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四○年，十八岁的李秀珍嫁给了十九岁的李尚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一夜间李家屯来了许多八路军 ，后来叫东北民主联军。他们成立农会，招兵买马，李尚全在农会的劝说下，参加民主联军，跟着队伍走了，同村的还有几个年轻人，从此渺无音信。

第二年，村里闹土改，李尚全兄弟几个的田比别家的多些，给定了个富农，家产被土改小组分给了村民。李秀珍带着五岁的儿子，三岁的女儿，家里只剩下几床被子，一间房子和一袋小米，还有一些喂马的豆饼。

从四平的前线，不断的有消息传来，同村去的人，一个个的都战死了，但一直没有李尚全的音信，李秀珍就一直这么等着。

一九四七年冬天，闹起了瘟疫，村里所有的孩子都出麻疹。李秀珍的两个孩子也感染了麻疹病，家里一贫如洗，拿不出钱给孩子治病。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两个可怜的孩子，一个个相继痛苦的死去。

五岁的儿子临死前，断断续续的喊着，妈妈－－我饿－－妈妈－－我饿呀！她一只手把儿子搂在怀里，一只手端着一碗用豆饼熬的豆饼水，拼命的往孩子嘴里灌。她已经全然不知，这可怜的小生命的体温，已经在她的怀里渐渐的凉了下去。整整一个漫长寒冷的冬夜，她抱着死去的儿子，把他紧紧的搂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来温暖着那冰冷的躯体。直到第二天，别人才从她手中接过孩子，用一床小棉被，裹着一袭破席子掩埋了。李秀珍从此没有眼泪了，她孑然一人，天天到村头的路口往远处眺望，苦等着丈夫的归来。

赵新民了解清楚了李尚全一家的情况，跟着村长来到了李秀珍的住处。

“秀珍啊，尚全部队的首长来看你来了！”村长脸上挂着献媚的笑容，对李秀珍说。

低矮的土房里，李秀珍放下手里的粗瓷大碗，睁着一双大而明亮的眼睛，怔怔的看着赵新民和跟在他身后的一行人。裂开口子的碗里盛着大半碗没有半点油星的野菜汤，那是她一天的晚饭。

“跟我们走吧，我带你去看看尚全。”赵新民说。李秀珍脏乱发迹下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给了他难以磨灭的印象。

赵新民领着换了一身崭新军装的李秀珍去给李尚全上坟，赵新民发现梳洗整齐后的李秀珍其实非常的秀丽。李尚全的坟还很新，坟头几棵新草的嫩芽在风中轻轻的摇曳。李秀珍蹲下身子，用衣袖轻轻擦拭着粗粝的墓碑上的灰尘。

“他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赵新民说，“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李秀珍抬起噙满了泪珠的双眼看他，赵新民扭过头去，望向远处。天边的落日在山岭间缓缓的沉下去，夕阳如血，洒满了山野大地。

赵新民安排李秀珍留在了部队上，成为了部队医院的一名护士。一九四九年，随着大部队，浩浩荡荡的开进了北京城。

古老的古都迎来了她新的主人，北平又改称回了北京，赵家大院看门的李大爷，又听到了门外汽车喧哗的声响，他蹒跚的从门房里迎出来。自打赵天宝战死东北，孙英莺带着小宝匆忙飞去了台湾，这院子已经清静了些日子了。

“您还认得我吗？李大爷。” 赵新民从车上下来，对李大爷说。

“我老眼昏花了，请问这位首长，您是？”

“您仔细看看，我是银宝啊！我回来了！”赵新民脱下军帽，扶着李老头的手，希望他能认出他来。

“是二少爷啊！果真是二少爷啊……”拉着赵新民的手，李老头老泪纵横。

李老头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说不出一句话来，赵新民把他交给身边的卫士，然后转身迈进了这座整整阔别了三十年的大宅子。

赵新民一间间屋子慢慢的看过去，三十年的岁月似乎没有改变院子里的一砖一瓦，一切恍如昨日，但这些砖瓦曾经庇护过的人们在时光中全都改变了。

在中院的西厢房，赵新民三十年前的卧房，一切陈设都还保持着他记忆中的模样。书桌上那本《新青年》还是一九一九年他看过的最后一期，放在钢琴上的镜框里的照片，也还是那张三十年前“读书会”会时的合影——杨子玲微笑着坐在众人中央，赵天宝和赵银宝分立左右，身旁还有还有丁久、宋开森，而杜顺站在最靠边的角落里。但是照片和《新青年》都泛黄了，钢琴的弦也很不准了，在这些细小的变化中，时光才坚定不移的昭示着它的永逝不复。

赵新民最后来到静谧的后院，推开正房的房门，与记忆中的毫无二致，大铜床安安静静的盘踞在房屋的一侧，向四周散发着温暖的微光。

二月三日，北京城举行了热闹的解放军入城式。上午十时，四颗信号弹腾空而起，挂着红色指挥旗的美国产的指挥车，从永定门穿过人流拥挤的古老街道，向前门缓缓开来。指挥车引导着四辆载着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的大卡车。领袖像后是整齐的军乐队，然后是规模庞大的装甲车队、炮兵车队、骑兵和步兵方队。

林彪率领着他的幕僚们，站在前门城楼上，向他的将士们频频挥手致意。以后的数十年，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仪式，规模更为盛大的游行检阅，在距离前门以北几百米远的天安门广场一次次的举行，那盛大的场面，给一代代的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入城队伍经过前门，有意安排向右拐进东交民巷。坦克的马达隆隆，军乐队的阵阵歌声，震得一栋栋洋楼的玻璃窗瑟瑟作响。这是一个受尽外族欺辱的古老民族，在自己的国土上，第一次真正扬眉吐气的示威，而对于那些躲在窗帘后面，窥视着游行队伍的外国公使来说，他们见证的是，中国被“丢失了”。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当最后一艘英国“紫石英号”巡洋舰在长江下游江面上航行时，遭到了共产党军队的炮火轰击。“紫石英号”被扣押了几个星期，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该舰偷偷解开缆绳，顺河而下，溜到了海面上。从此，它再也没有驶入过长江，也再没有任何一艘西方军舰重新回去过。这距离中国在西方军舰的威逼下开放第一批通商口岸，恰好整整过去了一百年。对西方世界来说，中国的大门重又重重的关上了。

还没进城前，赵新民就接到了调令，协助罗瑞卿，组建新成立的公安部。赵新民替李秀珍联系了在北京医院进修的名额，这样李秀珍也留在了北京。

李秀珍每个周末都到赵家大院去看望赵新民，她一直叫他“首长”，他则叫她“秀珍同志”。

每次赵新民都留她一块吃顿饭，一块聊聊进城后的各种新鲜见闻。有时恰好碰到赵新民不在，李秀珍就替他收拾收拾房间，洗洗换下来的衣袜。但当她走进赵新民的房间，第一眼看到那张巨大的铜床的时候，她就突然觉得自己的脸发烫，心狂跳。回到医院的宿舍，铺好自己的小床，准备就寝前，她的脑海里都闪烁着却是大铜床的一个个细节，精美的纹饰、温暖的光泽、雪白的床榻……很多次，她一个人呆在赵新民的屋里时，她都有用手去摸一模大铜床那精美的床栏，或者在床沿上坐一坐的冲动，但是，她一直没敢碰它一碰。

十月一日这天清晨，李秀珍早早起了床，和北京医院的全体进修学员一道乘上卡车，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抵达时，广场上已经挤满了人群。汹涌的人潮举着各式各样的彩旗。在冷冽的秋风中，分外飘扬。人群欢呼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高唱着歌曲，场面既宏大，又鼓舞人心。

十时正，毛泽东等领导人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全场欢声雷动。毛泽东当年只不过五十六岁，高大壮硕，脸色红润，声音洪亮，手势有力。毛穿了一身黄呢中山服，戴一顶黄呢工人帽，站在一群代表着联合阵线的非共产党政治人物之间，人们都认为他是中国的救星。

毛泽东用富于感染力的湖南口音大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广场上人群欢声雷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所有人的眼中都充满了激动的热泪，无限的民族自豪感涌上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参加完开国大典，晚上，秀珍亲手包了好些饺子，等着赵新民回来。

赵新民走进屋，“呵！这么多饺子啊，还别说，我还真是饿坏了。”

“请首长等会儿，我这就下饺子去。”

屋里只剩下了赵新民一个人，他在钢琴前坐了下来。

钢琴是几天前搬到后院这间既作书房又作饭厅的东厢房里来的，调音的师傅也来把弦调准了，但赵新民紧张的忙碌于“十一”的安全保卫，一直没有心思弹。现在他的心情很好，甚至有些激动，他打开了琴盖。

很奇怪，赵新民的双手落下去，响起的并不是任何一首欢快的曲子，而是略显忧郁的莫扎特的降B调奏鸣曲。三十年前，就在这个院子，他常为杨子玲弹这支曲子，用的也是这同一架钢琴。当莫扎特弹到一半时，另一首旋律在赵新民的脑海里漂浮了起来。赵新民闭上眼，任由激越的旋律牵引着他的十指，在琴键上上下来回的跳动。

那是一九三二年他随红四方面军，翻越巴山天险，到达川北通江县城时，弹的那首曲子。从那以后，赵新民从未再有机会接触钢琴，手指触到琴键，已感觉有点陌生。但此时此刻，汹涌的情感帮助他克服了生疏了的指法。

数小时前的开国大典，三十年前“五四”街头无数慷慨激昂的少年，血泊中丁久的圆头布鞋，枪口下贺芝华眼中的泪水和哀求，张继升被机枪扫射时倒下的身影，夜色中被丢弃的遍野伤兵的啜泣，延安的窑洞黄土高坡的信天游，塔山阵地震天动地的隆隆炮火，滴落在自己脸颊上的李尚全的浓稠的鲜血，莫斯科深冬漫天的大雪，北京秋日湛蓝的天空，杨子玲俏美的笑影，父亲的铜床，母亲温暖的乳房，生命之光缓缓消逝的赵天宝的眼神……所有的一切，一切的一切，在这一刻，全都化作了激越的音符，如时间的波浪，在赵新民的指间，滚滚的流淌。

当最后一个音符在耳际渐渐隐去，赵新民睁开眼，看见秀珍端着两盘饺子，站在一旁，静静的看着他。

“首长弹得真好，这是什么曲子？”

“回忆。”赵新民说。

饺子的味道很好，温暖的灯光下，李秀珍的眉眼也很清秀妩媚。

“秀珍，我想和你商量件事。”赵新民说。他第一次叫她秀珍，而不是秀珍同志。

“什么事？”

“我――我们，我们结婚吧，你看，好吗？”赵新民有点磕磕巴巴，但还是把话说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