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1）

就这样，编辑们往往是作者涉足故事创作的引路人，是老师。反过来，当一些作者成熟起来后，从普通的工人、农民逐步地成长为当地文化站、文化馆、文化局或者文联的专业创作干部，他们对于编辑部的回报就深深地熔铸进了《故事会》这本刊物。无论是“黄埔军校”结业的时候，还是他们在以后给编辑部的来电来信中，他们都表示要将自己最满意的稿子首先给《故事会》。 这是一种多么深深的情感啊！ 正因为这样，《故事会》总是汇聚了中国最优秀的故事作者，并通过这些作者获得了全国最优秀的故事作品，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1．春蚕到死 是谁给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吴文昶病危！ 这位享誉全国故事界的“故事大王”，难道真的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故事会》的编辑们都不敢相信。可是，电话是吴文昶的得意门生丰国需和方赛群打来的，难道这还有假？ 这一天是2002年的大年初七，从黄浦江上刮来的风还带着阵阵寒气。吴伦、鲍放、归依玲、葛磊顾不了这些，火速赶奔浙江桐庐。 在桐庐县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平时乐观开朗的吴文昶已经面色蜡黄，神志不清。亲人和两名学生守在他的身旁，不时地背过身去偷偷抹眼泪。

垂危中的病人在听到有人用熟悉的声音在耳边轻轻地呼唤自己，慢慢地睁开了眼睛。他从被子里伸出那双干瘦的手来，紧紧地抓住了吴伦的手。他已经不能再讲故事了，不能再与他的这些编辑朋友们说话了，只是用他的目光，从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容前扫过，然后用手指了指床前桌子上的一个抽屉。 亲人走过去打开抽屉，里面什么也没有。 吴文昶艰难地摇摇头，再次用手指着那个抽屉。 这时，他的学生丰国需走过去在他的耳边轻声地说：“老师是不是说《故事会》让你修改的几篇稿子，还放在家里的抽屉里？” 吴文昶听后，艰难地点了点头。 原来，《故事会》曾委托吴文昶主持“东方夜谈”和“故事传递”两个栏目。在生病的时候，他手中有两篇“故事传递”的稿子还没有改出来，他将这两篇稿子放在家里的抽屉里了。吴文昶到了这时都没有忘记《故事会》交给自己的编稿任务，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感情啊！ 多年来，许多参加过《故事会》培训班和未曾参加过培训班的人，都喜欢用“子弟兵”来形容自己这些在《故事会》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故事作者。吴文昶则是《故事会》“子弟兵”中的领军人物。

1955年，一位身穿旧军装的退伍军人扛着一个铺盖卷，回到了富春江畔的家乡。他被分配在乡村里当了一名民办教师。 在这山清水秀的地方，孩子们却不愿读书。为了将这些“野孩子”的心都收到学习上来，他就开始给孩子们讲部队里的英雄故事。他那亲切生动、幽默风趣的语言，不但吸引了孩子们，同时也吸引了周围的农民。从此，小山村的冬夜就不再寂寞，小山村的夏夜也富有了色彩。 六十三个孩子，都由他一个人来教，任务已经够重的了，可他偏偏每天晚上还要去给乡亲们讲故事，一讲就是几个小时。不收人家一盒香烟，也不吃人家一顿饭，晚上回来炒碗冷饭吃，吃饱了还得备课改作业。就这样他从本村讲到了外村，从本县讲到了外县，方圆几百里都知道有个会讲故事的吴文昶。 在与农民的长期交往中，面对着许许多多极富戏剧情节的人和事，不断地冲击着他，使讲故事的吴文昶萌生了写故事的念头。歌颂发生在乡村中的新人新事，批评各种不良的社会现象，这是吴文昶开始从事写作的动因。 文化革命中，吴文昶被打成了“外国特务”。原因很简单，因为他“长相像特务”，不然怎么在故事里能将特务讲得活灵活现。于是，故事不让他讲了。

可是，当地的老百姓却不干了，批斗会刚开完，就把他拉到一个偏僻的屋子里，一边派人在外面站岗，一边听他讲故事。 “文化革命”结束后，吴文昶被借到县文化馆，推着一辆旧自行车，跑遍了全县三百多个村，培训了两千多名故事员，拉起了一支三十多人的故事创作队伍。可是，这县文化馆一借就是七年，借了还不愿意还，使他失去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机会。直到他五十二岁的时候才得以解决。他曾自己解嘲地说：“这可真算得上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范进中举呀！” 在借到县文化馆不久，他将自己创作的故事《新来的妇女队长》带进了杭州城，在大剧院讲演后反应极好。对于这个故事，有一个妇女竟然悄悄地跟着听了十八场。这时候，《故事会》已经复刊，编辑组的何承伟和陈中朝来到杭州，专门与这位故事大王见面，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