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启蒙运动
——“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
公元1989年6月2日（三体第286纪元2689754时） 中国 北京
广场上的学生已经聚集了近一个月了。一个月来，他们不断尝试用各种方法表达自己对政治改革的渴望：静坐、演讲、广播，最终发展到了绝食自残。不断有学生饿晕过去，每当这时，都会有市民义务组织的担架队，将他们送去最近的医院去抢救，随后，仿佛是受这种牺牲精神鼓舞，总是会有更多的学生加入到绝食大军中来。夕阳下，学生们那瘦弱的脸庞，宛如脚下这片已经被黄河冲刷了几千年的土地，因为近代史一百多年的贫血，显得那么虚弱、枯槁。
天色渐晚，绝食静坐的学生们坚持不住，三三两两地靠坐在一起，就像一捆捆竖着的枯柴，有的则干脆躺进了简易帐篷休息。不少市民下班后，开始过来慰问，因为临近晚饭时间，也有人送饭来。只是这些头上绑着布带的学生纷纷拒绝进食，他们决心要坚持到最后一刻，尽管他们也处于贫血晕厥的边缘。热心的市民们不忍离去，仍像勤劳的蚂蚁一样，拖着工作了一天的疲惫身躯，努力穿行在广场上，穿行在学生中间，试图做些什么。
范玉为四下看看，见押自己来的那几个同学已经离去，便叹口气，从地上站了起来。
跟那些因饥饿而奄奄一息的绝食学生不同，他精力充沛，刚一站起，就迅速迈开步子，敏捷地穿过席地而坐的人堆，向着广场外奔去。一路上，他尽可能掩着面孔，以免被人认出。
他匆匆忙忙地绕过杂乱的人堆，脚步很快，有几次不小心踢到了人，刚要道歉时，却发现对方竟然毫无反应——看来大家都已经非常疲惫了。
这些席地而坐的学生，现在只不过是一堆堆正在熄灭的篝火。
眼前的情形让范玉为心里松了一口气：看样子，学生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他们很快就会妥协，然后与官方温和派达成和解、甚至签署协议，不出意外的话，事态也将就此平息。
终于要结束了。
范玉为三步并作两步，快速走出广场，消失在北京渐浓的夜色里。
他逃跑了，但跟那些继续留在广场上的学生比起来，他是幸运的，至少，他逃过了一劫。
那时，范玉为很庆幸自己的聪明和谨慎，他相信，没有人看见他。
——但随后，在官方公布的抓捕名单里，“范玉为”的名字赫然在目，备注里写着的罪名是“6月2日傍晚，参与广场抗议活动”。
每次想起官方给定的这个罪名，他都觉得很憋屈：当时，他并非主动前往，而是被学生会的两个激进派同学强行“押送”过去的，而他在广场总共才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只是象征性地坐了会儿，没说话，没演讲，没有广播，也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逮着机会便溜了出来。
他根本没想要向官方抗议什么，他只是个标准的顺民。
但这并不妨碍官方眼线行使其职责，“范玉为”这个人已经被暗哨记录在案，秋后算账是难免的事。
“宁可枉抓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也许，他们真在这么做。
所以，范玉为认定，自己后来的“冲动”是对的：被冤枉也没什么大不了，反正，他最后也成全了对方的诬告——他勇敢地挡在坦克前面，成为了那个“螳臂挡车的歹徒”。
六月五日清晨的那一幕，注定要载入史册。
历史事件的含义不会自动呈现，而总是要由人来解读。由于立场各异，各方对“挡坦克”事件说法不一，官方广播里的解说依旧义正辞严，说那是个“狂妄自大的歹徒”；可外媒看到的却是，在这个国家里，个人正在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对抗无情的国家机器。
坦克车前那个孤独的身影象征的不是狂妄自大，而是是绝望挣扎：一个代表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人的弱者，铤而走险，要以生命捍卫自己的天然权利，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敢和无奈！
外媒说：“当个人挺身反抗强权时，依旧还承受着强权所给予他的教化和伤害。”
的确，每一个英勇的举动，背后都离不开孕育它的曲折的人生、复杂的社会、漫长的历史。范玉为并不是一个冲动的人，他很精明，也很谨慎，他知道对抗政府的下场，所以便有了那次逃跑，6月4日夜里清场时，他并不在场。只是，当第二天清晨，他因故赶来时，面对前方滚滚而来的钢铁洪流，再回望背后那片空空如也的广场，刹那间，他终于明白了些什么，于是痛下决心，找回了真正的自己。
当时，像范玉为这样后知后觉的人不在少数，只是，当他们真正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在那场风波过后，破裂的不只是官方与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更是每个中国人对历史进步和社会公平的信念——“原来社会主义国家里也会有阶级！”人们感觉自己被骗了，开始痛恨、发泄，人们开始传唱《垃圾场》。改革十余年来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在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机缘下突然爆发，让这个刚刚从十年浩劫中复苏的国家，再度遭受一场毁灭性的信仰危机。
文革的伤痛持续了十年，而这次学运引发的思想阵痛，可能要花好几个十年才能慢慢平复。
也可能，永远无法再平复。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一个人的死而起。
这是个敬畏死亡的国度，在这个国家，从几千年前的先贤时代开始，人的死亡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其他国家和民族总爱把人的死亡交给神来主持，而在这个国家，死却总是标记着浓重的现实注脚，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认同“盖棺论定”的说法，他们相信，那些高尚的死者理应受到后人永远的尊敬和纪念。
尤其是那些他们所认为的“清官”。
这是一个古老的阶级社会，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怎么更替，整个社会总是呈现出金字塔形的官民二元结构。在这里，没有什么比官民矛盾更为深刻的社会痼疾，也没有什么比民怨更为痛切的呼声。广大民众需要申诉，而严酷的官民等级制度又在事实上堵死了一切言路，于是，统治阶级中凤毛麟角的“清官”，便成为在苦难中挣扎的广大民众争取公正待遇的唯一寄托。千百年来，这些“清官”一再被后人崇敬，他们被冠以“青天”之名，他们被塑成神像，享受百姓世代供奉，他们的生平事迹被编成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
在这个国家老百姓的眼里，“清官”就是正义的化身。
今天，这片土地上的老百姓不约而同地将“清官”这一殊荣，追认给了胡XX。这是一个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主运动紧密相联的名字，一个与充满活力、富有胆识、公正无私、清正廉洁紧密相联的名字。他主持改革期间，因其开明态度和爱民精神而深受广大民众欢迎。
但两年前，胡受到党内保守派的排挤，被迫辞职，从此远离权力中心，官方高层里民主改革派的力量也因此遭受了一次重大损失。
随后，今年的四月十五日，胡在家中溘然去世，知情者无不扼腕喟叹。
直到胡死后，人们才忽然发现，这个长期官居相位的人，他的三个子女居然没有一个在权力部门中工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这个国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机构里，无数大大小小的官员们，每时每刻都在绞尽脑汁筹划，千方百计把自己的子女和亲朋好友都安排进来，好壮大自己的私人势力。如今的国家机器里已经挤满了靠裙带关系进去的人，那些不学无术的蛀虫们每年白白消耗天文数字的财政开支，在工作上却毫无建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形成一个空前臃肿也空前低能的官僚体系。这是个贫穷的国家，面临着加速现代化的重任，国防、教育、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各方面的资金本就极为紧张，现在，官员们的挥霍，更让国家财政面临坐吃山空的险境，显而易见，那些人吃掉的不是财政，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程。官方的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采取各种措施力图改变这种状况，却收效甚微，——对方是一个庞大而无耻的官僚集团，为了自身利益不择手段，改革只会激得他们群起反击，弄不好改革者还会反被其伤。胡正是吃了这个亏，官场有句话：“道不同不相为谋”，看到周围有那么多硕鼠，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热心改革的胡会被解职。
这还不算，人们进一步发现，长期手握经济改革大权的胡，死后居然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遗产，他几乎是两袖清风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反观周围，“官倒”成风，那些有关系有门路的人，纷纷勾结腐败官员狼狈为奸。这些人利用当前的双轨价格机制，玩弄剪刀差，他们先是利用政策漏洞，通过腐败官员提供的私人渠道，以极低价格买入紧俏商品，然后再转手以高价投放自由市场，大发不义之财财。每一个和官员存在裙带关系的人，都靠“官倒”赚得脑满肠肥；每一个涉及“官倒”行为的官员，都养活了一大群投机者，自己也腰缠万贯。“官倒”行为严重危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也给民主政治改革造成极大破坏。胡在任时，对此深恶痛疾，曾下令整肃，但因为“官倒”问题涉及人员过多，且都有深厚的官方背景，整治起来牵涉面过广，他本人又得迟迟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明确支持，面对重重阻力，最后不得不黯淡收场。
于是，民间普遍认为，胡是因为改革受挫、壮志难酬而抑郁成疾，最终导致不治身亡，是“屈死”，对他的死，官方腐败分子和掌握最高权力的邓小平，在道德上必须负全责，社会上甚至开始流传这样的说法：“不该死的死了，早该死掉的却还活着！”
官方出于“避免事态继续扩大”的考虑，对胡的葬礼采取了低调处理。不料，这却进一步激化了民间的不满，人们认为这种低调处理暴露了高层对胡的蔑视，他们决定以老百姓自己的方式来“厚葬”这位亲民官员。
就这样，在胡葬礼后不久，民众就开始自发组织对胡的悼念活动。
历史的发展总是有很多偶然，胡的死亡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在那时的社会大背景下，这个偶然事件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怨的导火线，在纪念活动中，整个国家的社会矛盾和民众的利益诉求交织在一起，历史的回响和现实的呐喊彼此共鸣，激发出了这个民族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强烈的心跳。在国家的政治中心北京，那所有着深厚学运传统的大学，又一次走在了最前面，她的学生们走上广场，高呼“杜绝官倒”、“严惩腐败”等针砭时弊的口号，以罢课形式抗议政府的不作为。然后，一切就如同70年前那段历史的重演：学生罢课潮迅速波及全国，工人、农民很快也加入到运动中来，汇成一股强大的合力，高层震动，平民振奋，整个民族似乎开始了新一轮的觉醒，国际上各大媒体都对此事件予以了密切关注……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预示：这个古老的国家又将经历一场历史性的剧变，她的人民将要觉醒，她也将重获新生。
“70年后，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比如，范玉为。
“跟共产党玩学运，是活腻歪了！”5月底的学生会例会上，当同学再次提出上北京静坐的建议时，他果断否决，“我说过多少次了，学运只是以卵击石，根本行不通！”
“范，你怎么还在退缩！”提建议的同学生气了，“别忘了，你可是校学生会主席！堂堂复旦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居然在爱国大义面前畏缩不前，这种事要是传出去，你就不怕被别人笑话吗？”
此语一出，其他人纷纷从旁帮腔，建议应该范玉为身先士卒、尽快去表明爱国资态。
“随便他们笑话，我不在乎，命要紧。”范玉为平静地说，“静坐请愿就能救国？在天安门前打打标语喊喊口号，就能解决现在社会上存在的这些问题？身为重点高校的大学生，你们不觉得自己的想法太天真了吗？”
“你……”提建议的同学气得说不上话来。
这时，另一个同学接上了话，他在学生会中负责宣传工作，说起话来总是很有鼓动性：“我们青年如果不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来，有什么资格叫青年！今天的我们难道不应该继承五四先辈的精神吗？为了唤醒国民自觉，我们必须勇于斗争！因为，历史的重任落在我们肩上，我们青年人，注定要成为爱国的先锋！”
“同意！”众生齐声喝彩，表示赞同，刹那间喝彩声震得窗户都嗡嗡作响。
但范玉为依旧不为所动，于是，众人视线的焦点很自然地又汇聚到了他身上。
这是个钉子户，怎么也劝不动，但学生会想组织学生上京，就绕不开他。
“玉为，你再考虑一下？”一位女生说，她留着这个年代流行的学生头，额前的留海经常挡住视线，这时就要用手往开捋一下，“交大、政大的学生代表都上京好几天了，昨天，连铁专的学生都出发了，我们这里要是再不去人，会在兄弟学校面前抬不起头的……”
“要去你们去，我反正不去。”范玉为说完，揣着胳膊，仰靠在了椅子上。
“玉为……”女生欲言又止。
“不用管他了！”提建议的男生愤怒地一摆手，“这是个胆小鬼，跟他说再多遍也没用！早知这样，当初就不该找他商量！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跟着他，大家都要受这窝囊气，拖了这么长时间，到头来还是个缩头土鳖！”
“刘超——！”女生瞪了他一眼，嫌他说话太难听，随后，不安地望向范玉为。
听到“土鳖”一词时，范玉为浑身一震，握着胳膊的两只手突然紧了一下，然后，他仰着的头慢慢转过来，注视着刘超，揣着的两只胳膊也拆开来，双手按在大腿上，似乎要站起来。
“玉为，刘超他就这冲脾气，你别介意……”学生头女生小声地说，她生怕两人起冲突。
其他人也预感气氛不妙，一下子聚拢过来，准备栏架。
众目睽睽之下，只见范玉为缓缓站了起来，面无表情，先看看神情不安的女生，再看看一脸挑衅表情的刘超，然后，他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像电影里的西方男人一样，耸耸肩，做出了一个“我无所谓”的手势。
“……你……你真是无可救药！”名叫刘超的男生见自己的激将法失败，气得脸色一阵白一阵红，“你不去是吧，好，我们自己走！”他愤愤地说完，大步走了出去。
“刘超，你这是干什么。”“这事可以慢慢商量嘛，别伤了和气。”同学们力图拦住刘超，但刘超力气很大，冲破人群走了出去，有几个同学追出去想拉他回来，也没拉住。
屋里众人怔怔地望着刘超远去。
“愚民！奴才！”刘超的骂声遥遥传来。
“我不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范玉为对着屋里的同学们说，似乎是在回答刘超。
闻言，众人似乎明白了什么，扭头便都往外走。
“大家都消消气，咱们有话好好说，你们——”女生想留下同学们，却没能做到，众人哼着鼻息鱼贯而出，有的出门前还回头给范玉为送来一个异样的眼神，那眼神里的意思很明确——“我们当初怎么选了你？”
转眼间，屋子里只剩下了女生和范玉为。
“让他们去吧。”范玉为的语气很无奈，他说话时仰头看着屋顶，女生看不到他的表情。
“可是——”女生看看众人远去的背影，又看看范玉为，犹豫着。
“你也去吧。”范玉为顿了一下，说，“你一向细心谨慎，到那儿后，记得照看好刘超，别让他乱来。”
女生站着没动。
范玉为叹了口气，说：“再不走就要掉队了。”
女生犹豫许久，终于挪动了脚步。
“我知道了……”女生咬着下嘴唇，眼里流露的却不是焦急，而是失望，仿佛眼前的范玉为已不再是平日里那个熟悉的同学。
女生默默离去，快到门口时，听到背后传来轻轻的一句：“晓雯，你也要小心。”她停住，缓缓转过身，对范玉为点点头，礼貌地挤出一丝笑容：“谢谢。”
“我……”范玉为犹豫着，“其实，我……”
女生莞尔一笑：“没关系，刘超和我仍然把你当要好的朋友……只是，我去北京这事请先不要告诉我爸爸，谢谢！”然后便跑了出去。
“赵教授”，范玉为头脑中闪现过这位老师的形象，顿时百感交集。
范玉为是农村长大的，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老土的名字。他老家在北方一个毫不起眼的偏僻小山村里，祖上都是农民，靠天吃饭、土里刨食地熬过了好几代人，终于出了他这么一个有出息的娃。得知他考上了复旦大学时，全村都沸腾了，“那可是上海市里的大学啊，以前只有人家高级干部的子女才能上，出来就分官！”村民们都来道贺，差点儿把家里的破木门给挤坏，直到十几年后，村里的老农们还在啧啧称赞着，一遍遍地讲述这段传奇，并在结尾用一种自豪和嫉妒交织的语气总结道：“那孩子厉害啊，这下子闹得……唉，把村里几十年的脉气都耗光了，以后啊，谁家也别想再出个能耐后辈了……”
但荣耀是家人的，身在外地的范玉为很清楚生存的艰难。复旦所在的上海是个极端排外的城市，上海人孤傲清高，看不起外来人，尤其看不起外来的乡下人，而“范玉为”这个土气的名气就像是一个乡下人标签，走到哪里都会引来周围无数的白眼。范玉为知道，这些人高傲是有理由的：城里人的收入要远远超越乡下农民。在他老家，一家人辛苦一年也赚不了几百块钱，而在上海市，一个普通工人的月工资都比这个多，更别提那些企业高管、大老板、高官，那些人伸出一个手指头，就能比死好几个乡下农民。在这些人眼里，乡下来的人吃得烂、穿得破、举止粗俗，就像一群叫花子，流浪在他们这个花园般的城市里，很煞景。
身为农村子女，范玉为继承自父母的唯一一项优势，是所谓“贫下中农出身”的阶级成分。在十几年前，这可是个响当当的招牌，可时过境迁，如今这年代，阶级成分早已被淡忘，“贫农出身”不再是光荣称号，而是粗鲁、愚昧、不讲卫生的代名词。同学们嫌弃范玉为，不愿和他同桌，舍友们排斥他，视他为异类，就连老师们上课时也经常“忘记”他。这让独在异乡的范玉为倍感压抑，整个城市如同审讯室，日复一日地蹂躏着他的自尊。
不过也有例外，赵教授，也就是那个女生的父亲，对他却一视同仁，甚至，对他的关心要比其他学生还多。赵教授为人正直，在学生中威望很高，他一直都很照顾范玉为，却又做得平实自然，不显山不露水。范玉为知道，这是赵教授用心良苦，既想帮他，又不想触动他脆弱的自尊，范玉为深为自己能遇到这样的老师而骄傲。
“知识面前，人人平等！”在赵教授主讲的分子化学课上，范玉为闻到了故乡那熟悉的味道，他知道，那正是自己所需要的。于是，赵教授的课堂成为范玉为在这个压抑的城市里难得的温暖港湾。
范玉为生性要强，他不甘屈辱，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也为了对得起赵教授的关心，他比别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他天生聪慧过人，又带有乡下人的勤劳质朴，学习成绩优秀，很快便在学校崭露头角，一年后，因为表现突出，在赵教授的力荐下，他还被选举为校学生会主席。众人不得不对这个乡下来的孩子刮目相看。
对范玉为来说，赵教授是当之无愧的恩师，这不光是因为赵教授对他的关心和提携，更是因为赵教授对他思想的启蒙。课间，赵教授经常跟他交谈，还多次把他叫到家中，跟他拉家常，因为这个原因，赵教授的女儿和他熟识，渐渐成为了要好的朋友。与其他人的鄙视厌弃不同，赵教授似乎对农村非常关注，经常问起范玉为老家的情况。每当范玉为讲起父辈们在农村生产队的生活时，赵教授总是愁眉不展，显然是心里藏着什么沉重的思考。
一次，在赵教授家，范玉为说生产队时期，交完公粮后，一家每年能分到的粮食数量很少，勉强够吃，不足部分都用红薯补齐，红薯吃多了经常烧心胃疼，而且，因为长期食用单一食物，村民们普遍存在营养不良的状况，又因为医疗条件差，很多都发展成了慢性消化道疾病。
赵教授听完，沉默许久，说了一句让范玉为目瞪口呆的话：“咱们国家名义上是工农联盟，其实却一直在以牺牲农业的方式换取工业的发展，以压制农村发展的方式成就城市的优越地位，你可能不知道，这一直以来都是一条默认的产业政策。”
范玉为大惊，他想知道国家制定这种不公平的政策的原因，赵教授解释说：“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原始的产业，它是基础，却不是主干，就像树的根一样，只能深埋地底，默默无闻做贡献，永无出头之日。国家制定的产业政策只是遵循了这个客观规律。”
赵教授又列举了户籍制度、学籍制度的限制等事例，进一步说明城乡之间的不公平，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解释这些制度的作用。
范玉为听得脑袋嗡嗡响，以前，老家人经常抱怨过城乡差距，他来上海后也见识了那种天壤之别，他知道这些都和政治课本上的描述不符，但他努力让自己对此保持麻木，避免思想矛盾。此刻，听一个大学教授从嘴里说出这些事，突然感觉十分揪心，他发现，原来象牙塔里也不是世外桃源，现实的痛楚不会因为你躲着它，就不再呈现。
赵教授看到了范玉为的神情，就语重心长地说：“小范啊，真相往往很残忍，社会上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而且很多时候，这种不公平是必须的，这是文明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无法让利益的天平保持绝对平衡，作为个人，我们唯一能做的，只不过是努力站到天平翘起的那一头。我这不是在教你自私，而是在告诉你社会发展的秘密。”
“农民和市民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同样是为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的劳动者，这样的政策，对农民们不是很不公平吗？”范玉为激动地说。
赵教授眉头微微一皱：“玉为，在我回答之前，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吗？”
范玉为一愣，说：“您问吧。”
赵教授定了定神，喝口茶，缓缓地说：“同样是你身上的细胞，同样是为维持你的生命活动作出贡献的基本单元，你把足底表皮细胞压迫得那么厉害，对它们公平吗？”
范玉为愣住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也是个生命体，”赵教授说，“她的公民就是一个个细胞，彼此间有着特定的分工，这种分工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来说，是必须的。关键在于，何种程度的分工能够被接受，何种程度的分化会导致灾变，在科学上，这是一门特定的学术。”
赵教授说着，起身去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递给范玉为：“你看看这个。”
范玉为看到那书封面上的英文名字“the selfish gene”，翻译过来是——《自私的基因》，作者是个英国人，名叫道金斯。
范玉为翻翻书页，发现这是一本外文书籍，不过以他的英语功底，应该不难读懂。
“你能从农村考出来，是个不小的成功。”赵教授说，“我知道你对城乡差距很不满，跟你一样，我祖上也是农村的，但我懂得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这种城乡差距。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很多，但都是必须的，好好看看这本书吧，它能让你明白很多道理……”
就这样，那本曾经在西方引起思想地震的科普著作，深刻地改变了范玉为的思想。几年后，在范玉为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回忆起《自私的基因》对自己的影响。正是从那本书中，范玉为发现了许多一直影藏在表象下的真相，在此之前，城乡间的天壤差距已经深深刺痛了他，但这本书使他对社会分化第一次进行了理性的思考。这本来应该是一本很普通的书，主题并不广阔，只是讲解基因选择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但作者的视角对范玉为产生了巨大的震撼：道金斯所描述的基因的特性——极端利己，在范玉为看来是一种卑劣而可耻、至少是低级的属性；而这本书让他看到，从生命进化的角度看，正是这种自私造就了丰富多彩的物种，也构建了精妙复杂的生态系统，而我们人类的许多本能行为乃至道德观念、社会分工与合作，本质上也都根源于基因的这种自私性。那么，还有多少在自己看来不公平的事情其实是合理的，还有多少被宣传得正当甚至高尚的制度文化其实是建立在极端利己的卑劣动机之上呢？
再想下去，一个推论让他不寒而栗，陷入恐惧的深渊：也许，人类社会和利己主义的关系，就像是大洋与漂浮于其上的冰山的关系，它们其实是同一种物质组成的巨大水体，冰山之所以被醒目地认出来，只是由于其形态不同而已，而它实质上只不过是这整个巨大水体中极小的一部分……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的，人类社会本身就是一个永恒的角斗场，所谓“和谐”、“友爱”只不过是既得利益集团撒下的愚民谎言。
正是这种思想催生了范玉为在最后时刻的爆发。
范玉为一直不知道赵教授给他那本书的初衷是什么，也许，赵教授只是简单地想跟他聊聊学术，并以老师的身份，给他提供一个了解社会的全新视角，化解他内心的自卑和愤懑。而那本书也确实做到了这点，对范玉为来说，那是一本很好的启蒙教材，赵教授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
赵教授给了范玉为温暖，也向他展示了社会分化的残忍和冷酷，作为一个教师，赵教授圆满完成了“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是称职的。只是在范玉为看来如此优秀的一个教授，也难免会有不堪回首的过去：据说，赵教授婚后一直不育，直到四十多岁才得了个女儿。当时，赵教授的爱人已近更年期，是因为连续几天恶心才上医院检查的，怀孕诊断结果出来时，连见多识广的妇产科医生都目瞪口呆。惊讶之余，大家也都暗暗为赵教授夫妇捏一把汗——在医学上，“高龄初产”有极高的畸胎率，大家都担心孩子早夭。万幸的是，孩子没有流产，最后总算是生了下来，这就是后来的赵晓雯，范玉为的同学。只是，赵教授的爱人，因为高龄分娩的副作用，发生了严重的产后感染，生下晓雯后不久便撒手人寰了。这场“一命换一命”的惨剧深深刺痛了赵教授，他再没有结婚，而是把所有的感情都倾注到了女儿身上。
可能是因为感觉自己亏欠父母太多，赵晓雯从懂事起就分外敏感，大学时，跟班里同学说话也不多，同样敏感沉默的范玉为和热情爽朗的刘超，成为她仅有的两个朋友。她这次去北京，明显是一早就和刘超他们商量好的，临行前特意嘱托范玉为不要告诉赵教授，可见是背着父亲，这让范玉为心里很不踏实。
范玉为犹豫好久，最后还是敲响了赵教授家的门。
“是玉为啊，”赵教授开了门，不等范玉为开口，就转身进去了里屋，“来得正好，我刚说要去找你呢，进来吧。你先随便坐，我待会儿有东西要给你。哦，对了，记得把门关好。”
范玉为坐在客厅沙发上，心里忐忑不安，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直到赵教授将一只小盒子放在他面前的茶几上。
“把它收好，”赵教授说，“注意，别把外面这层保护壳给打坏了。”
“这里面是什么？”范玉为看着盒子，好奇地问。
“分子机器。”
“什么？”范玉为以为自己听错了，抬头望着赵教授。
“你没听错，就是那东西。”赵教授点点头，指指盒子，“这里面，是无机型的。”
老天！范玉为大吃一惊，心跳开始加速。
居然是那东西！
范玉为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那只精致的小金属盒子，仿佛它是整个世界的重心，不知不觉间已经吓出一身冷汗，他右手下意识地抓住了沙发一角，用颤抖的声音问：“它……它安全吗？”
“真空电场悬浮，很安全。”赵教授淡淡地说。
可是范玉为还是紧张得很，他感到自己的双腿在发抖，现在，他心里乱轰轰的，只剩下一个念头：尽快远离那只金属盒子。
那是只真正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里面的分子机器跑出来，就会把整个世界毁灭，确切地说，是把所接触的一切都改造成它的样子，直到整个地球全部改造完毕。
其实，分子机器并不稀罕，DNA螺旋、蛋白质，都是分子机器，生物病毒、细菌本质上也是一种复杂的分子机器，已知的分子机器都是由有机物构成，作用对象也都是有机物质，它们就像一台台自动运行的机器一样，能利用外界有机物不停地复制自己。这种复制一旦失控，就会呈几何级增长，直到把所有可用的有机物材料耗光。恶性有机分子机器疯狂复制造成的破坏，通常是被感染生物的病变或死亡，严重时则会造成大瘟疫，而无机型分子机器更恐怖，它们可以作用于无机物，疯狂复制的结果，是将自然环境整个儿地改造过来，所造成的后果绝对是毁灭性的。不过还好，一直以来，科学家们从未发现无机型的分子机器，而且，现有的化学理论似乎也不支持那种东西，科学界一致认为，只有结构足够复杂的有机物，才能在特定的环境下呈现出自动运行、自我复制的性质来，无机物结构过于简单，不可能具备自我复制能力。“人择原理”的信奉者们则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就算真的有无机型的分子机器存在，那它们肯定早已把整个地球、甚至整个宇宙都给改造过来了，我们现在正在无机分子机器构建的世界里生活，那些无机分子机器构成了周围的一切，包括我们的身体，因为没有新的无机材料供给，它们的复制扩张早已终止，自身也陷入了无限期休眠，所以，我们是安全的。范玉为清楚地记得，赵教授在分子化学课上说过，无机分子机器是不存在的。
但是现在，无机分子机器被装在特质的金属盒里，静静地摆在范玉为面前。
范玉为不知道盒子里的分子机器是哪种反应的催化剂：氧+铁生成过氧化铁、氢元素的还原、还是氮元素的离解，很有可能，什么都不是，盒子里完全是一种稀奇古怪的化合物，它能把周围环境中的元素化合价全部打乱，生成“碳铁化硅”、“氢镁二钙”等匪夷所思的物质，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瞬间变成荒诞派涂鸦，生命、物种、文明、科技、信仰……所有的一切，都会在物质世界这场空前彻底的大洗牌中烟消云散，再也留不下任何痕迹。
这是一种比核武器更恐怖的毁灭力量。
“您……您是怎么造出这东西的？”范玉为问道，他双手抓着大腿，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但额头上的冷汗却滚滚而下。
“擦擦汗，别慌。”赵教授递过来一块毛巾，语气和蔼，态度恳切，完全不像是一个掌握着毁灭世界力量的人，“我敢把它拿出来，自然有能力保证它不会造成危害。”
范玉为颤抖的手接过毛巾，语气同样发抖：“这……东西是怎么来的？”
赵教授没有回答，而是问道：“你还记得我跟你说的，我原先是在哪儿工作的吧？”
“您是说——中科院上海生化研究所？”范玉为握着毛巾的手停住了，脸上的表情愈显不安，“可您早已离开那里了啊，难道……难道这只盒子是您从那里——”
“不，你误会了。”赵教授摆摆手，“我做科研一向坦坦荡荡，梁上君子的事可从没干过，这东西基本上是我独立开发出来的。”
范玉为一脸尴尬：“对不起。”
赵教授谦和地笑笑：“没事儿，我知道，无机分子机器这事儿，放谁那，都无法相信是个人独立完成的，你的怀疑很正常。”
“那这盒子里的是——”范玉为依旧心有余悸，却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
“一种独特的无机分子机器——六合氧，”赵教授回答道，“这东西的是环状结构，由6个氧原子首尾相接组成，跟苯环很像，哦，你不用去费心去算化合价了，那是特殊价，不是整数，而是分数——负二分之三价，差额由氧环中央嵌套的亏电镁原子补齐，所以，这东西整体呈正电性，我正是依靠这电荷性将它捕获并悬浮储存的。”
“哦，原来是这样。”范玉为在头脑中勾画出了那东西的模样：一个微小的、带轴的原子环，静静悬浮在盒内的真空环境中，就像死神脱下来的指环。
——诱人、致命的指环。
“它能从环境中强行夺取氧原子，并复制自己，”赵教授说，“但因为尺寸过小，要在试验中觉察到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是因为机缘巧合，才邂逅这个奇异的事物。我偏执地相信无机分子机器肯定存在，便通过当年同事的关系，从上海生化所找来一套淘汰了的高精度真空设备，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物化环境下的试验，测试不同环境下化学分子的特性。在圈内人看来，我那些试验都是徒劳，但我却乐此不疲。当时，我设置的那些试验环境，完全是一个试验物理盲的手笔，磁场强度、辐射数值什么的，全都是随意设置，没想到，误打误撞，居然弄出了这么个小东西。只是，发现它后，捕捉起来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以您在分子化学方面的功底，这些都不成问题。”范玉为渐渐冷静下来，“只是，因为是独立研究，没有相关技术援助，在那过程中，您一定经历了不少挫折吧？”
赵教授缓缓点点头：“确实，失败过很多次，不过最终还是成功了，辛苦点儿也值。”
“苦尽甘来，”范玉为意识到赵教授这次是想和爱徒分享成功喜悦，不由得转惊为喜，“这真是太好了！这，这成就，完全可以得诺贝尔奖！您马上公布这个成果吧！我这就去通知大家，太好了！赵教授，这下在诺贝尔奖获奖史上，中国人就要实现零的突破了！”
赵教授笑笑，语气却有些伤感：“零的突破吗？唉……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已经得过一次诺贝尔奖了。”
“什么？”范玉为疑惑了，“我们中国人已经得过了诺贝尔奖？我怎么从没听说过？”
赵教授笑笑：“呵呵，现在的国人啊，忘记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您能讲讲吗？我很想知道这里面的原委。”
“哎……说来话长啊，”赵教授长叹一口气，说，“一切还得从六十年代说起，那时我二十多岁，正是热血澎湃的年纪，在爱国精神的鼓舞下，回国了，因为所学专业的原因，我被安排在上海生化研究所工作，于是，我参与了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的研究。那时的实验条件还很艰苦，全所成员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到1965年，研究终于取得了成功。”
这些历史，作为赵教授的学生，范玉为都是知道的，但赵教授接下来说的事，渐渐变得鲜为人知。
“成果公布后，举世震惊，”赵教授沉浸在回忆里，眼里闪耀着激动的光芒，“要知道，那可是用无机物合成出带有生物活性的有机物，这项成果对研究生命起源问题意义重大，用西方媒体的话说，那叫‘造物工程’。全世界都被中国这个新兴国家的强大科研能力震撼，瑞典奥斯陆学院已经决定要把诺贝尔生物和医学奖颁给中国，甚至通过外交途径把领奖通知都寄来了。”
“还有这种事吗？”范玉为感觉很惊讶。
“当时我是课题组的骨干成员，有幸见过那个通知。”赵教授点点头，用手比划着，“大约有这么大，折叠式硬纸板，纸质挺好，淡黄色封面，款式很独特，据说还是特制的，因为以前多是给西方人颁奖，一般是电话通知，这次给中国人颁奖，电话通不过来，只好特制一个证明。我看了通知的内容，中英双语，是邀请去领奖的没错，结尾处还盖有学院和诺奖委员会的钢印。”
“那……我们为啥今天还说没得过奖？”
“问题就出在这儿，”赵教授的话里满是惋惜，“当时，冷战格局已现峥嵘，东西方之间的对抗日渐加剧，领诺贝尔奖本来是好事儿，上级却对此没有好感，于是采取了冷处理，发下话来，让我们‘自己看着办吧’。”
“然后，你们也没心思去？”
“没心思去？嘿嘿嘿……”赵教授的笑容有些苦涩，“你以为因为是没人想去才没领到奖？你觉得，以咱中国人的本性，会主动放弃这个香饽饽？我告诉你吧，官方那态度其实是表明自己不介入、不干涉，由着下面这帮人自己去推举领奖人，这实际上更激化了下面的内争。”
范玉为不由自主地压抑了呼吸，凝神谛听。
“官方的不作为，导致了一场荒唐的闹剧：不是没人去，而是去的人太多了，严重超额。”赵教授说，“当时，能与此项工程扯上关系的，总共有上千个单位，他们都要求参与领奖，里面甚至还包括当时的市区供电局，该局的理由是他们为牛胰岛素工程提供了可靠的能源保障，诺奖理应有他们一份。至于其他八竿子打不着的单位，就更多了，提出的理由也都是让人啼笑皆非。最后，在瑞典方面给出的最后期限前，经过层层筛选，选出了50多个单位，这其中有直接参与牛胰岛素合成的，包括所里课题组下属的理论组、实验组，总共27人，除了组长王应睐主动退出以外，其他人全部保留，此外再加上一些想来露脸的外行领导在内，领奖组总共有200多人吧，这已经是压缩到极限了。”
“可是诺奖规定，一项奖最多只能3个人分享啊。”范玉为知道这个规则。
“矛盾就是这么来的。”赵教授说，“那个200人的队伍已经是极限，再缩编已经不可能，集体主义原则下，大家达成一个协议——”
赵教授缓缓举起一只手，然后猛地一挥、握拳，像是在重温当年的誓言：“要去，就全都去；要不去，就都别去！”
范玉为愕然，他想笑，却发现自己根本笑不出来。
“然后，诺奖委员会无奈之下，放弃了给我们颁奖……”赵教授无力地松开拳头，绷紧的身体随之松懈下来，“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原本没啥好讲的，不过你既然问起了，我就给你补补这堂历史课。”
“那后来呢？”
“后来啥也没有了，”赵教授摇摇头，“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不值得宣传。”
赵教授又是一声叹息，不再说话。
范玉为知道，那是只有知识分子才能体会的辛酸：国人与诺贝尔奖最终还是擦肩而过了。这就是新中国目前为止唯一一次获诺贝尔奖的经历，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那200多个超额。
诺贝尔奖，这个全世界科学家们都梦寐以求的荣誉，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总是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
这片土地上不是没有干事的人，而是坏事的人实在太多。
不是创作者们不会飞，而是拖后腿的人太多，现实的引力太沉重。
范玉为想起，赵教授曾经在课堂上讲过这样一件事：那是l922年11月l3日上午，爱因斯坦以犹太科学家身份来华，一位姓绍的中国物理学家陪爱因斯坦到南京路散步，同行的好像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大公报》经理曹谷冰等人，经过一个路基维修点，爱因斯坦在一名砸石子的小工身旁停下，默默看着这个在寒风中衣衫破烂、手脸污黑的男孩子，问那位物理学家：他一天挣多少钱?问过小工后，物理学家回答：五分。这，就是当时那位国内顶尖的物理学家与改变世界的科学大师唯一的一次交流，没有物理学，没有相对论，只有冰冷的现实。据说，爱因斯坦听到这个回答后又默默地站在那里好一会儿，看着小工麻木的劳作，手里的烟斗都灭了也没有吸一口。那位物理学家在回忆这件事后，不止一次地对周围的人发出这样的感叹：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的，现实的引力太沉重了。
此刻，范玉为好像突然明白了赵教授为什么要讲那个故事：原来，不论是民国时期还是现在，不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物质产品，科技的下场其实都是一样的。
“后来，我厌倦了，也失望了，就离开了生化研究所，躲进大学里教书。”赵教授说，“大学是个象牙塔，能避开许多不愿看到的事情。但是渐渐地，我对分子化学的热爱还是重燃了，我想起那个具有生物活性的牛胰岛素，那个有机体，突然想到，既然有机分子机器要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运行，还需要必要的能量输入，那么，无机化学反应在这些方面其实是类似的，也就是说，有机分子机器和无机分子机器之间其实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赵教授的语气变得兴奋起来：“于是，我通过私人关系，重新和生化研究所取得了联系。当年那些同事都已经混到高位，当我提出想查阅当年合成牛胰岛素的相关资料时，因为早已公布，不再涉及保密问题，他们很愉快地答应了，甚至还帮我弄来一套已经淘汰的试验设备。”
“已经淘汰的设备，还能用？”范玉为忍不住问。
“说是淘汰，其实是因为设备本身的自然老化，再加上十年浩劫期间无人看管，缺乏必要的保养，已无法再用来做精密的生化分子试验。”赵教授说，“但我想做的是无机分子试验，所需精度要低好几个数量级，用起来自然绰绰有余。你们上的几次分子合成实验课，用的就是它。”
“啊……”范玉为刚明白过来。
“那套设备占地面积并不大，我是以学校的名义弄来的，征得校方同意后，便装进了实验室，这样既能方便教学，又可以使用免费的电力，事实上那套装置的耗电量也并不大。”赵教授说，“于是，长年累月的试错下来，我终于发现了这东西。”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啊！”范玉为高兴地说，“现在，赵教授，马上去公布成果吧？”
“不，这事儿要慎重，”赵教授神色凝重，“这也正是我想和你说的：我在研究中发现，当年的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工程，似乎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仔细研究了那套设备，再结合对那些资料的分析，隐约感觉到，它似乎是一个伪装成民用科研的国家级项目，甚至——当然，这只是猜想——它很可能还跟当时的国防建设有关。”
“这……这怎么可能！”范玉为吃力地说，显然是难以置信。
“最好是我多想了，按说国防科研项目的保密级别不会这么低。”赵教授也显得很不安，“但我总感觉里面有些不对劲的地方，也许，它从一开始就是瞄准无机分子机器方向的，搞有机合成不过是在做前期的技术铺垫，接下来便要向无机物过渡，只是后来的研究因为十年浩劫等原因被迫中断了，所以我在那些资料基础上搞的后续研究才会这么顺利。如果真是这样，那我这次研究就已经涉及到了国家利益，也就不得不慎重起见了。”
范玉为惊得目瞪口呆。
“你也知道，最近外面挺乱，这东西一拿出来，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很难预料，”赵教授终于道出了此番谈话的目的，“所以，公布成果的事还是等等再说吧，我必须先把这成果上报国家有关部门。生化所那边人多口杂不保险，不能通过他们上报，我必须直接去北京找渠道。这期间，我想把它先交给你保管，你口严。你随我一起上京，现在铁路的路况不好，火车上人多，又挤，路上多个人也好有个照应，万一发生意外时，还能多个保险，所以，有必要让你知情。”
“为什么是我？”范玉为怔怔地，还没反应过来，“您把这些机密都告诉我，还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这样的一个青年学生来做，您就不怕——”
“如果是你的话，没问题的。”赵教授笑笑，说，“我本来是想找更多人同去的，可惜现在学校里已经很难找到值得信赖的人了。现在局势动荡，各方的火气都很盛，像咱们学校，几乎每一个人都成了火药桶，随时可能被点燃，分子机器是一柄利剑，不能交给那些人。只有你是个例外，你身居学生会要职，却直到现在也没去北京，这说明，你是个对国家目前状况持理性态度的人，你是可靠的，不会冲动。”
进京的火车上，范玉为看到很多学生，都是和他同年龄的，不少人还穿着校服，从校服的字样上可以看出他们来自东南地区的各大高校。那些学生脸上看不到长途旅行的疲惫，有的，全是标志性的兴奋表情。他们三五成群，在走廊上、过渡厢里热切地讨论着进京后的行动日程，全然不顾周围人的反应。有这些肾上腺分泌过剩的年轻人存在，本就拥挤的车厢显得更加杂乱了。此时邻近盛夏，天气已经转热，而车厢内又通风不畅，就像个大蒸笼，里面汗味儿、脚臭味儿、烟味儿、酒味儿、果皮味混杂在一起，无时不刻都在考验着旅客嗅觉细胞的耐受力。不过，众人似乎在群体无意识中形成了某种默契，每当身体的不适感快要积累到爆发点时，都会有一两个学生起头高呼各种口号，然后，众人群起响应，在一声声的呐喊中，压力和不满情绪暂时得到发泄。轰鸣的列车，像一串移动的炸药包，坚定而执着地，沿着京沪线顽强跋涉着，奔向自己的宿命。
“这情形，就跟当年的红卫兵大串联一样……”赵教授说，表情愈发凝重，自从范玉为把赵晓雯去北京的事情告诉他以后，他眉间愁云就再没有散开。
他一早就看出了女儿有上北京的意向，只是没想到她会不辞而别。
“真是乱来！太冒失了！”刚知道消息时，他心急如焚，“我就怕她这样！唉……现在世道都乱成这样了，她偏不让我省心……不行，我得去找她！玉为，我必须先去找相关部门汇报科研成果，你年轻体力好，替我去找雯雯吧，到了北京，你立刻去广场上把她拉回来！”
范玉为应诺了。
赵教授让范玉为先去学校办公室开出差证明，自己收拾东西，证明一到，两人便直奔上海火车站，师徒二人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踏上了北上的火车。
火车还没启动，赵教授的心就已经飞到了北京，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也是这么多年来支持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眼下形势复杂，他决不允许女儿有任何闪失！
“继承五四遗志！”车厢里又开始响起口号声，这次跟以前不一样，是通过手持式电喇叭传出来的，听声音，还是一个女生。
“坚决反对倒退！”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回应，显然这两句已是重复了好多遍。
“拒绝官倒，严惩腐败！”又是那个女生的声音，电喇叭声越来越近，人群开始骚动，许多人站起来循声望去，范玉为也不由自主地被这情景吸引住了。
“群众万岁，正义无罪！”众人随之高喊，过道边的人发觉电喇叭声在逐渐接近，便主动腾出路来，仿佛是怕挤着那个人。
“我们的斗争目标是，”电喇叭的声音铿锵有力，“力争实现官民平等！”
“好！——”众人开始鼓掌。
“谢谢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坚强的后盾，谢谢……”电喇叭声连声感谢着，声音越来越大，不多时，便从人群后走过来一个手持电喇叭留着学生头的女生，在女生转脸的一霎那，范玉为看到，她眼里闪着泪光。
那女生中等身材，长得端庄白静，看样子不像是一个爱闹事的人。范玉为仔细端详，觉得那女生有点儿面熟，似乎在哪儿见过，但一时之间却也想不起来是谁，就询问身旁的赵教授。
“柴玲。”赵教授扫了那女生一眼，便闭上了眼睛。
“什么？就是高自联的那个女精神领袖？”范玉为惊讶了，随后，压低声音问赵教授，“她不在广场上压阵，跑这儿来干什么？”
赵教授闭着眼睛，没有回答。
转眼间，柴玲已经走到了范玉为跟前。
“只要我们坚持走学生、群众结合的路线，这项伟大的进步事业必将走向胜利！”柴玲通过电喇叭讲出的话震得范玉为耳朵嗡嗡作响，接着，只见她高举拳头，振臂一呼，“胜利！”
“胜利！”许多人回应道。
“胜利！”柴玲再次高喊，电喇叭口指向了车顶。
“胜利！”更多的人开始回应。
……
柴玲的声音似乎有一种魔力，每次她喊完，车厢里的学生们都会随之高喊，渐渐地，连普通乘客也被带动起来，参与者越来越多，这过程中，大家的目光焦点也一直跟着她移动，仿佛是在举行一场庄严的阅兵式。众人望着柴玲的目光各不相同：信赖、崇敬、关爱、支持……却都被这个貌似普通的女孩子鼓舞着、激发着，参与到她的行动中来。
这个平凡的女孩子身上，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望着柴玲那瘦小的身影，范玉为突然怔住了：也许，这才是当代年轻人应有的姿态。
这是一个草根英雄崛起的年代，每一个年轻的生命，都会化作一个不安跳动的火种，燃尽一方杂草，照亮一片地平线。
“胜利！”柴玲喊着口号从范玉为身边走了过去，擦肩而过的那一瞬间，范玉为感觉到这个女生正在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融化自己心里的那层硬壳，年轻人固有的激情，就像火山口下的岩浆般，汹涌澎湃，忍不住要和她一起共鸣。
范玉为不由自主地想要站起来，这时，身旁的赵教授伸手拦了他一下：“别冲动！我们还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分子机器！——范玉为心念电闪，清醒过来。
“还是把盒子交给我吧。”赵教授说，“至少，我比你冷静。”
赵教授的话如同醍醐灌顶，使范玉为心里的岩浆迅速冷却下来，他默默地递过盒子，然后静静地看着柴玲渐行渐远，恍惚间，他感到，万众瞩目下，那个女生的背影其实是那么孤独。
“记住，此次出差，上级安排的住宿地址是在京西宾馆502房，找到雯雯以后，就带她去那，我会在那里等你们。”赵教授嘱托道，然后，叹了口气，说，“不要意气用事，许多事，都需要慢慢来，急不得。”
3小时后 北京南站
“嘿，这不是咱们老大嘛！”范玉为站在火车站门口，正等着赵教授打公用电话回来呢，就被同学给撞见了，对方是校学生会的激进派成员，之前因为上京的事跟范玉为有过不少争吵，此刻在这个地方碰见了，语气显得格外刻薄，“您这是要去哪儿啊，范主席？”
真是冤家路窄！——范玉为心里这样厌恶着，脸上努力挤出笑容来，只是因为心里的紧张和尴尬，笑得很抽搐：“我只是……来这儿逛逛。”
“逛逛？”对方脸上挂着坏笑，“一个人来的？”
“不，还有——”范玉为刚想说“赵教授也来了，我在等他”，好把这人支走，突然想起赵教授临行前叮嘱要保密，便改口道，“——哦，对，我一个人来的，来——看看你们。”
“难道说，你想通了？”对方脸上的坏笑凝固了，神情严肃起来，他盯着范玉为的眼睛，脸上表情变化好几次，最后，仿佛发现了宝藏，双眼冒出亮光，双手猛地拍在范玉为肩上，“你想要加入我们！对吧？玉为？”
“这……”范玉为犹豫了一下，心想，眼下分子机器在赵教授那里，赵教授就算回来找不到自己，也不妨碍继续找渠道汇报成果，自己的任务是找到赵晓雯，现在随他去了正好方便寻找，于是便说，“对，我想通了，我决定加入大家的队伍，现在，你带我去吧。”
不出范玉为意料，复旦大学学生代表的静坐地点，设在广场中央的一个显要位置上，按说，复旦的学生作为后来者，是没资格享有这一殊荣的，范玉为不知道这是刘超他们同兄弟学校代表争夺的成果，还是众多兄弟学校主动留给复旦大学的面子。据说，复旦的学生早就进驻广场了，只是一直没公开打出旗号，不过现在，复旦的大旗正在迎风飘扬，和周围那183面旗帜一起，组成了一幅声势浩大的广告。
范玉为慢慢走到旗下，禁不住产生了些许自豪感：这是属于母校的位置！
这是个很好的位置，站在这里四下一望，整个广场便一览无余。但在范玉为看来，周围的一切只能用混乱来形容：以往整洁美丽的天安门广场，如今已经彻底沦为一个垃圾场，除了道路和花坛草坪，其余地方全被学生搭建的简易帐篷和地铺占据，在那些由旧油毡、衣物书报搭建的“小窝”里，学生们或坐或卧，不少人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如同流浪汉。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旁摆满了花圈，还扯上了电线，架起了广播站——那是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学生中各派别为此展开的争夺从未停止，酷似文革中各派红卫兵的武斗。周围全是简易帐篷和地铺，只有一两个较大的空地没人占——听同学介绍说，那是公共舞池，夜里会有人在那里跳迪斯科。
“这算不了什么。你来晚了，没赶上好戏，”同学说，自从把范玉为拉来以后，他感觉自己立了一功，变得兴高采烈，“前两天，崔健都来了。”
听到“崔健”的名字，范玉为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他来这里干什么？”
“来给大家鼓气啊，”同学说，“现在谁不想着爱国啊，你以为都像你，反应迟钝……”
“……他来静坐了？”
“静坐倒没有，他总共待了不到十分钟，当时我看见了，他头上缠着红布带，下了出租车，对着大伙儿猛地一举拳头，然后大家就开始集体欢呼。呵呵，”同学笑了笑，说，“其实，我觉得啊，他比柴玲更适合做咱们的精神领袖。”
范玉为对那个摇滚歌星不感兴趣，眼下他关注的是另一个人：“赵晓雯去哪儿了？”
“咦？——”同学的语气开始变得古怪，笑着看了过来，“你该不是看上她——”
“去去去，问你正事呢，”范玉为不耐烦地打断他，“她去哪儿了？我找她有急事。”
“是——吗？”同学一脸坏笑地凑上来，“那这个——”他双手相对，两边的拇指同时翘翘，“——不也是急事吗？”
“别废话，你再这样我可要翻脸了啊！”范玉为生气地说，“你老实回答！”
“嗨，何必这么认真……”同学失了兴趣，懒懒地说，“她跟着刘超去下乡了。”
“下乡？”
“就是去郊区和乡下发动群众，现在大家都这么干。”
“什么时候去的？”
“刚走。”
“去哪儿了？”
“不知道。”
“那，他们什么时候能回来？”
“不太清楚，据说是过个七八天，大约就是下个星期吧。”
“还有一周时间吗？”范玉为默念着，然后对同学说，“我去趟厕所，待会儿就来。”
“哎——”同学叫住了他，“我说玉为，你可别溜号啊！”
“不会的。”范玉为说完，大步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