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统一管理。区长掌握组织、人事、会计、电讯等大权，审阅每一份电报、每一件事。上海来的情报经区长阅后，送情报处负责处理。区长的意见经戴笠批准后，就成为定案，通知人事、会计、电讯部门照办，以免会稿的麻烦，防止踢皮球的毛病。这在军统是一次重要的改革。另一方面改变以前大组织机构，化整为零，成立许多小规模直属局本部领导的地下组织，如程克祥的京沪区（指南京、上海），专做周佛海的工作；戴振的特别站，专做永安、新新、金城等财团的工作；顾敦吉的直属站，专做申新纱厂的工作，各成独立系统，不发生横向关系，避免一网打尽，这是特务机关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后所作的重要的组织改革。
2.局本部的改组扩大1942年中美所正式成立后，为适应新的形势，局本部组织又一次扩大。这是军统局最盛时期，局本部组织分为八处、三区、七室、一委员会，全部工作人员1500余人。
八处中，第一处是军事处。处长鲍志鸿。该处主管搜集军事情报和扩大军统武装力量。如安插军事情报人员，开办谍报人员训练班，掌握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指挥部，以及拉拢伪军，派遣杂牌部队当伪军，搞曲线救国等。
第二处是政治处。处长王新衡。该处主管政治斗争，负责镇压人民革命运动。
下设中共科，叶翔之兼任科长。设特种问题研究所，以张国焘为所长。党政科以王方南为科长，负责搜集各民主党派的情报，派员监视各党派人员的活动。还有国际科，负责对外侨和回国华侨的调查、监视与接待工作，以及搜集日汪有关情报等。
军统对中共与左派人士调查、监视和迫害，分别由中共科和党政科主办。科长有权用局本部的化名，命令外勤单位如稽查处、警察局、邮电检查所、交通检查处调查、扣留信件、物资等。处长有权命令外勤单位作扣留，如要密捕，则送第三处会签或移三处主办。重要案件的逮捕，须呈报戴笠批准，逮捕要人呈报蒋介石批准，由戴笠面报蒋介石同意后，派干练的行动员秘密执行，蒋的侍从室与军统局都不留文字档案。
一、二两处是军统内勤工作的核心，两处共有工作人员约300 人。
第三处是行动处。处长先是徐业道，1942年是阮清源，1944年是沈维翰。下有行动、司法两科。主要任务是根据一、二处提供的情报，执行暗杀、密捕等任务。
重要的行动案件都是戴笠亲自抓。戴笠经常用“秉承领袖意志，体念领袖苦心”的话鼓舞行动员，要求既完成任务，又不牵连到蒋介石，如暗杀杨永泰，转嫁罪名于刘芦隐，就是“体念领袖苦心”的例证。
戴笠靠暗杀起家，特别重视行动科的工作，受其重用的刽子手赵理君、共产党的叛徒周大烈，都干过军统行动科科长，第三处处长更是精于此道的人物。
第四处是电讯处。处长魏大铭，主管军统电讯工作。魏又兼任军令部电讯处长，主管蒋管区的无线电通讯事业。
第五处是人事处，处长先是李肖白，后是龚仙舫。这是军统湖南帮掌握的权力部门。人事处兼管组织工作，所以地位突出。1941年秋，上海沪一区被江伪76特务机关破坏后，改革为区长负责组织。
第六处是经理处。处长徐人骥，是蒋介石亲自派来的，副处长郭旭，负责向军需处领钱。
第七处是训练处。处长郑锡麟，是戴笠早期特务组织十人团成员之一，主管军统几十个训练班。
第八处是总务处。处长原为杨隆枯，后为郭斌，都干不好，1943年由沈醉接替后，工作才上轨道，戴笠很满意。
以上是军统局本部的八个处。自从1941年设立上海区，1942年设海外区，区长黄天迈，1943年设华北区，区长马汉三，在局本部占有重要地位。各区区长主管人事、经费、电台、译电、情报和行动，权力很大，是局本部的特殊组织。
此外，局本部还有几个与处平级的室。
甲室，即戴笠随身秘书办公室，由几个熟悉情况的亲信组成，如张毅夫、何芝园、毛钟新等。
秘书室，主任秘书郑介民，实际负责人毛人风，是局本部总办公厅。
稽核室，主任张冠夫，负责经费审查。
督察室，是监视各级工作人员的部门，先后任主任的是郭寿华、廖华平。
机要室，由军统女少将姜毅英任主任。
经济研究室，主要负责对日经济作战，防止战略物资流人敌区和抢购敌区物资等。王抚洲任主任，邓葆光任秘书。
还有统计室和医务室。
3.胜利从天上飞来1945年8 月3 日，美国在日本海军基地和重工业区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 月8 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当天美国又在日本海军要地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9 日苏联百万红军进人东北，给疯狂的日本侵略者当头一棒。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是投降，还是继续蛮干下去，这是全世界关心的问题。
当时，重庆政府依照日本问题专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王凡生和军事情报机关二厅的研究，根据日军一个师在硫磺岛抗拒最强大的美军攻势达一月之久，最后集体自杀的事实，判断日军法西斯当权的军人，会利用日、满、韩地区内线作战，蛮干下去。本来王凡生8 月10日后已接到日本左派吐露的情报，日本有投降的可能，但要等待天皇召开的御前会议作决定。8 月14日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无条件投降。这个情报未得到证实，王凡生不敢贸然上报。这件事，在胜利后约一个月，王凡生的重要干部罗建白泄露给军统特务王抚洲，戴笠密报蒋介石，蒋一怒之下，撤销了国际问题研究所，王听到这一消息，顿时犯了高血压病，中风，一命呜呼了。
1945年8 月14日的傍晚，重庆市中心突然有人贴标语，放炮仗，欢呼胜利了，日本投降了，人们热泪盈眶，欢呼歌唱，整个山城沸腾了。而蒋介石最亲信的情报机关军统还在睡大觉。后来爆竹声响彻山城，胜利的号外也印出来了，特务情报机关才不得已跟在人们屁股后面放炮仗庆祝胜利。原来，蒋介石最重要的情报机关，一向没有收音机收听敌台广播，他们咬定广播是“宣传”，怕“中毒”，因此不买收音机，认为只有敌区地下特务送来的情报，才是可信的。所以日本百万大军投降的大事，一直等到第二天地下组织来电，才相信是事实。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戴笠正领着杜月笙一伙住在浙江淳安县城的西寺庙内，遥控上海、南京地区的特务活动。他认定上海是蒋政权的心脏，也是自己政治上的命根子，在淳安听到胜利消息后，为防止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立即以确保京沪地区治安为由，向蒋介石力保当时掌握京沪地区实权的汉奸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长，以周佛海税警团的武力为主体，负责维护京沪地区的治安。由于周佛海早在1942年已投靠军统，戴笠指派多年潜伏在周部下的程克祥负责联系，为此派了大批的地下特务进人京沪区，以周佛海为掩护，在汉奸心脏内活动。胜利后，以周佛海为行动总队长作幌子，以程克祥为秘书长兼军法处长掌握实权，这样原来京沪区的大批军统、汉奸特务，摇身一变而成为行动总队的当权人物。这就是1945年8 月14日胜利后，到9 月10日中美所上海办事处成立前，以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长名义下的上海治安的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