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只是常常忘了，——这才真有点奥妙。
故事是由一个守墓人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一连好几年，这位温和的小个子守墓人每星期都收到一个不相识的妇人的来信，信里附着钞票，要他每周给她儿子的墓地放一束鲜花。后来，有一天，他们照面了。那天，一辆小车开来停在公墓大门口，司机匆匆来到守墓人的小屋，说：
“夫人在门口车上，她病得走不动，请你去一下。”
一位上了年纪的孱弱的妇人坐在车上，表情有几分高贵，但眼神已哀伤得毫无光采。她怀抱着一大束鲜花。
“我就是亚当夫人，”她说，“这几年我每礼拜给你寄钱……”
“买花。”守墓人叫道。
“对，给我儿子。”
“我一次也没忘了放花，夫人。”
“今天我亲自来，”亚当夫人温存地说，“因为医生说我活不了几个礼拜了。死了倒好，活着也没意思了。我只是想再看一眼我儿子，亲手来放这些花。”
小个子守墓人眨巴着眼睛，没了主意。他苦笑了一下，决定再讲几句。
“我说，夫人，这几年您老寄钱来买花，我总觉得可惜。”
“可惜？”
“鲜花搁在那儿，几天就干了。无人闻，无人看，太可惜了！”
“你真这么想？”
“是的，夫人，您别见怪。我是想起来自己常跑医院孤儿院，那儿的人可爱花了。他们爱看花、闻花。那儿都是活人。可这儿墓里哪个活着？”
老妇人没有作答。她只是又小坐了一会儿，默默祷告了一阵，没留话便走了。守墓人后悔自己一番话太率直、太欠考虑，这会使她受不了。
可是几个月后，这位老妇人又忽然来访，把守墓人惊得目瞪口呆：她这回是自己开车来的。
“我把花都送给那儿的人们了，”她友好地向守墓人微笑着，“你说得对，他们看到花可高兴了，这真叫我快活！我病好了，医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我自己明白，我觉得活着还有些用处！”
不错，她发现了我们大家都懂得却又常常忘记的道理：活着要对别人有些用处才能快活。
Number : 1679
Title :一点人情味
Author :艾伯特·P·豪特
Issue : 总第 6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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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遇见到一个我不喜欢的人，”威尔·罗吉士说。这位幽默大师能说出这么一句话，大概是因为不喜欢他的人绝无仅有。罗吉士年轻时有过这样一件事，可为佐证。
一八九八年冬天，罗吉士继承了一个牧场。有一天，他养的一头牛，因冲破附近农家的篱笆去啮食嫩玉米，被农夫杀死了。按照牧场规矩，农夫应该通知罗吉士，说明原因。农夫没这样做。罗吉士发现了这件事，非常生气，便叫一名佣工陪他骑马去和农夫论理。
他们半路上遇到寒流，人身马身都挂满冰霜，两人差点冻僵了。抵达木屋的时候，农夫不在家。农夫的妻子热情地邀请两位客人进去烤火，等她丈夫回来。罗吉士烤火时，看见那女人消瘦憔悴。也发觉五个躲在桌椅后面对他窥探的孩子瘦得象猴儿。
农夫回来了，妻子告诉他罗吉士和佣工是冒着狂风严寒来的。罗吉士刚要开口跟农夫论理，忽然决定不说了。他伸出了手。农夫不晓得罗吉士的来意，便和他握手，留他们吃晚饭。“二位只好吃些豆子，”他抱歉地说，“因为刚刚在宰牛，忽然起了风，没能宰好。”
盛情难却，两人便留下了。
在吃饭的时候，佣工一直等待罗吉士开口讲起杀牛的事；但是罗吉士只跟这家人说说笑笑，看着孩子一听说从明天起几个星期都有牛肉吃，便高兴得眼睛发亮。
饭后，朔风仍在怒号，主人夫妇一定要两位客人住下。两人于是又在那里过夜。
第二天早上，两人喝了黑咖啡，吃了热豆子和面包，肚子饱饱的上路了。罗吉士对此行来意依然闭口不提。佣工就责备他：“我还以为你为了那头牛大兴问罪之师呢。”
罗吉士半晌不作声，然后回答：“我本来有这个念头，但是我后来又盘算了一下。你知道吗，我实际上并未白白失掉一头牛。我换到了一点人情味。世界上的牛何止千万，人情味却希罕。”
Number : 1680
Title :怕见阳光的人
Author :沈晓亚
Issue : 总第 62期
Provenance :读者文摘
Date :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夜深了，酒精灯里的酒精不太多，当我从高高的架上拿出一瓶酒精想给灯里添加时，不料绊到椅子脚，整个人倒在桌上。霎时，酒精火焰在我头上、脸上、颈上和大腿上猛烧。
一种求生的本能，使我推开小房间的门。我由楼上滚下来，晕了过去。
清醒是在灼伤后的第三天。我在医院里。我没有眼睛，没有嘴，没有鼻子；唯一可以发出的声音，只是“呜”的一声，不像人声，倒像一只将要受屠宰的猪发出的尖叫。我烧伤了很多处，最严重的地方在脸、颈、手臂和大腿上。
唯一能动的，只有双脚。我学会在需要止痛药时就蹬一蹬脚。然而我很清醒，乐观，一点也不害怕。“灼伤的地方好了，那就一切都没问题，”我想，“最坏也不过是以后不能穿裙子或游泳衣吧。”
每次医务人员给我换纱布，我便痛得整个脑袋都快要爆了。一直到5个星期后我能张嘴时，只能靠手上吊着的葡萄糖和盐水针活命。
一个半月后的一天，我半睡半醒时，听见姐姐轻声说：“她的眼睛好多了，但她照过镜子，恐怕又会希望永远不再睁开眼睛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我真正损容程度的暗示。当晚，我临睡饮泣，不能自制。
“要是我，一定去死”
医生割去我脸上、颈上和右腿上的死肉，从左腿上割下一层层皮，移植上去。
此后做过6次类似的手术，情况没有多大好转，父母为了付我那笔6万元医疗费，已经债台高筑。他们带了我出院，让我在姐姐家休养，然后再转到台北一家较好的医院。
在姐姐家，我第一件事就是找镜子，不料他们早已将所有的镜子和能照人的东西全收藏起来了，连金属的羹匙都换了塑胶的。于是有一晚我偷偷溜到楼下房客的浴室。
映在眼帘的简直不堪入目，可怕得几乎使我将头撞在镜上：前半个脑袋光秃秃的，只剩下一小撮头发在脑袋后面；脸部缠着纱布，还渗着斑斑的血渍。我冲到街上，想找一把刀将纱布割开，看看自己的真面目。才走出门口第一步，就遇到一个小男孩，指着我大叫：“鬼啊！有鬼啊！”我连忙窜回家，心跳得很厉害。
一星期之后，爸爸妈妈带着向亲友借来的两万块钱，送我到台大医院做整形手术。此时，伤口还没痊愈，随时都可能引起并发症。医生暂时只能给我打针，希望伤口愈合时不会太凸起。我右眼旁的肌肉收缩了，所以要从脖子割两小块皮肤，移植为新的眼皮。手术后一星期，纱布揭开的时候，我向护士要了一面镜子。我的脸简直怪异，象月球表面凹凸不平，尽是坑坑疤疤的伤痕。用指甲刮一下，不痛，用劲挖一下，稍有感觉。真正的痛，痛在心里。我活下去干什么？我爬上病床哭得死去活来。
主治医生安慰我：“等伤都治好时，我们会给你介绍个好的整形医生。”
我把被拉下，把头探出来：“那要花多少钱？”
“很难说，”他说，“差不多20万元左右”
我哪来这么多钱？家里已负债了。我又哭起来，越哭越伤心。
日子在沉默与绝望中消失，此刻我已了无生趣。我用睡不着的藉口骗取一粒粒的镇静剂，只想积少成多，然后一古脑儿吞下去。有天妈在我旁边一头栽在地上。医生们说她心力交瘁，营养不良。我又知道爸爸给我捐血太多，渐渐不支了。我请求他们回家，决定自己照顾自己，生存下去。
1976年4月，我出院了。医生对我说：“等整形后，还会更好的，只要你有信心。”医院的社会服务部一位员工送了一本《圣经》给我，要我信从上帝的安排。“神的旨意不能避免，”他说，“只有全心全意地去达成。”
这真是上帝的安排吗？太残忍了。我只是个20岁的女孩子啊！戴着一顶阔边帽子、一副大墨镜和一个纱布面罩，回到了家。
“你心中的信仰”
回到家里，我一直不敢出门见人，父母也怕让别人看见我。家里有客访，我便赶紧躲起来。邻人都在说闲话，绘影绘声地说我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毁容是报应。妈痛苦极了。爸爸建议我到山上的姑姑家小住，那里人烟少，可与山胞为伴。我不肯，我不甘心做个影子，一辈子见不到阳光。