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您好，伍德先生。”

　　我回头看到一个身穿灰衣的老黑人，胳肢窝夹着提包，面带笑容，目光亲切地向我伸出了手。他那大腮帮，加上白眉毛，像极了宾叔叔牌大米的盒子上印刷的人物。我摆出了一副很能干、很忙碌但真有紧急情况还是能抽出空来的样子，握住了他的手。

　　“丹尼尔修理公司的人告诉我，在这儿能找到您。我是多诺威神父。”他凝神看了我一会儿，才补充道。

　　我看到他后背上挂着的十字架，心中满是诧异。神父有游泳池，这不常见。他可能是负责管理教区夏令营的。

　　“希望没太打扰您。”

　　我回答说，没事，我有五分钟的时间。我拉了把椅子让他坐，他却不出声地笑了笑，用手指了指门外。但是，这里还行呀，晚上七点之前不许喝酒，周末之外绝无妓女。我吃完鸡蛋，喝光咖啡，付了钱，随他出了门。在人行道上，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个戴着方框眼镜的秃顶年轻人。

　　“恩特瑞杰医生。”

　　我们彼此问好。可能是氯过敏，游泳池里加了过量的消毒粉，导致了一群孩子过敏。

　　“您能给我们一点时间吗？伍德先生。”医生边握着我的手，边问。

　　他眼巴巴地看着我，眼神中有焦虑，也有希望，像电视竞赛中的参赛者，好像谜底就握在我的手中。神父走下人行道，朝一辆巨型林肯车走去。那辆车有八米长，六扇门，玻璃黑黑的。深感意外的我看了看这辆车的车牌，我负责维修州长官邸门前的喷泉设施：我能认出，这是辆官方汽车。看来，一定是一家聚积着要人的孩子的夏令营。

　　医生转动着带有金按钮的蓝色手柄，打开了中间的车门，请我进去。里面是一间冷飕飕的客厅，乳白色的沙发，吧台上方的吊柜下挂满了水晶杯，像电影里一样。对面坐着一个红脸膛的男子，正往他的玻璃杯中叮叮当当地放几块冰。他的头发油光锃亮，看上去像个船长。

　　“我是克莱伯尼法官，很高兴认识您。”

　　我说，我也一样。他口气中的敬重让我不自然起来。真没想到，我的名声这么响。不知是谁推荐的，反正我得抬价。

　　“喝点什么？”神父建议。

　　他们三人并排坐在对面，专注地看着我，手指交叉着，赔着笑脸，好像我选哪种饮料，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命运。

　　“可口可乐，谢谢。”

　　他们为难地交换着眼色。他们没有，啊，对了，在康涅狄格州，可口可乐是禁品。我伸手指了指那只长颈大肚瓶：

　　“跟你们一样，行吗？出了什么问题了？”

　　法官和医生看看我，又看看神父，再转向我，好像在做比较。

　　“你们以前从没有见过面？”法官问道。

　　我说没有，很可惜。如果我能得到维修他们的游泳池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尤其是现在。法官倒了满满一杯橙汁，又加了两块冰，伸手递给我，问道：

　　“伍德先生，您对您的家庭了解多少？”

　　他的语调清晰，像气象预报员，也像棒球播音员。

　　“我的家庭？”

　　“您的直系亲属。”恩特瑞杰医生精确道。

　　我咽了下口水。我很习惯递交我的简历，这很正常，有一次还交了四份，是给州长办公室的。每年，他们还要我写一份喷泉管理申请书。但是，问家谱，还从来没有过。

　　“我一出生就是孤儿。我有养父母，在密西西比州，但他们都死了。还有嘛，就是我是单身，就这些啦。”

　　为了谨慎起见，我又补充说我同一个相爱的女人同居，免得让他们联想到恋童癖之类的人，只要一涉及到夏令营，人们就疑神疑鬼，反正小心不为过。我还见过有人因比这更微不足道的理由而被打发的呢。

　　“您最早的童年回忆，能追溯到什么年龄？”医生问道。

　　我哈哈大笑起来，实在是忍不住。并不是存心要冒犯他们，而是看到他们在我对面，排成一排，一起往前探着身，神情专注，表情亲切，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死囚。我告诉他们我的感觉，他们只是面无表情地相互看了一眼。

　　“就像在电影上一样：有神父，有医生，有法官。他们对那个英雄很友善，因为他还能再活一个小时。所以呢，他们来看他，带给他吃喝，检查这个将要受电刑的人的健康状况，为他做临终祷告，还想探听他在诉讼过程中没有说出的真相。”

　　法官放下了杯子：“对不起，我们是有点唐突。伍德先生，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揭开您的身世。”

　　“慢一点。”“宾叔叔”插话。

　　“你们找到我的亲生父母了吗？”

　　我忍不住脱口而出，紧盯着对面三个表情尴尬的家伙。

　　“也可以这么说。”神父喃喃道。

　　“我是心理医生。”秃头用微笑来宽慰我。

　　“他们好吗？”

　　没有回应，我觉得这个场面不合逻辑呀。我不知道我的家庭怎么会关联到法律、医学和宗教。除非我是亨利牧师的私生子。他可不是个等闲之辈，这个亿万富豪，拥有六个电视频道，三家航空公司，成千上万个诉讼案追在他屁股后面，《纽约时报》世界名人排行榜上排名第五。

　　“戒备心不要那么重嘛，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是来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的。”

　　“是的。”神父庄重地应和着。

　　“但是，也要做好心理准备。”法官补充道。

　　我口气有点冲地说，我今年三十二岁，对这一切已不感兴趣：对我的狗屁童年，我已画了句号。我早就抛开了身世的包袱，轻装上阵。至于我是谁的种，我才懒得管呢！

　　“为什么？”他们三人面带不满，异口同声地问道。

　　“他们抛弃了我。”

　　法官和心理医生转头看着神父，后者垂下了眼睛说：“您不能这么说，尽管……”

　　他停住口，尴尬地接不下去了。我突然想到也许我的亲生父母劫持了飞机，诸如此类的事；这帮人找到了他们，又根据我的基因卡而发现了我，想用我对他们施压。啊，这就解释了这辆林肯车，还有把这三种不相干职业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原因：让心理医生来通知我，法官来说服我，神父来祝福我，再把我带到现场去谈判。

　　“很严重吗？”

　　“严重？”恩特瑞杰医生迟疑地重复着。

　　“他们所做的事。”

　　“好了，”法官手肘弯撑着大腿，拍了拍手，说，“我们别再兜圈子了，没有父母。”

　　“从生育的角度来说，您没有父母。”

　　“但有血缘关系。”神父强调。

　　“别再吹毛求疵了。”法官打断了他。

　　他伸出一只手，拍了拍我的膝盖：“总之，您要知道的，小伙子，我们正要告诉您的，是高度机密，懂吗？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理由，都不可泄露半句。”

　　我给惹毛了：“到目前为止，我们都谈了什么啦？对不起，我看不出我有什么可泄露的！我在这儿等着你们告诉我，游泳池有什么问题，我好跟你们去，做个估算。不说问题也罢，你们还要我回忆我的童年，然后又说没什么可回忆的，我没有父母。真是多谢了，还需要你们来告诉我。好了，就此打住，我不是闲极无聊的人。”

　　“我们理解，”法管劝慰我，头像小鸡啄米一样，点个不停，“事情不是像您想象的那样，伍德先生。”

　　“那又是哪样？偷拍？你们租了这身衣服，摄下这些镜头，想兜售给电视台，好去赢大奖。”

　　三个滑稽的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叹了口长气。他们掏出身份证，递到我的眼前。看上去像是真的，但是，我可不认识。有两个上面还有相片、手印和条形码，顶上画有白宫的标志。

　　我咽了下口水，深深地点了点头，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我明白了，我是总统的儿子。他是个同性恋嘛，所以是高度机密。”

　　那三张卡片又小心地放回到各人的贴身口袋里。

　　“您就不能认真点，伍德先生？”

　　“好啊，”我高举双手，装出一副求和的滑稽样，“爸爸，您放心，我没有出生，我不会要求什么，反正，要我投票，也是张弃权票。”

　　法官气得跺脚，神父劝他安静点，但他看上去更加烦躁不安。

　　“好吧，简化开场程序，”心理医生突然转而问道，“您是如何看待克隆这个问题的？”

　　“啊，是街头采访？民意调查？我被幸运抽出来代表老百姓说话？”

　　“您是如何看待克隆这个问题的？”医生一字一顿地问道。

　　我说狗屁。那个叫巴汉顿的老头，有一个奥林匹克级的游泳池，仅供他一人享用。每到对面小学课间休息时，他就下去划拉两下，好让孩子们眼馋。他把大笔钱交给实验室，要复制他的波斯猫。那家伙每两年就淹死一次，然后又用克隆术让它复活，只是更小一些，更蠢一些，落下的猫毛倒一样多，整天堵住我的过滤器。

　　他们忍着不耐烦听我说完，法官又接着问：“我们指的是人体克隆，从技术角度来说，您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吗？”

　　“我所知道的，就是，它虽被法律禁止，但人人都在做，政府忽然之间，好像又要解禁了。”

　　法官正要反驳，医生抢过了话头：“在２０世纪末，伍德先生，在生物技术方面有一些关键性的突破。我指的不是那些教派大张旗鼓宣扬的，诞生了某某，以骗取捐款……”

　　“简而言之，”法官打断了他，“１９９４年，某些美国科学家，已经秘密地、完善地掌握了活体细胞核移植技术……”

　　一听到我的出生年份，我举起了手。

　　他继续说：“……还试着从过世的人的遗留物中提取基因，进行克隆。有什么问题？”

　　“你们是在说我吗？胡扯什么啦，我是个克隆人？”

　　神父叹息着，医生摊开双手，法官点了点头。他们在等待我的反应。我不露声色，十分平静，专心致志又淡然处之。控制得很好，就像那次下冰雨，车子打滑，我非常镇静，提前打好方向盘，硬是把车头给扳正过来。而现在，连危险都没有。正好相反，我还松了口气，卸了副重担。这副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担子中有怨恨，也有犯罪感。做一个实验室的产品，再好不过啦。那要比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所抛弃强上百倍。另一方面，我看到的所有报道，都说克隆人活不过脱尿布期。或者我是个例外，或者他们搞错了。

　　“你们有证据吗？”

　　神父挑了挑眉毛，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医生，后者垂下眼皮。法官拎过靠在小腿肚边上的手提公文包，打开，取出一份蓝色文件袋。

　　“这是您的验血报告。”

　　“好吧，给我。”

　　“我们必须先履行法律程序，伍德先生。所有涉及到最高机密文件的参阅，都必须签写不泄露机密的书面保证。”

　　“我的验血报告是机密文件？发什么神经。”

　　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沓纸，放在我的膝盖上。我翻了翻一式四份的复印件的前两页，上面写着：如果我泄露了最高机密，要在监狱里蹲三百一十年，还要罚款五百万美金。保证书以第一人称书写，用黑体大字写道：我保证没有看过我要看的文件。

　　“如果你们这么害怕我告诉别人，为什么还要让我知道？是我的克隆原体派你们来的？他要死了，要我去继承遗产？”

　　“这只是一个例行手续，请在下面画押，在画叉处签名。”

　　我鼓起腮帮，一把抓过法官递给我的水笔，胡乱地画了个符号，签上名字，把纸递还给他。

　　“该您了。”他对神父说。

　　“您认为……这合适吗……顾问先生？”

　　“这是必经程序，我的神父。”

　　“宾叔叔”不情愿地取出《圣经》，把它放在我的脚前，语调缓慢、吐字清晰地说：“吉米·伍德，您愿不愿意在上帝面前发誓？隐瞒真相，所有真相，只是真相。请抬起右手，说：我发誓。”

　　“扯淡，我又不信上帝。去他的吧，继承陌生人遗产，我还不稀罕呢！我从没有见过你们，再见。”

　　我转动车上的把手，门打不开。我四处寻找机关，一扭头看到了法官，使我冲到脑门的热血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他正盯着神父，像是大难临头，皱着眉不住口地重复：“他不信上帝？”

　　“上帝的道路啊……”神父哀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