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
话也不多说了，你也不用再跟我讨价还价，每台我给你比别人便宜百分之十，每月我这至少有有三千台的量，都给你，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就这条件，做得了你就做。”
“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十五我一定做。”
“好吧，百分之十五就百分之十五。”
“谢谢您，王总，咱们一言为定。”
彩电正不愁卖的时候，按理王晓军不应把百分之十五的利润就这么轻易的让给了别人，但此时，另一些更大的生意占据了他太多的精力，他有点顾不过来了。
社会主义的正统理论认为，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权力的政府，通过科学的计算，理智的计划，各经济部门严格按计划指令来生产，就能平等的满足全体人民的物质需要，克服资本主义固有的经济危机，并铲除资本主义社会那万恶的剥削和压迫。新中国建立的最初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基本是按着这样的理论运行的，所有重要物资由政府在国有企业间统一调拨，两个国有企业之间按统一规定的调拨价格结算。赚与不赚，赚多赚少，都是国家的，与个人无关。但是，“改革开放”不单承认了自由市场的存在，还将“市场经济”定为了政府追求的目标，自由市场上商品的价格随行就市，但在改革之初，国有经济部份之间供需双方却依然在执行着由政府制定的“调拨价”或“国家牌价”。这样，同一种物资注很自然的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价格，人们习惯称之为“价格双轨制”。这样，一个再明显不过的获利的途径出现了——把低价的调拨物资拿到高价的自由市场上去出售。那时，一吨调拨价的钢材拿到市场去，至少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
一九八五年，中央政府将“价格双转制”做为一种基本的经济政策推行实施，跑“批文”跑“指标”，就成了王晓军最重要的生意。王晓军父亲虽然不在了，但许多的同学、朋友的父母还在，还有他小时候就认识的许多的“叔叔”“阿姨”还在，他们的一个电话或一张字条，就可以帮他弄来几百吨的调拨钢材和汽油。
除了自己跑，他还说服了方丙娜帮他一起跑。武钢的父亲方丽娜的公公还在位上，管着工业里很大的一块，方丽娜每次帮王晓军搞到的调拨钢材都是几千吨上万吨的级别，而王晓军则将永盛公司百分之二十五的股份记在了方丽娜的名下。
王晓军不需要实际去买卖那些物资，他只要把批文，也就是权力的证明文件，倒一下手，就可以有百万计的利润。所以，批发彩电，对王晓军来说已是个可有可无的生意了，他乐意让点利，让丙崽去帮他卖彩电，应付那些一次只能要几台几十台彩电的零散客户。别说百分之十五，如果丙崽真能每月把他的彩电货源全包下来，那再多让他百分之十五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自己不过少赚点罢了，而对王晓军来说赚钱实在是太容易了。
对新中国孕育的这第一代富豪来说，八十年代真是个激动人心的难以忘怀的美好年代，在同一个国家里，有两种贵贱不一的货币在流通。同一种物资，有两种差价悬殊的价格的倒手。军队、警察、法院被鼓励去开公司办商店，得天独厚身手敏捷者，一夜之间或数夜之间就可以“改变命运”。
而对丙崽来说，许多年后，面对记者的追问，他可以骄傲的告诉他们，他的“第一桶金”是卖豆腐，甚至再早一点是捡废纸，是勤劳致富，自己可以拍着胸脯的说，自己的“第一桶金”没有原罪。这都有实事，但他从没有告诉旁人，他人生的第一个一百万其实是靠倒彩电完成的。
“五百万！”何芳听丙崽说包下王晓军库房里全部彩电需要五百万，心里凉了半截，“上哪弄五百万啊！我们帐上的钱全部加起来，现在才不到二十万。”
“没钱咱就借。”
“谁有五百万让我们借？银行？没抵押，银行宁愿把钱送给那些国营工厂全败掉，也不愿贷给我们私企一分钱。”
“银行的钱哪来的？”
“储户的存款呀，这还用问。”
“这就对了，银行不借，咱就直接找借钱给银行的人借。”
要不后来人们怎么称丙崽是商业天才呢，此时他早已想好了筹集五百万的主意。丙崽是这样盘算的，王晓军给他让利百分之十五，每批货只够卖一个月，如果他能以每月百分之十的利息借来资金，那他还有百分之五的利润。而他控制了永盛公司的彩电货源后，一定会刺激彩电价格上涨，那他赚到的肯定就不止百分之五了。
丙崽让谢小五放出风去，永华豆腐厂要做大豆腐产业，公开向社会集资，月利百分之十，利息保证按月发放。谢小五马上找人做了几十条广告横幅，在每个菜市场里永华豆腐厂的摊前一挂，再印一万份传单，派人把住菜市场的出入口，出来进去的人，人手塞上一份。
月利百分之十，一年就是百分之一百二十，这样高的收益太诱人了。何芳掌管的永华豆腐厂的会计科，立即成立了全北京最忙碌的储蓄所。好多老头老太太三五成群，这头从银行取出存款，那头就转存给了永华豆腐厂，这些老头老太太买了好几年的永华豆腐厂的豆腐，对永华豆腐信得过。
一个星期下来，丙崽集到了将近一百万，他嫌太慢了，他拿出十万，说是要感谢广大储户的支持，第一个月的利息提前发放。其中一个大婶偷着拿了家里的全部积蓄五千块钱来存，存完后心里很不踏实，过了两天终于忍不住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大婶的丈夫在《北京晚报》做编辑，当了一辈的臭老九，省吃俭用加上前几年落实政策，才存上了这么一笔钱。他大骂自己的老婆，说你怎么这么愚蠢，要是给人家骗了，那咱们家就倾家荡产了。大婶心想可不是嘛，提心吊胆的一宿睡不觉，第二天一大早，就颠颠的跑来要求退款。
这天正赶上开始发放利息，何芳问丙崽怎么办，丙崽说：“退，全退给她，不单本金退给她，那五百块利息也一定要给她。”
大婶拿回本金就千恩万谢了，那五百块利息死活不肯收。丙崽就把五百块塞到她的手里，拉着她的手说：“大婶，虽然您这五千块放我们这没几天，但只要来存了钱的，我们一律都发利息，所以您就踏踏实实的收下吧。再说您这些年也没少买我们厂的豆腐，这五百块就算我们对您这么些年的支持的感谢吧！”
五百块相当于大婶的丈夫，那位老编辑小半年的工资了。半年里得看多少篇稿子，爬多少格子，才能挣到这五百块钱啊，而现在不过是用五千块钱的本金存了几天的时间就挣到了。知识分子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见到了现钱，老编辑不得不相信了。
第二天，老编辑专门请了假，蹬着一辆笨重的二八自行车，人造革皮包里装着那五千块，来到了永华豆腐厂。他看到生产豆腐的车间干净整洁工人忙碌，他还了解到，永华在别的城区还有两个同样规划的分厂。在会计部，他看到来交集资款的人络绎不绝，几个会计人员在桌子后，埋头数钱，连抬头休息一会的机会都没有。于是老编辑掏出自己的记者证，提出要采访一下永华豆腐厂的领导。工作人员客气的把他领去了何芳的办公室。
“哟，老同志，真不巧，赵颉他今天不在这儿，虽然我是他妻子，但我只管财务这一块，生产经营上的事儿，我也说不上来。要不，您留个电话，等赵颉回来了，我让他给您挂电话。”何芳对那老头说。
“哦，也好也好，这是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的电话，我回去等赵厂长的电话。另外，我妻子曾在你们这存了五千块集资款，但有点不放心，昨天又取了回去，但你们还是给了她百分之十的利息。我今天来看了看，你们这厂子的精神面貌朝气蓬勃，完全放心了。这五千块钱，我们决定还是接着存，你看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何芳亲自给老头办好了集资款的存款收据，老头很高兴，回去叫老婆炒了两碟小菜，哼着京戏，喝下了半瓶二锅头，然后趁着酒兴写了篇热情洋溢的报道，题目叫《豆腐产业前途无量，集资发展回报社会》，这篇几百字的小文章登在了第二天的《北京晚报》上。
报纸的宣传效果果然非同一般，原先知道的和不知道的，还有那些还在犹豫观望的，看到永华豆腐厂真的每月发放百分之十的利息了，哗啦啦的都来了。那篇报道见报后的第三天，丙崽就集够了五百万的款子。
丙崽从此知道了宣传媒介的重要，他不但给那位老编辑打了电话，请他到马克西姆餐厅吃了顿昂贵的法式大餐，还将装有一千块钱的一个信封，悄悄放入了老编辑那个寒酸的人造革包里。
王晓军果然没有食言，把永盛公司的彩电和客户名单全给了丙崽的永华公司。第一个月付了那五百万的百分之十的利息后，丙崽几乎没有赚到一分钱，但全北京经销彩电的客商都知道了永华公司和赵颉这个名字。第二个月，丙崽马上提价百分之二十，没这个价一台也不卖。现在永华公司接替了永盛公司彩电供应大户的角色，其供货量直接影响着北京彩电市场的供需平衡了。丙崽提价后，其他几个大户的“低价”库存很快被抢光了，这些个大户一看市场已脱销了，也马上跟进提价百分之二十。一个月后，所有的大户的价格都跟永华公司的一样了，这时，丙崽却突然把价格下调百分之十，并把这一“好消息”打电话通知了每一个经销商，并说这优惠价只一个星期有效，每户还必须现款限购一百台。那时已临近一九八七年元旦春节彩电销售的旺季，马上很多经销商跑来恳求丙崽多给他们二百台或三百台。这一个星期下来，丙崽就卖出去了库存的两个月的销售量，利润率由百分之十五提高到了百分之二十五，除去支付百分之十的利息，净利润百分之十五，也就是整整一百五十万，丙崽轻轻松松挣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一百万。
几年后，京城里一个叫沈太福的人，用了与丙崽几乎如出了一辙的手法，以年利率百分之二十四吸收了全国各地十亿元的集资款。他雇用的记者在《科技日报》发过这样一篇文章《用高科技和我们百年不懈的改革开放筑起新的长城》。沈太福的公司叫长城公司，但他没有盖起长城，他被枪毙了。
沈太福之后京城里又出了一起集资大案，涉案金额三十二亿，首犯邓斌，是个来自江苏无锡的老太太，但她的供词却掀翻了整个北京市政府的高官，一个副市长自杀，政治局常委、北京市委书记被送进了牢房。
市场的时代已波澜壮阔的降临，市场的价值取向高歌猛进一统江山，不必焚书坑儒罢黜百家，从民族领袖到贩夫走卒，这个古老民族的价值观念已史无前例的空前统一，货币的作用得到反复的强化，有钱再有钱，是每一个人立志奋斗毕生的目标，而至于用什么方法去积累货币，那就英雄不问出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反正“主流经济学家”们已撰文证明，不应该为了保持道德的纯洁，而牺牲经济发展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