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还故事于民（1）
那时的何承伟是个只有二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提出如此“高论”，真还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当时一场席卷全国达十年之久的“革命风暴”刚刚平息不到两年，在一些人看来多少还是有点冒风险…… 1．“老家”在什么地方 2002年4月，韩国。 这里正在召开世界期刊联盟亚太会议，各国期刊界巨头们相会一起，共同交流办刊经验。 过去站在讲台上发言的大都是欧美国家的期刊代表，他们分别代表着世界的许多著名期刊。今天，一位来自中国的中年人走上讲台，他的发言，赢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 这掌声是赞同，是钦佩，还有带着几分莫名的羡慕。 他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上海的著名期刊《故事会》多年来的办刊经验。 这位与世界顶级期刊美国《读者文摘》杂志、《国家地理》杂志，法国《ELLE》杂志的发言人同时登上这次专业性极强的世界期刊会议讲坛的中年人，就是上海文艺出版总社社长、《故事会》主编何承伟。 为什么何承伟的发言会得到如此大的反响？ 事情还得从寻找《故事会》的“老家”说起…… 浙江桐庐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在清清的富春江畔，有一个被人们称作“故事大王”的人，他叫吴文昶。
“文化革命”中，他深入农村，看到乡村中少数干部受封建思想的影响，许多妇女同男人一样地劳动，但却得不到同样的报酬，妇女们对此很有意见，于是就编写了一个妇女要求同工同酬的幽默故事，在乡村中讲给群众听，结果很受农民的欢迎。他在台上讲，农民们在台下开心地笑，许多妇女还在下面不断地插话，气氛非常热闹。 这天，吴文昶讲完之后，却被一个妇女硬拉到了家里。 一会儿，一碗热腾腾的白糖煮荷包蛋端到了吴文昶的面前，那妇女对他说：“你的故事说出了我们农村妇女的心里话，我们最爱听。你讲了这么长时间，也该饿了，吃点东西填填肚子吧。” 这一下吴文昶被感动了，在那一切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想不到自己讲一个故事，竟会受到如此厚待。他更想不到的是，他所讲的这则故事竟不胫而走。一下子传遍了附近的七个县，不论是农民、工人还是乡村干部，也不论是田间地头、工厂车间还是在公共汽车上，人们到处都在传说着这个风趣的故事。 可是，过了不多久吴文昶却受到了冷遇。 为了“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上级有关部门硬要叫吴文昶编一个故事去讲。在千人大会上，吴文昶刚一登台，大家以为他又要讲新编的生动故事了，顿时给予一阵掌声。
吴文昶在台上刚报了故事的题目，台下的听众顿时都稀里哗啦地站了起来，拍拍屁股跑了，将他孤零零地扔在那里。 如此场面，与上次讲故事时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吴文昶的心灵里感到一阵震惊。 同样是“故事大王”吴文昶在讲故事，同样是那些过去爱听他故事的听众，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让我们看看当时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部分省市故事工作者座谈会上的反响。 1979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万物复苏的时节，春回大地，暖气微微，人们的思想从“文化革命”的桎梏中逐渐解放出来，日趋呈现出活跃的局面，各种新思想、新观点、新流派开始出现，思索——这个“文化革命”时期的奢侈品，开始回到了它的母体。 复刊不久的《故事会》在新形势下面临着新的抉择。 编辑们在苦苦地思索着：《故事会》向何处去？ 1979年9月20日，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上海延安西路200号的文艺会堂召开了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部分故事工作者座谈会，这是一次战略性的会议，它将决定《故事会》未来的命运。 会议是简朴的。大家住的是普通的招待所，吃的是每人一份的客饭。会场不设主席台，大家将桌子围成一个圆形，各自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发言。
会议休息时惟一的娱乐形式是听参加会议的故事作者讲故事，四川参加会议的故事作者王正平讲的《孔二小姐》，至今仍然被大家传讲着。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北京、陕西、四川、河北、辽宁、浙江、江苏及上海的故事作者，和从事故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共三十余人。这些人员中，除了当时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故事作者黄宣林、张道余、夏友梅、肖士太等之外，还有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辽宁大学、浙江教育学院和上海群众艺术馆的屈育德、姜彬、任嘉禾、王永生、蒋成瑀、乌丙安等专门从事组织和理论研究的专家。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郑煌，《故事会》的负责人刘斌、何承伟以及编辑部的编辑陈中朝、苏菊珍、顾乃晴、钱舜娟、鲍放等也出席了这次会议。大家在一起共同交流从事创作与活动的经验和体会，探讨在新形势下故事创作的艺术规律和如何进一步办好《故事会》等问题。 上面所写到的发生在浙江桐庐的两个故事，就是参加这次会议的故事作者吴文昶在发言时所讲的亲身经历。 它给与会的专家、作者和编辑们提出了两个十分严肃的问题：故事向何处去？故事类的刊物向何处去？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极“左”
路线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尽，对于文学艺术特别是像故事这样极具民间文学色彩的文学样式的发展，人们都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疑虑。那时，各种以写“伤痕”为主的文学期刊铺天盖地充斥于市，大有将小小的《故事会》淹没之势。随着粉碎“四人帮”之后小说、诗歌、电影、电视等各种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生活和欣赏水平的提高，故事乃至《故事会》这样的刊物有无发展前途，《故事会》有无继续办下去的必要，成了这次会议争论的焦点。 与会者各抒己见，相互争论，以理服人，共商《故事会》发展的大计。而善于讲故事的吴文昶却避开锋芒，以故事的形式谈了自己的观点。他这两次不同的遭遇，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在这次座谈会上，辽宁大学著名民间文艺理论家乌丙安教授，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姜彬教授，北京大学屈育德教授，《故事会》负责人何承伟等慷慨陈言，分别宣讲了有关当代故事的本体论、发展论、文体论等各项论题。
如：《故事发展的艺术规律和特征》，《新故事要在民间文艺的基础上发展》，《继承传统发扬特色》，《对现阶段故事创作与流传中几个问题的探索和研究》…… 专家们发表的这些高质量的发言，使与会者如沐春风，茅塞顿开，同时也为《故事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从事多年故事创作组织工作的任嘉禾的发言更是石破天惊：打回老家去！ 回顾故事发展最兴旺时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它像山花一样，在社会主义的祖国大地上开放。这个时期，在《故事会》上先后发表了《两个稻穗头》《母女会》《说嘴媒人》《老队长迎亲》《李科长三难炊事班》等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故事，朴实地向人们展示了社会主义时代动人的生活图景，以及新旧思想在交锋时所产生的动人情节。这些故事不但在当时脍炙人口，直至今天，还仍然在民间流传。 在“文化革命”中《故事会》曾一度停刊，以后又以《革命故事会》的刊名复刊。由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刊物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左”的思潮的影响。姚文元甚至写过一篇题为《革命故事别开生面》的文章，将“三突出”论、“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
论等违反故事创作的模式，像紧箍咒一样地套在故事作者的头上，要故事作者去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作品。他们打着支持“新生事物”的幌子，妄图将故事创作纳入他们阴谋文艺的轨道。他们一方面对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听的好故事进行扼杀和摧残，一边又下令写，下令讲，下令听，下令刊登发表他们认为“好”的故事。 可是人民群众却对这样的故事嗤之以鼻，吴文昶在这次座谈会上所讲的亲身感受就是最好的例证。 这时的《故事会》处在一种虚假的繁荣中。 由于这一时期刊物上所登的作品与人民群众的思想愿望背道而驰，实际上是没有群众基础的。当时，虽然每期发行达十五万册左右，也算一个不小的数字，但仔细一看，基本上都是各级文化单位用公费订购的。这些花公家钱订的《故事会》，总不能都堆在各级文化单位吧，于是便把她作为政治教育的宣讲材料发下去，也就算完成了任务。 老百姓是否要读这样的刊物，当然是可想而知了。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整个出版工作获得了新生。但是，这时的出版界与其他战线一样，由于多种社会原因，人们都还被极“左”思想的阴影笼罩着。
刊物的编辑们已经意识到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办刊了，但具体涉及刊物的定位、内容、版式、发行等等，心中都还没有底。 与此同时，另一种思想在刊物编辑和作者们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那就是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娱乐形式的不断丰富，讲故事这种口头文学样式，是否有发展前途？现实社会是否还需要它？如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已无存在的必要，那么作为故事载体的这本刊物也就不一定要办下去了。 这个时候的编辑部处在一种思想徘徊的时期，每个编辑都在积极地思考，认真地探索：《故事会》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编辑部将这样一个问题，带到了这次座谈会。 任嘉禾在会上所作的《打回老家去》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可是，“老家”又在什么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