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背后的大理论 （4）

传播过程中有关群众性的理论突破，同时也促使《故事会》的编辑和作者，在编稿与写稿时，更加注意接受者的爱好、思想和情趣，千方百计使自己的作品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保持一致，以便将这些人都吸引到自己的作品中来，更有力地扩大作品的宣传面。 这种对于人民群众的吸引，除了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之外，再有就是在艺术形式上要尽量与人民群众的爱好保持一致。而人民群众的艺术爱好，也不是一程不变的，同样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要求编辑与作者必须得随时研究这种变化，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的联系。 为此，新故事在不断发展的同时，还借鉴、吸收了别的文学样式的表现方法，用以来丰富自己，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这些在《故事会》上所发表的新故事，比起民间故事和传统故事来，就有着更强的现实性，并十分注意故事的技巧，以增强故事的曲折性和吸引力，用来满足当代人民群众的需要。 这些故事理论上的突破，使得《故事会》的编辑和作者的眼前顿时一亮，从过去无意识的组稿和写稿变成了有目的地进行编辑和写作，将无数多姿多彩的生活带进了这本刊物，得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欢迎。

也许有人会说，《故事会》是一本通俗性的群众读物，因此发行量自然可以搞得大。初听此话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我在采访中对这本刊物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时，却发现这种说法不一定是正确的了。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让我们翻开目前社会上所出版的形形色色的故事类报刊，以及所出版的故事类的小说杂志，从内容和形式上来看，也可算是“通俗”的了，但发行量最大的也不过才四十多万册左右。而这本“其貌不扬”的《故事会》，发行量却高出了它们将近十倍之多。 只要稍微有一点办刊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神奇而又可望不可及的数字啊！ 面对着这样一个相差如此悬殊的数字，仅用“通俗读物”的说法显然是不能涵盖这种近似于神话般的“《故事会》现象”。 我认为，确切地说，应该是《故事会》的两代编辑人员，在长期的办刊实践中将“通俗读物”中的作品，通俗到了人民群众能够口头流传的程度。 更明确地说，就是“口头文学”的特色造就了今天的《故事会》。 但是，这种办刊思路并不是主编何承伟哪天拍脑袋拍出来的，也不是编辑们哪天冥思苦想想出来的，而是在理论上对传统民间故事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定式”和“防线”

突破后的结果。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按照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正宗的“口头文学”只能是忠实地记录民间口头流传作品。而《故事会》中由作者来创作的“口头文学”故事，似乎就有些离经叛道了。这本刊物的编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认识到，如果说照搬过去的“理论”办刊，这本刊物就会越办越脱离时代，越办越脱离当代读者。办刊物一定要有相当强的主体意识，尤其是像上海文艺出版总社这样一个以出书为主的出版社编辑人员，一定要摆脱出书组稿的一套思维定势，绝对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民间文学理论，而是必须围绕刊物独特的个性发挥，把理论经过改造、突破之后又不断丰富、发展，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并用以来指导办刊的具体实践。 《故事会》的编辑们一次又一次地与作者和研究者们共同探讨新故事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的历史价值。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新故事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这种理论上的突破，不仅是新故事创作的突破，同时也为《故事会》的办刊在理论上指明了方向。 这种理论的建立，对于刊物的发展至关重要。

首先是编辑在选稿和用稿时，思想上也同时开始突破旧的思维形式，将许多新的观点和紧连时代脉搏的故事，作为首选的范围，使刊物的质量有了提高，故事对生活的辐射面也更加开阔，刊物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联系更加紧密。 另一个方面呢？由于有了牢固的理论基础，编辑和作者都做到了心中有数，无论中国期刊未来的形势如何发展，市场经济的大潮如何冲击，这本刊物都会沿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地探索前进，同时在前进中按照其自身的规律，不断地完善自己，而不至于在中国期刊长河的航道上迷失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