是他的《咏怀堂诗集》,有摹仿陶渊明的《园居诗》,自比正人。像明朝的奸相严嵩,陷害正人,可是他的《钤山堂集》,却自称“晚节冰霜”,说了假话。按照杨雄的说法看,从他的“晚节冰霜恒自保”里,既可以看出他说了假话,可也从这句假话里看出他想借这假话来掩饰他的作恶多端,从而达到美化自己的私心。
《谈艺录》读本(一八)论“观物不切,体物不亲”
张文成《游仙窟》描摹生动,而节目粗疏①,不顾时逐事迁,徒知景物之铺陈,浑忘景光之流转,于是有声有色,而不类不伦。深宵开宴,睹梁间燕子双飞;黑夜涉园,见“杂果万株,含青吐绿;丛花四照,散紫翻红。”元曲如郑德辉《梅香》第二折樊素唱②:“趁此好天良夜,踏苍苔月明。看了这桃红柳绿,是好春光也呵。花共柳,笑相迎,风和月,更多情。酝酿出嫩绿娇红,谈白深青。”郑氏如言人之以耳为目,遂致樊素如女鬼之俾夜作昼也。学者斤斤于小说院本之时代讹错(参观《管锥编》1296—1304页),窃谓此特记诵失检耳,尚属词章中癣疥之疾。观物不切,体物不亲,其患在心腹者乎。(396页) ①张文成:唐张鷟字,有《游仙窟》小说。
②郑德辉:元郑光祖字,有《梅香翰林风月》杂剧。
这一则讲作品中“观物不切,体物不亲”的毛病。张鷟的《游仙窟》是唐人传奇,在中国失传而保存在日本,后来又从日本传入。写路过神仙窟,受女主人十娘五嫂款待的故事。其中“描摹生动”,如写十娘:“天上无双,人间有一。依依弱柳,束作腰支;焰焰横波,翻成眼尾。才舒两颊,孰疑地上无华;乍出双眉,渐觉天边失月。”这里用弱柳比腰,横波比眼尾。不仅用比喻,还比优劣,颊比花,说“地上无花”,即无花可比颊,颊胜花。用眉比新月,说“天边失月”,即眉胜新月,所以“失月”。这些即“描摹”生动。小说写张郎初见十娘时,向十娘借宿,进入门内,“于时夜久更深,沉吟不睡。”这里已写明夜深了。后面却写:“五嫂曰:‘张郎新到,无可散情,且游后园,暂适怀抱。’其时园内,杂果万株,含青吐绿,丛花四照,散紫翻红。”“其时,园中忽有一雉,下官命弓箭射之,应弦而倒。”先写入门已经深夜,经过饮宴后再游后园,没有过夜,忽又变成白天,这就是“节目粗疏”的一例。钱先生因称为“徒知景物之铺陈,浑忘景光之流转”。
钱先生又指出郑光祖《梅香翰林风月》,写丫头樊素教小姐夜游花园,看到桃红柳绿。所以钱先生称“郑氏如盲人之以耳为目,遂致樊素如女鬼之俾夜作昼。”郑氏指小姐,听丫头唱,所以是以耳为目,樊素在夜中能看见景物,所以是“如女鬼”了。不过《梅香》还比较好些,因为那夜有月,所以还可看到一些,只是不可能像剧中写的那样色彩鲜明。《游仙窟》写深夜游园。“余乃咏花曰:‘风吹遍树紫,日照满池丹。’”不写月明,却写“日照”’与前写夜深相矛盾了。
钱先生又提出“小说院本之时代讹错。”王骥德《曲律》卷三《杂论》上:“元人作剧,曲中用事,每不拘时代先后。马东篱《三醉岳阳楼》赋吕纯阳事也,《寄生草》曲用佛印待东坡,魏野逢潘间,唐人用宋事”;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琵琶记》使事大有谬处。《叨叨令》云:‘好一似小秦王三跳涧’,《鲍老催》云:‘画堂中富贵如金谷’;不应伯喈时,已有唐文皇、石季伦也!”马致远的《三醉岳阳楼》是写唐朝人吊洞宾的事,但在这个剧本里写了宋朝人佛印和苏东坡、魏野和潘阆的事,这是时代错乱。高则诚写的《琵琶记》是写汉朝蔡伯喈的事,里面写了唐朝的小秦王,晋朝的金谷国,这也是时代错误。但是戏剧小说跟历史不同,这样的时代错误,好比宋朝人佛印和苏东坡假定生在吕洞宾时代应该怎样表现,这是癣疥之疾,不算大毛病。至于“观物不切,体物不亲”,那就不符写作的要求,成为“腹心之疾”了。这里又提到参观《管锥编》1296—1304页,即指文章中的时代错乱。如谢庄《月赋》:“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抽毫进牍,以命仲宣。”按曹植初封陈王时,王粲(仲宣)早与应玚、刘桢同岁俱殁矣,所以曹植不可能命王粲作赋,这是时代错乱。
钱先生认为“词章凭空,异乎文献征信,未宜刻舟求剑。”即认为这样的假托是可以的。“即就此赋而论,王粲之年寿不必与事实相符,而王粲之词旨不可不与身份相称。”这篇赋写王粲说:“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王粲是魏臣,曹植是魏的藩王。王粲“对大魏之藩王,谀敌国之故君,且以三分之吴与一统之汉并举而颂祷其业盛道光。罔识忌讳,至于此极,难乎其为文学侍从之臣矣。”王粲是魏的文学侍从之臣,说话不应失去身份。钱先生认为词章不妨假托,所以有的时代错乱还不必计较。但作品中人的说话,不可不与他的身分相称。在这里,钱先生认为小说院本的时代错乱还是小毛病,观物不切,体物不真才是大毛病。
《谈艺录》读本(一九)论诗词的寄托说
常州词派主“寄托”①,儿孙渐背初祖。宋于庭言称张皋文②,实失皋文本旨。皋文《词选》自《序》曰:“义有幽隐,并为指发”;观其所“指发”者,或揣度作者本心,或附会作词本事,不出汉以来相承说《诗》、《骚》“比兴”之法。如王叔师《离骚经序》所谓③:“善鸟香草,以配忠贞,飘风云霓,以为小人”云云,或《诗·小序》以《汉广》为美周文王④,《雄雉》为刺卫宣公等等。亦犹白香山《与元九书》所谓⑤:“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岂舍之乎。假风以刺威虐也,因雪以愍征役也,感华以讽兄弟也,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皆以为诗“义”虽“在言外”、在“彼”不在“此”,然终可推论而得确解。其事大类西方心析学判梦境为“显见之情事”与“幽蕴之情事”⑥,圆梦者据显以知幽。“在此”之“言”犹“显见梦事”,“在彼”之“义”犹“幽隐梦事”,而说诗几如圆梦焉。《春秋繁露·竹林》曰⑦:“诗无达诂”,《说苑·奉使》引《传》曰⑧:“诗无通故”;实兼涵两意,畅通一也,变通二也。诗之“义”不显露,故非到眼即晓、出指能拈;顾诗之义亦不游移,故非随人异解、逐事更端。诗“故”非一见便能豁露畅“通”,必索乎隐;复非各说均可迁就变“通”
,必主于一。既通正解,余解杜绝。如皋文《词选》解欧阳永叔《蝶恋花》为影射朝士争讧⑨,解姜尧章《疏影》为影射靖康之变⑩,即谓柳絮、梨花、梅花乃词所言“显见情事”,而范希文、韩稚圭、徽钦二帝本事则词所寓“幽蕴情事”⑾,是为词“义”所在。西方“托寓”释诗,洞“言外”以究“意内”,手眼大同(参观第232页《补订》一),近人嘲曰:“此举何异食苹婆者⑿,不嗜其果脯而咀嚼其果中核乎”。闻皋文之风而起者,充极加厉,自在解脱。周止庵济《介存斋论词杂著》第七则曰⑿:“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又曰⒀:“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意感偶生,假类毕达。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谭仲修献《复堂词话》(徐仲可珂辑⒁)第四十三、四十六、八十六则反复称引止庵此说,第二十四则曰:“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复堂词录序》又曰⒂:“侧出其言,傍通其情,触类以感,充类以尽。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宋于庭《论词绝句》第一首得二家语而含意毕申矣⒃。盖谓“义”不显露面亦可游移,“诂”不“通”“达”
而亦无定准,如舍利珠之随人见色,如庐山之“横看成岭侧成峰”⒄。皋文缵汉代“香草美人”之绪⒅,而宋、周、谭三氏实衍先秦“赋诗断章”之法⒆(参观《管锥编》224—225页),犹禅人之“参活句”,亦即刘须溪父子所提撕也⒇(参观第100页《补订》二)。诺瓦利斯尝言(21):“书中缓急轻重处,悉凭读者之意而定。读者于书,随心施为。所谓公认准确之读法,初无其事。读书乃自由操业。无人能命我当何所读或如何读也。”瓦勒利现身说法(22),曰:“诗中章句并无正解真旨。作者本人亦无权定夺”;又曰:“吾诗中之意,惟人所寓。吾所寓意,只为我设,他人异解,并行不倍。”足相比勘。其于当世西方显学所谓“接受美学”(23),“读者与作者眼界溶化”、“拆散结构主义”,亦如椎轮之于大辂焉。吴冲之省钦《白华前稿》卷十二《勉斋诗序》云(24):“诗者、学之一端。有所言在此,所感在彼,如《晨风》之悟慈父(25),《鹿鸣》之感兄弟同食也(26)。所言在此,反若不必在此,则镜花水月、与夫羚羊挂角之喻也。古之诗人,原本性情,读者各为感触,其理在可解不可解之间。”意亦“无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而取禅语为“喻”也。窃谓倘“有寄托”
之“诗无通故达诂”,可取譬于苹果之有核,则“无寄托”之“诗无通故达诂”,不妨喻为洋葱之无心矣(参观第285页《补订》一)。(609—611页) ①常州词派:清常州人张惠言字皋文,开创常州词派,主张词有寄托。
②宋于庭:清宋翔凤字,常州人。
③王叔师:汉王逸字,有《楚辞章句》十七卷。
④《诗·小序》:《毛诗》每首为前的小序,见《毛诗正义》四十卷。
⑤白香山:唐白居易号香山居士。元九:元稹排行第九。
⑥指现代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Freud)对梦的研究,有专著,中文译本作《梦的解析》。
⑦《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董仲舒撰。
⑧《说苑》:二十卷,汉刘向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